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顿勋爵：自由主义的道成肉身

编者按：约翰·爱默里克·爱德华·达尔伯格-阿克顿，第一代阿克顿男爵，KCVO（ 英语：John Emerich Edward Dalberg-Acton, 1st Baron Acton， 1834年 1月10日－ 1902年 6月19日）， 英国历史学家、自由主义者。英文常简称“Lord Acton”（阿克顿勋爵）。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公众号「第四中夏」，作者：柳展雄。

维多利亚时代最博学的人之一

你或许不认识阿克顿勋爵，但你肯定听说过那句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位历史学家还有其他的妙语——“伟人在私德上几乎总是坏人”，“自由不是我们为所欲为的权利，而是做我们应为之事的权利”。

约翰·爱默里克·达尔伯格·阿克顿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思想大师，1877年发表《古代自由史》和《基督教自由史》，两篇论文堪称自由主义史学的代表作。阿克顿既保持了客观中立的态度，又蕴含了“以文载道”的社会关怀。

19世纪历史教学研究的中心不在剑桥，也不在牛津，而是在德国，实证主义学派之父利奥波德·冯·兰克把历史学加以规范化、科学化，年轻时期的约翰曾师从于他。兰克史学的缺陷在于事无巨细，写欧洲史的时候不放过任何一个小邦国。

德国历史巨匠兰克

阿克顿创造了合理的范式，著史删减得当，比如论及俄国，着重讲述彼得大帝改革；谈到西班牙，详述再征服运动。在这种提纲挈领的历史观下，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的演进路线显得清晰无比。凭着高质量的学术水准，阿克顿受到剑桥大学的聘用，担任钦定近代史讲座教授，随即开始讲授这门课程。

剑桥的历史系原本落后于牛津，阿克顿上任后，延揽名家，编著《剑桥古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剑桥现代史》，丛书花费了三十年时间才全部出版，奠定了剑桥在学界的至高地位。

除阿克顿之外，没有人的学识能足够编写这套皇皇巨著。有个学生想考考老师，突然问道：“伦敦何时处于最大的危险之中?”他不假思索地答道：“当富尔敦（美国工程师，用蒸汽机改良了舰船）建议用汽轮将法国军队运过海峡的时候，然而拿破仑拒绝了这项计策。”

见过约翰的人，无不称赞他是同时代最博学的人。勋爵嗜书如命，书房原本在他家赫恩塞姆堡南边的一个角落，后来屡次扩充，藏书的房间太大了，以致于书搬走后，房子可以改造成舞厅。家里的私人收藏，相当于欧洲的一所大学了，这些书最终转移到剑桥，累计多达7万册。

作为一个英国人，约翰幽默风趣，不像德国同行那么死板，有次谈到凯撒大帝，他揶揄道：“如果埃及艳后的鼻子再短一寸，历史会变得怎样？”

埃及艳后，有学者认为她只是个五分女，姿色平平

早期阿克顿思想驳杂，创意频出，然而缺点是不够专注。到了晚年，作为一个成熟的历史学家，他做到了严谨、深沉，风格简明而又明察秋毫。

不是教授，而是勋爵

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阿克顿的治学作风，他受邀剑桥教授职务，发表就职演说后，《星期六评论》评价道，它不过是一种“思维游戏”，充斥着“自负而混乱的奇谈怪论”和笨拙的“胡言乱语”。

《卫报》批评演讲“有些东拉西扯，凝重、简明、偶带讽刺的风格，使得听众难以立即听懂”。他的著作本来不多，主要是一些演讲稿和论文，几套剑桥史大部头是在他死后多年才面世。

美国史学家亨利·李(Henry C. Lea)的批评他文章里的道德劝谕色彩浓厚，讥讽其著作为“阿克顿勋爵之通谕”（模仿天主教的《教皇通谕》）。

美国人肯定不能理解大洋彼岸的国情，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讲究风度，恪守公德。对于一个不列颠绅士，学问是重要的，但还不是最重要的。阿克顿真正从事学术只有七年，其余时间在政坛、舞会度过的，世人对他的称呼是“阿克顿勋爵”，而不是“阿克顿教授”。

阿克顿家族早在14世纪初就有了一块世袭领地，18世纪，这个家族中具有冒险精神的一支去欧陆闯荡。

约翰·弗朗西斯·阿克顿获得了那不勒斯王后的宠爱，当上了一国首相，在拿破仑战争时期，他支援英国皇家海军，屡建奇功，阿克顿勋爵就是其嫡孙。

约翰母亲的出身则更加高贵，达尔伯格家族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统治下的首批贵族，出产了众多主教、首相。

阿克顿的生父早逝后，达尔伯格夫人嫁给了辉格党领袖格兰维尔伯爵。在继父的栽培下，阿克顿见多识广，人情练达，养成了宽厚从容的秉性。

伦敦有众多俱乐部，如果想踏进上流社会，参加俱乐部是条捷径。旅行者俱乐部（Travellers Club）的入会要求是旅程满五百英里，阿克顿周游列国，去过巴黎、威尼斯、慕尼黑，轻松获得了成员资格。

