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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列子·杨朱第七》

当托克维尔已经开始担心民主中的多数人专制时，在中国，少数人专制仍然“天经地义”。原因很简单：在国人的政治思想中，“自由”一直是个陌生概念。

不夸张地说，个人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来说完全是陌生的。国人不重视个人判断，更习惯于群体思想，把“别人怎么说”看得比“自己怎么想”更重要。

政府历来统管思想，文化中也没有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学说，没有民众参政传统，多数人也不认为自己有这个权利。“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到了需要百姓出力时才用得上。什么时候说过“匹夫有权”？没有权又谈得上什么责任呢?

中国社会的三大基本结构——高度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绝对君主制和宗法制，本质上都和个人主义水火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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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个人的渺小是对上帝而言；在中国，个人的渺小是对等级制而言。国人习惯于等级化社会，每个人都清楚自己的位置。从小受到的教育不外乎服从、迎合，因为忠孝所要求的，就是无条件听话。

中国文化中并非没有个人主义成分，但与现代个人主义不是一回事。很难说这些成分是否会朝个人主义方向发展，但起码，中国的文化背景没有允许这一变迁的发生。其实，历史早已证明，中国不是个人主义的合适土壤。

▲提倡“为我”学说的杨朱，被中国人批判了两千多年，至今仍未“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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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在修身中泯灭个性

儒家的自我和修身联系在一起，集中表现在重视个人的气节、人格和责任，鼓励自立，做有德行的人，抵制名利的诱惑、权势的威逼，内心中要有一个极强的自我。从孟子维护“士”和人民的尊严中可以看出，儒家具有一定的个人主义潜在倾向。

但是，儒家的自我不能发展为个人主义。

首先，儒家的自我是道德概念而非政治概念。它关注的只是人格。儒家认为，个人不过是群体的一员，是作为人际关系一个环节获得意义的。

中国文化中没有上帝这样一位至高无上者来赋予个人一种超验的人生价值，在儒家的“修齐治平”中，个人是始点而不是目的。他甚至不属于自己，故而不可能为自己的权利辩护。

“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反省的内容主要是人际而非个人，目的是通过履行对他人的责任而达到社会和谐。

个人言行必须符合礼仪——“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只有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时，社会才能达到“治”。儒家的政治原则是社会的安定，而非个人的权益。

其次，儒家不鼓励个性。修身是按照圣人的方式去求道，道只有一个，那么成功的修身就会产生出许多类似性格，而不是独特个性。合乎道，正是要摆脱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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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孔子来说，自由不是发展个性，而是和道相一致：“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要达到内在与礼仪的完全一致，必须经过脱胎换骨的自我改造，在这个过程中，个人很容易就遗失了。

最大限制则在于儒家所维护的等级制框架。儒家的最高道德原则是“忠君报国”，要求个人作出一切牺牲来达到它，尽管忠君和报国常常相互矛盾，置人于两难——君王有错，大夫有责任去谏甚至死谏，但为什么要为一个执迷不悟的君王而死？为什么要为自己正确的行为而死？

只骂昏君不骂皇帝，只推翻暴君不推翻暴政，千盼万盼的就是一个好皇帝，历史上发生过那么多次争夺皇位的事，却从没像英国那样产生过限制王权的企图。

多少忠臣最后像狗一样被杀，没有任何法律可以保护他们不受皇帝个人好恶的迫害，抗议的途径就是自杀、入空门或入荒野。官至极品，也仍然处于君王的生杀之下，因为国家是一姓之天下。

地位低的人对高的人绝对服从，愚忠愚孝被当作美德。如果一个人的生命都被另一个人掌握，还有什么个人权利可言？

▲践踏人生命的“埋儿奉母”的故事，仍然被现代国人当成“孝”的榜样宣传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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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民众只是皇权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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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有两个主要成就，一是强化了法的概念，并宣扬贵族平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这是对“刑不上大夫”这一观念的纠正；二是藐视过去的权威，采取“世异而事异”，“事异则备变”的“法后王”态度，这对社会的进步通常是有利的。

但法家在诸子百家中离个人主义最远，它的法治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因为君王超越法律之上。

