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正寅 | 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历史思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作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原创性论断。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8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一个有着密切内在联系的统一整体，是在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的，并在中国各民族共同发展中不断发展与巩固。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具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史。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共同开拓了辽阔的疆域，共同书写了悠久的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精神。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经过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华各民族联系日益密切，统一性不断增强，整体意识不断升华，逐渐凝聚成为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民族共同体。
史前史研究表明，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在起源时期即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性，并表现出相互吸收、交融的特点与统一的趋势。经过夏、商、周时期的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华夏族。至秦汉时，中国实现了空前规模的大统一，华夏民族进一步吸收边疆民族成分，发展壮大为一个人数更加众多、分布地域更加广泛的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并在以后与周边民族的接触中称为汉族。费孝通先生指出：“汉族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形成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产生了一个凝聚的核心。”萌芽于夏、商、西周的大一统思想，经春秋战国时期的丰富与发展，随着秦汉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而完善、确立，表现在认识和处理民族关系上就是“华夷一统”。秦汉的统一奠定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础，创造了各民族共为一体的“华夷一统”的现实。秦汉以后，汉族在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中不断发展壮大，并以空前繁荣的经济文化、众多的人口和广大的地域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中发挥着凝聚核心的作用。秦汉在统一边疆各族后，根据各民族发展的实际情况，实行不同的管理办法，丰富和发展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体制与政策。这些因地制宜的政策成为保障“华夷一统”的有效措施，同时也成为以后历代统治者维护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策范本。这些政策体制与“华夷一统”思想互为依辅，互相促进，它与政治疆域的统一相得益彰，成为“华夷一统”思想赖以生长、成熟的沃土。同时，张骞凿空，汉朝在域外影响的空前强大，也促进了中华统一体的凝聚与认同。出现于西汉时期的《史记》第一次为少数民族列传，把少数民族作为封建国家整体的臣民载入全国性史书中。这正是“华夷一统”思想的具体表现，奠定了中华民族整体历史观，成为中国此后两千多年的历史记忆。
东汉以后，匈奴、鲜卑、羯、氐、羌等边疆民族大规模内迁，在北方地区形成了各族错处杂居的局面。入主内地的各族一般都自称是炎黄等华夏先王之后，形成各族同为一源、同为一家的观念；同时主动接受汉文化，在文化上以中华自居。这一时期汉族大量流向边疆民族地区，扩大了汉文化的影响，促进了边疆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分裂、大动乱时期，也是民族大迁徙、大融合时期，各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联系和交融进一步加强，大一统思想为内迁各少数民族所接受，促进了中华民族整体性的发展。隋唐大统一以及相对开明的民族政策促进了各民族的交流与融合，推动了“华夷”共同体的进一步发展。唐代以后历五代十国及辽、宋、西夏、金多民族政权并立，中国历史上再度经历了民族大融合时期。辽、西夏、金非汉民族的发展及其对华夏/中华的认同，加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在统一，中华整体观念得到强化与发展，“华夷一统”发展为各民族共为中华的思想，中华/华夏成为超越族际的文化认同。由蒙古统治者建立的元朝结束了自唐以后长期的分裂局面，实现了空前的大统一，将各民族置于一个大熔炉中，促进了民族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经过辽、宋、西夏、金时期的民族融合，又经过元朝大一统的这个民族大熔炉的锻炼，中华整体观念已深入人心。
