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黑格尔的哲学遗产

吴晓明

      我们今天之所以有必要重新标举并阐说黑格尔的哲学遗产，是因为切中现实的思想任务急需这笔遗产，而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和知识样式却一再试图遗忘之、抹杀之。对于当今时代的自我理解来说，黑格尔的哲学遗产特别地包括：(1)将一般所谓知识，即知性的知识，批判地把握为有限性的知识；通过对知性知识之运作机制（“外在反思”或“形式推理”）的哲学考察，揭明此种知识及其学术之根本的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性质。(2)黑格尔并不拒斥知性的知识，而是要求在占有其成果的同时超越之（扬弃之）；此种超越的本体论要义是思想通达于事物自身，从而使知识或学术保有其真正的客观性（真理性），使知性反思的抽象普遍性上升为思辨—具体的普遍性。(3)对知性形而上学的批判，不仅在哲学上史无前例地开启出历史性的思想维度，而且最具决定性地揭示出社会生活的广大区域，黑格尔籍此“开辟了一条理解人类社会现实的道路”；此一道路将社会—历史的实体性内容托付给哲学社会科学，使之成为其思想任务的主导定向。在这个意义上，清理和真正消化黑格尔哲学的遗产，将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自主性建构，尤其是摆脱中国学术长久以来的对外学徒状态，进而切中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本身提供强大动力。

黑格尔与话语伦理学

——论哈贝马斯法哲学中的黑格尔因素

杨   丽

      哈贝马斯法哲学的起源与其他学者对话语伦理学的批判以及哈贝马斯的自我批判有着直接的关联，黑格尔对康德的“空洞性”指责是话语伦理学所要面对且亟须解决的问题，这标示着黑格尔对规范问题的思考之于哈贝马斯法哲学的整体构思具有重要意义，它与哈贝马斯重建现代社会的规范秩序之整体立场之间具有内在关联性。

城市与阶级的双向建构

——卡茨尼尔森“城市语境”中的阶级形成理论

刘鹏飞，赫曦滢

      阶级形成理论经历了政治经济学、结构主义和历史主义视域的序列转换。在传统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框架下，阶级是经济基础的“副产品”，是社会结构的构成、政治思想体系和制度化权力。但卡茨尼尔森却通过异质性和多样性的有机统一，构建了厚重的阶级形成理论和极具张力的阶级概念系统。在“城市语境”下，他构建了“四位一体”的概念框架，阶级概念“空间的”“偶然的”“政治文化的”性质得到了清晰呈现。卡茨尼尔森成功重塑了现代城市与阶级双向建构的图景，提供了破解阶级形成之谜的解释学路径，突破对阶级和阶层关系的“对立的”“贬义的”的认识，使阶级概念成为政治生活的通用语。但是，由于在方法论、思想渊源和理论构建中缺乏阐释性的概念和机制，其理论重构也面临着现实困境。

依附、发轫与同构：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历程

丁惠平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社会领域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组织经历了从弱到强、从点到面的发展过程，并且在改革开放前后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样态与特征。从深层次来看，社会组织的演变轨迹及发展态势与思想意识推动力、结构性机会、物质性资源以及组织自身的生命力四方面因素息息相关。此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进入21世纪之后，支持型社会组织作为一种具有特殊功能的社会组织类型应运而生，对于社会组织的培育发挥了资源中介、信息桥梁与关系纽带的作用，助推了社会组织的蓬勃发展。

新中国70年养老制度的成就与发展

陈   茉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以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的思想为指导，逐步建立了符合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需求的养老制度，并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完善：第一阶段由传统的“血缘亲养”过渡到“家国共养”模式；第二阶段由城乡差别养老向改革开放后统筹发展转轨；第三阶段是新时代以来，由“三大养老保险”制度共存向城乡一体化转轨；今后，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将进一步完善平等、共享、一体化的养老保险制度。

