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批评家 | 南帆：低调的乐观

创作与批评，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轴。文学创作的发展离不开文学批评的繁荣，离不开一代又一代文学批评家的付出。1998年，《南方文坛》推出“今日批评家”栏目，至今已推介百余名批评家。不同个性的批评家以其敏锐犀利、才情思力、灵动丰盈言说着“我的批评观”，上百篇文章累积形成了一种敏感鲜活、富有生气才情的批评文风。

现在中国作家网将这些文章重新集中推出，与大家分享，敬请关注。

本名张帆，1957年出生。现供职于福建社会科学院，任研究员。福建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已经出版学术著作、散文集多种。曾获学术奖项、文学奖项60余种。

低调的乐观

南 帆

我们所置身的文化圈内部，文学批评扮演了一个苦恼的角色。“批评的时代”是另一个文化圈的重大事件，我们周围的批评没有资格分享这种荣誉。谁愿意相信，20世纪中国的文学批评可能成为某种文化里程碑？许多人根本没有听到批评的发言——批评缺席了。批评家仿佛从未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之中。也许，更为严重的情况出现在批评内部：一些批评家似乎丧失了必要的信心，他们对于批评的前景忧心忡忡。批评家的脸上时常浮现出悲观的表情，自嘲成为一种无奈的策略。他们习惯地说，批评已经“失语”，陷入了“危机”——“失语”或者“危机”正在成为两个时髦的反面形容词。

我当然没有能力为文学批评注射强心针。我仅仅想到一个笨拙的主意：我们能否暂时抛开人云亦云的泛泛而谈，具体地描述一下批评的现状？这或许有助于释除我们的焦虑：尽管批评仍然不尽人意，但形势并不如想象的那么糟糕。至少在目前，批评家并没有理由放弃基本的自信。第一，我们首先听到的一个怪罪经常是：现在的批评论文晦涩难解。甚至一些老资格的批评家也加入了摇头叹气的行列。不可否认，不少生吞活剥的批评论文很难赢得足够的耐心和尊重。然而，是不是还存在了另一种可能？——交流的中断也可能归咎于读者的贫乏。如果读者对于20世纪以来的一系列重要学派一无所知，那么，一大批生疏的概念术语的确会产生难以负担的重量。很长一段时期，我们对于世界文化的演变不闻不问，阅读的困难部分是这种态度的后遗症。如今，我们还有理由让这样的后遗症成为嘲笑批评的依据吗？学科逻辑不可能让所有的批评论文都像流行歌词一样亲切动人。批评家有义务谦虚地倾听来自学术同行的严格挑剔，但是，他们没有必要在一大片茫然不解的眼光面前自惭形秽，害羞地四处道歉。第二，在我看来，“危机”形容的是一个学科即将瘫痪：这个学科的概念、范畴开始失效，学科逻辑无法正常地延续，传统的学术视域不可能接纳种种崭新的事实，如此等等。文学批评已经滑到了分崩离析的边缘吗？的确，某些批评仍然保留了颐使气指的遗风，种种专横独断的结论经常让人想到了恫吓，老式政治话语残存的威慑力构成了这种批评咄咄逼人的潜台词。相反，另一些批评开始沦为令人反感的广告术，过份的赞誉代替了严肃的分析与阐述；批评家甚至使用一些夸张的言辞为作品指定一个并不恰当的位置。这种批评一部分来自不负责的友情，另一部分是商业气氛的产物。大众传媒一旦分享了作品的销售利润，这种批评可能在某些圈子之内愈演愈烈。然而，我们没有理由将这一切视为批评的全面陷落。一部分批评家的素质问题并不意味着这个学科的瓦解，这就像一部分作家的素质问题也不意味着文学的崩溃一样。事实上，学科的理论框架和固有逻辑恰恰是个人素质的超越，不必将种种局部的溃疡当成一个学科即将解体的表征。我们可以将“危机”看作一种有益的警示之语，但我们不必过份地夸张这种警示以至于吓着了自己。第三，批评是对于一个时期历史文化的积极参与。批评的意义、功能、方法以及范围只能置于这个时期的历史文化之中给予考察。不可能设想，我们能够在某一个幸运的时刻突然找到了文学批评的完美形式。完美的批评只能参照特定的文化语境，而不是参照拟想之中现成的理念。这就需要持续不断的实践、质询和试验。过多地纠缠于时间序号弊多利少，例如肯定魏晋时期而轻视明、清，或者褒扬20世纪的80年代而鄙薄90年代。事实上，批评的成就更多地体现为批评家多大程度地参与了这个时期的文化对话。我们不必为批评形式的持续演变而不安。这并非进退失据的表象，相反，这毋宁说是对于历史文化的转型表现出清醒的认识。根据上述三个方面，我宁可对于批评保持低调的乐观。这并不是证明，眼下的批评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宏大设想；低调的乐观意味着，批评的状况的确有所改善，而且，我们还有可能为进一步的改善添砖加瓦。

