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 榛，王 丹 | 我国经济循环重构：基于消费转型的实现机制

 关注学习与探索   阅读更多精彩内容 

乔   榛   1964年生，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人，经济学博士，黑龙江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龙江学者特聘教授，黑龙江省“六个一批”理论人才，享受黑龙江省政府特殊津贴。兼任全国《资本论》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收入分配、就业、经济增长等研究。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黑龙江省重大决策咨询项目各1项，出版《马克思经济学创新与当代现实》《地方政府规制研究》《中国失业引论》等5部著作，在《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论文百余篇。研究成果获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二等奖1项、黑龙江省社科优秀成果奖一等奖4项。在本刊发表的论文有：《收入分配的逆向转移：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特殊机理》（2013年第6期）、《我国收入逆向转移形成的特殊机理及控制策略》（2018年第1期）、《国内新竞争环境下的东北振兴再认识》（2019年第1期）、《我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新机制研究》（2020年第1期）、《我国经济循环重构：基于消费转型的实现机制》（2021年第1期）。

摘   要：经济循环是任何国家经济正常运行的条件。在经济循环中，有国内循环、国际循环两种形态。封闭的经济只有国内循环，开放的经济包括国内和国际两种循环。我国在改革开放前后呈现出不同的经济循环形态，经历了从封闭到开放的转变。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循环呈现的是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相互促进的形态，而且国际循环处于比较突出的地位。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进入新发展阶段以及国内外环境和条件的变化，加大国内循环，重构国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成为一种新要求，寻找重构经济循环的动力机制十分关键。根据经济循环运行的内在机理，消费转型是推动经济循环重构的主要动力，为此，需要在增加消费比重和提升消费层次上下功夫，并着力解决消费比重增加和消费层次提升的制约因素。

关键词：经济循环；消费转型；国内国际双循环；供给与需求关系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母国效应的对外直接投资质量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20BJY192）

     经济循环是社会再生产的表现形式。经济周而复始的循环，是任何社会生产发展的常态。不管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怎样，它必须是连续不断的，或者说，必须周而复始地经过同样一些阶段。在发达商品经济社会中，经济循环无论在微观层面，还是在宏观层面，都有其重要意义。当一个微观主体生产的商品卖不出去，这意味着它的经济循环中断，会影响它的再生产甚至生存；当一个经济体的供给与需求不能衔接，出现社会产品不能全部实现或过剩，会引发经济危机。经济循环如此重要，自然成为经济思想史中的重要课题，受到不同时期经济学家的关注，形成一系列重要的经济学理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循环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演进特征，在改革开放前后的两种体制下有着不同的形式。目前，我国经济包含了国内和国际两个循环，适应形势变化，又提出构建以国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互促的双循环发展的新格局，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中，把构建新发展格局确定为未来五年甚至十五年要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为什么我国的经济循环要导向这一双循环格局？如何推动形成这一双循环格局？回答这些问题，既要把握其历史演进的逻辑，又要发现其形成的机理。

     经济学家关注经济循环，较多体现为对供给与需求关系的解释。供给与需求关系是经济史的一个永恒课题。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历史阶段，短缺问题始终难以解决，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主要问题是供给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供给与需求的循环问题并未受到人们的关注，如何增加供给成为最受人们关注的课题。当生产力达到一定水平后，增加供给有了更多的条件，供给成为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古典经济学就是围绕这一问题构建其理论体系的。其创始人亚当·斯密撰写的《国富论》，其核心便是讨论如何增进国民财富，讨论的出发点是分工这一促进劳动生产力提高的最重要因素。在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中很少关注需求的问题，也没有把供给与需求的循环问题纳入其理论体系中，正如古典经济学的另一位重要代表萨伊所指出的，供给会自动为自己创造需求。既然供给与需求具有直接的同一性，那么它们之间的循环就可以实现。然而，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供给会自动为自己创造需求的同一性转变为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对立。19世纪20年代，经历了工业革命积累的生产力达到较高水平，生产相对于消费出现了过剩，进而爆发了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供给会自动为自己创造需求的理论受到挑战，马克思把这一定律称为“一种最愚蠢不过的教条”。因为，就买和卖的两个人，即商品所有者和货币所有者的相互关系来看，买和卖的达成是同一个行为，但作为同一个人的活动来看，买和卖是对立的两个行为，一个可以只卖不买，这便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马克思对供给与需求关系的讨论并不只是停留在微观的市场主体间的买卖关系上，更突出了对社会资本再生产实现的分析。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循环要求构成社会资本的每一个个别生产者都能够实现其产品价值，并且其再生产需要的各种产品或生产要素能够在市场上顺利地买到，从而为其他生产者产品价值实现提供了需求。如此形成的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社会资本，其产品价值必须顺利实现，否则该有机的社会资本运动就会出现问题，严重时便会爆发经济危机。

