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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刊速递 | | 2024年第6期

南京社会科学 南京社会科学
2024-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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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S

NO.6 202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 “第二个结合”思想史意义的三维逻辑

    张 明

  • 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话语的

    理论内涵、历史演进和时代要求

    潘文娇 王 刚


哲学
  • 人间失“格”:人设的拟像存在及其反思

    徐 强

  • 数字劳动的主体性悖论及其超越

    ——基于马克思劳动哲学视角的分析

    张九红


公共管理

  • 技术赋能、制度创新与行为重塑

    ——“放管服”改革何以优化营商环境?

    刘 祺

  • 数智赋能视下医共体医防融合的创新机制与实现路径

       


法学

  • 人工智能“逐案设法”治理模式的优化

    邓建鹏 马文洁

  • 行政诉讼“职权主义”的边界及规制

    邓刚宏 刘 乐


新闻传播学

  • 网络舆情智能生成风险防控的PDRR体系构建

    魏俊斌

  • 道德物化:大模型人机价值对齐的技术伦理进路

    袁雨晴 陈昌凤


钟山文艺论坛

  • 制造分身:现代性主体的自我危机与分离想象

     

  • 中国电影导演概念的历史发生与现代走向

     漪  李兴阳


教育学

  • 论作为教育问题的心灵困顿

    祁东方


长江文化论坛

  • 长江文化的时代价值与文明形态

    曹劲松

  • 从“地方”到“空间”:

    非遗的美学构建及其转化

     

文章摘要


ABSTRACT→ 







“第二个结合”思想史意义的三维逻辑

张 明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构成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第二个结合”,是党的理论创新史上的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第二个结合”思想解放意义的关键在于,通过“结合”使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认识上升到前所未有的规律性高度,彰显出极为深远的思想史意义。首先,“第二个结合”准确阐明了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既否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也拒斥了文化虚无主义和文化复古主义的错误倾向,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元问题”的系统性阐释。其次,“第二个结合”实现了对新的文化形态的历史性建构,具体表现在通过“结合”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是一种既超越传统文明观的前现代性,同时也超越西式文明观的形而上学抽象性的复合型文明形态,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最后,“第二个结合”筑牢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以中华文明的突出连续性深刻阐明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选择是历史的必然而非时代的偶然,具有深厚的文明底蕴和坚实的文明根基。






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话语的

理论内涵、历史演进和时代要求

潘文娇 王 刚

作为新时代的一个全新范畴和重大命题,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自新时代以来呈现出系统化的特点,并跃升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高频语汇和中国共产党党建思想理论的创新表达。在不同历史时期,党的自我革命话语呈现出具象形态不断丰富理论内涵持续拓展的话语叙事特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坚持自我革命是回答好“继续成功”未来之问的应有之义,是引领党在新赶考之路上得到革命性锻造的必由之路,必须始终以不断的自我革命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为把握历史主动注入内在动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坚实基础,从而达到“强主体”“增动力”“促发展”的实际效果,不断开辟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伟大实践的新境界。






人间失“格”:

人设的拟像存在及其反思

徐 强

在数字时代,数字生活是人的现实生活的延展,不仅实现了人的数字化生存,而且丰富了人的生活内容。人设是数字化时代人的新表现样态,它不仅实现了人的另类持存,而且具有商业价值,是现代的商业化表演。通过对人设的反思,使我们从建构世界回归现实世界,从人设回落到人格,进而思考人的现代生存问题。人设既不是单纯的技术现象,也不是单纯的商业现象,而是涉及人的内在同一性以及人之为人的存在性证明。只有在人的叙事性展开意义上,我们才能准确把握人设的真实意蕴。






数字劳动的主体性悖论及其超越

——基于马克思劳动哲学视角的分析

张九红

从马克思劳动哲学视角来看,数字劳动具有劳动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双向辩证特性。在主体客体化层面,数字劳动主体尽管能够能动地改造对象性客观世界,但是还力求摆脱数字资本定向、控制和管理,期望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实现主体自由和创新的自觉意识和实践能力;在客体主体化层面,数字资本主体性虽然客观地需要数字劳动展现其主体自由,却通过占有和挪用数字劳动主体的能动实践和社会关系结构而使得数字劳动主体产生异化。上述构成了数字劳动主体和数字资本主体的内在逻辑和矛盾张力,其结果是导致数字劳动存在着主体性悖论。因此,其超越路径内在于资本主体的自身界限和限制,外显于数字劳动和数字劳动者主体意识的双向建构过程。这种基于马克思劳动哲学关于人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阐释,既能揭示当代数字资本主体性实践的虚伪面纱,也能为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提供理论支撑。






技术赋能、制度创新与行为重塑

——“放管服”改革何以优化营商环境?

