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9年3月6日下午，国家图书馆《文献》杂志编辑部邀请京内文献学界部分青年学者与编辑部座谈，就文献学研究的有关问题展开交流和讨论。相关内容刊布于《文献》2019年第3期，我们特此转发，以飨读者。

艺术史文献的“同”和“异”

谷卿（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

很荣幸受邀到国图参加《文献》编辑部召开的座谈会。《文献》是个老牌的学术期刊，创办至今已经40年了。予生也晚，虽然非常关注这份刊物，但大致算算，可能只看过近十年间所出的大部。我对《文献》的印象，或者说是我个人感受到《文献》杂志的两个特点，第一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干货”比较多。第二是新披露的材料比较多，比如一些新见的信札、稿本、题跋等等，以此为基础，对这些文献做相关研究，这样的文章比较多。这两个特点，恰恰说明《文献》是又古又新的，既关注古典，同时对于新材料也乐于接受和包纳，另外还可以感到，《文献》既有分量同时又很轻快，分量当然是就其学术含量而言，轻快是指那些篇幅不长的短论、札记，揭示新见材料的文章，大多能很快地发表出来。不过，特点往往既是优点，同时也可能是不足之处，以前我在看《文献》的时候，常会觉得很多论文缺乏深度的讨论，这个问题天然老师发言中也提到了，她的表述就是“貌似有朴素之形，本质却无定谳之实”，这是很多文献专业论文的状况，确实是关注到了一些问题，但问题背后还有什么？当时的历史状况和样貌如何？没有通过深度探索重建和恢复起来。

如何办出《文献》的特色，这应该是编者和作者一同思考的问题，刚才几位老师谈了关于他们研究领域的问题和诉求，我也想咨询，《文献》是否可以开放些空间给艺术史研究方面的文章？虽然很多论文的专业归属是艺术史，但是围绕书画文献或金石文献等展开讨论的，也都是“干货”。今天来的时候我看到国图正在举办“中国古代书籍插图展”，很感兴趣，还没来得及看。关于古籍版画、插图以及版刻书法的研究文章，《文献》是不是也可以发表一些，甚至可以组织专题讨论？

很长时间以来，我对明末清初一位僧人石濂大汕比较关注，国图就藏有他的《离六堂集》，这部书在乾隆年间是被禁毁的，相当稀见。《离六堂集》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有三十多幅版画，是大汕的自画像，其中一幅还有刻工的署名：“吴趋弟子朱圭上如敬镌”。郑振铎先生把这些图称为“石濂和尚行迹图”，收在《中国版画史图录》里，最近我得到已故汉学家芮效卫（David Tod Roy）的一本藏书，是吴百益（Pei-yi Wu）所著的The Confucian's Progress：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 in Traditional China（《儒者的进阶：传统中国的自传作品》），1990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书的封面就是大汕“行迹图”中的《遇异图》。大汕很喜欢画自画像，据我的观察，大汕可能是明清时期画自画像最多的人，存世墨本也有好几件，将一位画家手绘的作品和版刻的作品放在一起比较，也是很有意思的事。大汕的这几十幅“行迹图”讲述了很多故事，从各个方面树立自己的形象，前辈学者饶宗颐、王伯敏、姜伯勤先生和台湾的毛文芳教授都有关注或研究。但是，大汕的这一批画作为艺术史文献，我们不能孤立地去看，它其实对早些时候的绘画和版画是有借鉴的，比如陈洪绶的《隐居十六观》、晚明人物画谱《天形道貌》等，对其主题的选择都有影响。至于陈洪绶的版画，特别是《博古叶子》中的几幅画，甚至被“行迹图”完全照抄了，我们两边各取几幅对比一下，立刻一目了然，不证自明。这些文献让我们认识到明清时期一些版画的流行程度，还有不同艺术形式和文化阶层的深刻互动。

