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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超民 | 中国历史整体性与中华民族共同体
林超民，云南大学教授 ，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曾任云南大学副校长、巡视员、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云南历史学会会长。现任云南省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云南省国学研究会会长、云南历史学会名誉会长。研究领域：中国民族史、云南地方史、民族学、文献学。著作有:《林超民文集》(四卷)、《中国民族史》（副主编）、《唐宋民族史》《中国地域 文化通览·云南卷》（主编）《云南通史》第三卷（唐宋时期）等；译著有《南诏国与唐代西南边疆》等；主编《方国瑜文集》《云 南大学史学丛书》《云南大学民族研究丛书》等；主编《民族学评论》《西南古籍研究》 等研究集刊。论著多次荣膺省部级优秀科研成果奖。培养博士、硕士百余人。其中有来自美国、日本、泰国的留学生。指导外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三十余人。1990年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1991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1992年被评为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3年获国 务院专家津贴。1998年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2011年获红云教育功勋奖。2014年获省政府优秀诤言奖。2017年获第二届中国民族志纪录片学术展终身成就奖。
一、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的提出及其要旨
1963年4月20日，方国瑜教授发表“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的演讲，总结中国历史发展中多民族统一国家建设的历史经验，提出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的理论。
“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首次提出“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的概念，用“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论述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巩固的过程。文章指出中国历史发展始终是一个整体，历史和现实是一个整体，中原和边疆是一个整体，汉族和少数民族是一个整体，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揭示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在经济与文化的整体性，在政治上分裂的偶然性与统一的必然性，在社会发展上的差异性与一致性，论述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根本原因、历史真实和社会趋势。这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在历史上共同开拓了祖国的疆域，共同发展的经济形成相互依存的社会整体，共同创造的文化形成相互认同的集体意识。
方国瑜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的理论，从历史事实与学术理论的结合上，科学地回答了，为什么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什么中国能够成为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大问题。有力地批判了国内外分裂中国，破坏民族团结的错误言论。
方国瑜中国历史发展整体论，把历史发展的逻辑与现实进行的实践结合起来，从理论的高度与实践的深度结合起来，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的理论：中国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中华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中华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相互依存、相互交融，汇聚成不可分离的中华民族整体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