刘 祺

“放管服”改革与营商环境优化是我国行政管理改革的重点,从技术、制度和行为三个核心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出发,构建“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理论分析框架,有助于厘清其逻辑理路。基于广东省的案例研究显示:以技术赋能营造高效化、便捷化的政务环境,以制度创新塑造规范化、公平化的法治环境,以行为重塑打造透明化、可预期的市场环境,是当前改革的三大重点。同时也要注意到,技术应用与组织结构之间的张力、制度安排与行为重塑之间的障碍、技术嵌入与主体吸纳之间的矛盾,影响了改革红利的释放,需要从增进技术、制度与行为的适配性入手探寻求解之道。其主要路径为:统筹推进简政放权与机构改革,构建权责清晰的协作治理体系;打造数字治理结构与行政规则,推进部门间的信息互联互通;注重营商环境改革的创新管理,提高行政主体制度执行效度。






数智赋能视域下医共体医防融合的创新机制与实现路径

    

医共体医防融合是当前医疗体系改革的重要方向,通过整合医疗资源,紧密结合医疗服务与预防工作,强调对慢性病等疾病的全周期防控,实现以人为本的医疗服务新提升。数智技术作为当下医共体医防融合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通过融入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诊断、智能健康管理等技术支持,提高医疗服务的精细化、个性化水平,促进医疗资源的优化配置,提升医疗服务效率和质量。从一些发达国家数智化医防融合的主要模式和特征来看,完善的政策环境、强大的运作机制以及流程化的人才培养体系是提升其效能的关键所在针对目前顶层设计不健全,配套政策、筹资机制、运行模式、人才培养等多个方面暴露问题在数智赋能视域下,提出通过整合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先进技术,实现资源共享、信息流畅和服务全面覆盖,构建医共体医防融合的创新机制;健全法律法规、完善资金监管措施、制定人才培养计划、创新管理模式、建设标准化体系五个方面形成医共体医防融合的实现路径。







人工智能“逐案设法”治理模式的优化

邓建鹏 马文洁

面对人工智能技术迭代浪潮,我国倾向于针对特定技术出台“定制型”规范。这种“逐案设法”以多个部门联合制定的部门规章作为治理载体,能够迅速使新兴领域实现“有法可依”,但存在着规制范围重合、规制内容冲突及立法资源浪费等问题。“逐案设法”反映出行政主管部门的技术风险焦虑,是“万事皆有法式”传统理念的再现。为此,需要摒弃“零风险”的规制目标与“法律万能主义”的思维程式,优先借助行政指导、企业承诺及行业标准等柔性治理方式。立法过程应着重解决事物新特性与传统监管手段“不匹配”问题,通过引入立法评估促进规范的动态调整,以应对技术的快速发展与更新迭代。






行政诉讼“职权主义”的边界及规制

邓刚宏 刘 乐

行政诉讼职权主义边界是一个极具理论研究价值和实践价值的重要论题,不仅关乎我国行政审判的效果,也是衡量国家法治进程和行政审判水平的重要标准,直接影响行政诉讼功能以及立法目的的实现。厘定行政诉讼职权主义的边界,需要对行政立案审查权、事实探知权、裁判权边界的法理逻辑进行分析,并以此为理论指引,提出行政诉讼职权主义边界的规制路径。从完善行政诉讼制度、增强行政审判效果出发,需要构建由形式审查与实质审查相结合的立案审查机制,明确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的边界,明确规范人民法院依职权作出重作行政行为”“责令采取补救措施”以及“变更行政行为等诉外裁判制度的适用边界。






网络舆情智能生成风险防控的

PDRR体系构建

魏俊斌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与用户的信息交互中重塑了网络舆情的生成与传播机制,诱发新型舆情风险,造成当下基于主体责任的人工智能治理范式无法有效应对网络舆情智能生成风险的责任主体多元化倾向,亟待构建一种全新的贯穿监管治理范式,实现治理价值的精准与动态安全转向。PDRR模型应用到网络舆情智能生成风险的治理能够有效弥补现有治理范式缺憾,为构建与生成式AI技术应用风险相适配的舆情信息全过程动态安全监管机制提供了可能,具有现实的基础和理论上的可行性。在PDRR模型安全政策指导下,通过将动态安全理念融入风险防控的顶层设计,以精准识别风险防控体系建立安全能力要素,并在实践层面建立以“贯穿监管”为重点的防护体系、以“应用安全”为核心的检测环节、以“责任联动”为抓手的应急处置、以“安全可控”为目标的系统恢复,构建一套覆盖网络舆情智能生成全生命周期的动态安全防护体系,有效防控生成式AI技术在网络舆情生成中的贯穿式风险,确保网络空间的信息安全。






道德物化:

大模型人机价值对齐的技术伦理进路

袁雨晴 陈昌凤

以ChatGPT、Sora为代表的大模型在语料库、人工标注编码等方面存在着政治、性别、种族等方面偏见,使得人机价值对齐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新一代人工智能带来的价值观和伦理问题,已经成为关乎人类未来的紧迫而重大的论题。人机价值对齐有何思想源流?有哪些研究的面向?有怎样的理论路径和实践指导?本文从现实语境和理论基础出发,从道德物化的新技术伦理进路中探究人机价值对齐问题。道德物化通过发掘技术的道德能动性,将抽象的道德观念嵌入具体的技术结构与情境中,提供了一种内部的、技术伴随性的伦理思路,从而寻求人机价值对齐的三大路径:价值敏感性设计构建人工智能道德体以及强化算法审计。