——评南帆的文学思想

余岱宗

20 世纪的诸种西方文论被纷纷抢运到中国后，中国大陆的文学创作与批评经历了许多引进、发现、认同、移植乃至创造性的误读的陶醉般喜悦，如今， 似乎正步入一个发挥自我心智的多元阶段。在此，我无意于对影响中国文学进程的社会景象作太多的描绘，也无意于对当下的中国文学现状做复古主义者般充满焦虑，或文学进化论者般乐观激昂的评述。许多时候，在对当前的中国文学的整体把握不是那么“驾轻就熟”的状态下，把目光投向那些与“新时期文学”（也许这已经是一个勉强的命名）以及所谓“后新时期”的文学潮汐相始终的文学思考者和评论者那里，也许更有益于与当下的文学以及与文学相关的诸种文化观念展开比较深入的对话。于是，年近不惑的南帆便走进了我的视野。这位从他“年轻的时候”开始无论是学术操守还是理论作风都容易给人以“少年老成”印象的文学理论家，他的文学理论的“边缘性”引起了我的研究兴趣， 某种意义上，南帆的文学思想使我对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学者在研究“问题” 之时的开阔度、灵活性、思辨力和创造力产生信心有了活生生的依据。南帆对于诸种“中国文学问题”阐释却产生着根本性的观念哗变的颠覆力量。

南帆在他的一本书的序言之中提道：“我明白，这种学术兴趣以及进入路线同一代人的经历有关。这一代人曾经长期处于社会的漩涡之中，每一次沉浮起伏均涉及他们的生存命运。这决定了他们对‘中国问题’的切肤之感和投入程度。”①如果一种学术研究与一个人的人生际遇毫无关联，很难想象作为一个研究者将从何处找到学术研究的情感动力，但作为一个学人，关键问题还在于如何把他丰富的人生体验转化到学术领域的框架内。南帆对“中国问题” 研究的起点和终点通常是中国的当代文学问题，所以我更愿意将南帆所提到的“中国问题”理解为“中国当代的文学问题以及文化问题”，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南帆仅仅是一位通常意义上的“当代文学研究者”，而是强调南帆研究当代问题的投入以及对自我的当代社会文化位置的清醒。

在当代，在纯文学失去文化中心位置后，新写实、新状态、新体验、人文精神反思、女性主义，以及各种以“后”为“前缀”的理论旗幡的相继出现， 即使此种大概念内涵模糊，外延广泛，但对推进当代文学发展，也许仍不失其真诚。但南帆对于“主义”好像没有显示出太多的热情，他感兴趣的是“主义” 中的“问题”。对于纷繁复杂的文化及文学现象，对于庸俗社会学，南帆怀着深刻的警惕。在对结构主义的情感模式叙事语法作了热诚探究后，南帆对于结构主义式的“化简”工作之后隐藏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有了批判的态度，接着， 他对各种闪烁变化的符号发生了极大的兴趣，对表意活动的研究为南帆开辟了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的无限境地。我曾经问南帆这种变化是不是有着一个痛苦的决裂过程，南帆没有正面回答我的提问，而是说他从接触文学批评以来，总是很自觉地注意文学的形式问题。我猜想，正是这种对文学形式的敏感使南帆对于接近文学本体的理论没有出现过什么“消化不适”的为难境况而是不断涌动发现的惊喜以及不谋而合的精神满足。南帆几乎没有“失语”过，他的旺盛的创造力常常带动着他的理解力，他关注着新登陆的理论，同时尊重自我的艺术感觉和理论判断。

南帆重视积累和吸收，但“解决问题”才是南帆进行批评写作的出发点。在这点上的“务实”，来自南帆对“中国问题”解不开的情结。对世纪末中国文学何以自为的思考，对文学是通过何种系统与社会各个层面发生彼此缠绕的联系，对批评话语于当下的人文环境应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姿态，今天的南帆有了一个清晰而坚定的切入点，那就是语言。