“行迹图”留下版画刻工的名字，同样值得注意。朱圭算是比较有名的巧工，他刻过金古良的《无双谱》，流传很广。大汕的“行迹图”，朱圭是否深度参与画稿的创作？他们有着怎么样的一种合作？这一套图多大程度上体现出朱圭的理念和风格？这都是还没完全弄清楚的问题。相比一些无名的画工和刻工，朱圭已是很出色和幸运的了，董捷先生在《版画及其创造者》中就谈过“‘影子’画师”的问题，很多版画的画师，仅仅因为身份低微就被剥夺了署名权，刻工也常常如此。大汕本人早年就给大画家沈颢和龚鼎孳做过“画童”，沈颢和陈洪绶是朋友，《隐居十六观》就是陈送给沈的，有他的上款，那么大汕当“画童”时有没有代过笔，代过哪些笔，还不太清楚。文以诚（Richard Vinograd）也举例提及，作为金农弟子和长期代笔者的罗聘，他创作《鬼趣图》和对鬼怪题材抱有浓厚兴趣的原因，不妨理解为“早期如同影子般存在而不被承认的代笔经历”。说到《鬼趣图》，也是很有意思，它还被认为借鉴了一些西方医学文献中的图像，比利时学者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就发现，《鬼趣图》第八图的骷髅画像，挪用了维萨留斯《人体组织》和昂布鲁瓦兹·帕雷《解剖学》中的骨骼图像，这两本书出版于16世纪的欧洲，有很多种译本，中译本《人身图说》在17世纪就已经流行了，而罗聘画《鬼趣图》虽然不止一本，但大概都在18世纪的后三十年，时间也能对得上。梳理艺术史文献，有时候需要做很多类似“查重”的工作，这样才能发现渊源、找出联系，但这个工作虽然简单却不容易，目前来看只能靠看得多和记得住，没有见过就是没有见过，难免会把借鉴甚至抄袭当成原创。

与古籍相关的艺术文献不止版画，还有版刻书法，相关问题的研究论文《文献》似乎未见发表，我们只能在书法类的刊物上面见到。大汕的“行迹图”每幅图都有题赞，像册页的对题一样，作者各不相同，而字都是手书上板，行楷草隶，甚至还有小篆和古文，比如屈大均题的《供母图》就用隶书，屈的行草书我们还看过，隶书只有肇庆七星岩的小千尺塽题刻，墨迹目前一件也没有看到，至少我没有印象，如果《供母图》题赞确系摹刻屈大均手迹的话，那珍贵程度自然不言而喻。刚才提到画谱《天形道貌》对大汕的影响，它的编者周履靖在刻另一部人物画谱《绘林》时遍邀名士题识，将他们的手书刻出，这个做法很可能启发了大汕。至于周本人的书法，好像也没有看见流传，但是最近我看到一本卓君庸题赠给林宰平的木刻小册子，内容是周履靖写的全本骆宾王《与程将军书》，字体是章草，写得很好，有落款和印章。卓和林都是特别喜欢章草而且在当时大力推动章草研究和知识普及的人，这个小册子很薄，并非字帖，很明显是书籍，但不知道是从哪里抽出来的，还是有着什么其他的情况？但至少让我们看到周履靖书法的一个样貌，而它也得到晚清章草研究者的认可。

