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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周年回忆丨陈侃理:在中心读书的第一年


在中心读书的第一年


本文作者:陈侃理

04级硕博连读,现为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长聘副教授


“天真蓝啊!”


刚到北京那会儿,我常常抬头这样想着,沉醉于从未见过的高远而澄澈的天空,沿未名湖东岸往北,踏着“一体”大屋檐的阴影,走过朗润园的小桥,到中古史中心去读书。


中古史中心自己有一个小院,入口在经济中心西侧的小夹道里。推开门,前院正中是报告厅,两厢是唐宋史诸位老师的研究室。从正厅东侧穿过道进入后院,中间朝南是图书馆,东西两厢各有三间研究室。魏晋南北朝史方向罗新、阎步克、陈苏镇三位老师的研究室在西厢,由南往北一字排开。那时,老师们并不常驻,研究室总是被学生占据着。通常,我会先去陈老师屋放下包,然后到图书馆去。


小院的构造,在来之前就熟悉了。准备来北京的那一年里,不知多少次打开过中心网页,看着小院的照片神游一番。对几位老师,也不觉陌生,除了读他们的书,还常翻“往复”的旧帖,苍茫、老冷的名篇都看得很熟。毫无疑问,这里作为学生时代的最后一站可以让人无憾,但在这一站究竟要做什么,毕业以后又将何去何从,真是没有多想。


那几年,研究生大规模扩招,燕园里容纳不下,学校把我们安排到万柳学区。彼时的万柳可不是如今的高档社区。下火车后直接被拉到这个略显荒僻的所在,不免让外来的新生有种“孤悬海外”之感。好在这种感觉持续不长。我很快就找到了“组织”,确切地说,是被“组织”找到了。


01

找到“组织”


我住在万柳3号楼7层的最东头,走廊的另一头住着也是魏晋方向的孙正军。他本科就在北大历史学系,年级跟我相同,因为直博而分在另一个班。他跟同级硕士班不少同学都相熟,而且头两年仍按硕士生标准住宿,正好同在一层。记得我俩联系上不久,他很快就告诉我:“王珊叫我们去聚聚。”


王珊,出身“西南夷”,北大本科毕业后到云南老家教书三年,又考回来读研,当时刚刚硕转博,恰与正军同班。她豪爽泼辣,对天下事仿佛无所不知,无所不有独到的见解,谈吐间纵横捭阖,让人仰之弥高,好在倒还不至于由敬生畏。那天同去王珊宿舍的,还有直博二年级的徐冲。我们一见便畅谈起来。


面对三位北大“土著”,并且都是博士,我一个外来“小硕”,难免有些心虚。不过,王珊对每个人都能照顾到,特别是我。我发现他们对官职秩级品阶如数家珍,而自己根本接不上话。王珊看出我的心思,时不时地露出“那也不难,你来了就会了”的意思,让我觉得尚非绝难企及。逐渐地,共同话题越来越多,过去的差距就越来越不重要了。从那以后,我们几个常常玩在一起,主要是由王珊带着,淘书、看展、聊天。彼此互称名字,偶尔来句“师兄”“师姐”,接下来就准没什么好话了。


入学后不久,又出了一段重要的小插曲。记得9月中旬的一天,正军突然跑来宿舍,说:“你还没联系阎老师?阎老师正找你呢!”我心说,糟糕,拖延出后果来了。


事情是这样的。保研报名时只填方向,导师是谁,理论上要等入校以后由教研室安排。我曾电话联系过阎老师,表达过想跟他读书,但报到以后却没再找阎老师,只是一味静候教研室通知。魏晋方向的三位导师,我都觉得很好。阎老师,不用说,是高中时就闻名的大家,投考北大魏晋方向很大程度上是受他的感召;陈老师,我对他的了解仅限于中心网页上的介绍,但读过《汉代政治与〈春秋〉学》后,觉得路数与自己的兴趣最合;罗老师,散文写得浪漫恣肆,让我幻想能跟着他驱车旷野,考古察今,而且面试时一直笑眯眯的,看起来很和蔼。如此一想,要主动选择就困难了。那又何必选择呢,听凭安排,怎样都很好嘛!结果,没等到教研室的通知,正军就来了。