南帆并没有像结构主义者那样将文学语言看成是一个自足的系统，他发现， 今天许多批评家对文学内部的语言有着深入的探讨，但对于文学话语与社会话语之间的关系却缺乏足够的重视：“批评家仍然将一个重要的语言环节置之度外——这里指的是文学话语与社会话语光谱之中诸多话语系统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到，多数批评家仅仅将他们的涉足范围圈定于文学话语的边缘。在他们看来， 文学形式的历史显明了文学话语自律的内在逻辑：文学话语并不是日常用语的复制——即使现实主义小说也不是日常用语的如实照录。文学批评无须越境投入另一片陌生之域。这就是说，由于文学话语与日常话语的差异，批评家守住了文学话语而将日常用语弃之不顾。然而，如果将社会话语光谱作为背景，这种差异关系可能恰恰是一个深刻的问题。”②南帆便是沿着这种话语系统间的“差异关系”开始了他的思想“越野”：文学话语与政治话语的差异，文学话语与商业话语的抵牾，文学话语与民间话语的磨合，以及各种话语系统在大学话语中的微妙演变等成为一个开放的、不断延续的文学研究的关注对象，这被南帆称为“功能性的文学考察”。从文学话语中提炼审美的原则甚至从文本中抽象文艺写作的公式，或是以某种理念居高临下检验具体文本的写作或阅读的流程， 这种努力自然有其可取之处，多少能够浮现文本内部的诸多富有真知灼见的写作技巧或审美规律，但不管是经验式的归纳还是“理念”先行的推演，往往是把文学当成一个具有意义中心的话语系统，而且此种意义中心常常是单一的， 于是这就自然而然出现了批评的贫乏，即使拥有几种几十种几百种甚至上千种的批评原则，就能保证批评的“充分”吗？把某种限定性结构强加给本来完全有自由游移权力的文本符号，实际上表露出追求终极本源的企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批评的简化。南帆摒弃了任何一种恒定的“终极方程式”，他认为功能性的文学考察是联系共时态的诸多社会话语系统。这种认识自然使南帆的批评走到了一个非常广阔的理论境地，但接踵而至的便是不断的理论冒险：当传统的文学原理不再成为其最可靠的理论武器时，南帆的自我放逐不能不令人担忧——除非他在此种话语批评的理论背景下拿出具体的分析成果。话语批评实际上是一个最具实践性的批评方式。南帆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文学话语与其他话语系统之间的对话、冲突、协调、分裂将是这种考察的主要内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一种草率的比附和几个大而无当的概念，这种考察将进入叙事、修辞、话语类型特征等种种具体而微的层面。”③ 

在进入南帆的话语的功能性考察的诸多文章中，我们有必要再次审视一下话语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福柯说：“哲学家，甚至知识分子们总是努力划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把象征着真理和自由的知识领域与权力运作的领域分隔开来， 以此来确立和抬高自己的身价。可是我惊讶地发现，在人文科学里，所有门类的知识的发展都与权力的实施密不可分。”④福柯认定人文科学是伴随着权力的机制一道产生的，不过不能把这种“权力”先验地同压抑联系起来，权力不仅仅是一种遏止性的力量，知识权力的“运作”具有一套十分复杂的机制。在我们通常看到读到的所谓“真理”“本质”“典型”“意义”“人民”等貌似中立的字眼中，实际上受制于纵横交错的话语权力的网络。可以说不存在一个不包含权力的中立的话语系统。福柯对话语权力分析多是挑战西方理性与科学筑成的不可一世的理论堡垒，更多的是消解西方文化中的某些似乎不可动摇的话语内涵，如福柯对精神病、监狱、疯人院等概念的“大唱反调”。南帆同样认定“主体是诸多话语关系的总和”。但他从一开始就把目光逼近中国的文化文学问题。南帆洞悉话语的权力的运作机制，常常是一方面联系着文学的审美特性即审美话语的权力运作机制，另一方面将中国历史的、政治的、民间的、学术的话语生产系统纳入考察范围。话语权力概念的确立，使许多看似正常或貌似蹊跷的话语问题得到一种可以深入论证的可能。

