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制度优势：迎击贸易战的关键底气
前言：
本文刊发于今天（2018.7.16）《人民日报海外版》头版“望海楼”栏目，原稿3600余字，刊发稿1400余字，几乎是该栏目最大极限。今天先贴出报纸刊发版。
强调本文一个观点：
打好这场史诗级贸易战，能够对中国经济社会发挥“压力测试”作用，帮助中国发现现行具体政策措施中不符合客观规律之处，进而果断进行改革。
2018.7.16
全文：
10天前，美国挑起了对华贸易战，中国被迫应战且底气足。中国被迫应战，是维护国家和人民持续发展权利、维护全球多边贸易机制的必然选择。
中国底气足，除了站在道义高地上，有改革开放40年积累的坚实国力等显见因素外，一个关键因素是——中国拥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组织动员能力强大的制度优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
正是因为这种制度优势，重大决策一旦形成，中国就能够迅速动员起各方面资源，全力以赴完成，而不至于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看看美国每次竞选政党轮替之后国家政策路线的变化，再对比中国对“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长期坚持，不能不给人以深刻印象。
正是凭借这一制度优势，中国只用了世界经济史上相当短的时间就从积贫积弱成功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性变革。也正是依托这一制度优势，中国能够有效动员一切力量，不仅仅应对眼下的贸易战，还预先为可能的国际宏观经济变局做好准备。
动员力是一项强大能力。在某些人笔下，西方一些国家的党争不休、言胜于行、朝令夕改、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被描绘成一种优点，而中国的强大动员能力则被描绘成一种“不合时宜”。其实，只要审视人类文明诞生发展的历程，审视西方世界崛起的历史，就不难得出相反结论：动员能力是文明与人类社会诞生的基础，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前提，是决定一个社会在战争和灾害考验中能否生存的关键因素，是决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否发展的关键因素。
在这场贸易战中，美国选择此时发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认为经济周期变动时段于己有利。但美国应该看到中国的动员能力和坚定信心。正如7月2日新一届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公告所说：“（我们）完全具备打赢重大风险攻坚战和应对外部风险的诸多有利条件，对此充满信心，下一步各项工作都将按既定方案有序推进。”
中国还善于调适。中国不认为自己体制的每一个细节都完美无缺，也不认为自己的政策尽善尽美，但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让中国不断锤炼改进自身，在保持大的路线框架稳定前提下，不断因应环境变化调整具体政策。正因如此，我们相信，打好这场史诗级贸易战，能够对中国经济社会发挥“压力测试”作用，帮助中国发现现行具体政策措施中不符合客观规律之处，进而果断进行改革。这场贸易战发展至今，给中国带来的最大利益就是有效地激励了中国社会上下发奋图强、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决心，而且付诸行动。
中国决策有高效性，执政党有担当精神。民主集中制既能吸收各方各地智慧，也能高效决策。而西方国家的议会更容易陷入“人人负责又无人负责”境地，对成功的决策竞相争功，却无人为失败承担责任，这样的内在机制进一步恶化了效率。在这个竞争的世界上，任何国家、民族的发展乃至生存归根结底都取决于其效率，任何政治体制最终都必须接受效率原则的考验。《孙子兵法》有云：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很大程度上正是美式体制的掣肘，使得美方决策者使出了几乎同时向全世界贸易宣战的招数，而中国在贸易战爆发之后迅速启动了“伐交”布局。
中国的眼光不局限于眼前。凭借制度优势，中国不仅努力有效应对当前贸易战考验，还将眼光投向多年之后。中国一党执政，有中共中央的坚强领导，执政党富有远见，且意志统一坚定不移。相比而言，美国两党轮流执政，其政府只想着任期内，甚至把视线停留在中期选举上。当美国经济不可避免地结束当前的景气、步入萧条之时，届时的反危机如何布局，美国你考虑了吗？
前文回顾：
梅新育：中国不需要精神“跪族” ——主动开放与贸易战压力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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