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伯君 | 汉字对民族古文字的创制和书写的影响
一、中国民族古文字的分类和性质
中国是世界上文字种类最丰富的国家，从远古到20世纪初，中华大地上曾经出现过近40种少数民族文字，它们和汉字一起组成了中国文字的百花园。民族文字的古和今以辛亥革命（1911）为限，辛亥革命以前中国境内创制或借用的各种记录汉语之外的民族语的文字均可称作民族古文字。民族古文字的产生和使用年代最早可追溯到公元2～3世纪，如大约于公元2世纪传入于阗（今新疆和田）、鄯善（今新疆若羌）一带的佉卢文，而创制于16世纪的清代通用文字满文则一直沿用至近现代。这些民族古文字的创制和书写曾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汉字的广泛影响，有的还曾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王朝的通用文字，如契丹大字、契丹小字、女真文、西夏文、八思巴文、满文等，在历史上曾经为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使用，并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历史、宗教典籍以及日常应用文书。
按照发生学关系，学界一般把民族古文字分为5类：（1）阿拉美字母系文字，包括佉卢文；焉耆-龟兹文、于阗文、藏文、八思巴文、西双版纳老傣文、西双版纳新傣文、德宏傣文、傣绷文、金平傣文；突厥文；粟特文、回鹘文、蒙古文、托忒式蒙古文、满文、锡伯文；（2）汉字系文字，包括方块白文、方块苗文、方块壮字、方块瑶文、方块布依文、方块侗文、方块毛南字、方块哈尼文等仿汉字式文字；契丹大字、契丹小字、女真文、西夏文等变汉字式文字；（3）阿拉伯系文字，包括察合台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柯尔克孜文、乌孜别克文、塔塔尔文等；（4）拉丁字母系文字，包括老傈僳文、滇东北老苗文、波拉字母傈僳文、撒拉佤文等；（5）自源文字，包括云贵川老彝文、纳西东巴文、哥巴文、尔苏沙巴文、水书、傈僳音节文字。
德范克（DeFrancis）在《可视言语：文字体系的多样同一性》一书中把文字分为成熟文字与不成熟文字，不成熟文字包括用于提示已存在信息的“助记符号”（mnemonic symbols）和用于传递某些未知的新信息的图画符号（notificational pictographs），并认为“一切成熟的文字体系都是记录语言的”。按照这一分类，我们可以把上述民族古文字分为“助记语言的符号”和“记录语言的符号”两类。自源文字中的纳西东巴文、尔苏沙巴文、水书均属于“助记语言的符号”，而彝文、哥巴文、傈僳音节文字与其他4种均属于“记录语言的符号”。
所谓“助记语言的符号”，即人们大脑中已经存储大量的口传文献，文字只是帮助记诵的符号。纳西东巴文、尔苏沙巴文、彝文、傈僳音节文字、水书等均产生于“助记”的需要，纳西族东巴、彝族毕摩、傈僳族尼帕、水书先生等除了作禳灾、超度、祭祀等法事外，还承担着本民族宗教、历史、星相、历法、农耕经验等传承任务，大脑中记诵有大量的口传文献，需要一些助记符号帮助记忆。只是彝文后来通过同音假借，最终发展为记录语言的音节文字，而傈僳音节文字的创制者哇忍波，受周边民族文字的启发，归纳了傈僳语音节，并把原来助记的图形符号加以增补、改造，形成了记录傈僳语的音节文字。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少数民族为了记忆的需要，曾使用过很多助记的图画符号，留存下来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2006年在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富宁县剥隘镇坡芽村发现的“坡芽歌书”很有代表性。“坡芽歌书”共有81个图形符号，为月亮、人、稻谷、鸭子、鱼等自然形态的象形，其中每一个符号都能够帮助人们想起一首歌。