方国瑜特别指出：“我认为历代王朝史与中国史应当有所区别”“在旧的王统观点，以王朝代表中国，称王朝为国朝，王朝史为国史，以至受王朝赏识称为国恩，忠于王朝而死称为殉国等等，所谓‘国’是指王朝，并不能代表中国。这是很明显的”。方国瑜强调：“王朝的疆域，并不等于中国的疆域；王朝的兴亡，并不等于中国的兴亡”“中国历史，既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各族人民的历史，就应该包括他们的全体历史”。应该批判“只知有王朝历史，不知有中国各族共同的历史”的错误观点。这是方国瑜非常重要的历史观。王朝是一家一姓的私人地盘，中国是各族人民共同的天下。可见，国瑜师的理论就不是一家一国的“情怀”，而是华夷无间、天下一统、民众同心的天下胸襟。这样广阔的襟怀，超越族类、跨越地域、穿越时空，具有永恒的价值。方国瑜“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以致将来，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理论价值和社会价值。
方国瑜“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阐明自有文字记载以来我们伟大的祖国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经历数千年的风云变幻，无论是朝代更迭，还是外敌入侵；无论是群雄纷争、还是诸酋称霸，我们伟大的祖国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坚如磐石，固若金汤。一个地域辽阔、人口繁盛、族类众多的大国之所以能够历经沧桑、穿过风雨、跨越艰险、超度劫难，巍然屹立，自强不息，奋进不止，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密切的关系。认真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统一和谐的多民族社会主义强国，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
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有其内在的本质的联系。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基石。没有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就没有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
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天下一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石
远古时代，中华民族的先民就在中华大地上生息繁衍，创造出丰富多彩、灿烂辉煌的文化。尽管远古文明具有鲜明的多元特点，但一开始就形成以黄河中下游流域为中心的华夏文化。考古发现与神话传说表明，在中华文明的起源时代，各区域的文化在相互接触、相互交流、相互融合中逐渐趋于统一。黄河中游的黄帝集团战胜炎帝集团，建立了炎黄酋邦。炎黄酋邦东进战胜以泰山为中心的太昊、少昊酋邦，将炎黄的势力扩大到黄河下游，进而南下击败江汉流域的苗蛮集团。炎黄酋邦与太昊、少昊的融合，形成夏、商、周三族的主要来源，是华夏民族共同体起源的核心。
四千多年前，夏朝的建立是我国国家形成的标志，是我国文明史的开端，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萌生。
周人克商以后，周人及四周族类的融入而日益强大，发展为在生活、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更趋统一，较为稳定的共同体——华夏。华夏成为天下诸族的主体与核心，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周朝建立的国家以分封制和宗法制为基础，以周天子为天下共主。所谓“天下”就是当时人们所认识的人类所居处的最大地理范围。天下是上帝的，上帝委托天子来管理天下。具体说来。“天下”就是东南西北“四方”，四方横无际涯。四方有“万邦”林立。四方都是周天子的“王土”，“万邦”无论亲疏远近莫不是周天子的“王臣”。周人“天下一统”的思想，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天下一统的思想观念引导下，周朝对四方诸族的管理开始规范化，形成了“九服（畿）之制”。就是针对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及其不同的社会特点和经济结构，实行不同的行政体制，采取不同的统治方法与治理策略，把华夏与四夷看成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蛮夷狄戎与华夏，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礼仪文化高低不一，在政区划分上做必要的区别，实行不同的统治方式，即以华夏作为主干把蛮夷戎狄联结在普天一统之中。
