【民革党员说】刘枫：我的不悔选择
作者简介：
刘枫，遂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革遂宁市委会主委
近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民革党员说”，到底要说什么？听了欧阳泽华主委、省委会班子成员的“民革党员说”，看了市（州）、基层的“民革党员说”，这个问题逐渐清晰起来。我想，“民革党员说”最根本的是要说清楚三个问题--我为什么要加入民革？民革给了我什么？我为民革做了什么？
遂宁民革是1987年开始筹备，1988年4月正式成立的。我的母亲陈显祝是遂宁市市中区政协委员，也是遂宁第一批加入民革的党员之一，她还参与了组织成立的一些事务，当时的我才参加工作不久。那些年，母亲时常参加民革和统战部的聚会和会议。1988年前后，他们主要谈论遂宁民革成立的事，后来就是开展各式各样的组织活动。我感到很新奇，也经常帮着他们做一些会场布置、泡茶倒水、打印资料的事情。民革的那些伯伯、叔叔、阿姨还打趣地说，我们又培养了一个“小民革党员”，统战部的领导也说，“刘枫属于民革发展的重点对象范围”。但是，母亲却不作回应、不置可否，而我也只是觉得民革的人善良、随和、直率、真实，没有往别处想。
时间一晃到了1999年。这一年，李登辉抛出“两国论”，我与丈夫米银军一道，以黄埔后代名义，写了一封《致台湾中华黄埔长辈公开信》，驳斥分裂言论。这封信分寄给70余位在台黄埔长辈，收到了陈立夫、黄幸强等国民党元老和在台高层人士的回信和积极回应。也是在这一年，我来到阔别30年的广州（我1965年生于广州，1969年回到遂宁）。我在黄埔军校旧址的展陈资料中，找到了祖父刘高的照片，他一身戎装，英武帅气。祖父是黄埔五期生，早年参加北伐和抗战，曾担任国民革命军西南游击总队司令。我的父亲刘敬恒、伯父刘子敬，叔叔刘越、刘广渊，也先后毕业于黄埔军校，可谓“一门五黄埔”，我的母亲还是侨属、台属。这样，我也就自然成了拥有黄埔、侨属、台属等多种渊源的重点统战对象了。
如果说，1999年以前，民革人的善良、随和、直率、真实，在潜移默化中，让我亲近民革。那么，1999年的广州之行和《致台湾中华黄埔长辈公开信》，就是在真实的场景中，使我义无反顾地要加入民革了。从广州回到遂宁后，我向民革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在申请书中，我表述了对民革的认识，对孙中山、宋庆龄、李济深、何香凝等的敬仰，我表达了加入民革的强烈愿望和为民革事业奋斗的决心。2000年，组织考察后，批准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民革党员。现在算起来，我是民革二代，因为我的母亲是民革党员，我的家庭是三代民革了，因为我的侄女刘淼也是民革党员。并且，我们做到了“代代民革人，同心跟党行”，这个党就是中国共产党。
以上，是我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加入民革？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组织安排的。1986年，为了落实中央有关政策，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在全省统战对象中选拔优秀青年安排工作，参加国家建设。当时，分配给头一年才刚刚撤县建市的遂宁只有3个名额。时年21岁的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遂宁市卫生局。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打字员。那时的铅字打字机，使用起来非常耗时费力，一坐就是一整天，很多时候还要加班到凌晨。即便工作再辛苦，我都毫无怨言，因为我坚信这是人生的第一步，一定要走好。就像习近平总书记说的那样，人生的第一颗纽扣，一定要扣好。
我自知学历不高、知识欠缺，在工作之余，我总是坚持学习。这些，领导和同事们都看在眼里，单位支持我参加高学历考试，并同意我于1994年至1996年，脱产在四川省行政财贸管理干部学院学习文秘专业，获得大专学历。1999年至2003年，我又在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习法律专业，获得大学本科文凭。
两次系统的学历教育学习，还有平时不间断的学习，使我在各个方面有了较大提高。我将学到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使自己得到了不断地进步。
2000年2月，我当选遂宁市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8月担任遂宁市红十字会秘书长；2001年10月，兼任遂宁市侨联副主席；2004年7月，兼任民革遂宁市委会副主委；2005年12月，兼任遂宁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2006年10月，兼任遂宁市爱卫办副主任；2007年11月，担任民革遂宁市委会主委；2008年1月，兼任民革四川省委会祖统委副主任，2月当选遂宁市政协副主席，4月当选民革四川省委会常委；2012年6月，当选民革四川省委会副主委，12月当选民革中央委员；2013年7月，兼任民革四川省委会“三农”委员会主任；2017年9月，兼任民革四川省委会人口资源与环境委员会主任；2021年9月，当选遂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此外，我还是四川省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十三届人大代表，四川省第九届、第十三届政协委员，我还兼任四川省黄埔后代联谊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遂宁市黄埔后代联谊工作委员会主任。