类似的助记符号在云南省广南县八宝镇壮族村落里也有使用，被学界命名为“八宝歌书”。据李锦芳先生研究，两种歌书有26个图符相同或相近，说明这种“助记符号”的产生并非个人行为。如果把坡芽歌书、尔苏沙巴文、纳西东巴文作为一个演化序列，可以看到助记符号与语言单位关联的进展，由提示语言中的篇章，发展到提示语言中的段落，再发展成为提示语言中句子、词组。如果某种图画的功能是对语言进行“助记”，不论“助记”语篇、段落，还是句子、短语，都应该认定其为文字。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助记符号”的水书有一个特点，就是直接借用汉字的天干、地支、数目字来表示年月、时辰和数目。这些汉字的借用虽然使得水书看起来较坡芽歌书、尔苏沙巴文更接近成熟文字，但其性质并没有真正摆脱助记的功能。水书文献的篇章并非按照语词次序记录水语，其连贯内容还是要通过水书先生“记诵”出来。
传统上，学界把文字定义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这一定义实际上只是指成熟文字，不包括德范克所说的“助记符号”和“用于传递某些未知的新信息的图画符号”。德范克所谓不成熟文字中的“图画符号”，最典型的是著名的加拿大印第安人“欧吉蓓（Ojibwa）”少女幽会信，这种原始文字画与助记符号不同，是用来表情达意的。如果把两种不成熟文字考虑进去，我们认为文字的定义可以修正为“文字是助记、传递或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周有光先生曾认为：“‘成熟’是能够完备地按照语词次序记录语言”。从这个意义上说，纳西东巴文等系统的助记符号离成熟文字还差两步，第一步，图形符号进一步与语言中的最小单位“词”或音节建立直接关联；第二步，按照语词次序记录语言，即文字所代表的具体内容不再需要通过东巴“记诵”出来。
长期以来，人们判断一种图形是否是文字时，往往在是否具有交际功能和是否已经符号化等方面举棋不定，反而忽略了它们的助记功能，忽略了它们与固定的语言单位发生了关联这种根本属性。
二、汉字对民族古文字字形和书写行款的影响
民族古文字中汉字系文字最为丰富，按照这些文字对汉字的改造与创新程度，可以把汉字系民族古文字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仿汉字，一种是变汉字。这些民族文字的字形曾受到汉字的广泛影响，它们或直接借用汉字字形，或采用增笔、减笔、变笔的形式，或借用汉字笔画重新组字。采用第一种方式的有方块壮字、方块白文、方块侗文等，如方块白文用汉字“够”的异体字“
汉字对非汉字系的民族古文字的字形也有较大的影响，最典型的是八思巴文。据《元史》卷202《释老传》载：“至元六年，诏颁行天下。诏曰：‘朕惟字以书言，言以纪事，此古今之通制。我国家肇基朔方，俗尚简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汉楷及畏吾字，以达本朝之言。考诸辽、金，以及遐方诸国，例各有字，今文字寖兴，而字书有阙，于一代制度，实为未备。故特命国师八思巴创为蒙古新字，译写一切文字，期于顺言达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可见忽必烈创制八思巴文的初衷是“译写一切文字”，使之成为大一统国家“完备制度”的标志性符号，因此，八思巴文在创制时无论是字形上还是行款上均照顾到当时主体民族已有文字的书写形制：（1）字体采用藏文；（2）仿汉字对藏文字母形状加以方块化；（3）字符组合遵从回鹘文或回鹘式蒙古文上下叠加；（4）行款遵从回鹘文或回鹘式蒙古文从左向右竖写；（5）仿藏文增加了几个译写梵文的字母。其中最为明显的是仿汉字对藏文字母进行了方块化改造，如八思巴文
汉字的书写行款也曾深深影响了民族古文字。众所周知，从竹简开始，汉字的行款即由上到下竖写，帛书、钟鼎铭文、碑刻、纸书均延续了这一书写传统，甚至受佛经梵夹装影响产生的经折装书籍，其书写行款仍然采用由上到下竖写的形式。汉字的书写行款不仅直接影响了契丹文、女真文、西夏文这些汉字系民族古文字，还影响了粟特系文字中的回鹘文、蒙古文、满文等，同时也影响了源自藏文的八思巴文。
