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等教育问题丛生，原因就是两根紧箍咒紧紧地束缚着大学，即意识形态上的过于紧张和计划经济思维。
——刘道玉
近十年，我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舆论可谓不小，先后召开过多次中外大学校长论坛，发表的文章不计其数，甚至出版了多部专著。某些重点大学鼓噪不已，恨不得哪天早上就挤进世界一流大学的俱乐部。可惜，我国大学离一流水平的目标还很遥远，当下谈论世界一流大学不过是宣传秀。我认为最根本的问题是，对世界一流大学的理念和目标认识不清，定位不准。不客气地说，关于一流大学，没哪个国家比在我国谈论得更多，但又被人们理解得那么少的了。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绝非是比学生的规模、教授与发表论文的数量、先进的仪器设备，也不是比校园的面积和豪华的大楼、经费投入的多少。最重要的标准应是：世界公认的学术大师，国际公认的学派，国际水平原创性的重大科研成果，获得包括诺贝尔奖在内的各学科领域里的世界级科学大奖，培育出在世界上有影响的顶尖人才等。没有这些，谈论世界一流水平大学只能是说梦。世界一流大学需要独特的办学理念，追求学术的终极目标。理念是大学的灵魂，回答大学是什么，大学做什么。康德是近现代哲学家第一人，他第一个回答大学是什么：“大学是学术共同体，它的品格是独立追求真理和学术自由。”追求真理与学术自由，几乎是每一所精英大学的办学宗旨。例如，哈佛大学的校训是“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耶鲁大学的校训是“真理与光明”；剑桥大学的校训是“此乃启蒙之地，智识之源”；斯坦福大学的校训是“愿学术自由之风劲吹”，等。世界大学起源于中世纪。于1087年创建的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是公认的第一所大学。西方大学是自发产生的，自发就意味着大学独立和自治，是一种自由的教育，即不是灌输特定宗教规则和正统的政治思想。自由教育就是自由探讨思想和自由表达思想的教育，目的旨在培养深谋远虑和对新事物反应敏锐的人，他们应当是对人类未来负责的人。实施这种教育，必须营造相应的环境，它就是超越功利的象牙之塔。法国19世纪文艺批评家圣佩韦批评浪漫主义诗人维尼是在象牙塔中从事脱离现实生活的创作。后来，象牙塔就成了一个贬义词，是脱离实际的代名词。但在早期的大学中，象牙塔并不是贬义词。直到18世纪末，大学一直与世隔绝，是某种意义上的象牙塔。经过几个世纪的沉淀，逐渐养成了人文主义的传统，形成了西方大学的精髓——独立、自治、民主、自由和批判精神。二战后，特别是在冷战思维的影响下，美国部分大学逐渐参与到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活动中，功利对大学的影响越来越大。美国哈佛大学第25任校长博克，于1984年出版了《走出象牙塔》一书，主张美国大学逐渐融入到社会中去。可是，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商业社会对大学的冲击，使得某些大学变成了“服务站”。于是，他又不得不警告“醉心于追求利润”对教育体制本身的伤害，甚至称之为“聚敛财富和道德缺失的噩梦”。面对这种局面，他写了一本新书《回归大学之道——重塑大学教育的目标》，以挽回《走出象牙塔》产生的负面影响。其实，即使今天世界上的某些精英大学，依然没有走出象牙塔，致力于高深学问仍是他们锲而不舍的追求。例如，耶鲁大学被称为“人文科学的殿堂”，一座真正的象牙塔，使得她成为美国人文科学研究的高地。哈佛大学培养出了许多杰出的各界领袖，也是因为她是一座“人才的炼狱”。法国高等师范学校虽然仅仅只是专科学校，但她却是“纯艺术的殿堂”，该校已有11人获得诺贝尔奖，8人获得了菲尔兹奖，4人获得沃尔夫奖。中国的专科学校和学院升格成了大学，但要达到巴黎高师那样的成就，即使所有升格为大学的学院加在一起，也可能永远没有希望。最根本的原因是，西方精英大学追求的是真理，而中国大学追求的是外包装。普林斯顿大学是一所小而精的大学，没有最热门的法学院、医学院和商学院，但她却创造了许多世界第一，原因之一就是她是一所象牙塔式的大学。该校于1933年建立的高等研究所，曾经聚集了世界顶尖的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约翰·纳什、杨振宁、安德鲁·怀尔斯、保罗·克鲁格曼等，她就犹如与世隔绝“闭关修养”的修道院。在这里，没有公司赞助，没有媒体骚扰，甚至连生活也不用发愁。对此，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颇有感慨地说：“研究所是成功的象牙塔，这17年是我一生研究工作做得最好的时期。”