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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雨欲来风满楼

昆明军区步兵学校学员们预感要打仗

1978年5月，昆明军区步兵学校政治部主任给学员们做了一次报告：中越关系进入紧张状态，越南侵略柬埔寨、驱赶华侨、在中越边境进行武装挑衅，要充当地区霸权，并且告诉我们，这种紧张状态有进一步升级的趋势，进而可能激化为战争。可能要打仗！学员们当时稍微有点这样的直觉了。

到了8月份，11军某军长的警卫员，给在步校学习的老乡透露了个一个消息，说军长和军区首长一起乘直升飞机到边境勘察地形了，可能要打仗了！ 

到了11份，昆明军区组织14军41师在陆良县进行加强步兵师进攻战斗演习，我们步校的全体学员全程跟踪观摩。演习结束后，部队直接开往中越边境。这是，学员们已经明白：真的要打仗了！

校政委发布战前预先号令

1978年12月中旬的某一天，步校召开全体学员大会，校政委做了重要讲话，大意是说：中央军委决定，对越进行自卫还击作战。此次作战，胜券稳操，我军将集中绝对的优势兵力，拿出“牛刀宰小鸡”的架势，给越军以狠狠的教训。

原来中央领导最担心我们在南边开战，苏联在北面向我国出兵，造成两线作战的不好局面。邓小平访问美国期间，美国总统卡特向邓透露，你们原来所担心的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苏联在中苏边境的驻军，很多都是有官没有兵，营房多驻兵少，实际上连50万也不到。

鉴于上述情况，中央军委开会分析到，我们在南面开战，苏联可能采取三种作法，第一，在舆论上进行谴责。第二，小打，出兵占领我新疆和东北边境部分地区。第三，大打，出兵占领我新疆部分和东北大部分地区。 

苏联采取第一种做法，对我作战没有影响，若采取第二种作法，至少要有三个月的准备时间。若采取第三种做法，至少要有半年的准备时间。

我们的对越作战不超过一个月的时间。主要是为了教训一下越南当局，不以占领领土为目的，当我们收兵回国，苏联也就不敢轻易出兵了。

叶剑英在这次会议上有讲话，要求对越作战的部队，要善打敢拼，打出军威国威，要令行禁止，吃掉越军三、五个师就行了，不要贪功冒进，等等。

会议同时决定，在南面进行作战准备的同时，在北面也要作好应对苏联入侵的充分准备。

来自参战部队的学员离校归队

1978年12月中旬，根据昆明军区党委的指示：在步校学习的原14军和与越南接壤的各边防团的学员立即归队，接受原部队的安排，参加对越自卫还击作战。

1979年1月1日元旦，是传统的节日，大家正要休息。突然，一阵紧急集合号声响彻校园，各中队的集合哨声一声紧起一声。13时整，各中队准时带到大礼堂坐好，校长、政委已经站在礼堂的台上，当值班首长报告队伍集合完毕后，校长立即宣布：根据军区指示，11军和独立师的全体学员，立即归队参加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同时，步校也要组织部分教员，深入参战部队，观摩调研，获取实战经验。

星夜归队

1979年1月2日6时，各个部队来接学员登上卡车，离开校园，奔赴各自部队。我们31师当时驻在离昆明340多公里的下关市。军情紧急，师里要求我们必须在当天赶回各部队。汽车一路急奔，中午连午饭也没有停下来吃，大家在行进的车上吃了点自带的饼干，喝着自背的凉水。到下午16 时，车子停在师部大礼堂前的操场上。

师分管干部工作的副政委、师干部科科长分别做了简短的讲话，就催促大家立即出发，要求当晚必须赶到团里。

当晚20点左右，我们终于回到了分别10个月的营房，团政委迎接了我们并做了简短动员。而后，团副政委用手电筒照着宣读了对我们24人的任职命令。大体的使用情况是，入学前是干部的，基本都能升任一职，入学前是战士的，基本都任命为排长，每个人都开始了新的使命。