制造分身:

现代性主体的自我危机与分离想象

 

“制造分身”是现代性主体在应对自我危机时的流行想象,在早期现代性文化中体现为伦理主体的自我分裂,在晚期现代性文化中体现为功绩主体的自我复制。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浪漫主义文学的主人公希望将自己的邪恶一面分离出去,而20世纪中叶以来科幻电影的主角更希望复制出另一个自我为本体打工。为了保持自身的稳固性,早期现代性的伦理主体借助分裂人格来制造分身,精神分析学家将其视作压抑社会环境下的自我防御,但这也容易令个体走向最终的毁灭。为了保持自身的开放性,晚期现代性的功绩主体借助基因克隆、意识上载等媒介技术制造分身,借此利用、盘剥甚至奴役分身。分离出另一个自我,看似好处不少,但终究难逃分身犹如幽灵一般的纠缠与反噬。流行文化中的分身叙事暴露了现代人关于“自我分离”的迷思。面对过度饱和又支离破碎的自我,个体所采取的“自我分离策略”只能暂时缓解而无法彻底解除现代性主体的身份焦虑与认同危机。






中国电影导演概念的历史发生与现代走向

韦 漪 李兴阳

在中国电影文化工业与电影知识体系中,“导演”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存在。而用以指称电影导演制度、“导演者”、导演方法等的“导演”概念,是一个外来词汇,于1921年由电影人陆洁译介到中国。“导演”概念的适时出现,迅速将中国早期电影导演制度、导演意识、导演理论与导演方法等,从自发导向自觉。在广泛传播与运用的过程中,“导演”概念的内涵被更多地赋予了中国早期的电影“影戏观”与导演经验,分化出偏重戏剧表演的“导‘演’”观与偏重电影语言的“导‘影’”观。“导演”这一概念具有独特的现代走向,信息技术的革新伴随着导演角色走向现代化、制作方法的变革伴随着导演能力走向现代化、叙事手法的多样伴随着导演知识走向现代化、电影产业的演变伴随着导演地位走向现代化。在百年历史浮沉中,两种倾向交织而成的中国电影导演观念不断发展,“导演”由此成为一个颇为中国化的概念。






论作为教育问题的心灵困顿

祁东方

心灵困顿意味着个体的心灵处于失衡无序、消极无力的失调状态,自我认同感缺乏且发展定位不清晰,无法为人生寻找到一个坚实的意义支点。当心灵困顿由个人困扰转化为教育领域中的公共议题时,就意味着这一问题不仅影响了受教育者的生活状态和精神世界,而且影响着教育目的的实现。作为教育问题的心灵困顿外显于行为的消极停滞,社会角色的中断、冲突、失败,甚至是教育失范行为的发生。在心理层面表现为个体未能形成合理的自我认知,发展的内动力不足,以及价值取向上的虚无主义和理想追求上的功利主义。心灵困顿在教育中的化解需要学生在角色领悟和角色实践中明确发展目标,通过内动力激发自我潜能,以正确的价值观引领心灵成长。






长江文化的时代价值与文明形态

曹劲松

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的历史进程中,保护好长江流域的文化资源、传承好长江文化的历史文脉、弘扬好长江文化的时代精神,对于传承与赓续中华文明,激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时代创造,持续扩大中华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有着重要意义。长江文化的历史文脉悠长,从文化主体的自我认知、他者认知、历史认知和发展认知的维度出发,长江文脉所蕴含的和谐共生、求同存异、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的文化精神构筑了现代文明的价值脊梁。深入发掘长江文化的时代价值,就是要以其生态长江、活力长江、安澜长江、人文长江的鲜明价值指向汇聚共识、凝聚力量,在推进长江文化的繁荣发展中,结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新果实。以长江流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展现长江文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社会和美共享、人与世界和睦共处、人与技术和融共进的实践形态,既体现长江文脉在新时空的有机延展,又凸显长江文化时代价值的生机勃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面向世界的窗口和传播中华文化的舞台。






从“地方”到“空间”:

非遗的美学构建及其转化

张 娜

从美学视角来看,非遗在地域空间、地方性知识与地方情感三个层面关联着“地方”。在朝向现代空间的扩展中,非遗在资本、技术、媒介等作用下形成多主体的、动态的“审美之场”。非遗传承中的审美再造促进了非遗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不过以当代审美文化“诠释”非遗,以群体性文化、亚文化“收编”非遗,很可能造成非遗审美的异化,且多主体的参与改写也容易导致非遗“地方感”的消解。基于对“去地方化”、“再地方化”与“活化”的关系考察,非遗的转化发展既要警惕“去地方化”,也要在活化中推进“再地方化”。为此,可推动非遗在日常生活回归、媒介数字化生存、文旅融合发展等过程中“再地方化”,真正实现葆有地方性的非遗审美建构与创造性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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