书法进入书籍，两者产生联系，时间是很早的。去年在北大文研院参与过一次有关“制造《陶渊明集》‘苏写本’”的讨论，这个话题涉及书籍史、书法史、文学史等不同领域，但研究的基本对象还是文献。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它的成立需要两个条件，第一是苏轼书写过大量的陶渊明诗文，二是苏体书法成为一种书籍版刻字体——两方面都需要文献支持。那天报告人蔡丹君老师主要谈第一个方面，而第二个方面的文献也需要多加关注。从现存一些宋版书籍来分析，确实能够看到苏字的流行和东坡体书法进入版刻领域的现象，比如两宋之间一部相当重要的禅宗典籍《宗门统要集》，它的南宋刻本有淳熙六年孝宗次子赵恺的一份题跋，这份题跋是以手书体上板刻成的，字体就是苏字，另外嘉熙三年所刻《新编四六必用方舆胜览》，书前有吕午序，苏字特点也相当明显。但是，赵恺和吕午的传世墨迹我们没有见过，因此也不太好判定是否就是根据他们手书刻成的，这里有三种可能：一是确是赵恺和吕午撰并书，而赵和吕二人的书法都学苏，这样的话，就为我们保存下了一份有关赵恺和吕午书法的文献资料；第二种可能是序跋作者完成文字之后，刻书者请善书者代笔誊写，再令工匠刻成，而当时书写的人正是一位学苏字的书法家；至于第三种可能，就是书的编者特意集苏轼的墨迹然后刻成。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的这部《新编四六必用方舆胜览》，比国内藏的几种版本要早，是宋理宗嘉熙己亥年的初刻本，就是1239年，这时候编者祝穆和吕午都在世，而祝穆其实对苏轼是非常了解和熟悉的，我们看《方舆胜览》里有很多关于苏轼的记述和考证，他如果确实是一个“苏粉”，是完全有可能有动力去集字来刻的，或者把集出的字摹写之后刻出来，这时候呈现出来的字虽然稍失神采，但还是能看出苏字特点。还有另一本南宋淳熙年间刻的《啸堂集古录》，前面有李邴的序文，也是手书体，虽然不及前两本书中字体肥扁更接近苏体，但也可以看出明显是由苏字而来。不管怎么样，我们都看到苏字在南宋时候已经成为刻书时选用的一种字体，从法帖到图书，书法和书籍真正发生了关系。

从文献来看，苏字不光在南宋进入书籍领域，而且早在北宋就有苏体书法的刻经了。现藏日本京都东福寺的《楞伽经》，是元祐三年，也就是1088年所刻，字都是很明显的苏体，而且序文有署款，题跋也以苏轼自己的口吻说这是他写于元丰八年的，还记录了本事。祁小春老师在《古籍版刻书迹例说》里也提到，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书法写刻本，相当重要，而且内容丰富，有四万多字。经的最后还有等觉禅院僧人的跋，也是用苏字写成的，也许是后请苏轼写成，也许是摹写或者集字，都有可能——但看这部分字中相同的字，字形稍有不同，假如是后两种情况的话，那可以说摹写或集字非常用心。这件《楞伽经》，其实既是一件具有图书性质的经卷，也是一件具有艺术品性质的法帖，它是一个交汇点，而且时间很早，值得留意。另外，台北故宫还有一部宋刊苏写本《妙法莲华经》，七卷七册，2006年曾在“大观：宋版图书特展”中展出，苏轼于熙宁二年（1069）写《妙法莲华经》，是史有所载的，但不知道台北故宫这部刊本具体何时刻成。由此联想到另外一个话题，那就是，苏轼书法之所以不仅在文化精英阶层享有盛誉，而且为普通民众所熟知和喜爱，与当时不少佛经是由苏体刊刻而成大有关系。

实际上，某体书法的墨迹本和刻本，区别有时候还真不小，这与刻工对书法的理解体会有关，也与刻工工作的态度有关。将书法墨迹镌刻出来，无疑会或多或少地失真，至于根据初刻本翻刻或以某本为底本摹刻，最后成书的字体，难免失去更多重要原始信息。比如前面提到的宫内厅藏本《新编四六必用方舆胜览》，是编者还在世时候的1239年刻成的，国图藏本《新编方舆胜览》，是咸淳三年也就是1267年刻的，吕序的字体与初刻本已有小异，至于台湾“央图”藏的南宋本《新编方舆胜览》吕序书体，虽然苏字的风格特点基本存在，但书法的意味或者叫做书写感就很少了，显然这一本要晚于前二者。注意到这些文献的“同”中之“异”，我想是非常必要的。