部队扩编

我们团原来是乙种编制，战前要扩为甲种编制，这就需要补充大量的兵员。除了当年老兵没有退伍外，又补充了大量的新兵。

这次扩编，部队的装备也得到很大改善。团属迫击炮连原来装备的是82毫米的迫击炮，这次换为100毫米的迫击炮，并且由原来的马驮改为车载 。团属高射机枪连原来使用的是单管高射机枪，这次换成轮式双管的高射机枪，也由原来的马驮改为车辆牵引。团后勤原来的运输排也由马车换成汽车。这样，就需要补充大量的驾驶员，为此，特地从北京军区驻河北某地调来一批驾驶员。

但他们很不适应云南的路况，我认识一位补充到100迫击炮连的河南籍的老兵，1971年入伍，已经当了8年多的兵，开了8年多的车，他说，在河北开车，道路宽阔且顺直，把着方向盘踩着油门跑就行了，而到了这里，路弯多坡多且窄，开车时要经常同时踩油门、换档、打方向盘，刚往左打死了又要急忙向右快转，手忙脚乱，开车觉得特别的累。可见，部队面临着多少需要解决的问题。

战前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

当时面临的最复杂的工作就是思想动员，由于部队扩编而补充的大量新兵流露出怕战的情绪，并且有了逃跑开小差的事情。

而部队最基层的骨干队伍—班长这一级，大都是新手，不懂也不会做新兵的思想工作。所以，连排干部随时处于高度紧张状态。

每天早、午、晚都要召集班排长凑凑情况，随时掌握部队的动态。晚上的点名、查铺查哨就更不敢马虎。

为了配合连队进行临战动员，团机关有关的人员都深入基层，调查了解情况，帮助指导工作。所以，那些日子我天天泡在下面，从一个连队到另一个连队，找干部谈，找战士问，到训练场上看，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同时，要不厌其烦的反复向战士门讲明，此次对越作战，不是去侵略人家，不以占领其国土为目的，而是要教训他；不教训他，他就要在边境进行武装挑衅，制造事端，闹的我们不得安宁，闹的我们不能静下心来搞建设，所以，必须要打他、揍他，叫他老实，把他打老实了，我们才能安宁，才能静下心来搞建设。保卫国家安宁，是军人的神圣职责，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就是履行军人的职责。

向边境集结

1979年1月6日上午，团里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上级关于部队向边境集结的命令，部署我团机械化开进的安排。

当晚，全团召开了誓师大会，会上，团长传达了上级关于我部开赴边境、参加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命令，政委做了动员报告， 各单位献血书、表决心，热血沸腾，慷慨激昂，极大的激发出广大指战员的高昂士气，人人都有了赴汤蹈火、视死如归，冲锋陷阵、血染沙场的英雄气概，个个都有了前仆后继、不怕牺牲，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的坚强斗志。全团上下，豪情冲天、气壮山河。

1979年1月8日凌晨，听不见哨声，看不见灯火，100多辆汽车一辆接一辆悄无声息开出营房，向指定地域集结。

从我们团驻地到上级指定我们所要到达的集结地域，不到1400公里，却安排了5天的行程。

根据当时云南的路况和先前部队机械化开进的经验，汽车行进只能保持每小时25——30公里的速度，每天行车不能超过10小时。否则，驾驶员容易疲劳，保证不了安全。

每当我们的车通过路口时，看见那些停在路边避让的长长的地方车队，心中颇有感触；这就是军事行动， 这就是一切为了前线。

当部队经过昆明往南开进的途中，公路上到处都是南来北往的军车，路边每隔一段都设有野战加油站，站与站之间用粗胶皮管相连，大的加油站周围还设有高射机枪或高射炮阵地，战争的气氛越来越浓。

临战训练，调兵遣将

到达集结地域后，部队立即投入紧张的适应性临战训练。我们团原来驻在滇西北，属温带地区，营房走的时侯大家都还穿着棉袄，而到了集结地域只须穿秋衣就行了。

为了适应战区的地形和气候，上级很快给我们配发了背囊、吊床、毛毯、铁板高腰胶鞋、绑腿带、防滑铁爪、砍刀等物品。每天早晨，我们都首先打好绑腿，全副武装进行爬山训练，并逐日增加距离，而且要找山高林密的地方训练，还练习在茂密的丛林中用砍刀开辟道路，在没有道路的陡坡上爬上山顶。