     应该说，在对供给与需求关系的分析中，马克思实现了对古典经济学的超越，不仅揭示了供给与需求关系的对立和危机，而且分析了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实现问题。对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分析开创了宏观经济运行研究的新领域和新视角。因此，有人认为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是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凯恩斯被誉为宏观经济学的创始人，他对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革命性发展，就是以批判萨伊定律为出发点的。凯恩斯指出：“经典学派所谓‘供给会自己创造自己的需求’——这句笼统话，实在对此二函数间之关系，作了一个特殊假定，即总需求价格（或收益）常与总供给价格相适应。”如果此假定得以满足，那么充分就业就会自然实现，无任何力量可以阻碍。然而，现实中出现的非自愿失业，证明古典经济学的假定不成立，但它成为凯恩斯经济学的出发点，研究充分就业何以可能。对此，凯恩斯提出“有效需求”这一术语，作为构建其经济学理论的核心概念。有效需求概念的提出，使古典经济学奉行的供给会自己创造自己的需求的信条，变成了需求会为自己创造供给的信条。如此，供给与需求循环的自发运行变成需要人为干预来实现。

     自此，经济循环在经济学说史上的研究有了一个基本框架，供给与需求的循环不只是市场上的供求均衡，更重要的是使生产要素特别是使劳动力充分就业所需的供求均衡。为此，对经济的干预成为经济循环顺利实现的必要手段。当然，这一分析框架是针对一国内部的经济循环而构建的。当分析的视野由一国内部扩大到国际范围，供给与需求的单循环变成了双循环，即国内供给与需求的循环和国际范围的供给与需求的循环，两者相互补充，构成了一个国家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循环，该循环的顺利程度决定了该国经济的均衡性和增长速度。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国内外形势，我国选择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并构建起计划经济体制，在这一制度和体制下，又形成了我国经济循环的特有形式，主要表现为单一的国内经济循环。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循环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步建立起国内和国外双循环的发展格局，随之经济发展获得了更大空间，经济增长因此走上快车道。在这一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再加上一系列的外在冲击，目前，我国经济循环需要面对的是构建新的经济循环体系。如此，经济循环在新中国发展历程中经历了不断演进的过程，在新的发展阶段，我国的经济循环必须探索新的形式，以适应经济发展新的形势。

