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这篇文章《客观看待中俄关系历史得失》发表于2014年6月10日《环球时报》，发表时删节较多，这里是原稿全文。

上一篇公号文章《客观全面看待外国之间的关系》（完整标题为“《莫为积怨遮望眼——客观全面看待外国之间的关系》”）以“《莫让恩怨遮望眼》”为题刊发于《环球财经》2010年第6期，其主题是认为我们现在的国力已经使得我们可以走出历史恩怨，客观看待外国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片面认定谁与我们有历史纠葛的昔日列强为敌，谁就是我们的朋友。2014年，有的网络文章声称“每次中俄友好结盟的下场就是中国丧权辱国”，一度颇为流行。有朋友微信发给我，问我意见，我当时正忙，过了两天后给他写了个近千字的答复，通过微信发给他，他非常称赞。我觉得意犹未尽，把答复发展写成这篇文章，交给《环球时报》刊发。

这篇文章在《环球时报》刊发后，当时反响较大，也引起了**功、海外*运势力的注意，当年，他们以此文为由把我评上他们搞的“中国年度百大人渣榜”，呵呵！我们一批上榜朋友当时戏言准备发起“人渣俱乐部”。翌年春节期间，负责制作这份“人渣榜”的头头落网。

此文完稿日期为2014年6月3日，看到这个日期，感慨涌上心头。当时个人正遭遇沉重压力，历史虚无主义分子发难、法院糊涂、有人借机诬陷背后捅刀、三股势力踩准这个时间点闹事，……全方位围剿，颇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感。

2013年，《炎黄春秋》前员工洪振快、黄钟发抹黑狼牙山五壮士文章，我一句怒斥，给我和郭松民招来一场官司。2014年3月，抹黑烈士者起诉我和郭松民的案件在法院通过立案；后来，法院通知我和郭松民在这个日期前后开庭审理，此案迅速引发广泛关注，成为重大政治与法治事件。

面对此案，许多人士相继站出来声援我和郭松民，其中包括不少并不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但有正常民族感情的爱国者，包括境外僧人，包括海峡对岸的黄埔后人；患难见忠义，现在回想起来，非常感谢大家的仗义执言。也有人把这当作干掉我的良机，三股势力分子自不例外，有些人平时经常打“支持社会主义”、“为中国声辩”之类旗号，也在这个关键时点公开造谣诬陷我，背后捅刀，三股势力借机跟上，踩准这个时间点闹事。

2013年，我自掏腰包、花费精力时间奔走，在2013年七七抗战全面爆发纪念日设宴，安排守卫袁崇焕墓17代的佘幼芝大妈夫妇、叶城守墓老兵艾买尔大叔父子会面，给艾买尔大叔自己赠送和转交红包，安排赠送他们两家各自全套电器、体检，发起组织“国家忠义精神座谈会”宣传两家忠义精神，并在《环球时报》等媒体上就此发表多篇文章：

2013年7月17日，《环球时报》以《专家讨论忠义精神：国旗在飘扬，精神大旗不能倒》为题刊发了这次座谈会发言（新浪网链接：http://news.sina.com.cn/c/2013-07-17/023927692065.shtml）；

2013年8月5日，《国际先驱导报》刊发我的文章《民族忠义精神决定国家兴衰成败》（参考消息网链接：http://ihl.cankaoxiaoxi.com/2013/0805/250457.shtml）；

2013年7月31日，我在自己新浪博客贴出博文《我的还愿——为什么要尊崇佘幼芝-艾买尔的忠义精神》，以此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2周年；（新浪博客博文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18c48f0102eel1.html）

……

之所以做这些，是因为希望在全社会弘扬忠义精神，也是因为2013年初在深圳遇到一件事，让我深感维族人社会形象之糟糕，希望通过表彰、宣传艾买尔大叔守卫烈士陵园40年的事迹，为改善维族人社会形象做点贡献，尽管在那之前我已经多次遭到三股势力分子围攻威胁。没有想到的是，到了第二年的关键时刻，会有人拿这个造谣诬陷我，给我背后捅刀，会有此前宣称“**是城市贫民起义”的人推波助澜给我扣帽子告我状，……而这一切，都是打着“民族团结”的旗号！