最古老的艺术爱好者俱乐部（Dilettanti）成立于1732年，阿克顿以全票顺利通过。这个俱乐部曾促进了皇家学会、大英博物馆的创立。

约翰脾气温和，对美食颇有研究，天生就有很好的人缘。在议会召开的那几个月，全国的乡绅贤达来到首都，在饭桌的折冲樽俎中，进行政见碰撞，这就是所谓的伦敦社交季（London Season）。阿克顿能够结交各类学者、政治家，多半归结于这种交际才能。

他的交谊范围超出了英国，囊括了半个欧洲，在家庭聚餐时，要用到好几种语言：他用英语和孩子交谈，用德语和妻子交谈，用法语和弟媳交谈，用意大利语和岳母交谈。阿克顿在贵族阶层如鱼得水，最终进入了金字塔的尖顶，1892年他被任命为宫廷侍臣。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这是段颇为奇特的履历，有段时间，维多利亚女王几乎每顿早餐都由他作伴。

阿克顿接受这个职务，还能够看到珍稀的皇家文献。他尽职尽责，在女王登基钻典那天，获得了维多利亚骑士团指挥官的荣誉头衔。

维多利亚女王

坚信自由的天主教徒假如阿克顿仅仅是蹲在象牙塔里爬格子的文人、混迹社交圈的浪荡子，那么不可能有巨大的声誉。他的伟大在于，继承了穆勒、洛克的传统，将自由主义学说发展至完满的境界。 阿克顿出生于19世纪的英国，社会上进行着各式各样的改革，工人要求涨薪，爱尔兰人要求民族自治，阿克顿积极为自由党奔走。

1881年女性已经允许上大学，但无法拿到学位，阿克顿入职剑桥后，为女性权利发声，得到了三分之二教授的响应。他曾说过：“弱势群体的安全状态是政治自由的试金石。”

勋爵本人就是自由主义的受惠者。光荣革命之后，政府为了防止天主教的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严厉管制天主教的传播。在英国的政治生活中，天主教徒被当作潜在的反动分子，地位不如工人、妇女。阿克顿即便出身于世家门阀，仍然不能逃脱这种歧视。母亲达尔伯格制定了最纯正的天主教教育，阿克顿在奥斯科特学院（英国天主教的复兴大本营）念书，成年后他向剑桥提交入学申请，却因为宗教因素而遭拒绝。

此时，英国另一所名校牛津出现了另一种潮流，纽曼教授提倡恢复教会权威，使用庄严的礼仪，重振凡人的信仰。

两个多世纪来，英国的知识界由达尔文、赫胥黎、边沁、托马斯·卡莱尔、约翰·密尔、托马斯·巴克利引领，这些人即便不是反基督教，最起码也是对宗教漠不关心。

纽曼觉得相比于无神论者，天主教徒至少遵从基督的教导，他发起“牛津运动”，跟罗马教会开始合作。阿克顿25岁时，担任了英国天主教杂志《漫谈者》(Rambler)的主编，他同英国每一位重要的神学家、教会史学家和虔诚平信徒，建立了私交。1850年代，阿克顿结交了最关键的盟友，自由党领袖格拉斯顿。

他早年是托利党里的温和派，倾向于新教。在伦敦上流社会里，格拉斯顿结识了阿克顿，最终在他的影响下，彻底皈依于自由主义，并且支持天主教徒的解放事业。

阿克顿原本想钻研学术，无心从政，但为了教友的利益，在1859年竞选议员，获得了卡洛市（位于爱尔兰首府都柏林的西南方）的议会席位。争取宗教宽容的运动中，压力一方面来自英国世俗政府，另一方面来自罗马教廷。在第一届梵蒂冈大会上，教皇宣布自己在信仰、道德上的训令永远正确。

阿克顿坚决反对“教皇无谬论”，他还动用自己的历史学知识，揭露教会曾经的腐败野蛮，对路德、加尔文作出了中肯的评价。怒气冲冲的教皇将其言论著作列入 “邪说汇编” ，并且把他的神学导师多林格革除教籍。

一个忠诚于天主教信仰的人，被教皇打成异端，没有比这更讽刺的事情，这令阿克顿更加坚定了自由主义的信念。

任何人都可能压制自由，无论他是政府高官，还是宗教领袖，因此任何情况下，个人自由都优先于集体利益。 “自由派天主教运动”在夹缝中艰难开展，格拉斯顿当选首相后，执行宗教宽容的政策。1895年2月，剑桥大学接纳了阿克顿勋爵，一个曾经拒绝学生进入的学校，最后却请他担当教授，这无疑是宽容、和解的最佳象征。

文/柳展雄，发表于《凤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