     自新中国成立起，我国经济循环经历了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以改革开放为界，之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逐步变成一个封闭经济体，经济运行呈现为单循环形式；之后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使我国的经济循环从国内的单循环向国内外双循环演变，成为世界经济循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经济循环形式的演变既有内生的原因推动，又受外生的因素影响。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经济运行主要以国内循环为主。这种局面的形成与我国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有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进一步的目标便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确定这一目标，意味着我国与西方资本主义脱轨，加入了社会主义阵营，并逐步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贸关系。然而，由于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贸易有限，经济循环主要表现为国内循环。如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的1952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810亿元，而同年的对外贸易额为64.6亿元，对外贸易依存度只有8%。在国内循环中，因为追求工业化快速发展目标，注重投资，特别是工业投资成为这个时期经济循环最重要的特征。1952年底，在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过渡学说和苏联经验，总结了革命胜利后的经济形势，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工业化是我国在过渡时期最重要的经济任务。这决定了我国的经济运行主要围绕工业化目标展开，在经济循环上表现为，投资特别是工业投资成为国内经济循环的主要推动力。投资是各种要素投入的主要推动力，资本、劳动力、技术都要借助投资才能进入经济循环中，同时，投资又与消费构成总支出，形成社会总需求。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里，全国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建设的支出总额为766.4亿元，其中，基本建设投资占55.8%，为427.4亿元，工业建设投资占基本建设投资额的58.2%，达248.5亿元。此外，在工业基本建设投资中，生产资料工业投资占88.8%，消费资料工业投资占11.2%。这样的投资比例和投资结构，一方面表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一段时间里，投资是推动经济循环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在这个时期的经济循环具有比较明显的不平衡性。这虽然有快速完成工业化任务的原因，但也由此开启了我国总需求结构中投资和消费失衡的局面。当然，这种失衡在当时的背景下起到了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作用。“一五”期间，我国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达到9.34%，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26倍，农业总产值增长了25.4%。而该时期的经济循环呈现出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对外经济关系得以加强，经济的外部循环得以扩大。这主要是“一五”时期苏联对我国援建了156项重点项目，由此带动了我国经济外部循环的发展。不过，这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循环内主外辅的格局。

     “一五”时期的我国经济运行或经济循环，虽有失衡问题，但工业化的迅速推进带动了国民经济高速增长。而经济的外部循环在这个时期也是运行良好，对我国经济起到了比较大的助推作用。然而，自1958年之后，我国经济循环一方面因为进一步强化重工业优先发展，国内经济循环严重失衡；另一方面因为与苏联关系逐步恶化，经济的外部循环处于停滞状态。“二五”时期，特别是“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出现了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具体表现为：（1）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失调。1958—1960年，积累率平均达39.1%，比“一五”期间提高了14.9%，在新增积累额方面，这三年也达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最高水平，1959年新增积累额甚至超过当年新增的国民收入额，只好动用上年结转的消费基金，如此造成消费率的下降并影响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2）工农业比例失调。1957—1960年，按不变价格计算，工业总产值由704亿元增加到1650亿元，增长了2.3倍，而农业总产值却由537亿元下降到415亿元，下降22.7%。（3）轻重工业比例失调。“以钢为纲”“大炼钢铁”，对轻工业产生了很大的挤出效应。轻重工业比重在“一五”期间平均为59.2∶40.8，1957—1960年，变成33.4∶66.6，轻重工业比例失调，严重影响了与人们密切相关的轻工产品供给，造成市场上供给严重短缺。与此同时，由于外部经济循环的中断，我国经济循环出现了单一的国内循环的发展格局。而且，这种经济循环格局以及由此造成的国民经济失衡并没有在后来的调整中得到扭转。

     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和扩大，我国经济循环的发展格局逐步调整，在经济循环重构中实现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首先是对国内循环的逐步调整。在供给方面，劳动力从过去的制度约束中解放出来，特别是农村劳动力的释放和激活，农业生产效率大大提高，改善了农产品供给不足的状况，使我国国内的经济循环有了一个新的起点。农产品供给充足，形成了对轻工业品的供给与需求两方面的推动力，使轻工业得到快速增长，进而使过去严重失衡的轻重工业结构得到调整，经济结构朝着可以发挥我国资源禀赋优势的方向发展，特别是劳动力的优势通过流动得以发挥，推动了城市人口增长和产业发展，由此开启了我国生产或供给快速增长的态势，经济也因此获得了可持续增长的动力。与此相对应，曾经被压抑的消费释放出来，再加上快速增长的投资，形成了集中爆发的国内需求。如此，一方面是爆发式的需求增长，另一方面是快速增加的供给。这种供需结构孕育了巨大增长潜力。其次是国外循环的恢复和发展。在进口方面，随着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投资和技术的开放，为了支持国家大上项目的需求，开始大量引进国外成套设备，仅1978年，同国外签订的引进设备所需外汇就达130亿美元，而当年我国的外汇储备仅1.67亿美元。在进口的带动下，我国的进出口增长加快，1980年，我国进出口总额达到343亿美元，是1978年的1.66倍。这意味着，改革开放后的我国经济循环又呈现出双循环的格局，并且在不断扩大的外部循环中形成了我国经济增长的新模式。