可一旦我们确认各种话语系统存在着权力制衡和权力再分配的问题，另一个难局就随之浮现，即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话语书写难道不是希望他人对我们的言说持肯定的态度才让我们感到有书写的必要吗？这难道没有隐含着一种话语权力吗？于是，就在南帆沉浸在破译话语权力密码的探索快感中时，我曾经问他：“你现在不也在行使你的话语权力吗？”南帆所了，目光有点沉重地回答我：“这其实是一种宿命的抗争。”他说，“我个人确实同样无法超出知识与权力关系的限制。我也同样必须宿命地进入某种学术视域，进入某种洞见与盲区之间。我所能做的仅仅是，保持对于这种学术视域的怀疑与质问，承认盲区的存在；我想，这种怀疑、质问、承认是保持思想弹性的重要条件。”我接着问南帆，那么，是不是意味着若干年后或者几十年上百年后，我们今天非常认真非常严肃地讨论着的一些话题在另一维度看来，不过是一个十分可笑的发问，就如人类一争辩一思考，可能上帝就发笑了。南帆几乎不假思索地说：“完全有可能，语言塑造了人们，同时囚禁了人们。也许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完全有可能成为没有探讨必要的问题。有些时候，革命式的转换一下子出现了。人们纷纷抛弃了一批旧的问题，另一批新的问题迅速涌入研究的核心；这时，旧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但是这些问题失去了原有的分量而过时了。这些问题如同一些陈旧的故事失去了观众。牛顿的学说得到认可之后，人们不会再为地心说之中某些尚未完成的局部命题耗费精力。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旧的学术视域遭到了废弃，新的学术视域已经形成。这同样是学术研究之中一种极为重要的进步形式。” 

当南帆陈述至此，我发现所谓自觉的“失语”可能并不是最可怕，可怕的倒是一味地浸淫在某一陈旧的话语系统中而毫无觉察，自觉的“失语”则可能是怀疑的开始，是创造的发端，而人文学者如果对自己所在的语言系统的位置毫无敏感的巡视，甚至不愿环顾“他者”的语言系统，则可能成为一个循规蹈矩的积累型学者而很难成为具有“转型”意义的学者。所以，南帆宣称他更重视一个学者的“精神量级”，我想这还跟一个学者愿不愿在精神领域中“冒险” 有关。思想的懒汉是不太可能在各种语言系统的边界策动一次又一次的理论探险的。南帆专注于话语批评理论，这意味着他必须不断进行自我突破，话语系统的边界是开放的而且是不断变化拓展的，话语批评的边界也应该始终处于开放的状态，新的话语以及话语系统间的新的关系总是处于或明或暗的变化，作为批评家——诸多话语系统的监察者，应该有着一种职业的敏感能力，同时又该具备深刻的分析能力，这就要求一个优秀的话语批评者常常要站在理论的制高点，观察语言气象的阴晴变化和风雨雷电，话语是开放的，话语探索同样是开放同时又不断充满着智力的冒险。

我形容南帆是一位“高蹈派”的批评家，这种带有明星风范的（但愿不要将此明星当成彼明星）批评家必须同时拥有坚实的学养和创造的勇气。空洞的学术表演和僵硬的学问堆积在今天已经占据了不少的理论空间，这使得我们的批评领地既“过剩”又“贫乏”，我并不认为南帆的文学思想处处创新，但至少在他的理论思路上，时时耀动着突破传统观念的活力，这使得我们在了解了南帆的主要思想轮廓后，有必要进一步解读他的理论实践，即南帆所称的“功能性考察”。

南帆的文学理论阐释既有大处着眼，有大刀阔斧，也有微观分析的洞幽烛微，他认为结构主义具有“高结构主义”和“低结构主义”之分，“低结构主义”成绩坚实，可靠，有章可循，如热拉尔·热奈特、托多罗夫，“高结构主义” 热衷于重新设置方向而不屑于沿袭传承下来的问题。南帆显然偏于“高结构主义” 的类型，但对“低结构主义”南帆从来没有轻蔑地忽略，相反，在南帆沿着“高结构主义”的方向行进之时，我们不难看到“低结构主义”的理论成果成为南帆论述的有力支持。其实“低结构主义”并不意味着丧失创造性，“低结构主义”不过是未触动传统理论的根基，但并不排除在传统理论的基础上发生局部的创造性阐释。而“高结构主义”如果没有“低结构主义”似的“小心求证”， 其理论创新就难免出现论证上的“硬伤”。所以如果不将南帆对文学理论的根本性阐释与他对具体的叙事、修辞、话语类型的功能性的考察联系起来，可能就无法全面地认识南帆话语批评的力度和广度。

