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v.qq.com/txp/iframe/player.html?vid=j05322j3pyb&width=500&height=375&auto=0

推荐视频：数十年后，烈士父母看到儿子出征时的照片，老泪纵横！

何其宗

1943年3月生，四川营山人。解放军军事学院毕业。1988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0年晋升中将军衔。1978年任11军93团副团长兼团参谋长，1979年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表现出色，战后被提升为团长。随后被选入北京解放军军事学院学习深造，之后历任陆军第31师参谋长，师长，1983年40岁时出任第11军副军长，指挥收复者阴山战斗。1984年41岁担任第14军军长。1985年42岁时升任副总参谋长，1992年11月至1999年4月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

董占林师长的警卫员

1961年8月入伍到54军130师，当时军长是丁盛，师长是董占林。我被分配到师部警卫连，给董占林师长当警卫员。

参加对印作战

何其宗：通过对印作战，我才真正知道了真刀真枪打仗是个啥样子，仗应该怎么打，指挥员应该如何指挥，和平时期兵如何带，训练怎么搞。

从指挥员的角度讲，我不反对搞出征前敬酒这一类鼓励士气的活动，但要真正拿出好办法，作出正确的布署，让战士们在消灭敌人完成作战任务的前提下，尽量减少战士的伤亡，爱护他们的生命才是最要紧的。俗话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有办法和没办法，好办法和赖办法是大不相同的。

11军93团副团长兼参谋长的何其宗

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作战之前，我调任11军93团任副团长兼参谋长，主抓训练和作战。

军党委之所以这样任命是针对当时客观情况，由于“文革”刚结束，部队机关重叠人浮于事，一个团仅副团长就有五六个，副参谋长七八个。谁都负责，谁也不作主，给我这样的任命，在军事上就有职有权了，能够说了算!

当时部队的情况不大好，派性还挺严重，许多干部都是抱着打完这仗、赶紧复员转业走人的思想，纪律也比较涣散。但作战任务在即，大家的觉悟还是有的，我们师刚从乙种师扩编为甲种师，乔明来师长是位参加过多次实战的老领导，刚恢复工作，很支持我。

团里的干部，包括团长、政委都知道我打过仗，因此也很信任我。我怎么训练部队他们都支持，部队刚扩编，干部新，又没打过仗，我就把所有的排级以上干部集中起来亲自训练。要真打仗了，同志们的士气还是很高的，全团上下一致树立了敢打必胜的信心。

1979年11军93团对越作战情况

我们11军参与云南方向的西线反击作战，在向前线开进途中，有的部队发生了翻车伤人的事故。我当时就把打仗的第一个目标定为“不翻一车，不伤一人”。我们团2000多人，由于各项工作周到细致并落实到每一个人，所以五天行军，未伤一人未翻一车，完整地进入出击地域，使大家树立了只要听命令、组织纪律性强就能完成任务的信心。

15天有限规模的自卫反击战以后，部队开始后撤，其他部队出了一些问题。总参通报广西方向后撤有些乱，损失不小。

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曾经讲过：“撤退是最困难的军事行动”，是有一些道理的，但关键是带兵的人要组织好，不能一窝蜂。我在组织团队撤退时，有一个理念就是做再歼灭敌人的准备，部队相互交替掩护撤退。

前队撤退，后队在既定阵地上组织有力的兵器和火力掩护前队，杀伤追击之敌，并注意与友邻部队保持联系，防止敌迂回断我退路。

我们把30千米的路段分为两个阶段，互相掩护交替撤退不失一兵一卒、一枪一弹，安全退到国内。受到师里的表扬，师里奖励用汽车快速把我们团送回原驻地休整，因为当时我们团队还是骡马化。

1984年者阴山拔点作战评价

1984年初，骑线拔点作战时，也就是通常讲的老山、者阴山防御作战时，我任第11军副军长，带领军作战组，协助31师进行了近4个月的防御作战。参加这次者阴山拔点作战的是11军31师92团(内欠2营)，师炮兵团(欠3营2连4营3连一个排)，总兵力有4473人。这次31师打得很好。

者阴山这里山高林密，地形复杂，敌军与我对峙的距离往往有几千米远，在这种情况下，被战士们称之为“长胳膊的”炮兵就成为主要作战力量。

我方利用国家军工生产能力强的优势，发挥了所谓的“大炮沙文主义”暨集中使用炮火，消灭了很多敌人。

而越方的武器自给能力很差，不敢轻易和我们对打。用越军的话讲，“我们打你一炮，你们要打我们一百炮!”

优势炮兵火力，也是敌我伤亡比例相差悬殊的主要原因。当然，炮弹也是很贵的，所以我带军作战组在31师时，就尽量采用巧用炮的办法，既节约了炮弹，又多杀伤了敌人，并采用抗美援朝五次战役后期“零敲牛皮糖”的办法，用冷枪冷炮杀伤敌人，积小胜为大胜。

由于作战地域地形复杂，高低落差大，所以迫击炮是越军使用最多的重火器。而且他们很狡猾，经常利用复杂地形，搞假目标，假发射点，诱使我们浪费炮弹。

辛伯林炮位侦察雷达被越军搞掉的真情情况

后来，我们进口了辛伯林炮位侦察雷达，大概十几万美元一部，性能相当好，就是专门侦察迫击炮的。

只要敌炮发射后，就可以精确计算出其具体位置，我炮还击是一打一个准，打得越军很狼狈，但后来损失了一部。

有的人讲：是越军派遣特工，潜入我境内炸毁了雷达。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是由于我们的勤务科目没训练好。

这座雷达由我军一个班昼夜武装保护。但在出事的那天晚上，换岗的哨兵叫醒该上岗的战士后就去睡觉了，但换岗的战士并没有真正起来去站岗，而是答应一声又睡过去了。

结果被恰好路过这里的越南特工溜进来，炸毁了雷达，其实他们并不知道那是个什么东西，因为在我们侦听敌台通报中，他们讲“摧毁了中国军队的一个通讯台”。这种雷达后来我们有关工厂也能制造了。

但这种雷达只能侦察迫击炮，不能侦察身管火炮(如榴弹炮)。当时中国和美国关系处于最好阶段，所以从美国购进了新型炮位侦察雷达。

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还说：这种炮位侦察雷达是从他们部队的现役装备中抽出来的，性能一流。当然，价钱也很高，大概要1000多万美元一台。

这其中还有一个问题，因为雷达在使用时，必须把我方的军用地图坐标输入到雷达的程序中才行。而军用地图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绝密的。所以，先后经过了多个部门认真严肃的权衡，最后才通过。

战争是残酷的，也是非常艰苦的。当时备战伙食补助是每人每天6角，打仗时是8角。但战士们随时要付出的是自己的宝贵生命，那时烈士抚恤金才500元！这在当今人看来是不可想像的。但党和国家一声令下，无论干部、战士都是绝对服从命令，坚决完成任务。

那时干部战士很多人烟抽得很凶，我问他们为什么老抽烟？他们说就是为了排解思乡之情。古诗里讲：“戍客望边邑，思归多苦颜。”应该也反映了我们战士的真情实感。

不管怎么讲，通过这次建国以来历时最长的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也确实为我们部队建设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机会。现在很多部队的中高级指挥员都是经过那次作战培养的，有付出才有收获。大道理就不谈了吧，但我要强调的是“仗可十年不打，兵不可一日不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