     改革开放后逐步激活的经济首先表现为国内供给与需求之间的良性互动。改革开放之前，供给与需求受到国家计划的控制，而且计划的重点放在供给方面，需求处于被动或受抑制的状态。这种供需循环表面上达到了一种平衡，但活力不足，也无法形成持续的增长动力。改革使生产要素得到释放，供给与需求间的循环逐步打破计划控制，开始建立在市场关系的基础上，之前被抑制的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得到释放，并形成了对供给的巨大拉动作用。随着国内供给与需求良性互动起来，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得到释放，并形成持续高速增长的趋势。在改革开放后启动的新的供给与需求循环中，解决供给方面的短缺是当时面临的最紧迫任务，因此，推动供给与需求循环的最主要动力来源于投资。投资一方面是生产要素得以利用的推动力，另一方面又是需求的组成部分，不断扩大的投资带动了供给与需求的双扩张。不过，这样的循环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消费需求的增长相对缓慢。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我国投资与消费的比例为37.3∶63.2，进入21世纪，我国投资与消费的比例达到最高峰的48.0∶49.6（2011年）。这种格局的持续，改变了我国经济运行中一直存在的短缺现象，最终还形成了过剩问题，1998年之后，我国先后出现三次大规模产能过剩的情况。在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的情况下，扩大外部循环就成为必然选择。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进出口总额快速增长，经济双循环的格局有了新变化，国内的投资快速增长引起的产能过剩，通过国外循环的外贸顺差得以缓解，并形成双循环推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新趋势。2003年之后，我国经济持续10年两位数增长，与这种双循环格局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所有发达国家都卷入了这场危机，并进入了经济萧条期。这场危机不仅使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运行出现停滞，而且也是“二战”以来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所遇到的最大挑战。这场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外部循环也带来冲击：主要出口市场萎缩、出口受阻、过去形成的通过发达国家市场平衡我国产品过剩的经济循环格局运行开始变得不畅。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后，随着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美国开启了遏制中国的战略。而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又增加了中美经贸关系的新变数，进一步挤压了我国经济外部循环的空间。在这样的背景下，调整我国经济循环格局，形成以国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互促的发展格局变得更加迫切。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循环运行格局经历了以下演变过程：从以国内循环为主，辅以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循环的经济双循环格局，到全面走向封闭的国内单循环，再到随改革开放转变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经济运行新格局。这种双循环不同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建立在与社会主义国家经贸关系基础上的双循环，它是在一个更加开放的环境下形成的双循环，因此，其发挥出巨大的增长效应。目前，我国的经济循环又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外部经济循环的空间受到挤压，新的空间开发不足。应对这种经济循环格局变化的一个重要选择便是扩大并升级国内循环，使国内循环取得经济循环的主导地位。当然，这样的变化并不只是当下形势使然，也是一个大国经济发展的必然，扩大并升级国内经济循环是我们这样一个巨大经济体必须实现的目标。在进入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这种转变还具有了时代意义。

     重构我国经济循环格局，必须有新的动力。在新中国成立以及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后，推动我国经济循环的主要动力来自供给方面，具体是由国家计划决定的生产活动推动经济循环。改革开放之后，推动我国经济循环的主要动力由供给转向需求，而且主要由投资来推动经济双循环运行。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经济循环也必须随之予以调整，突出经济的国内循环，并使国内外循环相互促进。要实现这一调整，重构我国经济循环，必须找到新的动力，其中，形成以扩大和升级消费来培育新的经济双循环动力，既有现实性，又代表了未来方向。

