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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光 | 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三题
引 言
一、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是历史必然
改革开放后，如何处理中国的民族关系成为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和重要的学术问题，学术界在1986年前后有过一次关于中国民族关系的讨论，核心问题是多民族中国民族关系的主流是什么，历史学家黎澍在他的《再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中从民族关系的角度论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问题，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与中华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有密切联系。随之，复旦大学周维衍在《复旦学报》1987年第3期发表了《谈谈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要完成形式——兼与黎澍同志商榷》，文中再次从民族关系的角度论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问题，但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在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宏观历史背景下，中国社会最大的主题是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是要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因此民族理论研究与民族工作中的许多现实问题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问题也同样没有得到学术界应有的关注。
2011年为了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在罗福慧、彭南生、胡俊修，李美佳等人发表的相关文章中提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罗福慧的《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的演进》论文题目虽然有“中华民族共同体”一词，但是并没有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行专门的论述；胡俊修、李美佳的《建国以来的辛亥革命纪念——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视角》，论文虽然提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但并没有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质性的研究内容；彭南生的《辛亥遗产：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新开端》第一次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作了定义，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彭南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基本思想虽然还是来自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但已经有了发展，值得肯定。
中华民族共同体成为具有内涵准确外延明晰的概念，是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逐渐成熟的，2014年5月，习近平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讲话中专门论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问题。2014年9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央第四次民族工作会议，习近平发表了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讲话，强调“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虽然这两次讲话都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后面加了“意识”一词，但可以明确的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成为一个具有内涵准确外延明晰的概念。即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华各民族在历史演进中结成的相互依存，共担共享的有机统一体和亲缘体，突出中华民族以共同体形式存在和发展的状态和实质，蕴含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性、共同性和实体性特征”。此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也就成为一个时代主题。
2017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了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报告，习近平在报告中把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地比喻为“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2019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创建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对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总目标、具体内容、途径作出了要求，最重要的核心是“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2021年8月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发表讲话中又明确指出：“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习近平的讲话，再次强调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性，这样的认识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多民族中国发展历史深刻认识基础上形成的。由此，学术界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实质性的阶段，让我们看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中，“中华民族”理论发展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按照目前学术界对中华民族研究的理论来看还存在着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这就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层次论，即费孝通说的：“在多元一体格局中，56个民族是基层，中华民族是高层。”这样的理论认识在实践中是存在一定问题的，因为处于“基层”各个民族与处于“高层”的中华民族之间是具有一定张力的，这就难以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如果我们强调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把“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一个历史和现实情境中的真实存在进行研究，意义十分重大，将在理论和实践中取得重大突破。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提出与实践，是习近平对新时代中国民族关系发展与变化的理论总结，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对新时代中国民族关系基本特点的高度概括。因此，从中华民族理论发展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是时代的需要，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中，把中华民族理论发展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这样的变化来自中国共产党对新时代中国民族关系发展变化的准确研判，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对新时代中国民族国情的准确概括。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特征
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第一个特征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由中华各民族构成，多民族是中国的民族国情，而中国多民族的民族国情并不是现在才有的，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开始孕育。古代中国把中华民族共同体称为“华夷”,《礼记·王制》说的“华夷”就是最早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秦汉以后，诸多的政治家有了“华夷一家”“华夷一体”的理论与实践，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得到了不断发展。近代，因为中华现代国家建设的需要，孙中山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是由“汉满蒙回藏”组成的，这是孙中山早期的“五族共和”思想，是孙中山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结构的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多民族的民族国情并没有发生变化，但中华各民族在获得了平等的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后，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但同时也出现民族的张力，这种张力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是不利的，会危害边疆稳定、民族团结，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得到强调，突出“共同体”，是有利于边疆稳定民族团结的，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与实践是可以克服作为个体民族的张力的，同时也可以维护国家的稳定发展，助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发展的内在要求。
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第二个特征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国的发展历史紧密联系，二者互为表里，具有互构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与中国共同形成发展的，离开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就没有中国，同理，离开了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共同体，因为国家可以通过国家力量整合中华各民族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而维护国家统一、边疆稳定。中国的发展历史是十分复杂的，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是不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与中国国家发展是互为前提和条件的，众多民族在国家的整合下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国的内涵便更加丰富。故《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才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第三个特征是表现为“自在”与“自觉”两种历史阶段性。1989年费孝通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文中借用哲学的“自在”“自觉”两个概念来表述中华民族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很好地解决了作为后出概念的“中华民族”在遭遇历史情境时出现的抵牾。但是却没有对“自在”“自觉”进行解释。我们认为“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在中国古代不断地孕育、发展着的，“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种潜在的、不外显但却是真实的存在，存在于中国古代社会，被概括为“华夷一体”或“华夷一家”，在中国古代国家建设过程中，历代的政治家通过国家大一统实践、通过“华夷共祖”的实践，在民族思想上强调“华夷一体”“华夷一家”使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得到了不断发展，为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了坚实基础；“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种理性的状态，产生于中国近代与西方列强的斗争中，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在的自我发现，外在的自我解放，是一种外显的真实存在。“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在中华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强调中国的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强调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完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从自在向自觉的历史性转变，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世界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在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完成了从“自在”向“自觉”的转变。因此，近代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觉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来，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确立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中华民族共同体完成了自觉史的历史使命，走上了伟大复兴的光明大道。
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第四个特征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具有强大的物质基础、悠久的历史和强大的政治文化支持。从多民族中国形成发展的历史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是具有诸多优势的，首先是有中国北方游牧区和南方农业区生产出来的强大物质基础，支持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存发展；其次是在强大物质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悠久历史与文明传统；再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成就和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都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如果我们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忽略了上述条件和基础，那么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就难以深入。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属性
从多民族中国的发展历史来看，中华民族强则中国强，中华民族弱则中国弱，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首先是一个命运共同体。除了命运共同体属性外，中华民族共同体还具有以下几个基本属性。
第一，从“华夷共祖”的文化渊源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华夷共祖”的民族思想是从司马迁的《史记》中概括出来的，中华各民族具有“华夷共祖”文化亲缘关系，从而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了文化共同体的属性。例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多个北方民族进入中原地区建立了政权，各个民族政权都具有“华夷共祖”思想，大夏政权的建立者赫连勃勃曾经说：“朕大禹之后，世居幽、朔。”因此“华夷共祖”思想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过程中是中华各民族共享的一种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文化共同体。
第二，从大一统政治观念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政治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有一个强大的政治内生动力，这就是多民族中国长期存在并且不断实践的“大一统”政治观念，“大一统”政治观念一经形成便得到各民族政治家的不断实践，成为保证大一统中国国家发展的基本价值观，是中国古代社会意识形态和历史发展的主流思想。在“大一统”政治思想的影响下，每次分裂之后，随之而来都是更高程度的统一与中央集权，所有这些都有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政治共同体。
第三，从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角度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史就是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就是中华各民族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历史。具体而言，历代中华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基础。元明清时期，大一统国家的有效治理，使中华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更加深入，通过密切的经济交往和物质文化共享，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深度民族融合，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得到了很大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总的来说，中华民族共同体最重要的性质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是与多民族中国相对应的民族实体，是中国的“国族”；其次才具有文化共同体、政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的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