以上就我比较关心的艺术史文献方面的问题，结合对《文献》的感受和期待拉杂言之，不妥之处尚望见谅和指教！

成为更多语种文献学的平台

李灿（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

首先感谢《文献》编辑部邀请我来参加这次会议。我本人的研究侧重于梵语和中古印度语佛教文献以及早期汉译佛典，跟正统的中国古典文献学有一定区别，所以我会更侧重于讲跟我自己领域相关的东西。

首先我在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因为《文献》主要是发中国古典文献学的论文，是不是可以把这个范围稍微扩大一点。文献学不只是中文传统里有，大部分语种都有自己文献学，虽然可能学科名称略有不同。当然这并不是说让《文献》无所不包，而是说在国家提出“一带一路”战略的背景下，是不是可以考虑借鉴“大国学”的理念，将古丝路胡语文献的研究作为可以考虑的选题。目前国内学者对丝路胡语文献的原创研究成果大多先在国外发表，然后才出口转内销回到国内来，这种情况与国内发表平台有限有一定的关系。实际上大部分西域语言的文献资料都是相对稀缺的，不像中文文献大多可以有好多版本，大家比较哪个版本价值高。而胡语文献常常是连基本的文本都没有。这种情况下每发现一片新残片或者出现一部新文本，对研究来说都具有很大的意义。但是这些材料在国内好的发表渠道不多，所以，我觉得如果《文献》能够把胡语文献研究这一块纳入进来的话，可能对于《文献》的国际关注度会有一个提升。

第二点，中国的古典文献学是否应该考虑跟国际相近领域学界接轨和对话的问题。文献学这个词的其中一个英文对应是philology，也就是常说的语文学。我们知道，语文学传统在西方学术传统里历史非常悠久，而且学术范式一直在不断丰富、推陈出新。比方说，一开始语文学的核心关注是以文本为中心的，不断试图利用不同的写本与刊本去重构一个最接近原始形态的本子。但随着研究的展开，前述系谱学方法的一些核心原则开始受到挑战。学术界开始意识到在很多前现代文献中（例如欧洲中世纪文献、史诗、印度佛教经典等等），同一著作的异读中存在着纵向异读和横向异读，不同异读并不总是错误抄写导致的。而在历史上，这些文献本身并不稳定，可以被持续不断地增删、改写甚至重写。这时最初的作者便可能不再是最重要的，因为这种著作的传抄或口传过程更像一个“创作的工作坊”。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文献可能并不存在唯一的“原始文本”，或者说其“原始文本”有存在多元性的可能。而若按照语文学的传统校勘方法则可能重构出来一个历史上从来都没有存在过的东西。此外，上述的方法都可视为历时性的研究。还有所谓新语文学，提倡对文本共时性的研究，主张不应被作者束缚，而应更多地关注写卷或刊本本身，如其中的视觉图像、注释、标题、插入及其背后观念、审美趣味、意识形态等等的变迁。让写本获得自身的生命，走入新语境、获得新意义，而不是作为原作者和原始文本的附属品存在。