天下一统，华夷相依的民族意识，从天下一统的要求出发，把蛮夷戎狄看成统一天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华夷虽有差异，但是在天下一统之中，华夷一体，相互依存，不可分离。这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端，成为后世处理华夷关系的理论核心和社会原则。
战国时代，华夷统一的学说基本形成。春秋战国之交，黄河、淮河、长江、汉水流域成为华夏民族居住的共同地域，原来与“诸夏”杂处的蛮、夷、戎、狄基本上融合于华夏民族之中。还有一些蛮、夷、戎、狄则远处于“四裔”。出现了“中国”与“四裔”相对的民族分布格局。在春秋时，人们虽然已把华夏与蛮夷戎狄对举，但还不曾把四夷和华夏的分布以东、南、西、北、中作为区划。到了战国时，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重大变革，周王已经从宗主变为附庸，夷狄已经变为华夏，这是华夷交融的时代。由于天下一统成为各国诸侯共同追求的目标，逐渐形成以华夏为主干，联结蛮夷戎狄为一体的天下一统的共同体意识。华夏民族的形成正是与蛮夷戎狄的形成相辅相成。也可以说从华夏民族形成之时起，华夏与蛮夷戎狄就是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及中国诸侯“五方之民”的同居四海之内，共同谋求天下一统，五方之民共天下的观念成为战国时期华夏共同体的意识。
战国时期，群雄并起，诸侯自立为王，竞相谋求新的更大的一统。孟子主张通过实行仁政，用“王道”一统天下。一方面承认蛮夷戎狄与华夏的五方格局，一方面又强调五方必须共同遵循周礼，在认同先王之道，即先王优秀的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共有天下。这不能不说是孟子与时俱进，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战国末期的荀子，更加强调天下一统的必要；历史的发展，使得天下一统的实现已经为期不远。荀子将蛮夷戎狄四方之民与华夏的关系诠释为“同服不同制”。依法先王又善于视形势处理好华夏与蛮夷戎狄之间的关系，对远迩不同，风俗有别、制度有差的蛮夷戎狄，因地制宜，因时制策，包容不同的族类，才能够真正实现天下的一统。天下一统不是整齐划一，而是因俗而治，也只有因俗而治，才可能实现天下一统。
战国时期，《春秋》公羊学派，在孟子、荀子的基础上，对大一统的民族共同体意识又进一步的阐释，认为“内其国而外诸夏”是“乱世”，“内诸夏而外夷狄”可称为“升平世”，“夷狄进至于爵，天下大小若一”才算是“太平世”。在“太平世”“王者无外”，是理想的“大一统”社会。在战国儒家的论著中，几乎看不到对蛮夷戎狄的歧视，提倡以华夏的“德”教化、包容夷狄。主张蛮夷戎狄与华夏共同实现天下一统，共同创建天下一统，诸族和谐的大同世界与太平盛世，将大一统的民族共同体意识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对后世民族观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秦汉王朝，将春秋战国思想家们建立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的理想变为活生生的现实。夏、商、周三代，中原地区的诸夏，经春秋战国时期发展为华夏，到秦汉发展为地同域、书同文、车同轨、人同伦的稳定的共同体：汉族。汉族成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主干。秦汉帝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建设，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推动了中原与“四裔”，华夏与夷狄相互依存、和睦共处的统一局面的发展，同时将“华夷一体”共同体意识发展到新的高度。
“一统”的观念在秦代成为中央集权的主导思想。秦王在全国推行郡县体制，“法令由一统”。“一统”在思想上是“同心”。同心，就是共同的意识，这是秦朝一统天下的核心，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石。
汉代前期的儒家大师董仲舒把战国以来各家学说以及儒家诸派统一在孔子的名义下，使儒学成为“霸王道杂之”的汉王朝统治思想。董仲舒继承和发展了传统的大一统思想，将“大一统”上升为天下的根本规律和永恒法则。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到进一步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居必中国”，强调三代既为天统，当居中国，法天奉本，执端要以统天下。“内诸夏而外夷狄”并非是对夷狄的歧视、排斥，而是在维护华夏文明的同时把华夷连为一个整体。“中国”是天下之中，为王畿所在，居中夏执要端以统天下，朝诸侯。夷狄在外，使之居于四裔，也就是天下的周边；所谓“外”，是王畿之外，非王土之外，四裔依然在天下的整体之中。华夷间的内外之分是在天下一统之中的远近之别；是内地与边境的不同，是肢体与腹心的关系。也只有华夷相依为一体，才可能实现天下一统。“华夷一体”的共同体意识讲华夷之间有差异，在处理华夷关系上要有所区别，但是指出差异在于强调一统，在于强调华夷之间，内地（中国）与边境（四裔）之间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