这下我紧张了。运了几个钟头气,等到晚上,拿起电话,给阎老师拨过去。道歉、解释一番之后,我说:“还是想请您做导师。”阎老师介绍说,魏晋方向有三位导师,他自己的兴趣主要在官僚政治制度史方面,问我将来是不是也准备研究官制。这时,我支支吾吾起来。我在官制史方面基础薄弱,何况连将来要不要做研究都没有定见,一开始就明确选定具体方向,未免压力太大,下不了决心。阎老师感觉到我的迟疑,说:“没关系,那么陈老师、罗老师,你想跟哪位呢?”我又接不上话。阎老师稍一停顿,说:“我跟陈老师打个电话,看他愿不愿带你吧。”挂下电话,我意识到失去了跟阎老师做论文的机会,同时又感到一阵轻松,终于可以不用自己做这个困难的选择了。


问题迅速解决。我很快跟陈老师联系上,并且约了见面,地点就在中心的研究室。


与陈苏镇老师合影(2007年6月)


印象中,第一次见面还是相当严肃的。陈老师介绍了魏晋方向的传统,周一良先生、田余庆先生、祝总斌先生指导学生不分彼此,现在几位老师也同样如此。他说,你是中心的学生,不是某个导师的学生,应该转益多师,学到每位老师的长处。他对学生选课、读书没有特别的限定,只有两个要求必须做到,第一是研一要读一年《通鉴》,第二是每学期末要交一篇文章。


02

读《通鉴》


读《通鉴》,是几十年来中心魏晋、隋唐史方向培养学生的传统入门项目。众所周知,《资治通鉴》唐纪以下部分及其考异保存了一些不见于正史的资料,但读魏晋南北朝部分的意义则主要不在其史料价值,而是比“二史八书”更加简练,便于初学者入门。陈老师说得很清楚:本科生一般只读过今人写作的通史、断代史,而《通鉴》则是古人根据各家史书整理改编的,大部分采用史料原有的语句,可以帮助读者建立对文言文史料的基本感觉。另外,《通鉴》是编年的,囊括了政治史、制度史方面的大事,有助于我们在头脑里建立起历史变化的时间框架。他还强调了两点读法,一是一定要读注,二是要勤查。陈老师说“查”字,特意加重语气,拖了长音。他说,碰到不认识的字,不知道什么意思的专有名词,不要怕麻烦,站起来,查工具书,查正史,一定要弄明白为止,决不轻易放过。显然,这是一种帮助学生入门、打下基础的训练方式。有人不理解为什么要教学生读《通鉴》,其实是由于没有分清研究和训练的差别。当然,接受训练的我,当时也不完全理解。


魏晋方向读《通鉴》,传统上是从东汉末年读起,每周四卷,两个学期可以读到《陈纪》结束。我脑子里却冒出了一个新花样,既然陈老师正研究汉代,跟着他不读《汉纪》太可惜了;如果读了《汉纪》,前面《周纪》《秦纪》一共只有八卷,何不索性从头开始呢?这样,要读的篇幅增加三分之二,势必无法一年读完,可以每周三卷,读两年。我一味贪多求全,全不考虑这么做会给老师增加近一倍的工作量。但陈老师略带疑惑地听完之后,微微颔首,说:“我们先这样试试。”结果,此后好几届学生都延续了这个模式。


当时,魏晋方向的研究生少,《通鉴》课常常是老师跟学生一对二、一对一地教学。那年,徐冲和正军也想补读秦汉,正好跟我搭伙,陈老师的《通鉴》读书课才有了三个学生。上课的办法是大家先分头自己读六卷,碰到问题记下来,两周上一次课,提问、讨论。每次课三小时,如果我们提不出问题,陈老师一般不主动说话,只是默默翻书,有时会冷场几分钟,弄得我们压力颇大。这时候,个别字词的读音、解释这些本该自己解决的问题,当然是说不出口的,势必要想几个稍有广度和深度的问题出来才行。为此,读书时也就不得不上联下系、左顾右盼,寻找有分量的话题。翻看当时书中笺条、笔记,大多是些不着调的评论或大而无当的猜想,遍地是蹒跚学步的脚印。这些天马行空的想法,跟不放过每个字、脚踏实地读书的要求实在相去甚远。不过,或许这两方面相互结合,才是《通鉴》课指示给初学者的门径吧?