今天，回顾我37年的工作经历、回想我两次共6年的学习往事、回望我在民革23年的成长历程，我思绪万千、感慨不已。几十年里，我从一个一般工作人员一级级提拔为一名副厅级领导干部，从一个普通民革党员一步步成长为一名省辖市级地方组织主要负责人。几十年来，我真实感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力，我真情感恩组织的培养和关怀，我更加衷心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能够让我们有机会主动参与、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伟大事业。个人的命运与美好的时代同行，使我们拥有了无上的荣光。
以上，是我回答的第二个问题--民革给了我什么？
可以这样说，我的政治选择是民革成就的，我的无上荣光是民革给予的，我的终身事业理所当然的就是民革。当然，这一切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得以实现的。
为地方建设贡献力量。1993年初，那时我还是遂宁市卫生局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受中共遂宁市委和市政府主要领导安排，我利用家族的渊源关系，帮助遂宁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挂牌交易，“明星电力”成为遂宁市第二家上市公司。2012年5月，我以遂宁市政协副主席身份，代表遂宁市到全国政协协调，促成2012年至2016年连续三届，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等多个国家单位与四川省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绿色经济遂宁会议”。我在担任四川省、遂宁市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20多年间，提交代表建议、委员提案30余件，部分列为督办件，由省、市政府相关领导领衔办理。我担任民革遂宁市委会副主委、主委以来，组织提交的集体提案就有上百件，代表建议、委员提案更是近千件。
为民革发展努力工作。1988年4月遂宁民革成立以来，经过历届市委会的接续努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党员规模从最初的40多人，到我接任主委时的200来人，增加到了现在的425人，年龄和学历结构、实职干部安排任用、整体素质等都在不断优化和提升。1个监委会、8个专委会、6个市直属支部、2个行业总支、3个区域总支设立规范，基层组织、专委会、监委会活动要求明确，示范支部、民革党员之家创建有序推进。2017年12月，时任民革中央副主席郑建邦对遂宁民革系统推进组织建设的做法给予肯定性批示，民革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李惠东也对遂宁民革创新工作方式助力脱贫攻坚的做法作出肯定性批示。
为国家统一添砖加瓦。促进祖国统一是民革的特色工作，也是我重点关注的方面。20多年来，我发挥家族渊源优势，用书信来往、贺年卡寄递、电话联系、相互拜访等多种方式，做了大量工作。先后直接或间接与陈立夫、黄幸强、蒋孝严、邹坚、连战、宋楚瑜、江丙坤、梁铮、林中森、李妙梅、薛人仰等国民党元老、台湾高层、台湾商界、台湾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和各界人士联系，宣传“一国两制”政策，助力两岸交流联络。2009年9月，我邀请原台湾陆军上将总司令、陆军军官学校校长、新同盟会会长许历农、原台湾陆军少将陈兴国和聂力、丁衡高夫妇，来遂宁参观考察。我还持续十多年，在每年的国庆、中秋期间，以民革遂宁市委会的名义，邀请在遂宁的台胞、台属、台商代表和台联会等涉台单位，开展“庆佳节、祝团圆、话发展”活动；在每年春节等重要节日，以遂宁市黄埔后代联工委主任和民革遂宁市委会主委的身份，慰问看望健在的黄埔老人和抗战老兵。
以上，是我回答的第三个问题--我为民革做了什么？
2013年，民革遂宁市船山区总支二支部党员王勤柱，建议在党员中开展“三个什么”的活动，即“你为什么加入民革、民革给了你什么、你为民革做了什么”。当年，我支持王勤柱的建议，在遂宁民革的部分基层组织和党员中开展了这项活动。时隔十年后的今天，欧阳泽华主委和民革四川省委会，站在新的高度上，结合主题教育要求，在全省民革组织和党员中广泛开展“重温加入民革承诺，守护民革精神家园”专项活动，并以“民革党员说”作为重要载体和抓手，我感到非常激动和振奋。我们就是要按照欧阳泽华主委和民革省委会要求的那样去做，我们的“民革党员说”就是要常常说，我们的“民革党员问”就是要时时问，我们要“说”出民革的激昂情怀，我们要“问”出民革的实干兴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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