     我国经济循环重构的消费推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国外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迁的必然选择。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必须建立在经济循环顺利实现的基础上，生产的产品能够满足人们的需求，而人们的需求又能够实现所有产品的价值，这便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所追求的理想目标。在此前提下，扩大供给和需求的规模和提升其层次，是一个国家谋求经济增长的主要出路。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就是建立在供给和需求能够良性互动的经济循环基础上。在打破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依靠计划推动经济运行或实现经济循环的机制方面，首先是引入市场，对计划推动经济循环的机制产生一定冲击。由于我国的改革所遵循的路径是渐进式的，因此，计划和市场的结合不仅使经济循环有了活力，而且还可以保障经济循环不出现大的失衡。这种经济循环的机制尽管特殊，但比较有效，使我国经济循环实现了供给和需求的互动，又保持了较好的稳定性。在这种特殊的机制下，供给和需求互动起来所必须的动力有了一个新的形成机制，即不断扩大的投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市场化取向的改革过程中，投资不再完全是计划安排，而是以满足市场需求为目的进行的。这种投资，一方面可以调动生产要素投入增长，另一方面又以自身快速增长而使需求扩大。不断增加的投资推动着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循环，并推动了经济快速增长。由于投资取向的变化，再加上高储蓄率对投资的持续支持，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就改变了我国短缺经济的特征。而基于对外开放形成的外部经济循环，一方面为扩大投资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为扩大投资增加的产品提供了市场，与国内经济循环实现了良性互动，孕育了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使我国经济呈现持续高速增长态势。

     如前所述，这种经济循环格局及其动力机制，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遇到了一些发展瓶颈。调整这种经济循环格局以及寻找新的推动力，成为我国当下需要认真对待的课题。而我们提出把扩大和升级消费作为推动经济循环格局调整的主要动力，是因为我国经济发展到今天，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动力作用越来越突出。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其中一个重要特征便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需要转换，供给方面要突出创新，需求方面要改变过去依赖投资和净出口的局面，增加消费的比重。在缺乏更多新的投资领域和净出口受阻的情况下，增加消费具有明显的替代效应。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也积累起越来越高的消费能力。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超过经济增长速度，1984年以后，这种关系发生转变，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低于经济增长速度，2012年之后，又呈现出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超过经济增长速度的趋势，尽管不太稳定，但各种因素都倾向于使居民收入增长保持与经济增长同步成为一种常态。这将成为消费推动经济循环格局调整的重要基础。此外，我国目前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较对外开放之初有了很大变化。这并不是我们的对外发展战略或政策发生了改变，而是我国的经济地位发生巨变所引起的一个结果。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经济规模在世界排第10位。在短短的30年里，我国一路超越，经济规模达到世界第二的水平，且越来越逼近世界第一的美国。再加上2008年以后世界经济进入长期萧条期，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我国经济的外部循环难以保持不断扩大的态势，甚至会相对萎缩，这就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要求。为达到此目的，关键在于充分发挥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在经济循环中的作用。

     发挥消费在我国经济循环格局转换中的作用，有其现实的必然性，但也必须选择正确的路径。消费作为需求的组成部分，在供给与需求的循环中通过实现产品价值的方式起到拉动经济循环的作用。从其发挥作用的现实情形来看，它有着两种状态：一种是在常态的经济发展中，由生产规模扩大引起的产品过剩，需要消费扩大来消除这种过剩；另一种是在生产力的革命性转型时期，新的生产活动需要一种新的消费结构支持。我国改革开放积累的巨大生产能力，及其取得的世界工厂的地位，不仅满足了国内市场需求，而且也满足了较大比例的世界消费品市场需求。这种生产能力的惯性遇到国内外市场变化，很容易演变为生产过剩，而平衡这种过剩的消费增长越来越依赖于国内消费力的培育，提高国内消费在需求结构中的比重，便成为主要的出路。对于我国来说，问题还比较复杂，面对正在孕育并发展的新科技革命，推动生产力的革命性变革是我国当前迫切需要完成的任务。这种生产力的提升需要更大规模的投入，从而与消费扩大形成竞争。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在扩大消费方面不能简单地追求量的扩张，还要在满足推动科技革命所需投入的前提下，实现消费结构的升级，以为科技革命发展提供消费市场的动力。