百年变局视角下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创新（2009—2019）

门洪华，肖   晞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变局前期，国际体系变革接近临界点。对中国而言，百年变局带来的挑战前所未有，同时也提供了重大历史机遇，中国外交因此变得分外重要。中国积极应对百年变局，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着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应对百年变局的中国外交思想理论创新，体现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战略高度、聚焦自身发展的战略基础、夯实地区重心的战略支撑、密切关注全球的战略广度、推进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的战略深度等方面。中国外交实践创新，则体现在走开放发展之路，夯实通过全面开放实现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双提升；推动形成动态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推动周边关系的稳定和深化发展，筑牢中国全面崛起的地区支撑；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化合作，推动新合作机制的形成；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打造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倡导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实现周边、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合作的统筹。     

新中国70年中央和地方关系研究的进展及其深化

任   勇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中国的中央和地方关系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从政治学界对此的研究成果来看，主要包括现实制度变迁、职能定位调整以及未来发展走向三个层面。在现实制度变迁层面，主要体现为如何实现中央和地方的合理分权；在职能定位调整层面，主要体现为中央和地方权力职能转型与功能调整；在未来发展走向层面，主要体现为维护中央权威、调整条块关系以及两者权限的规范化等内容。要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就需要结合新时代的新变化，进一步推进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

新中国70年社会治理之回顾与新时代展望

卢春龙

      中国的社会治理经过70年实践探索取得了显著成效，社会治理体制改革持续深入，社会治理方式不断变革，为促进社会建设、保障民生作出了积极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治理创新,在治理体制、治理理念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新要求,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部署，从而推进了社会治理进程不断深化，开创了新时代国家治理新格局。基于中国发展现实和时代发展需要，新时代的社会治理实践应从构建协作共治、共享治理、法治治理、智能治理、安全治理、专业治理、以德治理的新格局等七个维度展开。

理性、善治与现代化：新时代中国特色国家治理路径选择

陈永峰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要求回答新时代赋予国家治理的发展路径选择等基本问题，还要求回答中国特色赋予国家治理的发展路径创新等方略问题。我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系列科学理论，紧密结合新时代与中国特色的要求，理性认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矛盾与规律，初步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善治理论，即新时代中国善治理论。新时代中国善治是多种理性的统一，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对于善治理论的创新。

我国隐私权法律保护体系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

翟羽艳

      进入信息社会，隐私权保护面临更多的严峻挑战。中国隐私权保护经过30余年发展，初步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法律保护体系，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司法经验，但面对信息社会隐私发展的新情势，也还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应该在现有法律体系框架下，将隐私权确定为宪法的一项基本权利，在民法典人格权编中确立隐私权，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以及与其相配套的《行业（领域）资料保护法（规则）》，实现隐私权的全面保护。

中国古代“亲属争产”中亲情伦理与所有权的共生

武航宇

      “亲属争产”影响国家基层社会的秩序、民间百姓的经济利益和家族亲情伦理关系的和谐，因此，妥善处理、预防“亲属争产”是国家基层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规则制定方面，国家通过立法和判例的方式调控、制约着此类纠纷。在司法实践领域，法官在处理“亲属争产”案件时有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以教化为主，促成“争产”当事人的内省，通过调解达到解决纠纷的目的；另一种倾向是依照法律和证据，通过判决解决纠纷。在民间不动产买卖过程中，百姓努力在契约文书中将物质利益与亲情伦理这两条并行的线索规制得当，使亲属间不动产的流转更加顺利。“亲属争产”的国家调控与民间表达的共同目的是使不动产所有权明晰、权责确定，减少纠纷，从而有助于形成稳定的经济预期，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同时，中国古代“亲属争产”纠纷方式的演变轨迹也为当今纷繁的亲属间民事纠纷提供了相应的解决思路。

利益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黄   瑾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针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这一重大课题而提出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是利益共同体，它是现代生产力与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带有“物的依赖关系”时期的利益特征，更重要的是克服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弊端，积极探索从“物的依赖关系”走向“个人全面发展”共同体的历史与价值中介。