各种话语系统在各类文学文本中是如何成为主流或是某种话语系统又因为何种文化背景政治背景在文本中悄然退潮？优秀的审美作品对于何种话语系统应保持着积极的吸纳状态？文本中的某种叙事手法是否与某种话语权力的崛起与消退有关呢？审美话语的内在机制是否使审美话语天然地具有某种独立性呢？这些问题往往成为南帆对各种话语的功能性考察的主要论题。

我们不妨看看南帆是怎样梳理修辞、话语系统与权力这三角关系。南帆认为：“一方面文学与修辞学之间具有某种天然的亲和力，人们很大程度地将文学视为语言的技术；另一方面文学又向修辞学暴露出，社会历史从来没有将语言的技术当成无足轻重的游戏。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语言的技术同样属于征服的技术。这是权力机构不可出让的领地。这里，人们终于察觉到修辞、话语系统与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⑤由此展开，南帆发现五四时期的白话文并没有取得多少修辞学的进展。白话文既有的种种修辞并不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真正成果，这场修辞革命的根本后果是颠覆了文言文的传统权威，为白话文谋取了应有的席位。因此，与其说这是一场修辞之争，不如说这是一场文化权力之争。而在接下来的历史进程中，南帆又发现，一些左翼理论家竭力主张无条件地通俗，知识分子话语在一整套民间修辞的侵袭下黯然失色，但是大众仍然仅仅是言说的对象，他们并未真正成为话语的主体。大众话语的浮现并不是来自“大众”这一群体的文化扩张，大众话语与知识分子话语的抗衡毋宁说是政治的导演。当政治权力获得了居高临下的位置之后，政治话语同时获得了领导大众话语的资格。政治权力面临的另一个工程便是改造民间，诸多原本被倡导的民间修辞在政治话语的压力下纷纷解体，悄然转变为后者的附属品。一些作家对于方言俗语的迷恋和迁就受到了批判，一些文本中残留的乡鄙之气与正统语言风格的对立。这实际上是修辞对于政治话语的一个有意识的抵制。而所谓“欧化” 的文本再度被接纳则表明了知识分子话语对于小说的重新介入⑥。南帆论述这个极具我们本土特色的话语、修辞、权力的三者关系，引入了相关的启蒙学者、革命文艺理论家、乡土作家、政治家、当代作家的文学主张、政治讲话、具体文本等文献资料，行文中常有精彩的微观分析，如政治抒情诗与新民歌的关系， 如闰土失语与《爸爸爸》中仁宝对政治话语的模糊感觉，各种在传统理论的统摄下可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修辞现象通过话语批评理论的分析得到了鞭辟入里的阐释。这种考察已经不是在旧材料发现疑点或是做些机智的推测，而是在旧材料的基础上发现其中与传统理论迥异的新的关系。

南帆的功能性考察还将他的视线延伸到文本内部某些特定叙事手法的分析上，比如他对小说反讽手法、小说第一人称叙事的分析。当然，这些似乎是技术层面分析的题目，多少有点“低结构主义”的意味，但深入这些批评文本， 便明白南帆感兴趣的显然还是话语问题，南帆并不是在传统的意义上谈小说技法，而是辨析小说写法中的话语功能以及话语权力，如何影响小说技术层面上的诸多要素。

南帆仍然选择了中国读者熟悉的作家如王蒙、王朔的作品作为他的分析对象，透视其文本的反讽语境。南帆认为“二王”的反讽有个异曲同工之处，就是他们的大量反讽都来自政治辞令与语境之间不同型号的混淆，他们的反讽常常是“打散”与“重新组合”各种不同的话语系统，或是政治话语植入非政治语境，或是民间俗语瓦解貌似一本正经的政治话语，语言的反讽常常是一种话语系统与另一种话语系统的巧妙周旋。情境反讽和总体反讽中尽管语言的对峙不是那么明显，但也潜伏着不同话语系统的多方牵制，D·C·米克认为总体反讽存在于我们面对的基本的、无法解决的许多对立面中，如德中有恶，恶中有德， 纪律与自由，“对于诸如此类的对立面无法调和的人来说，唯一的选择就是反讽”⑦。总体反讽的相对主义的立场联系着不同话语系统僵持状态下反讽叙事者的自我超越，也就是反讽叙事者清醒地认识到不同话语系统彼此制约的两难境地，最终采取了中庸的自嘲嘲人的解脱之道。