     提高消费在需求结构中的比重和实现消费结构升级，是形成我国以国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互促的双循环格局的重要机制。使该机制发挥作用，还需更深层次的促进消费增长的机制。这必须建立在收入规模扩大和结构调整的基础上。

     推动我国经济循环重构需要的消费转型，不仅要增加需求结构中的消费比重，而且还要升级消费结构，如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建议》所指出的，构建新发展格局须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须全面促进消费，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顺应消费升级趋势，提升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适当增加公共消费。实现这一目标，既要弄清其中具有的必然性，又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推动措施。

     理解人类社会经济运行的机制，最简单的概括便是供给和需求间的循环运行。供给提供产品和服务，需求消费这些产品和服务，两者的平衡是经济顺利运行的要求。许多经济学理论，或者以供给为出发点，研究供给在实现两者平衡中具有的作用，或者以需求为出发点，研究需求在实现两者平衡中发挥的作用。而且，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不断演进呈现出来的一个趋势性特征是，在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的发展时期，供给的地位更加突出，对供给的关注成为经济思想形成的主要起点；在生产力水平达到比较高的程度，需求的地位凸显，对需求的研究是经济思想发展的新的出发点。在对需求的研究中，又包括了投资和消费两方面的需求。就投资和消费来说，由于两者在需求中的不同地位，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关注。投资就其调动资源投入的角度看，是形成供给的重要机制，而就其投入资金进行的购买活动来说，又是组成需求的一部分。因此，各国追求经济长期发展时，通常都会把投资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然而，也有一种情况会造成投资相对于消费的地位变化，进而推动消费转型。这种情况便是在生产力的常态发展中积累了巨大生产能力并形成产品过剩，消费的地位会凸显出来，由这种地位变化引起消费转型。改革开放后，我国也达到了这样的状态，并提出了消费转型的要求。对于消费转型必然性的理解除了经济发展的内生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发展理念的深刻变化。在实现经济发展的问题上，不同国家以及同一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都会形成不同的发展理念，以为怎样发展和发展目的指明方向。在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历史上，在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有过不同的发展理念，但有一点是始终不变的，那就是一切发展为了人民。对此，我们可以从新中国成立后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中看出，除个别特殊时期出现了一些偏差外，三次社会主要矛盾概括都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作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目的。最近的一次调整，即党的十九大更是把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表述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使满足人们需要的目的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层次。这也对消费转型提出新的要求，需要凸显消费在需求结构中的地位。消费转型尽管具有这种发展带来的必然性，但实现该转型并不会是一个自发的过程，因为消费转型缺少一种利益动机的内在推动，必须有政策措施的支持。

     实现消费转型需要收入水平提升和收入结构优化。从这个角度看，实现消费转型的关键在于如何提升收入水平和优化收入结构。提升收入水平和优化收入结构，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而从实现消费转型的角度提出该问题，则对提升收入水平和优化收入结构有了新的要求。

     首先，要把消费转型看作是升级我国经济循环的新的推动力，并以此为出发点去寻求提升收入水平和优化收入结构的对策。经济循环不仅有水平循环，还有升级循环。水平循环是在一定生产力水平下生产出来的产品和服务都能够实现其价值，并达到供给与需求的均衡。这样的均衡是经济实现顺利运行所追求的目标，也是任何经济体实现经济稳定所追求的目标。我国改革开放后，一方面通过释放和引进生产力的方式不断增加供给；另一方面借助国内外两个市场消化已经形成的生产能力。正是在这种供给与需求不断扩张前提下实现的经济循环，推动我国实现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也极大提升了我国经济实力和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由于我国的经济循环是以短缺的现实为出发点，因此，经济循环的供给导向特征比较明显，在供给与需求的关系中更加凸显了投资的作用。然而，在经历了40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后，现在到了提升我国经济循环水平的时候了，即要在更高水平的供给与需求之间达成一种新的经济循环。为此，提高消费在需求中的地位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确立了这样一个前提，使得提升收入水平和优化收入结构有了新的根据，增加人们的收入不仅仅是改善生活的需求，而且也是实现经济新的发展的需求。这可以从观念上改变人们的一种传统认识，即消费和发展之间是对立的，更大比例的消费会削弱未来经济发展的潜力。改变这一观念，我们就可以在提升人们收入水平和调整其收入结构方面积极施策。