中国工业转型升级政策偏差研究

韩克勇，候丹丹，王建秀

      本文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责差异性和政绩考核制度两方面，以我国“十二五”“十三五”时期颁布的1221份工业转型升级政策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中国工业转型升级政策偏差。研究发现，地方工业转型升级政策在“经济运行”“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两化融合”和“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五个方面与中央政策均存在制定偏差和执行效果偏差，其中“技术创新”实际执行效果较差，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经济运行”目标的完成。本文据此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以为政府工业转型升级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提供借鉴。

中国工业品出口对美制造业创新的影响

李   平，刘楚楠

      中国对美国的制造业产品出口状况是由中美之间的双边国际分工格局所决定的。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通过PVAR模型讨论了中国工业品出口美国对美国制造业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工业品出口美国对美国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活动产生的影响既是显著的，也是结构性的，仅在一些细分领域内，中国的工业品出口对美国有冲击；大多数工业品出口，并未产生较大影响。同时，由于产业分工等原因，中国工业品出口美国还促进了美国制造业企业的创新。

服务业空间协调与优化：新中国70年的探索

刘   奕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对服务业空间协调与优化的研究从无到有、从边缘到主流，研究视域不断更新、方法逐渐深化，虽以国外城市发展经验和规律借鉴为理论根源，却始终立足于中国城市和产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从发展历程上看，1982—1987年间，学界致力于为服务业在城市改革中的地位正名；1988—2005年间，结合对服务业空间规律的初探，深化了对服务业地位的认识；2006年开始，研究全面进入深耕细作、探微求真阶段。然而总体上看，该领域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框架尚不明晰，距离形成一套完善的理论体系还有不小的差距；在经济服务化快速发展的今天，全面认识服务业的空间现象依然任重道远。展望未来，理论界应立足本土视角提炼理论问题，促进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互动，在着力建构服务业空间研究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深化对服务业空间规律的认识，重点加强全球价值链视角下服务业的劳动地域分工、服务企业的空间决策等领域的研究。

制造业服务化内涵重释：从价值增值到价值创造

王素云，沈桂龙

      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影响下，制造业的技术支撑、竞争模式和消费者市场发生变化，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升级成为制造业服务化发展的新方向，制造业服务化呈现集制造、服务和互联网融合一体的表现形式，制造业和服务业两者之间的技术边界、市场边界和业务边界逐步融合，由信息服务、知识技术服务和数据服务等构成的科技服务内化为制造业的价值构成部分。由此，制造业产品价值逐步由制造硬件和智能服务软件共同构成，数据化的投入成为服务价值创造的新功能，制造业服务化内涵表现为服务化的功能由价值增值转变为价值创造，并成为产品价值构成的核心组成部分。在跨界融合的发展趋势下，服务化在制造业中的功能转变成为推进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突破口。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产业政策功能研究

吕建秋，王宏起，王珊珊

      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已成为我国以创新驱动为引领的产业政策制定与实施的首要任务，当前产业政策在营造成果转化环境和提升转化成效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有待进一步完善。产业政策作用于科技成果转化的各个阶段、各方主体和各类要素，应具备优化成果转化链条、补偿成果转化风险、搭建成果转化平台、完善成果转化服务、引导成果研发和促进产出成果的实用化等功能，从而形成成果转化生态系统，支撑成果转化的立体化、网络化运作，实现产业创新成果价值活动闭环。