狼牙山五壮士案件胜诉了，最高法为此专门发布了司法解释，可以载入中国法治史了，相关法规条款制定通过了；踩准时间点闹事的三股势力两面人有关部门当时就已经关注了，新疆从去年下半年起开始全面强力收拾两面人了；打伊斯兰国旗号给我斩首威胁的货被收拾了；从立法、组织、政策到文化教育，民族宗教工作拨乱反正已经全面启动了；……对这些发展，我努力了；而国家拨乱反正长治久安，还需要我们站到更高层次上，作出比较系统的理论建构，回归国体基本原则。对此，我们能交出一份什么样的答卷呢？

世界经济减速，美联储加息、缩表，……在经济周期的变动中，新兴市场经济体是否会重演1980年代几乎席卷发展中国家和苏联东欧集团的债务危机、进而发展成为大面积社会政治危机？我们面临的考验是经济，更是国家凝聚力；整个国家不可只能同甘，不能共苦。为此，我们需要“合众为一”，而不是时时处处分隔，“分一为众”。

2017.5.12

客观看待中俄关系历史得失

普京总统访华、中俄联合军演、双方签署落实以天然气世纪合同为代表的一批大型合作项目把近两年日趋紧密的中俄关系推向了一个新高度，中俄社会上的某些异议声浪也随之而起，有的网络文章甚至提出了这样的断言——“每次中俄友好结盟的下场就是中国丧权辱国”，并且在读者中造成了一定影响。然而，历史果真如此？只要冷静客观审视历史，不难发现这种论断不能成立。

与清朝极盛时期版图相比，我们确实有1/4陆地领土丧失要记在俄罗斯/苏联账下，但我国失地并非发生在与俄罗斯交好结盟时期，而是发生在相互比较敌视的时期，无论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割让黑龙江流域，还是民国时期外蒙古“独立”，都是如此。即使清朝时期新疆西部领土割让沙俄，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同治年间叛乱和阿古柏入侵的结果，而且当时在谈判失地条约期间一度出现左宗棠部和俄军对峙的局面。相反，在与俄罗斯和睦或结盟的时候，我们每次都受益颇多：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签署《尼布楚条约》后，中俄保持友好关系约一个半世纪，直至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穆拉维约夫就任东西伯利亚总督后开始侵扰黑龙江北岸为止。在此期间，中国北疆切切实实享受到了和平与恰克图互市的繁荣，只是由于在此期间中国产业结构停滞而俄罗斯不断提升，以至于中国贸易商品结构不断恶化，从最初的大量出口纺织制成品变成只有茶叶和土产出口，大量进口制成品，以至于成为俄国毛呢最大出口市场。

不仅如此，通过缔结《尼布楚条约》与俄罗斯睦邻，清朝在对付准噶尔的60余年斗争中赢得了重大战略优势，在与准噶尔第一次直接交手之前就通过“其次伐交”一举消除了准噶尔与俄罗斯结盟对抗清朝的可能，准噶尔北疆还要不断承受来自俄罗斯的蚕食压力。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索额图赴俄谈判之时，正值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与土谢图汗被准噶尔部噶尔丹击败而南奔投靠清朝；《尼布楚条约》缔结翌年，噶尔丹就大举犯边，在乌兰布通之战中被御驾亲征的康熙帝击败。经过从漠北到雪域高原的大范围角逐较量，乾隆二十年（1755年）格登山之战清军击败达瓦齐，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击败阿睦尔撒纳，彻底平定准噶尔。如果没有《尼布楚条约》和雍正五年（1727年）《布连斯奇条约》实现与俄罗斯建立战略性睦邻关系，平定准噶尔的战争恐怕还要晚一二十年才能结束。对于俄罗斯而言，与中国清朝建立战略性睦邻关系，也让《尼布楚条约》签约当年亲政的彼得大帝及其后继者们得以集中精力应对西面的瑞典、土耳其、波兰等劲敌，实现了俄罗斯帝国的跨越式发展。