中国的法律制度从来就因人而异，只能是专制统治工具，而不是人民权利保障，这足以说明为何中国在公元前535年就刻下了第一部成文法，却始终不曾出现真正的法治社会。

19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领袖仍自称千岁万岁，置身于法律之上，对自己宣传的平等是莫大的嘲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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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提倡权术，通过操纵法和权，可以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使一个王国强盛。削弱贵族的目的在于确立中央集权，通过一个自上而下的官僚制度进行统治。

法家以君为本，“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推行的完全是独裁之道、愚民政策，根本不尊重平民个人。

在他们眼里，老百姓无个性可言，只是工具。法家关心的只是如何使用奖惩手段来操纵他们的行为，使“民尽死力以从其上”，是法家首先实行连坐以迫使人民相互监督告密。

凡是能增强国家权力的手段，他们都会不顾一切地采用，对人民的自由和权利绝不在意。历史表明，法家只会导致极权制，而不是个人主义。

在当今中国舆论场，秦晖老师是非常稀缺的学者。此前，他长期在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2018年于清华“退休”后，前往香港中文大学任教。

在学术圈，有个说法是，“老辈看余英时，中生代看秦晖”。在大陆史学界，秦晖老师是为人称道的人品与学养都深厚的学者。更重要的是，他不是象牙塔学究，他有坦言“主义”、直面“问题”的精神，对中国现实有极深的思考力和洞察力。

看一下他的观点就知道了：

◎当今“中西文化碰撞”的问题，不是西学还是儒学的问题，而是西儒皆灭，“秦政”与“痞风”相继、强权与犬儒互补的问题；

◎从中国现实的“问题情境”出发，我们现在不是自由主义太多或社会民主主义太多了，而是寡头主义与民粹主义太多了；

◎中国无论是左派得势，还是右派得势，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强势者，而吃亏的也是同一些弱势者。左时“公权”侵夺个人领域却无心公共服务，右时放弃公共产品却不保护个人权利。“左派”建不起福利国家，“右派”搞不成公平市场；

◎道家强调无为，是权力对权利的无为，但我们的主流却在践行着权利对权力的无为。如果说前者是宽容，后者就沦于苟且了；如果说前者意味着自由，后者就意味着奴役。

秦晖老师被称作“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涉猎广泛，但其实他的研究一直紧紧围绕着中国国家转型的核心问题意识。这是他作为一个中国现代历史亲历者的反思，也是一个历史学家“通古今之变”的责任与担当。

他是典型的“π”型的学者，从中国古代历史一路走来，辐射世界上其他面临同样问题的国家，以社会史和经济史两条理路为基本支撑，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转型的全景式思考。

虽然秦晖老师的很多观点饱受争议，而且一些作品也受到了限制，但是无论对于专业历史学者或是普通读者来说，理解中国现代转型问题，认清当下现实困境，秦晖绝对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

张鸣老师说：秦晖令我震惊，他是学界大人物，没有人比他更睿智、更犀利，对中国的问题剖析得更深，每个论点的提出都会引起社会的一阵悸动。

刘瑜老师说：秦晖先生很像是一个思想的管道工，哪里出现了认识和观念的严重堵塞，他就常常“赶赴现场”，进行疏通清理。他传奇般的知识面、记忆力和思辨力，总是能三下五除二，将一堆杂乱无序的论争梳理得一清二楚。读先生的书，让我有豁然开朗之感。

秦晖老师的作品本本经典，值得反复阅读，但由于某种原因，秦晖老师部分书籍已被绝版，很多书在市面上已经找不到了。我们经过多方努力争取，集全了目前尚能找到的秦晖老师六部代表作，都是最适合阅读、也最宜收藏的版本。其中，《传统十论》已经再版了14次，每次再版都迅速售罄，本次还增加了秦晖老师最新的有趣“点子”。

正如张宏杰所说：“秦晖是个颇有几分英雄气的人。他就是《皇帝的新衣》里的那个孩子，只有他有足够的清澈和‘天真’说出石破天惊的话。”秦晖作品集库存所剩不多（仅剩最后几套），十分珍贵，先到先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