三、华夷一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
“华夷一体”的民族观为历代王朝遵循崇奉。隋文帝统一天下后，把“华夷一体”作为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准则。在处理具体事务上，他都能够坚持“华夷同重”，将“华夷一体”的观念付诸治国安邦的方略之中。
唐朝建立后，唐高祖采用“怀柔”与“羁縻”政策。“怀柔”与“羁縻”的策略来源于“华夷一体”的观念，对于维系和发展大一统多民族国家，起了积极作用。唐太宗进一步发展传统的华夷一体观念。使唐朝族类之间友好共处的关系呈现出新的局面。继唐太宗登上皇位的武则天、唐玄宗等，都能坚持“华夷一体”的原则，实行华夷相依共存的政策，唐朝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超越前世的大一统局面。
朱元璋在起兵反元时，曾经举起“华夷之辨”的旗号，以呼唤民众推翻元王朝的统治。实际上是利用民族情绪为推翻元王朝，夺取天下寻求正当性。当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毫不迟疑地将“华夷之辨”迅速改易为“华夷一家”。明王朝继承中华民族观，提出“华夷一家”的思想，将天下一统中的华夏与诸夷的关系用亲如一家来表述，无疑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
清王朝的建立者是起于东北的满族（女真），入关后努力学习、传扬华夏文明，通过各种方式，表明清朝是受天命继承历代王朝的正统，论证清朝受天命统一中国的合理性。清顺治皇帝大力推行满汉联姻通婚。他打破清宫不纳汉女的惯例，选汉女为妃。雍正皇帝认为“有德者可得天下大统”，将品德超越于族类之上，认为道德沦丧必将失去天下大统，道德高尚必将得到天下大统，不论华夷，都有君临天下的权利，是否可以得到天下，在德。面对反清复明的势力，清王朝统治者用道德高下作为能否担负大一统责任的原则，用以取代“华夷之分”。这是中华大一统观念的重大进步。乾隆对《春秋》大义作了大的修正，“尊王攘夷”修正为“尊王黜霸”，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次新的变革。尊王在于天下一统，攘夷和黜霸是为了巩固天下一统。如果说“夷”多少还有族类的差异，“霸”则完全是政治、文化、道德上的不同。尊王黜霸更加明确地昭示维护天下一统是不分族类、不讲血缘，只问文化、只管政治的各方之民共同的职责。
经过历代王朝的改造，大一统的原则已经从“华夷之辨”，“尊王攘夷”演变为“华夷无间”“华夷一家”“华夷一体”。华夷之间的族类差别也逐步演化为地域与籍贯的差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到清代渐臻成熟。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促进大一统思想的发展；大一统思想的完善，又推动了大一统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凝聚各族人民共同维护统一多民族国家不断壮大的重要精神力量。大一统的观念，主要是指政治上的一体化。由一个政权治理天下就是统一，出现几个政权分治，谓之不统一。政权的统一，是在经济、文化、社会整体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权的分治，经济、文化的整体社会结构并未发生改变，所以分治是短暂的，统一是长久的。所以“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只是一个整体之内的政权分合，并不是整体的破裂与复原。中国历史发展有整体的社会结构，虽有几个政权同时存在，并没有破裂了整体的社会结构，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
四、正统论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髓
中国传统史学把政治史放在第一位，他们坚持中国历史发展应该是大一统的整体。当出现政权分立，传统史家并不认为大一统受到破坏，于是有“正统”学说的出现。以正统代替大一统，即《公羊传》所说：“实不一统而文一统”。就是说，尽管统一的政权已不复存在，但是文化、经济、观念的一统依然延续。
过去大多数学者认为“正统”学说起于宋代，其实并非如此。“正统”之义，本于一统。如前所述，“一统”一词，在《史记》的《秦始皇本纪》和《李斯传》中已出现。“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秦始皇成就了天下一统的大业，所以“天下一统”的概念亦当由此导源。
司马迁《汉书·郊祀志》首次将“正统”与皇帝连在一起，东汉季傅干之《王命叙》是第一次将正统一词用之帝王受命。汉为尧后，故以上接帝尧之统。王莽虽然得登帝位，但继起者仍为刘氏。王莽上下失据，不能算为正统，只不过是闰位而已。