可以看出，以话语理论考察反讽的某些功能性特征，要比单纯地从逻辑或是从某种幽默形式研究有独特的视角，至少在联系具体的文化语境上显出丰富的理论表现能力。

在《第一人称：叙述者与角色》这篇文章中，南帆给我们讲了一个第一人称叙事话语的曲折经历中，从所谓叙事之“真”历史演变过程中，推演出“故事的最终呈现必须受到叙事话语的控制和限制。更大范围内，叙事话语的意义也可以回归为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们所接受的叙事体系，实际上亦即人们赖以接受和转译世界的框架体系之一”⑧。这个结论使我联想到南帆的另一篇关于“语言现实主义”的论文，在这篇作品中，南帆分析现实主义的“逼真性”如何依赖文化成规和体裁模式等多种叙事方式时，指出：“很大程度上，语言同时也是真实的本源之一。语言结构强行挤入真实，进而制造出某种真实结构。”⑨ 如果把两篇论文参照来读，不难发现南帆竭力破除以任何名义提出的文本的“逼真性”的神话，揭示语言是如何协同种种意识形态与文化代码为人们制造巨大的真实之感。

读南帆这类“功能性考察”的论文，我常常想，南帆一直在揭穿的修辞的策略之后的话语权力的运作，拆除叙事的“逼真感”之后的种种“障眼法”， 南帆这些论文的整体指向是否定性的解构，但就在这种解构过程中，原本被遮蔽的文化成规、叙事成规和意识形态渐渐浮现而出，其对审美作品功能性的建设作用同时得到了阐明，因而，南帆的这种功能性考察同时又具备对结构主义的“肯定性”的叙述。所以，我又将南帆的此类的“功能性考察”称为“解构式的功能考察”。

当南帆沿着“解构式的功能考察”扩大他的分析视野时，我又不能不产生一种担心，即南帆的话语批评是否面临着“诠释过度”的危险，南帆是否应该给自己的分析界定一个可以看得到的目标？南帆的批评话语是不是可以为自己树立某种带有终极色彩的理论高度，也许这让比较推崇完成一个自我理论系统的某些学术圈子能产生一个南帆有自我体系的印象，否则，尽管南帆有非常过人的思辨能力，但他好像总是在做拆除的工作，而对建设一个自足的体系似乎没有显出足够的热情。于是，带着这种疑问，我们有必要再次审视南帆的批评思路和批评观念。

要给批评话语划定一个界限是件十分困难的工作，批评话语虽然有其独特用词和一定的论述规范，但同时批评话语也在不断接受各种历史的日常话语的渗透，可以说批评话语与许多话语类型一样也是处于动态的变化过程中，但批评话语的不断的变化和批评话语内部的分类不等于可以取消批评话语和独立性， 诸如比较规范的批评话语往往比文学话语少些感受性的描述，批评话语论述需要具备自我的理论“免疫力”，批评话语视野要尽量开阔，否则即使在小范围内论证正确，但在更大一点的理论范围内不断出现例外，其批评话语的普遍适用性就难免受到怀疑。诸如此类的“规则”应该说是绝大多数的批评话语所应该遵守的规范，但常常是符合批评话语的基本规范的批评并不能让人满意，有时甚至让人感觉到平庸，那么，批评话语还需要什么样的特质呢？批评话语将选择什么样的姿态参与文化的意义生产？ 