随着数字人文的发展，传统的文献校勘等等，在方法上也已经开始出现一些变化。以前难以在纸面上实现的校勘方式，现在可以通过数字化的方式来予以兼顾。学界曾识别出包括影印本、抄录本、最佳手稿本、综览本、折衷本、精校本等诸多文献整理方法，这些方法有时各有利弊，但却很难在同一部纸质书籍中方便地实现。但有了计算机之后，则使全方位呈现不同写本并兼顾不同校勘方法成为可能。也正是由于电子文本的经济性，且不必拘泥于纸质出版时既定的呈现方式，而是可以让不同读者都能够民主平等地根据各自的需要来选择文本的呈现、校勘和研究的方式，并共同参与和完善对文本的校订与注释。例如莱顿大学的Silk教授近年开始提倡所谓“开放语文学”（open philology）。该项目在理念上将每一个传本都平等地视为作品的不同见证，来否定传统的文本“优生学”。项目所开发出的系统可以根据用户的需要设置参数，来安排文本和异读的呈现方式和排列顺序，用户也可以选择参考编辑者所重构的文本。而为了保证质量，录入和编辑功能仅对有足够资格的人开放，而不是像维基百科一样完全自由。此外该项目还试图通过自然语言处理和机器学习等方式来逐渐实现梵藏汉跨语种文本间的大规模自动对齐，并进一步探索佛教经典之间存在的平行文本和互文性等问题。当然，这只是一个例子，像这样的一些国际学界语文学的动态，《文献》或许也可以考虑予以介绍，并鼓励学者参与到共同的方法论讨论当中。此外，随着现代文学批评理论比如后殖民主义、认知语言学等等对语文学的批评与冲击，造成语文学在美国学界有被边缘化的趋势，出现了教职缩减的局面。西方语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也纷纷做出回应，并试图提出解决办法来因应这一挑战。而目前国内也已经开始出现了对文献学的类似质疑，我想中国的文献学学者也有责任与其他语种的语文学家共同思考和面对。

第三点，《文献》以前关注的主要是中国的古典文献，但有一块我觉得是不是也可以更重视一下，就是翻译文献。我们之前好像更多关注的是中国本土著述，但实际上国外的文献和经典翻译到中国，这个过程是一个跨文化、跨区域的事件，可以放在更广阔的地域乃至全球史的层面上来讨论。一部翻译文献本身，除了有中国的背景，还有域外的背景在。这样一部文献在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下转化的过程和命运，经常可以为文献的研究带来很多更加立体、更加多面、更加有趣的话题。而且这样可能也会使我们的读者群更广一点，不仅仅局限于中文和历史的范围，而是可能会让更多其他领域的研究者也关注到《文献》杂志，我想这样是不是也能部分地扩大期刊的受众范围和影响力呢？

学术引领者的担当

王博（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

感谢张志清馆长与《文献》编辑部的邀请，办刊方向关系到刊物未来发展，实为大事，晚辈愚昧，借贵宝地斗胆发表一些个人浅见，如有不妥之处，尚请海涵见谅。

贵刊创刊自1979年，40年来陆续披露各种具重要参考价值的古、近代文献，并发表相关研究成果，俨然已发展成为我国文献学领域的一面旗帜，享誉海内外，长期备受瞩目。就目前刊物而言，虽已是极好的，但如能在以下方面加以调整，则更有助于读者研究及学科发展。

其一，目前“文”较重而“史”较轻，两者所占比重并不均衡，后者内容尚有增加馀地，以进一步提升对史学研究者的吸引力。如近年来以洛阳、长安等地为中心大量出土墓志等石刻材料，虽存在盗掘、伪刻等诸多问题，但意义重大，俨然已成为继殷墟甲骨、居延汉简、敦煌文书、内阁档案之后的又一重要领域。贵刊今后是否可以增加一些该领域较为重要的研究成果。

其二，通过“专栏”等形式定期反映学术热点，并利用“卷首语”“主笔”直接与读者进行交流和沟通。一个期刊所吸引人之处在于它独特的表达功能，有生命力的期刊，也是一种理想主义色彩的表达及对当下热门话题加以采撷的意图。现在有许多期刊通过举办小型学术研讨会以提供探讨学术热点的场所，殊不知“专栏”本身便是一个最佳的探讨“场所”和“研讨会”。