东汉末期，魏、蜀、吴三国鼎立。晋朝统一天下，对三分鼎峙的历史应当如何评判，究竟该以三国中的哪一国作为代表一统的政权成了至关要紧的大问题，由此引起“正统”之辨的激烈争论。左思《三都赋》就是为晋朝的建立争历史的合法性。陈寿撰《三国志》将魏列为正统。袁宏作《后汉纪》以刘备是汉室后裔而主张以蜀汉为正统。而习凿齿以为晋朝应该超越魏直接与汉王朝相接，他作《汉晋春秋》认为汉王朝系周朝而不系秦，为什么晋不可以上接汉统？入主中原的“五胡”诸政权也极力争本国的“正统”，氐人苻洪以华夏正统自居，苻坚也急要做正统。
史学家依据正统观念，对于非正统的帝王及其政权的历史称为“伪书”或“霸史”以区别于所谓正统的史书（正史）。梁人阮孝绪撰著《七录》，于梁朝普通四年（公元523年），其《记传录》所收国史部216种，五百又九帙；伪史部26种二十七帙。阮孝绪首创“伪史”后，就开始有“正史”与之相对，正史就是正统。《随书·经籍志》首创“霸史”一类（《史部》第四）共收二十七部，三百三十五卷。
正史与霸史（伪史）的区分，不是将霸史排除在中国之外，无论正史还是霸史，都是中国统一的历史，正史与霸史的区分，是在中国历史整体发展的中确认正统与闰位。这是大一统历史观的重要原则，是中国传统历史编纂学处理历史上同时出现几个政权并立时的基本规范。
唐代正闰之说相当盛行。唐初有王勃作《大唐千岁历书》。推演五运，认为魏晋至周隋咸非正统。唐朝应该直接继承周、汉的正统。此说，在有唐一代颇占势力。韩愈门人皇甫湜著有《东晋元魏正闰论》，认为正统的概念就是“王者受命于天，作主于人，必大一统”。点出“大一统”是正统的基本着眼点和落脚点。
宋代，因北有强敌，统一大业未能完全实现，在与敌国对峙时，尤其强调本朝的正统地位。早在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以前，编纂编年体史书十分重视正闰问题。
忽必烈在《即位诏》中明确强调蒙元政权作为中国“天下一家”的正统地位。元代纂修辽、金、元三史时，究竟以宋为正统，还是以辽、金为正统，争执不下。后来由中书右丞相脱脱为总裁，确定“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才取得一致意见。由此可见元朝用政治力量确定本朝为中国正统，以各族为一家的整体观念已经变成现实。
清王朝在统一天下后，为巩固多民族的统一国家，论证清王朝合理性与正当性，坚持清王朝的正统地位从康熙皇帝开始，对中华文化中的正统观做了新的诠释和补充。乾隆皇帝在考察历代政权的正统性的基础上，对中华传统的正统学说有较大创新。乾隆指出，《春秋》大一统的要义在于正统。正统就是“继前统，受新命”。只要能够建立大一统政权，维护中华文化，就是正统，而不必也不应该纠缠是何种族类、何种方式建立的。只有统一天下，创建大一统功业，维系中华文化，才能成为正统。正统的传承，虽然与地域、血缘不无关联，但建立大一统政权才是正统赖以延续和发展的基础。乾隆在维护“春秋大义”的同时，剔除以往正统观念中的民族偏见，确立了“天下一统，华夷无间”的正统观，将中华文化传统民族观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清代儒家对正统学说的诠释无不以“正闰当论邪正，不当论内外”为宗旨，以道德人心为区分正闰的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分立如南北朝，都自诩中华正统；对峙如宋辽夏金，都被称为‘桃花石’；统一如秦汉、隋唐、元明清，更是‘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秦汉雄风、大唐气象、康乾盛世，都是各民族共同铸就的历史。今天，我们实现中国梦，就要紧紧依靠各族人民的力量。”
正统理论的要旨，不仅在于阐释如何始可以承统，如何方可以谓之“正”的原则，更在于坚持以天下一统的观念看历史，把中国历史发展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历史学家用正统论来“合天下之不一”，不管几个政权如何对立，始终是在大一统之中，彼此相依共同发展。因此正统观念不是“大一统”的“补充”，而是大一统观念的灵魂，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髓。
五、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血脉
中国文化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内涵、深厚的底蕴、灿烂的华章。中华文化起源的多线性、多样性是显而易见的。同时我们更应该注意到，中华文化的共同性与整体性。事实上，多线性与多样性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存在于共同性与整体性之中。离开了共同性与整体性，多线性与多样性也就失去存在的依据。
中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使得有些地区的文化具有特殊的影响力，对周围的文化产生推动、融合与凝聚作用。中原之所以逐渐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区域，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它不仅对周边地区的文化产生影响，更重要的是，中原文化能够吸纳、包容、融汇周边的各种的文化因素，以不断丰富、发展、繁荣。中华文化不是某一个地区，也不是某个族类的专利，而是中华大地上各地区、各族类相互影响、相互吸纳，共同积累而成的一个整体。