白天，部队全部从事实打实爆的训练。晚上，从上到下都 积极探讨研究山岳丛林地区作战的特点，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改进训练方法。

在这期间，上级考虑到部队新兵太多的问题，从我们团调出一部分新兵，从济南军区驻徐州某部调来部分老兵。

这些老兵，大都是服役三年以上的同志，应该说各方面的素质都不错，确实给我们部队充实了骨干力量。

他们原来所在的部队与我们的编制是一样的，来后，我们团就按照送兵干部带来的花名册点名分配，原来他们在老部队是一连的，就到我们团一连，依次类推，原来干什么现在还干什么，原来在哪个连队现在还在哪个连队。

编外干部争上前线

在这期间，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考察，团里又提拔了一批干部，特别是举贤任能，从新调来的兵员中提拔了一批排职干部，把原来缺编的干部全部配齐。

考虑到作战后干部因伤亡可能缺员的情况，团党委决定，派政治处的一位干部回营房，再带一批编外等待转业的干部到前线来待命。

政治处干部带着车在1月24日晚上10点钟回到营房，立即到团大礼堂的电影组，用大喇叭招呼：全团编外干部立即到礼堂集合。

说你可能不信，但是事实确实如此。号令不到半个小时，全团编外的 30多名干部，全部带齐行装来到礼堂门前，由留守的负责人、原团副参谋长整队听命。

政治处干部宣读了团党委关于调编外干部十多人奔赴前线归建的命令，并组织连夜蹬车出发。没有点到名的同志争相上车，那情景确实激动人心。

此时，离1979年除夕只有3天，正是举家希望团聚、举国奔波团圆的日子，而我们的军人、我们的战友却别妻离子，毫不犹豫的踏上保家卫国的征程，奔赴自卫还击的战场。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表明，当祖国召唤的时候，我们的军人会毫不犹豫的挺身而出，当祖国需要的时候，我们的军人会毫不犹豫的赴汤蹈火。

意外的牺牲

1976年2月16日下午，团指挥所，各营营长及团首长全都到齐。就见师司令部机要参谋拿着文件包，从里面抽出一个 文件夹，然后打开文件夹呈给团长，团长阅后在上面签了字，机要参谋收起文件夹就走了。紧接着，团长宣布，中央军委决定17日6:30，无线电6：00开机，大家立即回去准备，16时才能向各分队传达。

自2月17日开战到3月10日全团全部撤回境内，在22天的战斗中，我团在战场上牺牲了77人，最后却出现80位烈士。其中有一位是撤回境内不几天病故的，而另两位的牺牲过程却给我们留下血的教训。

我们团牺牲的第一位烈士是在开战前的某一天，也就是济南军区补充的老兵到达的第三天上午，5连的副连长组织全连进行实弹射击时发生的。

那天，该连部分人员正在射击，部分人员在出发线外坐着等待。连部的通讯员头天晚上跟随连长查哨时，半自动步枪里装了4发子弹，并且上了膛，回来也没有及时退出来。

这天就又背着这支枪随着连队上了射击场。在等待射击的过程中，哪个通讯员人坐在地上，枪靠在肩上，他无聊的不断地来回扳动抢的保险机。

在他一边坐着的一位刚从济南军区补充来的老兵，也不知为什么突然站了起来，就在他刚站直的时后，那位通讯员无意间扳动了枪的扳机，“砰”的一声枪响，一颗子弹从老兵的左腮部进去，从右头顶部穿出，当时就一头栽倒在地，停止了呼吸。

未出战先损兵，团首长十分恼火，当即撤消了5连副连长的职务（在后来的战斗中，该副连长作战勇敢，又被恢复了职务），给予那位通讯员行政记大过处分。但无论处分多少人，失去的生命却不能要回，血的教训是：射击前没有按规定组织验枪。

