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对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应重提“千方百计扩大出口”

Original 梅新育梅新育论衡 2020-09-03

（明天、即2019年12月5日《环球时报》将刊发，发表时有删节，这里贴出原稿全文）

重提“千方百计扩大出口”？——是的，根据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国际国内经济走势，我们有必要重提这个1980年代的流行口号，对高新技术产业尤其应当如此。因为在世界经济已经步入可能延续较长时间的低增长期的背景下，在长期性国际贸易争端形势复杂多变的环境里，稳定、扩大出口是外经贸政策调整的首要目标，是决定我们迎击外部冲击成败的关键。

不错，在11月最后一天，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联合宣布了2019年11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重回50（荣枯分界线）上方的重大利好，50.2%的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比上月上升了0.9个百分点，至少暂时扭转了5—10月连续6个月低于50的局面，但这并不表明经济压力已经全面缓解，我们要做好应对经济压力持久战的思想准备。由于当前宏观经济稳增长的重心在于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稳定和扩大出口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因为积极财政政策正在推动财政赤字和债务出现了较大增长，而对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巨额财政赤字+巨额经常项目收支逆差”通常会引发国际货币/金融危机。正值我们积极扩大对外开放、扩大进口之时，我们比以往更加需要扩大出口，避免出现贸易收支和经常项目收支逆差。

由于高新技术产业是中国产业升级和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也是中美贸易战的焦点，千方百计扩大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相应成为扩大出口的焦点。在最近几年投资疲软环境下，高新技术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继续保持了较高增幅，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2016—2018连续3年固定资产投资增幅都在两位数以上。今年前4个月整个固定资产投资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幅为6.1%，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幅为6.7%；前9个月整个固定资产投资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幅下降到5.4%，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幅则回升到11.6%。如果该产业因销售受阻、关键元件和技术被“断供”等原因而陷入瘫痪，最近几年对该产业的巨额投资将从优质资产沦为不良资产，进而严重冲击中国金融系统。鉴于2019年1—8月仅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负债就达60633.7亿元，同比增长10.1%，比同期整个工业负债总额同比增幅（5.0%）高一倍有余，对华高技术产业绞杀战潜藏的金融风险不可低估。

表1 2016—2019年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幅

	2016	2017	2018	2019.1—9
总计	8.1%	7.2%	5.9%	5.4%
制造业	4.2%	4.8%	9.5%	2.5%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15.8%	25.3%	16.6%	11.6%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月报》表4.3.1《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历年。

在最近几年中国和西方国家、台湾地区、韩国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力度都较大的情况下，所有这些国家和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在相当程度上处于“淘汰赛”境地，导致高新技术产品产能利用率常常不太高。我根据国家统计局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重要产品生产能力和实际产量数据计算，2016、2017两年，微型计算机设备产能利用率分别为61.9%和67.1%，手机产能利用率分别为68.9%和74.8%；相比之下，空调和汽车2017年产能利用率分别为77.4%和78.0%。不仅如此，2018年前后，国内外信息通信技术产业（ICT）就相当广泛地预计2019年全球半导体等产业市场可能出现较大幅度下行，此时全力打击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有较大希望放大对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杀伤力。

1860—1870年代（清同治年间），在国际市场茶叶需求扩大的刺激下，中国、英属印度殖民地、日本都在茶产业做了巨额投资，仅中国茶叶生产在1840年代至1870年代的30年里就增加4倍之多。由于在与印度阿萨姆红茶、日本绿茶的市场竞争中失利，中国茶产业自1870年代中后期以来彻底丧失国际市场主导权，东南各省经济、贸易、财政蒙受重创，直到现在，我们仍未完全夺回国际茶叶市场主导权。同期生丝产业也发生了类似转变。这样的历史悲剧，我们决不能容许在我们手上、在高新技术产业重演。

由于手机等多项大类高新技术产品国内市场接近饱和，保持、扩大销售的重点应该是开拓国际市场。鉴于目前流行的提法是“扩大内需”，在高新技术产品开拓国际市场问题上我们尤其需要保持头脑冷静清醒。对高新技术产品重提1980年代“千方百计扩大出口”的口号是完全适用的。

在更大历史跨度上回顾新中国七十年发展史，中国工业化的起点本身就是1949—1952年战后经济恢复时期遭遇的抗美援朝战争，这场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非但未能打断中国经济恢复进程，反而为中国创造了长达66年既无大规模外战、又无大规模内战的和平时期，中国工业化由此得以全面启动。在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里，中国先后遭遇4次重大外部冲击：1980年代初债务危机，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政治风波和西方制裁，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次贷危机。去年以来国内外都有相当一部分投资者对中国市场预期恶化，但与上述重大外部冲击时期国内外流行预期的悲观程度相比，只能算小巫见大巫。中国经济恰恰是在这一轮又一轮重大外部冲击中实现了赶超，每一次冲击最后都推动中国在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的“江湖地位”上了一个台阶。中国之所以能够一次次化危机为契机，关键在于能够推进经济社会改革，及时调整，增强自身竞争力，外部冲击甚至成为凝聚经济社会改革共识的契机。从经济周期长波视角看，2014年以来世界经济已经步入低增长时期，且可能延续10年左右的较长时期，国际经贸争端及其向政治领域蔓延的趋势又进一步放大了经济周期运行的外部冲击；但只要我们能够如同此前历次遭遇冲击时那样及时调整政策，推进经济社会改革，我们仍然能够化外部冲击为契机，推动中国在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的“江湖地位”再上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