顺便一提,读《通鉴》用的是中华书局1956年版的胡注、汇校标点本。上世纪90年代初到本世纪的前5年间,恰是新中国以来学术出版最不景气的时候,书籍装帧印刷质量之差堪比三年困难时期:纸张糙黄且脆,平装书放弃锁线,纯用胶装,而背胶的质量低下,极易老化断裂,书往往还没读完就已散架。因此,我的《通鉴》没有买定价280多元的平装20册本,而是“斥巨资”买了10册的精装本,定价432元,汉学书店打八折后也将近350元,相当于一个月的饭钱了。之所以下此“血本”,一是想要激励自己好好读书,二是因为读书课买书的钱可以找导师“报销”。


精装本《资治通鉴》,两年读了六本


03

第一学期


因为对读《通鉴》有所预期,第一学期选的课很少。陈老师确实没有给我任何限定,即便是他本人开的《中国古代政治文化》,我也没选。具体原因记不真切了,一是可能不太了解选课规则还允许补选,二是听说主要是讲《汉代政治与〈春秋〉学》书中的内容,我已经读过书,就不觉得急切,自己导师的课,以后什么时候再选也不晚。如此一来,这学期就只选了“二外日语(上)”、“中国古代史研究”和“唐长安研究”三门课。


北大的“二外日语(上)”用自编教材,内容非常简单,加之我本科时已经学过一点,所以通常不去上课。“中国古代史研究”是本专业唯一的必修课,当时由张希清老师主持,请各个断代的老师分别来讲一两次,期末作业要求写一篇研究综述。我选的题目是“党锢之祸”,回想起来,当时看到的高水平研究很少,自己的文献检索也不得法,综述写得既轻松又难受。


选“唐长安研究”,则完全是慕荣新江老师之名,结果也确实大开眼界。这是我第一次知道还有一种叫做“习明纳”(seminar)的上课方式,而荣老师的长安课绝对是高水平的“习明纳”。此课已经开设有年,有成熟的模式。选课同学各从唐长安城的108坊中挑一个此前尚未研读过的,在李健超《增订唐两京城坊考》的基础上网罗史料,补充坊中的建筑、人物活动并扩展到相关的议题。唐代史料不像魏晋那样单纯,同学准备的材料中,碑志、文集、方志、考古报告等层出不穷,让我眼花缭乱。课上还有不少已经上过一次甚至更多次课的高年级同学,甚至有已经毕业工作的青年学者、国外来的访问学者,好像日本的长安学专家妹尾达彦教授也来客串讲过课。高年级同学在讨论中表现出对史料、史事的熟稔,每每使我瞠目。瞠目之余不知如何跟上,于是讨论一深入具体,我就不免神游天外去了。所幸,出于谨慎和懒惰,我在开学初就选定了僻处东南角的敦化坊。此坊人烟稀少,记载寥寥。既然没有多少工作可做,报告时捉襟见肘,草草收场,学到手的自然也就很有限了。对我而言,上这门课意义恐怕首先在于“观”,其次才是“摹”。


第一学期的选课和上课状态,恰反映出我还懵懂无知,远远没有找到做研究生的节奏。不过,生活的节奏倒是相当不错。每天上午或者中午到学校,除了上课,就是在中心看书。一般是在陈老师屋读《通鉴》,读累了就到旁边的图书馆“扫书架”。一开学,图书馆馆长臧健老师就召集所有中国古代史专业的同学,讲了一堂介绍图书馆的课。她带我们走进图书馆,一架一架地介绍其中的藏书,讲解如何进门换卡,期刊、工具书、电脑怎么用,阅览有哪些注意事项,还给我们引荐了神通广大的马老师(就是李鸣飞写的“马爷爷”)。这样一来,我们跟中心图书馆之间的距离感就消除了。那一年,在馆里乱翻书的时间可能并不少于正经读《通鉴》。


每天下午4点45分,闭馆提示响起,我也匆忙背上包,快步到学一食堂吃饭,赶傍晚人最少的第一班校车返回万柳。北京的昼夜长短变得很快。深秋时节,5点不到,太阳已经西斜,湖畔的垂柳、“一体”的白墙,还有博雅塔,都被洒上一片金光;而到了冬天,从中心出来时已经天色灰黄,寒风萧瑟,老树昏鸦。


就这样到了期末。该交学期论文了,怎么办?