我们团牺牲的最后一位烈士是在撤军回来后的某一天。经过休整后部队又进行军事训练。一天，三营重机枪连组织实弹射击，一位战士刚打完，其排长就安排一名79年刚入伍的河南籍的战士糊靶，那位战士与靶子脸对脸正面相对，一个眼一个眼的正糊着。

在这边，那位排长把弹链穿上枪机，嘴里念叨：下一个我来打，一边说着一边就拉枪机要送弹上膛，一松手，枪机发生滑机，“砰”的一声，一颗子弹射出枪管，从那位糊靶的战士的后心进去，从前胸穿出，一瞬间心脏就停止了跳动。

为什么能打的这么准 ？是因为重机枪的高低、方向机都可以固定，此前射击时枪已经瞄准了靶心，并且做了固定，而那位糊靶的战士又正对着靶子，所以，一 枪正中要害。

这个战士的牺牲特别令人痛心。他入伍不到 2个月就参加了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作战中很勇敢，战后获得荣记二等功的奖励，立功喜报都给寄回家了。战场没死却死在靶场，叫亲人、战友怎么能接受的了，叫人如何不痛心。

以上这两件事，若在平时，典型属于事故。但特殊时期有特殊的政策 。那时，军委有规定，凡是从部队离开营房到打完仗回到营房这段时间，除了自杀自残、叛国投敌的以外，其余的无论什么原因造成的伤亡或伤残，都按因战对待，所以这两位死者仍然被授予革命烈士称号。这两件事所造成的教训，永远值得军人们吸取。

班师凯旋

自3月9日撤回境内，我们就又回到了开始集结的地方——十里村边防检查站，几天后，全团就乘车又回到了新建锡矿，在那里安下营寨。

为了便于长期驻守和方便管理，部队不再住进老百姓家中，而是全部住进帐篷，团机关就住进新建锡矿机关的一个两层楼的上层。

到达的第二天，我们就用师防化连的淋浴车洗了澡，并换上了干净的衣服。新建锡矿位于个旧市南约30公里的公路边上，

部队住下后，紧接着就进行作战总结，评功评奖。那时，记三等功的，奖励一个印着“自卫还击保卫边疆”字样的搪瓷茶杯和一件白背心，记二等功的再加一个笔记本，记一等功的再加一支钢笔。

奖品有价精神无价，那个茶杯至今我仍在用着，经常让我回味无穷，时时刻刻激励着我战胜困难，努力工作。

我经常对别人讲，凡是参加过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军人，没有遭不了的罪，没有吃不了的苦，一个月的磨难，终生难忘。

部队在驻地进行休整的同时，多次观看总政歌舞团、杂技团和地方文艺队伍的慰问演出，战争后怕的焦虑得到很大的缓解。

团里还组织人员，到各医院慰问伤员，接待抚慰来队的烈士家属，紧接着就又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军事训练 ，一直到5月2日才结束。

5月3日，我们全团乘车到了金平县烈士陵园，举行追悼大会，沉痛悼念牺牲的战友，心里那种悲痛之情真是难以表述。安息吧！亲爱的战友，再见了！我的兄弟。

5月5日，我们全团除了自己编制内的30多辆汽车，又加上从地方征用的150辆大型卡车，浩浩荡荡踏上回营的征程。那些地方的驾驶员，大都是转业军人，熟悉部队的规矩，驾驶技术又好，与我们配合的相当默契，行车速度也快于来时。仅用了三天的时间就赶到离营房一百公里左右的地方。

本来当天晚上是可以赶回营房的，但团首长考虑千万不能在最后的时刻出现问题，另外，那时很多人手里都有子弹、雷管等品，白天卸车后就可以立即进行点验，收归库房，消除隐患。

所以，团首长决定就地宿营。第二天上午8时，大家都穿戴的利利索索，坐的整整齐齐，精神抖擞的继续行进，10时左右，到达营房附近的县城，当地的党政领导和白族群众，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公路两侧人山人海，热烈欢迎凯旋归来的英雄部队。车队徐徐开进营房，我们这些阔别营房整整5个月、经历了战火的生死考验、劳累的艰难磨练的将士，终于又回到了自己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