三、民族古文字对汉字“六书”的继承与发展
民族古文字借用和改造汉字的方式异常多样，有的借用汉字笔画与“六书”中的会意、形声、转注造字法重新造字；有的借用汉字整字与“六书”中的指事造字法加以区别；有的借用汉字整字与“六书”中的假借造字法记录本族语；有的则把汉字作为构件组合成“切身”字。
（一）西夏文对会意造字法的继承和发展
由于西夏字是野利仁荣一次性创制而成的，西夏字里没有汉字“六书”中相对原始的象形字和指事字，“会意”“形声”和“转注”是最能产的3种造字方法。
许慎在《说文解字》的序言里对会意的解释是：“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是指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汉字，根据各自的意义关联组合成新字。西夏语中大量的名词、动词、形容词都用会意的形式加以表现，而且为了明确词义，其构字的部件比汉字更多，如西夏字：
（二）西夏文对形声造字法的继承和发展
许慎在《说文解字》的序言里对形声的解释是：“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大量的西夏字采用形声造字法，如：
（三）西夏文对转注造字法的继承和发展
许慎在《说文解字》的序言里对转注的解释是“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所谓“建类一首”指的是“把同类的字归入一个部首里”；而“同意相受”,即用意义相同或者相关的两个字互相解释。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释曰：“转注犹言互训也。”西夏字中有些同义词或近义词由“左右易形”的两个完全相同的构字部件组成，西田龙雄首用“转注”这一术语来指称这种造字方法。例如：
用这种“易位”方式造出的字在西夏字典里一般都可以“互训”或者组合成双音词。这种“互训”的训解格式与《说文解字》里最经典的转注释例“考，老也”“老，考也”颇为一致。
（四）民族古文字用指事造字法借用汉字
许慎在《说文解字》的序言里对指事的解释是“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女真文和方块壮字等会借用汉字整字，为了区别于汉字，有时人们会在原汉字之上加区别性符号。如女真文“
（五）民族古文字用假借造字法借用汉字
许慎在《说文解字》的序言里对假借的解释是“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方块壮字和方块白文等往往借用汉字整字，并按汉字“音读”记录本族语。如白文“波”，音读
（六）民族古文字用“切身”造字法借用汉字
“切身”造字法即古人所说的“自反”，即用两个当用汉字合成一个新字，其读音是自身的反切，前半表声，后半表韵。这种造字法最初用于为佛经真言中“此方无”音节注音，如梵文
方块壮字和方块白文等往往把汉字作为构件组合成“切身”字。与传统的“切身”造字法稍有不同，这些“切身”字表示的不仅是读音，还表示意义。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表意义的意符+音读汉字，如方块壮字“
四、汉字的雕版及其装帧形式和活字印刷术对民族古文字文献的影响
汉字的雕版及其装帧形式和活字印刷术对民族古文字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目前所能见到的西夏最早的雕版刻本是黑水城出土《贞观玉镜统》，或译“贞观玉镜将”，为西夏贞观年间（1101~1113）崇宗敕编。西夏版刻文献大多出自仁宗时期（1139～1193年在位）刻字司，概有：《类林》（1181）、《圣立义海》（1182）、《赋诗》《大诗》《月月乐诗》《道理诗》《聪颖诗》各一卷合装本（1185）、《论语全解》《六韬》《重校同音》（1170～1193）、西夏法典《天盛革故鼎新律令》（1150）等。此外还有大量的“官刻本”佛经，包括惠宗秉常时期（1067～1086年在位）的初译本和仁宗（1139～1193年在位）、桓宗时期（1193～1206年在位）的校译本。其中最早的是西夏大安十一年（1085）和尚善布施印的《佛说阿弥陀经》。世俗文献多是由民间书坊刊印，如黑水城出土《番汉合时掌中珠》的封面残存有“茶房角面西张……”，说明该书是位于“茶房角”附近的“张氏书铺”所刊印。杂字体字书《三才杂字》，为西夏乾祐十八年（1187）杨山刻本；《新集锦合辞》为12世纪末褐布商铺梁家捐印。这些版刻本的版框、版口、栏线的形制深受汉文版刻文献的影响。