同治回乱时期，清朝与俄罗斯关系相对稳定，保障了左宗棠出关平定阿古柏的粮食供给。新疆失地中最要害之处当数伊犁，是在同治回乱背景下俄罗斯占领的，左宗棠消灭阿古柏之后，俄国只交还了小半个伊犁。客观说来，在那个天下大乱的时期，俄军消灭盘踞伊犁的叛匪而占领伊犁，固然是怀有浑水摸鱼侵吞领土之意，但事实上无论是对当地孑遗的汉、满、锡伯等族人民，还是对当地普通穆斯林居民，都大大改善了他们的处境，因为无论沙俄统治如何严厉，其文明程度都是伊犁叛匪的伊斯兰教法统治所不可比拟的。

抗战前夕，中华民国政府与苏联和解，苏联成为我国抗战前期唯一的外部军事援助来源；在法国政府迫于日本压力切断滇越铁路、英国也中断滇缅公路运输之际，苏联一度成为大后方唯一的外贸通道。至于外蒙古，早在北洋军阀与苏俄敌对时就已经落入苏俄控制之下，其“独立”实在不能算作抗战前夕中苏和解的后果。

新中国成立后，美苏全球性冷战、美国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开始对华贸易禁运的现实决定了“一边倒”是我国当时外交政策唯一可行的选择，建立在抗美援朝胜利基础上的“一边倒”外交政策也为我国赢得了全面启动工业化的机会。纵览世界工业化史，当时苏联那种“手把手”式的对华技术转让和人才培养力度当属孤例，这一点不因后来赫鲁晓夫与我国交恶而掩盖。

因此，历史上与俄和睦、结盟并没有恶化中国当时的处境，而是改善了。至于在中俄交好结盟关系结束之后会不会吃亏，主要取决于我们自身的实力和意志。左宗棠能够收复新疆，索回伊犁，靠的是徐学功石河之战击败俄军的胜利，以及左宗棠大军面对阿古柏侵略军时表现出来的战斗力；美国在雅尔塔会议出卖中国权益和外蒙古“独立”，原因是国军在豫湘桂战役中一触即溃失地千里；中苏交恶后中国能够坚持独立自主，基础是我们已经初步建立的工业基础、党和政府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以及毛泽东主席坚强的领导。现在，中俄综合国力对比可能正处于《尼布楚条约》以来最有利于中国的状态，2012年中国GDP（82270亿美元）等于俄罗斯（20220亿美元）的4倍多，[1]现在优势进一步拉大，我国几乎所有民用制造业都领先于俄罗斯，落后于俄罗斯的制造业主要只有部分军工产品。在这种状态下与俄罗斯走近，国人实在不必太缺乏自信。我们要做的只是准确判断自己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的最大利益之所在，并决定能够为此付出的代价，毕竟任何合作只有互利才能持久。

除了潜力巨大的经贸合作利益之外，无论是冷战后初期还是现在，中俄拉近关系都带有浓重的“抱团取暖”色彩，相当程度上系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压力所致。而且，现在这种近乎结盟但不是结盟的中俄关系除了应对美国压力之外，还有三大共同战略利益：

共同维护二战结果不容颠覆；

俄罗斯不掺和南海事务，以免虚耗国力；

在中亚联手对付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分裂主义“三股势力”。全球气候变暖意味着原来无需多少兵力防守的俄罗斯北冰洋沿岸现在要开始布防了。2013年12月10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参加国防部扩大会议时就指示国防部增加俄罗斯在北极的军事存在，“投入特别精力，在北极部署基础设施和军事部队”，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要求2014年完成北极地区新部队和军事分支的组建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中俄合作，深化双边关系，有利于避免俄方因为担心顾此失彼而下决心从中亚抽身，致使我们不得不独立承受西疆三股势力膨胀的冲击。

（2014.6.3，仅代表个人意见）

[1]引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WEO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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