当批评话语还是文学话语的仆从之时，那么批评话语的意义生产的终极控制权实际上仍然掌握在文学家的手中，从新批评“意图谬误”“感受谬误”从而提倡文本内部的细读到更激进的罗兰·巴特的“作者已死”，20 世纪的文学批评一次次宣告了批评话语的独立性，而且在厌倦了印象批评和某些结构主义“数学化”的量化分析后，批评话语与文学话语的距离好像越来越大，加之新的批评概念批评术语的不断产生，文学家以揭穿皇帝的新衣的勇气声称读不懂新词迭出的批评话语声音并非少数。那么批评话语是否已经陷入自说自话的“危机”呢？可是，当我们议论到“批评的危机”这个话题时，南帆的“理论”表情好像并不紧张，反而有种早已思考过的放松，他说：“在我看来，‘危机’ 形容的是一个学科即将瘫痪：这个学科的概念、范畴开始失效，学科逻辑无法正常地延续，传统的学术视域不可能接纳种种崭新的事实，如此等等。这个意义上，我对这样的判断感到了怀疑：中国的文学批评已经滑到了分崩离析的边缘吗？的确，某些批评仍然保留了颐指气使的遗风，另一些批评开始沦为令人反感的广告术。然而，人们似乎没有理由将这一切视为文学批评的全面陷落。事实上，学科的理论框架和固有逻辑是对个人素质的超越，学院式的一丝不苟体现出的严谨规范恰恰是对上述两种批评的理论清算。种种局部的溃疡仍然不是一个学科即将解体的表征。”⑩在这里，我注意到南帆是以是否具备学院式批评的严谨规范和一个学科能否接纳“崭新事实”来作为一个学科生命力能否得以延续的重要衡量标准的。在南帆看来，基于作家生平和创作谈基础上的“跪式批评”是无益的，同时批评家也不宜充当手把手地指导写作的教练。“他们更多地躲到了深奥的概念和严密的逻辑背后，通过理论的复杂运作发现种种让作家惊奇不已的意义。

的确，这些发现很少插入作家的写作，协助他们改善某一个细节的描写或者调换故事的结局。这种批评更像在遥远的地方表演种种强大的思辨和一系列理论奇观。这种批评将作家置于庞大的理论布景之下，让某种理论的犀利和奇思异想打动作家，震撼他们的思维习惯，甚至让他们在难以置信或者急欲辩白的气氛之中不知不觉地改变了自己既定的写作。这是文学话语与批评话语之间复杂的对话。……这种批评话语不是影响某一个作家，而是影响文学话语再生产的文化环境。”这种对话关系其实在南帆的文学阐释中远不止于文学话语与批评话语之间的关系。从南帆整体的文学观念来说，对话关系几乎贯彻在他对文学话语、批评话语每一个方面的论述过程中。批评的话语不但独立于文学话语，而且穿行在政治话语、经济话语、民间话语、科学话语、性话语、文学话语的缝隙之间，批评话语与各种话语系统的对话既是历时的又是共时的，既是独立的又是积极参与的。关于知识分子与各种话语系统发生对话的效果，南帆认为在于“他不会盲目地服从社会文化的光谱结构。他能够察觉既定文化光谱之中的不合理，察觉这种不合理所造成的遮蔽可能导致某种生存维度的消失；于是，他能够依据一定的专业知识阐发某种话语类型，使之在社会文化光谱之中发出更为有力的声音。这很可能会遭受另一些强势话语类型的抵制和压抑。这时，对话即是冲破抵制和压抑的手段。对话是一种展示，一种沟通，许多时候还不可避免的是一种反抗” 。关于学术话语在与不同话语类型的对话，南帆并没有将其看成是一蹴而就的话语权力之争，南帆认为：“许多时候，不少人或许将对话想象得过于简单。他们觉得，只有就共同的问题在语言上直接往返才能算对话。这过于狭隘了。我对于对话的理解远为宽泛。从一个社会文化光谱的意义上说来，甲骨文研究与股票投机之间同样存在着对话。不同的知识类型之间存在了某种紧张，这即可看作对话。……学术话语将在日常话语之间显示了一种独特而倔强的存在。这样的存在不仅使社会文化谱系保存了某些必要的生存维度，并且这种存在还将对其他类型的话语产生或大或小、或强或弱的呼应，推动、比较、遏制、冲突、评判、竞争——这就是对话的多种形式的展开，包括潜在的展开。……今天，在多数场合，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不再充当精神领袖，但是，他们仍然有必要积极介入、参与种种对话，让他们的声音、立场成为社会文化光谱之中一个不可抹灭的，甚至是不可忽视的存在。这是一种职责。换一句话说，他们不是领袖，但他们的职责、专业知识以及种种修养都驱使他们关心公共事务。” 作为学术话语之一的文学批评话语同样要在参与多种话语系统对话中保持积极的影响力，对话的有效性的获得同时还依赖于对话主体的学术视野和思辨能力，如果批评者对于显在和潜在的对手的话语系统的生产机制因为偏见或是因为无知而不屑或根本无法理解，那么由此产生的对话的失效就难免“失语”的尴尬。批评话语常常穿梭于各种话语系统的边缘、缝隙、盲区，从而发现话语间的分歧和冲突，在既疏离于各种话语系统， 同时又不断与各种话语系统摩擦、冲突、抗衡的过程中获得批评话语的反抗力量获得批评话语的生存维度。南帆对各种符号系统之间的差异有着相当的敏感性和警觉度，对各种类型的关键词甚至其支离破碎的语言残片，南帆好像有着迅速捕捉和深度分析的本领，除了专著和论文，南帆创作的大量散文都与话语分析有着密切关系，读他的散文，即便是符号学、话语分析的门外汉，也能在南帆对人的面部表情、人的手，或中国武术和西方拳击，或日常生活的某个细节的文学化的符号分析中获得阅读的快感。这又让我想起了法国的罗兰·巴特， 他的脍炙人口的《符号帝国》好像能够在中国找到异曲同工的呼应。基于这种不仅仅是靠理论学习就能获得的灵性，南帆不断显示出他对各种类型的话语特点的灵巧把握和深度理解。如果允许来点印象批评的话，我愿意形容南帆的话语分析好像是一位带着狡黠微笑的风的精灵在繁茂的话语森林中发现各种语言生态的宏观面貌和微观变化，然后再返回精灵的话语城堡，写下对森林的监察报告，这片多姿多彩的大森林也许在许多人看来已经古老得太少变化了，但在精灵的考察中，却明白地记录着各个物种细微的变化以及关系着物种生长的土壤、气候、地貌的历时和共时的详细分析。