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国际比较

——基于“性价比”视角

谢   靖，王   平，谢文远

      本文尝试从“性价比”的视角分析一国出口的综合竞争力，并利用跨国微观贸易数据对制造业的“性价比”水平进行国际比较；同时，基于出口价格和出口质量的演进趋势分析，探究了中国制造业“性价比”水平的变动因素。研究发现：从“性价比”水平的国际比较上看，中国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出口产品在样本国中具有较高的“性价比”竞争力，且呈现上升趋势；资本密集型行业在样本期初的“性价比”竞争力较弱，但在样本期间实现了对大多数样本国的追赶；中低技术密集型行业和高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性价比”竞争力在样本期初处于中等或中等偏下水平，但提升速度较快，在样本期末已处于前列水平。从“性价比”水平的演进趋势看，中国制造业各行业出口产品的“性价比”水平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上升趋势，总体而言，资本密集型行业及中低技术密集型行业提升较快，而劳动密集型行业与高技术密集型行业提升较慢。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性价比”提升的主要驱动力来自于出口产品质量的提高，即制造业“性价比”的提升表现为质量驱动型。

中澳农产品贸易特征及增长因素的实证研究

佟光霁，祁海佳

      本文利用2008—2017年中国和澳大利亚农产品贸易数据测算了两国标准显性比较优势指数、贸易互补性指数、产业内贸易指数和贸易强度指数，并运用恒定市场份额模型解析了两国农产品贸易的增长因素。结果表明，中国农产品在澳大利亚市场上缺乏竞争优势，澳大利亚农产品整体比较优势明显；两国农产品在对方市场均存在互补性，但近年互补性略有减弱；农产品贸易以产业间贸易为主，产业内贸易为辅，且产业内贸易结构以垂直型为主；影响两国农产品出口的主要因素是结构效应和竞争力效应，其中结构效应影响更强。在两国自贸协定、相关协议签署及自贸区建立的背景下，中国应优化农产品贸易结构，调整农产品出口结构，挖掘尚未发挥作用的农产品比较优势潜力，依托规范化、标准化的生产管理及现代农业科技手段，提高农产品出口竞争力。

马克思主义文论视野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吴晓都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俄国19世纪重要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历来受到世界批评界的高度重视，同时也存在着对他思想立场与艺术特点阐释权的争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把他的作品看作是对俄国资本主义社会畸形现实的尖锐批判，肯定这位作家的思想进步方面，同时也无情批判他的错误的社会救赎方案。而现代西方批评界却把他视为现代派文学的鼻祖，否定作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立场，把他视为不偏不倚的社会思想众声喧哗的“客观记录者”，以卢那察尔斯基、卢卡奇、弗里德连杰尔和赫拉普钦科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论家们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具有明确的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立场，笔下扭曲的社会生活与心灵是俄国资本主义病态社会的反映和产物，在此前提下高度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深化现实主义精神方面的艺术成就。

19世纪俄国文学经典与西伯利亚

——兼论西伯利亚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意义

徐   乐

      西伯利亚在俄国地缘政治和民族历史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向欧洲部分的俄国提出了特别的智识和心理挑战，启动了俄国思想界积极地感知、理解和书写陌生的东方边界，从而在概念上将西伯利亚纳入俄国文化共同体的过程。这一过程在19世纪经典文学中孕育出丰富的成果，在政治、经济、历史和文化四个层面塑造出西伯利亚的矛盾形象。凭借经典文学对西伯利亚的多重表征，俄国科学界、文学界与商业、政治精英对于克服西伯利亚的自然条件并将其吸纳进俄国文明空间达成了共识，并以艺术的方式将其整合和呈现为一种有关世界秩序的神话，意图激发俄罗斯民族改造自身性格并且担负“神的使命”以领导世界的欲望。

中国艺术符号学的现代性萌芽

——以郭沫若艺术符号学思想为例

安   静

      中国本土化的艺术符号学萌芽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郭沫若对艺术的研究体现出鲜明的符号学研究特征。对艺术形式的关注是定义郭沫若艺术符号学的基本前提，郭沫若艺术符号学内在所指是情感，情感的节奏性运动是郭沫若统一艺术语言的理论依据，艺术与人、艺术与社会所形成的例示性指称关系是郭沫若艺术符号学的最终指归。郭沫若艺术符号学思想的显著特征是从符号的二元对立到阐释的三元融合；郭沫若在中西艺术对话交流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现代艺术观念，这对研究中国现代美学极具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