其三，适当增加域外汉籍方面的内容，以从整体把握东亚汉籍发展脉络，促进该领域研究。如在东亚，作为印刷术的故乡，历史上东亚汉籍的刊印过程，基本上是沿着中国为中心，周边国家和地区始于模仿中国，此后渐渐各有创造而发展起来的（早期基本为佛经，如8世纪中叶日本奈良时代刊刻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等）。以在中国元明时期民间流行的诗文选本《古文真宝》一书为例，虽该书地位不亚于此前的《文选》和此后的《古文观止》，但由于自明晚期起逐渐被人遗忘，国内极少有其传本，但据朝鲜半岛及日本对其翻刻本加以比较，则可较好恢复其原貌，域外汉籍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贵刊虽名为《文献》，但实则意义重大。原本，于我等从事古代史学研究者而言，因古代文献是研究之基，懂得分辨并正确阅读理解文献正是开展研究的第一步，因此拜读贵刊是日常的必修课。但坦白而言，现如今史学研究者中擅长阅读理解文献者有之，懂得分辨者则甚少。所以辛德勇先生才忧心忡忡地指出，目前引用几无史料价值的著述作为研究依据者不在少数（见《研治古代文史的必备入门书籍——读黄永年先生著〈古文献学四讲〉》，收入黄永年《古文献学讲义》，中西书局2014年版，第311页）这一现状。可以说，文献学素养的缺失是横亘于文史研究者面前的一大障碍，而这一障碍却又是非突破和跨越不可的，结合近年来伴随经济发展而起的史学研究热潮，相信贵刊在此际无疑可以肩负起更多的责任与担当。换言之，晚辈盼望贵刊不仅是作为展示新文献、发掘已有文献未知价值的重要平台，如能在此基础上加以升华，在为学术界提供平台的同时，也能反哺学术界，引领促进学术发展，立足于文献，却又不囿于文献，从而更进一步推动文史研究发展，则功劳大焉。

最后，再次向张志清馆长及贵刊诸位先生表示感谢！

从传统文献研究到现代文献学的转型

史睿（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先贤提出科学整理国故，奋力实现中国学术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然而至今一百馀年，中国的很多学问仍然停留在前近代，并未完成这一转型，尤以传统文献研究为甚。传统的文献研究主要包括古籍的校勘、版本、目录、辑佚、辨伪、鉴定等领域，但是细致分析之后不难发现，这里的校勘、辨伪是研究方法，辑佚、鉴定是研究目的，版本、目录是研究对象，完全不是同一层次的内容，以此概括文献研究显然存在着重大问题。而文献学的一些教科书认为文献研究应当包括从文字、音韵、训诂到义理乃至辞章的方方面面，举凡文献所记载的内容都归入文献研究的领域之内；甚至还有用“‘中国古典’学”来概括传统文献研究的主张。这样的认知必然使人怀疑传统文献研究究竟是一个独立的学科还是面向文献的同类研究的庞杂集合。

我们知道任何学科都需要有自己明晰的研究对象、概念体系、独特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不与其他学科交叉、重叠，这样才能使之成为独立的学科而存在。然而目前学术界对于文献学恰恰缺乏这样的明确共识。如果传统文献研究仅仅是一种无所不包的面向文献的研究，肯定是无法构成一门现代性学科的。时下国内的学科目录中与文献研究有关的并没有称为“文献学”的一级学科，只有一些从属于某些一级学科的子学科类目，例如从属于历史学的“历史文献学”，从属于文学的“古典文献学”，从属于哲学的“哲学文献学”，从属于自然科学史的“科技文献学”，等等。是不是将不同学科属性的子学科，例如上列古典文献学、历史文献学、哲学文献学、科技文献学相加，就可以构成一个独立的学科了呢？由于这些子学科的基本学科属性是由其上位类学科所确定的，将这些子学科强行组合起来仍然无法构成一个独立的学科。这样较低的学科地位和分散的从属关系恰恰表明，中国学术界并没有对于文献学的统一认识，也不认为文献学有其独立的学科地位。这种现状与文献研究的定义模糊不清、泛滥无归是密切相关的。另外，文献研究又常常被当作各个学科的应用性学问，当各学科的研究者从事本学科研究之初需要调查和处理文献时，文献研究才有其价值；而一旦到了更为深入的程度，文献研究就不再受到重视。久而久之，学术界将调查和处理文献的工作视为研究进程的初阶，甚至认为文献研究仅仅具有工具性，而没有其独立的学术地位。正是因为传统的文献研究存在以上种种问题，所以难以走上现代化转型之路。