在这座象牙塔里，他完成了两项重大的成果，一是与李政道合作，推翻了物理学界金科玉律的宇称守恒定律，提出了在弱互相作用下宇称不守恒定律，从而两人获得了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二是他与米尔斯合作，提出了规范场理论，这是人类迄今发现的三大场理论之一。芝加哥大学被称为既有思想又有学派的圣地，已获得了53个诺贝尔奖，获得了61个诺贝尔经济学奖中的24个，几乎占了获奖人数的40%。原因何在？她被外界形容是“苦修学术的孤岛”。为了营造专心致志做学问的环境，学校把周边房产统统买下，使之与居住区隔开。在芝加哥大学附近没有商业街，没有酒吧、电影院，甚至没有快餐店。总之，凡是容易引起喧哗的场所，学校一律拒绝。象牙塔在我国一直受到批判，至少是忌讳的，与其说中国没有世界一流大学，毋宁说没有象牙塔式的大学。与西方精英大学相比，我国大学精神的缺失已是不争的事实，问题是我们还不敢坦诚面对，不少大学自我欣赏那些雷同的或政治口号式的校训。我国大学与西方大学的起源不同，最早的西方大学都是自发诞生的，因此一直保持着大学独立、自治、自由、民主、质疑和批判精神。我国近代大学是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从西方引进的，从一开始就打上了实用主义深深的烙印。自1950年代初，在一边倒向苏联方针的指导下，前苏联专业化的实用主义，至今仍然是我国大学办学的主导思想。本来，北京大学等少数几所大学，应该是我国精英大学的明珠，理应成为象牙塔式的大学，致力于高深学问的研究。可惜，她没有继承蔡元培先生的大学理念，反而曾贬斥他的理念只有“在旧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情况下，具有特别重要进步意义”。该校前校长甚至提出：“要从边缘走向中心”，要“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发动机”，“要培养更多的蓝领人才”等；另一位大学校长也说：“大学要主动适应，主动服务”。对于办精英大学来说，这些口号是完全错误的，难怪出现了“破墙开店”、建五星级的大酒店、资源集团总裁巨贪潜逃案、特聘教授假引进、举办一系列创收的高价培训班和教授到处捞外快的现象了。精英大学到底应当怎样办？德国一位著名的女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尖锐地指出：“当大学决心于经常为国家、社会利益集团服务的方针的时候，马上就背叛了学术工作和科学本身。大学如果确定了这样的目标，无疑等同于自杀。”姑且不说普通大学，我国的重点大学也深深受产业化的影响，它们不都是在自杀吗！问题是，我们还没有认识到病根所在。我国高等教育问题丛生，原因就是两根紧箍咒紧紧地束缚着大学，即意识形态上的过于紧张和计划经济思维。因此，这就成了检验大学的重要标准，否则就会被戴上偏离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大帽子。于是，象牙塔、天才、贵族精神、乌托邦、空想、纯理论、超越现实等，在中国都成了稀罕。试问：在中国有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敢于创办象牙塔式的大学？我国没有世界一流大学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必须看到，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问题上，正是左倾思想在制约着我们。不肃清左倾思想，国外再好的经验也无法借鉴。我国是大国，社会需要是多方面的，无论是走出或是走入象牙塔，都不能一刀切。有的大学是应用型的，有的是精英型的；有的是象牙塔，而有的是“服务站”；有的是造就大款，而有的是培养大师。在数千所大学中，办几所象牙塔式大学又何妨？象牙塔是从事高深学问研究的必要环境，如此方能耐住寂寞，拒绝铜臭和衙臭，做出旷世的学术成就。我们不能叶公好龙，一边高喊一流大学，又一边拒绝象牙塔。刘道玉，1933年11月24日出生，湖北枣阳蔡阳镇刘坡村人，著名教育家、化学家、社会活动家。1977年，出任国家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为高教战线上的拨乱反正和恢复统一高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81至1988年年起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是当时中国高等院校中最年轻的一位校长。现任刘道玉教育基金会会长。赵薇发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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