读了一学期《通鉴》,“想法”倒是挺多,但任何一个想法,要充分论证却都不容易。写研究综述时,我发现大多数文章不过是用“学术语言”组织起来的陈词滥调。与其多制造一篇“假论文”,倒不如把某个不成熟的真想法理出个头绪来。我这样想着,便将读《通鉴》和陈老师、阎老师书所得的感想,与《剑桥中国秦汉史》中介绍的海外学者对《史记》记事真实性的看法结合起来,写了一篇札记,名曰《秦汉政治文化史二题》。大意是说,秦始皇不用水德,五德终始说首次成为官方意识形态是在汉武帝时云云。我对文章的主旨颇有信心,但也自知内容单薄,担心显得过于草率,又修改了一篇本科习作,在寒假回家前一并发到陈老师的电子信箱。


再见陈老师,已是新学期伊始。陈老师把稿子打印出来还给我,上面用红笔写了不少批注。稍稍翻看,就发现全是批评和质疑。文末空白处有一段总评:


这样的理解,主观色彩太重,浮在面上分析来分析去,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对某个问题有了想法,不要急于下结论。深入下去研究问题,从史实层面扎扎实实地校,若能在这个方面有所发现,研究才能有所突破。想从现有的知识中分析出东西来,多半不会成功。


如此劈头盖脸的一瓢冷水,真是平生未遇。再看本科习作的总评:


写文章应保持一种客观的态度,告诉读者你从史料中看到了什么。结论、观点等等都是从史料中自然地、合乎逻辑地产生出来的。这方面的论述应该把握好分寸,不可有强加于人的感觉。而你写文章的思路似乎正好相反,主观色彩过重,观点似乎是预设的,史料只是为了证明观点。这种文章在本科生中是常见的,说明作者还处在学习阶段,而没有进入研究状态。希望你尽快完成这一转变。


那时候我是什么感觉,说实话,是不服气的。回宿舍认真看过评语后,我在文稿旁边加了自己的批注,下决心再单独约陈老师见一次面,再具体听听他的意见,然后答辩一番。


这次“主动出击”约谈导师,前后说了什么,记忆已经模糊,但最终效果似乎不错。在我的方面,至少认识到学术论文写作目的是要创造新知识,以理服人,形成新的共识,因此心里要时刻想着读者,不能只顾自己开心、自说自话。此外,研究的问题有难易,而且总是受到史料的制约。陈老师有一条针对否定秦用水德的批语,说:“司马迁是公认的史学家,说他为了某种目的而编造史实,必须有过硬的证据。”那么,如果还想论证自己的观点,不仅要在理论上突破“司马迁是史学家”的成见,说明历史“真实性”的复杂面相,而且还要在材料上超过司马迁,拿出能够推翻《史记》记载的坚实证据来。这当然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做到的。我意识到,明智的选择是暂时放下。


陈老师似乎觉得我虽顽劣,但还有进步的空间。记得谈话最后,他问我是不是准备读博,我不假思索地说“还没想好”。但过一阵再回想,却不知哪来的自信,认定问话中应该暗含着某种肯定。既然评语中提出了希望,希望我尽快从学习阶段转到研究阶段,那么,就努力学做研究吧!


04

学做研究


研一下学期,我的课选得可就有点多了。


王铿老师的“日本汉学名著研读”课,要求各自试译日文版的《九品官人法研究》,然后集中会读,作用相当于中古史研究生的专业日语课,与“二外日语(下)”同修,有事半功倍之效。这学期的二外日语课难度陡增,我仍很少去上课,期末临时抱佛脚,考得相当吃力,多亏从王老师的课上学到了一点读学术专著的窍门。


阎老师的“中国古代官僚等级制度研究”不时地根据正在研究课题的更新内容,那一学期的重点在舆服制度。课程讲授的问题很具体,而概念和方法相当系统并且适用范围比较广,颇有社会科学的味道。初学者从中能够获得一套概念、方法,用来解决尚未厘清的疑难问题,便于模仿,对研究入门是很有帮助的。我在课上提交了一篇作业《汉代君臣乘车驾马数的制度与实际》,问题完全来自于课程,材料搜集基本属于顺藤摸瓜,只是我更关心越出制度之外的实际情况,旨趣有所不同。尽管如此,作业还是得到了肯定,让人大为窃喜。