在研究对象方面，传统文献研究主要是面对中国刻本文献，因为刻本是自宋代以来主要文献形态，而且传世数量最多，但中国古代至少经历了简帛文献、写本文献、刻本文献三个阶段，仅仅以刻本文献当作古代文献的全体显然是不够全面的。甚至可以说，以刻本文献为主体的文献研究“忘却”了文献史一半的内容。以往因为简帛文献、写本文献几乎没有传世，传统文献研究无所用力，但是随着二十世纪以来简帛文献、写本文献的大宗出土，已经为“全局性”的研究准备了丰富的资料。目前，这些新出形态文献的研究被当作文献研究的一个小分支——出土文献研究；而一般文献研究者在使用它们时，仍以传世的刻本文献视角为主，认为出土文献仅仅在补充或校正传世刻本文献时才有意义。可是最近二十年的最新研究成果表明，这种的认识是存在重大疑问的。前沿研究认为，凡是简帛时代产生的文献必然带有简帛时代文献的特征，凡是写本时代产生的文献必然带有写本文献的特征，它们的特征可能在转化为刻本之后大量损失。对于雕版印刷技术普遍使用之前的文献，如仍然使用刻本文献的方法来研究，必然会出现重大失误。武汉大学于亭老师指出，从刻本文献研究归纳出来的定理和方法在从事出土文献研究时往往失效。这正是学术界对于出土文献的价值判断失误所致，如果任由这种错误的认知普遍存在，必然制约文献研究的深入和全面推进。出土文献并非仅仅在校补传世刻本文献时才有意义；简帛文献和写本文献应当是早期文献研究的直接对象：其特殊文献载体对于文本形态的塑造、文献意义的表达、文献信息的传承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完全无视文献形态的研究必然陷入误区。与此相似的是金石文献，这类文献一直被当作纸本文献加以研究，因为石刻可以经由传拓和传录的方法转化为纸本文献，而后代研究此类文献时往往无视其金石载体的特殊性，导致金石文献研究中仅仅重视其文本，而金石载体反而不在视野之内。这种脱离具体文献载体的文献研究无疑是片面的。

从研究方法方面而言，任何一个学科，它的研究应当举证出具体证据，其论证过程应当符合基本逻辑，而且可以通过重复证据和逻辑推演加以验证，其研究方法和基础理论都可以通过基本教科书和工具书加以概括和总结，使后来者可以将这门学问学懂学会并且传承下去。同时学者们还要时时对于学科的理论和范式加以反省，推进本学科的进步。就如自赵万里先生以来，已经在尝试建立科学的版本学体系和类型学的范式，他的《中国版刻图录》就是现代版本学的奠基之作。最近上海图书馆郭立暄《中国古籍初刻翻刻先印后印研究》做出了进一步完善版本学体系和方法的尝试，而且利用版刻的类型性差异分析解决了学术史的若干重大问题，较之赵万里先生的研究更为精细，既发挥了传统版本学的优势，又确立了科学版本学的典范。他们的著作，将传统的如同老吏断狱式的版本学从观风望气、不行诸文字的层面，转化为科学的、可验证的，使版本学成为可以习得与传承的学问。在活字版方面，艾俊川也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在文献用纸与文献装潢、修复等领域，杜伟生的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些都是现当代文献学界自觉实现现代化转型的尝试与努力，非常珍贵。