存世西夏文版刻文献的装帧形式以蝴蝶装和经折装为主，这些文献不仅向世人展现了宋代版刻书籍制作工艺转型期间最丰富的样本，而且体现了雕版印刷技术在西夏文文献中的应用和发展，为研究中国古代文献的版刻和装帧形式提供了充足的实物素材。
西夏文献还为人们提供了活字印本的最早样本。据《梦溪笔谈》记载，北宋中期毕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元代王祯又用木活字排印了《农书》，但均未见印本实物存世。尽管我们还不知道活字印刷术传入西夏的具体时间，西夏学早期一般认为西夏活字印刷的时间在12世纪早期或中期，而随着俄藏黑水城文献的陆续刊布和西夏学的进一步发展，有些活字印本的刊行时间进一步被明确为西夏晚期或元代，但这些活字印本仍然早于存世汉文实物。
据记载，汉文活字印本有泥活字和木活字的区别，王祯《农书》卷二二“造活字印书法”曰：“今又有巧便之法，造板木作印盔，削竹片为行，雕版木为字，用小细锯锼开，各作一字，用小刀四面修之。”可知木活字是从成块的雕版上用小锯一个个锯下来的，所以刻字的刀法应该与雕版印刷一样。“活字”这个词在西夏既可以写作“
通过与西夏雕版印刷品的对照，西夏学界曾对活字印本的特征进行总结，概有：（1）版框四周栏线交角处不衔接，版心行线与上下栏线之间也有缺口，个别页面版心行线漏排；（2）整体墨色不太均匀，行列不太整齐，有些字歪斜且字与字的间距较大，同一文字大小宽窄不等；（3）存在版口书名简称和页码漏排的现象；（4）有倒字和错字；（5）有隔行“版片”的印痕。根据这些特征，学界判断的活字印本大概有以下几种：
（1）现存最早的活字本是桓宗时期（1194～1206在位）敕编的西夏文《德行集》，卷尾跋语作“印校发起者番大学院△△学士讹里信明；印校发起者番大学院正习学士味奴文保；印校发起者番大学院正习学士节亲文高”；（2）《十二国》三卷，唐孙昱撰《十二国史》的译本；（3）黑水城所出《胜慧彼岸到要门教授现观庄严论诠颂》（инв.№5130），复抄于西夏光定六年（1216）。卷尾题记可译作：“御前注疏印活字都大勾当出家功德司承旨尹智有；御前注疏印活字都大勾当工院正罔忠敬”；（4）黑水城出土俄藏西夏文《三代相照文集》（инв.№4166），卷尾款题可译作“活字新完者陈顷金”；（5）灵武出土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据王静如、西田龙雄、史金波等专家考证，均为元代《河西藏》中的活字印本；（6）俄藏西夏文《大乘百法明镜集》（инв.№5153）；（7）宁夏贺兰山拜寺沟方塔出土的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合本续》，其中出现了放颠倒了的“二”“四”字，曾被认为是中国现存时代最早的木活字印本，有的专家认为是元代印本；（8）俄藏黑水城出土《维摩诘所说经》为泥活字印本。此外，1987年甘肃武威亥母洞出土《维摩诘所说经》，孙寿龄认为该本为西夏晚期的泥活字印本。
西夏文活字本《三代相照文集》和《大方广佛华严经》等，刊印地点是“江南浙西道杭州路大万寿寺”，说明西夏不仅传承了宋代的雕版和活字印刷技术，其后裔在元代还教会了杭州地区的刻工雕刻西夏字，并使用木活字印刷技术排印西夏文文献。
卡坦斯基曾暗示西夏的活字印刷是从他们的近邻回鹘人那里学来的，并认为在印刷术上，回鹘人对西夏有不小的影响。伯希和曾在发现西夏文佛经残片的敦煌莫高窟北区同一个洞窟里发现了回鹘文木活字，并据此猜测该处可能是元代的印经场所，似乎可以支撑这一观点。伯希和发现的这些回鹘文活字共有960枚，现藏吉美博物馆。后来，敦煌研究院在清理敦煌北区石窟时又发现了54枚活字，存世活字共计1014枚。据雅森·吾守尔研究，这些活字有纯字母，有词缀，有动词词干，有常用词，有语音组合，有叶面版框线，有标点符号等。