在话语的边缘处探索的南帆并不准备建立一个哪怕能在一定范围内具有通常意义上的权威解释的自足的理论系统，在他看来，有这个想法可能就与他的批评方法存在着相悖之处，既然“真理似乎是一只飞来飞去的、但却永远扑打不着的蝴蝶” ，那么“没有一个终极的生存，为什么要虚构一个终极的真理呢？” 南帆坚定地相信文学话语以及文学的批评话语能够在日常现实中开启一个新的维度，他是一个文学批评乐观主义者。但他又无法想象出文学批评能有一个绝对的理念，能有一座悬空的、超凡脱俗的批评话语的宝座，他再次强调：“所有的认识主体都不可避免地拥有一个立场，拥有一个立场的具体历史情境之中的最大视野和所有局限。世界是一个独立的存在，但人们的认识只能是这个立场的基础之上的产物。……许多古典名著的阐释不会终结；在我看来， 这不是陷入一个无望的迷宫。古典名著是一种有效的话语场，每一回阐释都包含了主体的重新定位——在新的权力和利益网络之中重新设计文化战略与生存策略” 。“科学的知识积累是直线递进：人类从原始的工具制造、发明机器直至登陆火星，历史的轨迹一目了然；相形之下，人文学科的知识积累时常像固定圆心之后的半径放大；种种理论不断地返回某些话语的策源地，一次又一次地解说某些基本问题——例如，《红楼梦》的解说迄今仍在增加，阐释的终点几乎遥遥无期。” 在这遥遥无期的阐释的征途中，南帆拒绝坠入虚无的苦闷，他在行进的过程中发现了语言风景的动人和心智自由驰骋的欢悦。所以，从最低限度上说，南帆是一位文学的信徒，是一位审美的信仰者。

（余岱宗，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 

【注释】

①南帆：《心智的自由》，载《当代作家评论》1995 年第5 期。

②③南帆：《语言的魔力：坚守文学的维度》，见《未来的文化空间》，孙绍振、南帆等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④ [ 法] 福柯：《权力的眼睛》，上海人民出版社，严锋译，1997。

⑤⑥南帆：《修辞：话语系统与权力》，载《上海文学》1996 年第12 期。

⑦ [ 英]D·C·米克：《论反讽》，周发祥译，昆仑出版社，1992。

⑧南帆：《第一人称：叙述者与角色》，载《钟山》1993 年第3 期。

⑨南帆：《语言现实主义》，载《上海文学》1993 年第3 期。

⑩ 南帆：《作家与批评家》，载《南方文坛》1998 年第1 期。

南帆：《批评的参与：话语再生产》，《学术思想评论（第三辑）》，贺照田主编，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

《批评家印象记》

张燕玲，张萍 主编

作家出版社 2019年09月 

《我的批评观》

张燕玲，张萍 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01月 

编辑：刘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