阎老师讲课设计十分系统,深入浅出,注意跟学生互动;桥本秀美老师上课的风格恰恰相反。他的“学术史原著选读”课,基本上是全程为我们表演自己如何读书。桥本老师2004年秋辞去东文研的工作,正式来北大任教,2005年春季学期是他第一次开课。此前他来北大访学时,王珊与他多有交往,跟我说不少他的岐嶷之状。我半是受王珊鼓动,半是被“学术史”三字吸引,而选了课。


万没想到,所谓的“学术史原著”是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在我当时的概念里,《说文》是一部字典,段注是详细版的字典,跟学术史简直毫无瓜葛。桥本老师也并不理睬《说文》的体系,没头没尾地从中间开始讲起,原因是他刚好读到那儿。每堂课前,他都会散发若干页复印的讲义,繁体、直行、手写,字小如粒,体例谨严,但我基本看不懂。后来才明白,这是桥本老师给段注做的疏证。在他看来,段玉裁并非孤立、客观地解释字义,而是在清代学术的背景下,与前贤、时人对话,表达自己的经学观点。因此,他要找出段注每一句话的来源,厘清它的学术史语境,进而理解段玉裁的经学诠释方法和思想。当然,这是我很晚才形成的理解,上课时只感觉桥本老师自言自语,讲了一些听不懂的话,但这里头学问很大,真可谓“不明觉厉”。听众中当然也有行家。我注意到有位老先生时常一声不响地坐在后排,后来才知道那是吴荣曾先生。据说吴先生听说中古史中心聘了一个“洋人”来教课,颇为震惊,很不放心,但他听过课后却大加赞赏,说:“这个日本人请得好!”的确,桥本老师带来了一种不同的学术风格,为我们打开了全新的视野,并且逐渐在中心带起一股关注经学的潮流,而我自认为是其中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与桥本秀美老师合影(2006年4月)


陈老师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是我在那个学期的重头课,下了决心必须学好。陈老师讲课很有计划,前三周介绍史料,接下来大致每两三周讲一个专题,从核心史料到学界的主要观点,体系完整,条分缕析,明明白白。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借由这门课的引导,把主要历史问题的代表性研究过一遍,初步入门,接下来就要靠自己修行了。


这门课期末要交一篇论文,我把很早就爱读的《世说新语》跟课程介绍的魏晋南北朝史料学联系起来,在志人小说的背景下来谈它的史料价值,实际上仍是在探究历史叙述和真实之间的关系。文中认为,东晋人记载中朝人物、史事多不属实,但那些夸张、虚构的成分却真实地反映出记载形成时代的思想面貌。这个道理并不复杂,但关键还在于论证。那个学期,我把有关志人小说和《世说新语》的主要论著都找来浏览了一遍,又通读《世说新语笺疏》,从中辑录史料。虽然工作做得不够全面也说不上细致,但在史料和史实层面有所推进,大致做到了论从史出。陈老师的评语说:“文章写得不错,有一定深度,文字也流畅。”接着指出若干不足后,又说:“建议你仔细修改后送去发表。”

从尚未进入研究状态,到文章可以修改后发表,可以说是一个飞跃。我大受鼓舞,几个月后修改了文章再次交上去。这次,陈老师看得更细,在文稿上用铅笔改得密密麻麻,评价标准也提高了。他在文末列出了三点总体意见:


1. 文章有内容,考证有深度,分析也不错。

2. 但文字不够讲究,有待斟酌推敲处甚多。田先生说:“写文章要像制作艺术品,精雕细琢。”我随手做了改动,仅供参考。如何改,你自己决定。

3. 结尾处的一些议论不很稳妥,也有点离题,删去为好。开头语和内容提要也应改写。


他用田余庆先生的话提出了“艺术品”的高标准,但又说他的修改“仅供参考”,具体怎么改,还是要我“自己决定”。在陈老师看来,学生应该有能力举一反三,在主动思考和不断试错中成长。