中华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吸纳、不断融合、不断扩大、不断更新，一方面具有连续性，数千来尽管王朝更迭，世事变迁，中华文化不仅没有中断，反而不断延续、更加丰富、日益繁盛。自唐、虞时代诸酋邦互推共主，经历夏、商王朝的以世袭制使得天下共主的格局得以长期发展，周朝通过分封制维护其天下一统共主地位，中华文化的共同性和整体性也得以确定不移。
从夏、商、周三代到秦帝国的一统天下，虽有无数次的征战讨伐，侵夺兼并，但根本上是中华文化融合与凝聚的必然结果。夏、商、周三代，无论王室，还是民众互相间通婚联姻，并无族类的界限与差异。周王起兵讨伐商朝时，他们举起的旗号并非以族类差异为标识，而是以道德为准绳。周王指责商王无道，残害民众，违天背时，不配再充当天之元子，因而没有资格继续做天下共主。
春秋时，蛮、夷、戎、狄与诸夏有明显的分别。但是这种分别，不是血缘、种族上的差异，不是族类的界线。华夏与四夷的差异就是生活方式、政治制度、礼乐规范、道德准则。这些与血缘无涉，和种族无关。通过教化，以文化的认同取代族类的差异。通过联兵、结盟、通婚、和戎、教育等方式，把华夏文化推广到四夷，以夏变夷，移风易俗，融和混化而成为一个整体，无论华夏还是蛮夷戎狄都是炎黄子孙。以文化认同而不以血缘差别来界定居民身份，这正是中华古代民族观的血脉。
春秋时期，诸侯争霸。诸侯的霸业，并非全是争战与称雄，本质上是通过“弭兵”与“结盟”达到天下一统。通过不断的“弭兵”与“结盟”，一统（霸业）在不断发展。春秋时代，见于记录的诸侯，约有一百三十余个，到后来较大的诸侯只剩下十二个，到战国时就变成七雄并峙。霸业开始让位于“王天下”。诸侯以“王天下”来实现周王室分崩离析后的重新统一。秦始皇统一六国，完成天下一统的伟业。天下只有一个王朝，王朝之内只有共同的文化，共同的文化基于共同文化上的心理素质把四方之民融合为共同的民族。
汉武帝时期，随着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采纳儒学大师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核心的“天人三策”。在汉武帝的支持下，经过董仲舒等儒学大师改造的儒家“六经”被奉为经典，儒家学说取得“定于一尊”的独大地位。儒家文化以及由此决定的政治、经济以及衣冠礼乐制度成为朝野上下，中原四裔共同崇奉，共同研习、共同讲求、共同遵守的共同文化的主干，维系民族精神的支柱。
华夏文化的优势不仅在四裔广为流传，移风易俗，变夷为夏，而且使入主中原的“胡人”征服者，最终被华夏文化所征服，逐渐“汉化”。华夏文化突破血缘、种族的藩篱，将不同的族类化为一个整体。这个时期看似是种族的争斗，实质上是文化的冲突，也就是胡化与汉化的问题。
北魏是鲜卑建立的政权，孝文帝拓跋宏锐意改革，语言、服饰、典制，一律以汉化为尚，虽遭鲜卑旧部反对，仍执意推行、毫不畏缩。其中尤以将都城从平成迁到洛阳一举，最为关键。此一过程，种族矛盾固有，文化之冲突更为激烈。陈寅恪先生阐发了中国古代民族观的精髓：不同族类能够和谐共处，相依共存，融合同化，文化超越种族，文化是中华民族赖以凝聚的血脉。
魏晋南北朝上承秦汉，下启隋唐，胡化汉化的冲突与融合，将中华文化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并在更为广阔的范围流播传扬。元明清也出现族类纷争、侵扰、征服的巨大动荡，但基本上不是种族问题，而是文化问题，文化之关系始终超越于种族关系之上。元代的创始人忽必烈尊重、欣赏中华文化。许衡、姚枢等理学大家，突破种族意识，以孔子“有教无类”的原则，在异族统治下维护儒家文化，坚持不懈地向忽必烈进言，推行汉文化。在汉族士大夫的反复说服劝诱引导下，忽必烈革故鼎新，大力推行儒家典章制度，举国上下尊孔兴学，依靠儒学大师培养了一大批精通孔孟之道，熟悉汉法的蒙古儒生。忽必烈建立的元朝之内同样不是以种族相分别，而是以汉化为主导。汉文化的广泛传播，深入人心，推动了民族融合，使中华整体性进一步巩固。
明朝初年，朱元璋就一再强调，“教化”在处理族类问题上的重要作用，采用“文德以怀远人”的策略，在各非华夏族类地区广建学校，大兴教化。
女真在入关前就非常注意学习汉文化，这是他们能够入关夺取天下的重要原因之一。满族入关建立清王朝后，尊孔重儒，自觉接受并大力弘扬汉文化，《康熙字典》、“四库全书”的编纂刊行，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作出了巨大贡献。满族（女真）读汉书，入汉俗，习汉礼，认同汉文化。中华文化超越种族界限成为各族类共同心理素质的基石。
中国文化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致中和”的人生观。正是中华文化的“致中和”的理念，视个人与社会、天下、宇宙为一个在时间空间上是一个和谐共振连续不断的整体，在整体之中又做到“和而不同”，尊重他人、异类的观念，不是单方面的“同化”，而是双向的包容、欣赏、借鉴、吸纳。所以中华文化才能够延续不断，连绵不绝。中国古代民族观，天下一统、尊王攘夷、华夷一体、正统观念等，无不与文化密切相关，维护、传承、弘扬、创新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文化就是中华古代民族观的血脉与精髓，文化超越种族，将中国大地上的不同族类凝聚成统一的中华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