基于以上的讨论，尝试提出独立的科学的现代的文献学的定义：它应当是一门以研究文献的生产、流传、利用、管理等为主要内容，兼及文本与载体之间在时间、地域、组织、权利、学术等几个维度之间的张力及其变化的学科。文献学应有其自身固定的学科领域、概念体系、理论与方法；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理论上与其他学科划清边界。这种文献学是可以通过基础教科书和工具书积累、传授和习得，其研究成果可以使用普通的逻辑过程实现论证，也可以通过重复具体的资料与理论加以验证。它有其自身的学科属性，不是某一个特定学科的附属学科，也非所有学科的初阶文献处理过程。具体而言：

文献的生产包括著述、编纂、注释、校勘、修订等文献生成方式，文献记录、缮写、雕版、摹绘、复制、跨媒体转移的工艺过程以及任何一种方式或环节对于文本可能产生的影响和作用。

文献的流传与利用应当包括传授、习得、诵读、编译等，也涉及文献的鉴定、消费和流通等社会性过程。

文献的管理则是指对于文献内容的著录、分类、索引、重组；也包括文献实体的典藏、借还、装潢、修复、保存、禁毁等。

如果这样定义和构建文献学，将非常易于催生文献学的问题意识，前近代模式的文献题跋式的研究，将转化为科学的现代化的有问题意识的文献学研究。以上对于文献学定义的尝试肯定是非常不成熟、不完善的，之所以敢于提出来敦请学术界讨论，正是由于文献学非常迫切需要这样的理论建设。

建立现代文献学，除了文献学界的自我学术反思之外，可能还需要另外两门学科的助力，即国外的书志学和现代的计算文献学。

历史上，中国的文献研究者基本上不涉及国外的书志学知识，对于这一在国外已有着悠久历史的学科非常陌生，这是时代使然。站在今天这样的历史结点，中国文献研究不应当再自外于世界文献学。中国的文献虽有其独特性，但是古今中外的文献更有其共性，外国书志学在学理层面所做的归纳，应当有适用于中国文献的部分。特别是针对中国传统文献研究缺乏方法与理论自觉的状况而言，对于外国书志学的引介就显得尤其必要。近年来，复旦大学苏杰翻译了若干国外书志学的重要著作，做了一系列基础工作，非常值得赞扬。因为这将有助于我们了解国外已经非常成熟的书志学的学科领域、概念体系、基本方法和理论，用以对照我们的传统文献研究，以利发挥我们的优势，改进我们的缺陷，并与世界书志学界对接。中国未来的文献学应该积极与外国书志学展开对话，并有所贡献。中国文献学与国外书志学的对应，不仅是为了沟通中西学术，更是为了实现文献学现代化转型的目标，并进而在国际学术界发出中国应有的声音。

计算文献学是新兴的文献学研究路径，使用统计与建模的方法整理文献，迫使我们回答文献学的本质和基础问题，也提供了以全新的角度审视文献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理论和学科意义的可能性，因此是一面非常重要的镜子。特别是当最近的人工智能研究发现，仅仅建立在统计基础上的信息管理是难于有突破的，基于人类认识基本规则的人工智能才是重要方向。这提醒我们，传统文献研究与计算文献学将不再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研究传统文献的方法和理论，应该能为计算文献学的突破提供支撑。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文献学自身也需要首先完成现代化的转型；从而使文献学这一最古老的学科（比如“文献”一词出自《论语》，传统文献学界也将其鼻祖至晚追溯到孔子），在与最前沿的计算文献学合辙同轨的进程中，焕发新的生机。

文献学需要不断增加本学科的深度，提供有价值的学术成果，才能增加对于人文学术研究的贡献值。文献学需要将个人的经验、知识、智慧，以论文、专著、工具书或数据库的形式发表出来，固定下来，提供其他学科的研究者来采撷。文献学需要时时关注其他学科的最新进展以及对于本学科的要求，时时回应这些要求，这才是增加贡献值并确立自身学科地位的不二法门。

《文献》杂志一直是中国文献学的重要学术刊物，是本学科领域的标杆，热切盼望《文献》担当起建立、完善中国文献学，并实现其现代化转型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