2006年初,我把反复修改后的这篇习作投给了一个知名刊物。几个月后,回信来了——是退稿信,还盖着红章。当然,对此不应该意外,也不记得有过什么懊恼。相反,很感谢刊物及时给了这么正式的回复,让我一下子觉得名刊似乎也不是无法触及的空中楼阁,并且越来越感到不必依靠刊物来评价他人和自我。那篇文章没有再修改投稿,但退稿信我收藏起来了。


05

千里之行


研一下学期临近期末,徐冲和正军告诉我,罗老师安排我们暑假去西北考察。考察路线已经规划好,先坐火车到银川,然后换汽车一路向南,参观一百零八塔、同心大清真寺和须弥山石窟,当晚到达固原。在固原看过博物馆后返回银川,那里有西夏王陵、拜寺口双塔,还有宁夏考古所的罗丰所长等着我们。说来也怪,这次旅行留给我的印象竟如此之深,连三个人在卧铺包厢外围着小桌板打牌的情景也历历在目。


那年一月,罗老师就组织过一次考察,他带队,同行的还有几位老师和魏晋方向的几乎所有研究生。考察范围在河北境内,南到赵县,北至定兴,路途不远,又有包车,比较轻松。记得刚到石家庄落脚,罗老师分配任务,塞给我一个信封,说:“你来管钱。”我大惊失色——我一个研一新生,毫无集体考察经验,怎么担得起这样重要的任务呢?连忙推脱。罗老师见实在扶不起,便把任务交给徐冲。他显然沉稳得多,每到一处,收齐大家的证件,独自在酒店前台办入住,退房时又落在最后,结账记账,毫不出错。我看着他,既庆幸,又惭愧。


暑假的西北之行没有老师带队,依旧是徐冲管钱,正军对路线操心比较多。我呢,更关心拍照。当时,数码单反还是天价奢侈品,我用的是胶卷,每拍一张,都要反复取景测光,浪费不少时间,有时为了找角度还得绕点路,不免拖行程的后腿。我带了一个很重的三脚架,经常被徐冲接过去背着。


江南人到大西北,一切都是新鲜的:高爽的天气、深阔的河谷、沟壑纵横的高原、肥美的羊肉和吃不完的面食……我们离开银川,又一路向东,穿行陕北高原。从靖边统万城到榆林,经过重重矿山,超过一队又一队运煤的大卡车,达到府谷,过黄河大桥,进入山西境内。到了保德,我们突然无比想念米饭,结果第一次吃到了大米跟小米混搭的“二米饭”。那天疲惫已极,晚上又停电,热得睡不着。次日起晚了,错过了早上去河曲的中巴,只好沿着黄河峡谷步行一路往北,一边步行一边找搭车的机会。煤车不时呼啸而过,几个小时后,我的T恤就再也洗不白了。


在右玉城墙上,徐冲背着三脚架,

正军背着跟我一起买的同款旅行包


到河曲,再出偏关,北上呼和浩特,看蒙牛总部对面的盛乐故城,又南下杀虎口,再入山西,站在拖拉机车斗上开进右卫旧城,又经右玉,到大同,参观云冈石窟、华严寺、方山永固陵……


这趟旅行往返大约三千公里,历时十二天,说实话学术含量并不算高。但饱览山川壮丽,略识风土人情,不由对这片土地的历史产生出好奇心,也培养了亲切感和想象力。而伙伴,也让旅途和读书变得不那么孤单。

结束旅行回到北京,某些悄然发生着的变化渐渐清晰起来。


也许从那时起,“中心”对我来说已经有了固定的所指:“去中心读书”,“来中心上课”,“我们中心”……


不知不觉中,交错纵横的小径已经隐没在眼前日益清晰的道路之中。下次,再谈起将来的选择,我会前所未有地笃定。

 

工作以后,研究室在人文学苑,来中心反倒不像研一时那样频繁了。不过,每年秋天,前院的鹅掌楸变黄,我都会在某个午后散步过去,凝神欣赏,或是在满地落叶中,踩出咔嚓咔嚓的声响。回想2004年,那时,它应该才种下不久,仿佛只要踮踮脚,目光就能超过它的树梢,落在报告厅的屋脊上。屋脊之上,是蔚蓝而高的天空。


从中心毕业,与答辩委员会合影(2010年6月)






(推送编辑:阚萧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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