打着“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反元旗号的明王朝，并非对“华夷一家”观念的颠覆，其所反对的只是“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而要恢复的是“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的“华夷”秩序。明朝统治者强调继元而“有天下”的正统性，宣称“华夷本一家”。而退据塞外的蒙古统治者，在观念上仍将全国视为一个属于自己的整体，希望有重光大元的一天。清代中国是一个比以往任何朝代都巩固的大一统国家。这个统一是在清王朝的统治下实现的，但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完成的。作为少数民族的清朝最高统治者以中华正统自居，积极致力于大一统之功，奠定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的基础，同时进一步发展了传统的华夷理论，强调居于清朝大一统政权下的各民族均已“进而为华夏”，只有尚未纳入版图的人群才是“夷狄”。按照这一理论，随着清朝对全国统一的完成，整个清朝国境之内的各民族俱为华夏，而以外国为夷狄。长期的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中华各民族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近代以来，随着外国列强的入侵，中国边疆危机、民族危机，中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共御外侮，掀起救亡图存运动。在反帝反封建的血与火的斗争中，中华民族生发出更加强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中华各民族作为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对立者，其整体性更加突出，各族人民由自发联合走向自觉联合，中华民族由一个自在的整体升华为一个自觉的整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取得了民族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实现了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升华为凝聚各族人民的强大的精神力量。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国悠久历史发展过程中诸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广袤而自成体系的地理环境，既丰富多样又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经济形态，频繁的经济交流，民族文化相互影响、渗透、交融而形成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日渐密切的政治联系，大一统思想与统一国家的历史基调，民族迁徙、杂居、交融的民族分布格局，汉族在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凝聚核心作用，各民族团结御侮、救亡图存，等等多种因素交互作用，使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日益形成血肉相连的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产生出强烈的整体观念和认同意识，逐渐凝聚成为一个休戚与共、命运相连、密不可分的共同体。因此，要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揭示其内在凝聚力和发展规律，阐明历史进程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与繁荣的促进作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需要从多视角、多纬度、多层次、多方面进行历史地考察。
在我国五千多年文明发展进程中保留下了数量巨大、内容丰富、语种多样的历史资料，既有历代正史、王朝实录、会典、方略等反映王朝国家官方话语的各类文献资料，也有大量的个人笔记、游记、谱牒、书信等私家著述，都是我们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宝贵资料。我们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发展，不仅要从国家的视角，不能只关注王朝统治集团的话语，还要关注社会底层，考虑到被统治人民的感受；不能只关注当权者的观念，还要考虑到在野者的看法；不仅要注意社会精英的表述，还要倾听社会底层人们的声音。在中华民族发展形成过程中，汉族发挥了共同体的凝聚核心作用，但是考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基础时，不能只考虑汉族人群的思想观念，还要注意考察广大少数民族群体的认识和观念。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重视官方文献，也要充分发掘各类私家著述，既要重视汉语文献，也要重视少数民族语文文献。这些文献既包括现在还在使用的少数民族语文书写的文献，如蒙古语文献、藏语文献、维吾尔语文献，彝语文献、傣语文献等，也包括历史上曾经使用过的语言文献，如契丹文文献、女真文文献、西夏文文献、回鹘文文献、察合台文文献。同时还要注意到，反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历史基础的资料不但保存于各类历史著述中，也保存于各族人们的口头传说、奇闻轶事、神话故事和各类文艺作品中，它们都是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料。
在浩如烟海、涵盖中国整个历史时期的文献资料中，有一部分具有民族志性质的历史文献，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深入挖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基础，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早在先秦文献中即已出现了有关民族的记述。甲骨文、金文、《诗》《书》《春秋》、诸子之书以及《世本》《天问》《山海经》等古代史籍中，都包含着民族志的素材。其中《礼记·王制》篇有关“五方之民”的记述，可谓开启了中国古代民族志的先河。随着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及其对边疆的开发，内地与边疆及周边民族联系与交流进一步加强，有关周边民族的知识日渐丰富。西汉史家司马迁在《史记》中保存了大量周边民族的记录，其中《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是那个时代最经典的民族志书写。《史记》开创了为周边民族撰写传记的体例，此后历代相沿，“二十四史”中绝大多数都有关于少数民族的传记，民族志传统在中国历史著述中得到继承和发展。更有《吴越春秋》《越绝书》《华阳国志》《蛮书》《契丹国志》《大金国志》《蒙鞑备录》《黑鞑事略》《云南志略》《维西见闻纪》《南夷书》《西域番国志》《西域闻见录》等有关中国古代民族史志的专门文献，而大量的方志、游记等古籍中也保留了丰富的古代民族志资料。除数量巨大、形式多样的汉文文献外，中国民族志历史文献还包括大量的少数民族语言文献，是中国民族志文献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