     其次，要把增加居民收入作为未来经济发展目标，以提升人们的收入水平来推动消费转型。增加居民就业和提升人们收入水平，在当下的经济环境下似乎不太现实。因为从当下的国内外经济环境来看，经济面临的诸多困难都不利于就业增加和收入提高。没有就业和收入增长的保障，消费转型就难以实现。这类似处于一个平台困境，如果不能升级到一个更高的平台，那么要走出这一平台困境就会十分艰难。现在最需要做的便是努力升级到一个新的更高的平台。在这个更高的平台上，通过提升收入水平来扩大消费，借助扩大消费推动消费转型，在更大比例的消费需求拉动下形成新的经济循环格局。这是未来我国经济发展必须要达到的目标。为此，提高居民收入成为重构我国经济循环格局的出发点，必须下大气力去实现。其实，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收入保持了与经济同步的持续高速增长，在2012年之前，我国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略低于GDP增长速度，2012年之后，我国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超过GDP增长速度。这表明，我国居民收入增长并不像人们感受到的那样增长较慢，而是相对地增长加快，也就是说，我国居民收入增长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并形成了一个良好的态势。现在需要做的是，再进一步把推动居民收入增长作为经济工作的一个重点，要在就业上下功夫，要在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上下功夫。

     再次，要使居民收入结构更加合理，为扩大消费提供更有力的保障。在收入与消费的关系上，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是决定消费规模和层次的主要因素。在一定的收入水平下，使收入结构合理化对于消费增加的意义重大。实现收入结构合理化，是我国收入分配努力达到的一个目标。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曾通过平均化的按劳分配来达到居民收入的均等化，虽然一定程度地实现了这一目标，但因此消解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改革开放后，通过分配制度改革拉开了居民间的收入差距，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但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的弊端越来越明显。这意味着，在新的发展阶段上，处理好居民收入差距问题，形成一个更加合理的收入结构显得十分重要。为此，要平衡我国居民收入增长的正常机制与对收入差距的人为干预的关系，使收入分配机制尽显活力又不会出现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实现这样的目标， 要以调整政府、企业、居民的收入分配关系为前提，在政府与企业的分配关系上向企业倾斜，在企业与居民的分配关系上向居民倾斜。在加大居民收入比重的前提下，还要通过各种政策来降低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 

     最后，要建立更加全面和较高水平的社会保障，使人们敢于消费和愿意消费。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会遇到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不能等到人们收入水平提高了，才来推动消费转型或升级，它们之间的关系必须在动态中才能处理好。为了在一个过程中提高人们收入水平和增加人们消费，必须有一个保障性的制度安排，即社会保障制度。因为社会保障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人们消费的后顾之忧，从而有利于在收入水平还不高的情况下提升消费的比例，形成消费增长的机制。不过，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来提升人们的消费水平，从来都是一个难题并有一定风险，关键是如何把握社会保障的程度和水平。如果保障过度，那么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尤其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的阶段，过高的社会保障会消解社会竞争力。随着我国生产力发展达到较高水平，社会的创富能力有较大提高，可以在提升社会保障程度和水平上作文章，并探索社会保障在提高收入水平和提升消费层次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乔   榛，王   丹：《我国经济循环重构：基于消费转型的实现机制》，《学习与探索》2021年第1期，第103—110页。

延伸阅读：

乔 榛，姜 帅 | 国内新竞争环境下的东北振兴再认识

乔   榛，王   丹 | 我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新机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