五、汉字所代表的儒家文化与典章制度对民族古文字创制的影响
尽管文字是助记、传递或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但语言有时并不是决定少数民族借用哪种系统的文字记录本族语的主要因素。文字具有社会性，宗教信仰、文化认同、政治背景、使用人口等都是影响一个民族选用哪种文字记录本族语的因素，而其中占首位的当是已有文字所代表的宗教、文化等因素。
中国大多数民族的文字都是在民族文化交流过程中形成的，中原儒学、中亚和南亚佛教、西亚伊斯兰教和欧洲基督教的传播均对中国民族古文字的产生起到了重要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分为西北和西南两途，时间从纪元初开始直至元代，这一时期的中国出现了以西亚某种阿拉美字体为基础的佉卢文，以粟特字母为基础的回鹘文，以婆罗米字母为基础的焉耆-龟兹文和于阗文，以及以南亚某种婆罗米字体为基础的藏文和几种变体傣文。其中回鹘字母从元代以后继续向东传播，相继被蒙古族、满族和锡伯族借用来记录他们的语言，而藏文则通过甘肃传入中原，元朝帝师八思巴在其基础上设计出了一套用于音写多种语言的官方字母文字八思巴文。
从13世纪开始，伊斯兰教从西域大规模传入了中国，很快就在新疆取代了原来佛教的统治地位，使得那里的许多民族也相继放弃原来的文字，转而借用伊斯兰经典的字母记录自己的语言。较早接受这套新字母的是当时的察合台汗国，后来随着一大批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广泛传播，这套在阿拉伯和波斯字母基础上形成的察合台文得到了新疆许多民族的承认，并且在近代分别发展成了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柯尔克孜文等。
18世纪以后，来自欧洲耶稣会的一批传教士先后进入了我国南方的少数民族地区。出于传教的需要，他们学会了当地的语言，还有些人为当地民族设计了新型的文字，并编印成书，印刷传播。传教士设计文字参照的大都是拉丁字母，其中有些很快就被当地群众所接受，并且一直使用到了20世纪末。
中国历史上也有一些文字是由国外移民带入的，如粟特文、叙利亚文、阿拉伯文、波斯文、拉丁文、朝鲜文等，这些移民后来有的融入了其他族群，有的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
中国人历来认为多种文字的并存是各民族和谐相处，文化共同繁荣的象征。在北京的居庸关有一个元代建的云台，券洞两面有用6种文字刻成的《佛顶尊胜陀罗尼》和《如来心陀罗尼》，其中汉文、藏文、回鹘文、蒙古文、西夏文等5种文字都是在中国大地上曾经广泛使用过的文字。到了清代，汉、满、蒙、藏4种文字合璧的碑刻更是比比皆是。
唐宋时代是中原儒学传播的黄金时期。始自唐中期的儒家复兴运动延续到宋代，孔子被尊为“万世师表”“圣人”，获得了封号、庙享、通祠等极其尊崇的礼遇，人们认为“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往往认为孔子是“万世所尊”的“有大功德者”，也纷纷效仿中原王朝为其建庙、春秋祀奠。如《辽史》卷72《义宗倍传》：“时太祖问侍臣曰：‘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对。太祖曰：‘佛非中国教。’倍曰：‘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悦，即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据《宋史》卷486《夏国传下》载，宋绍兴十六年（1146）西夏仁宗“尊孔子为文宣帝”。《金史》卷12《章宗本纪四》载金泰和四年(1204)章宗“诏刺史，州郡无宣圣庙学者并增修之”。元代武宗朝曾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阎复于大德十一年（1307）撰写的《加封孔子制》，说明了敬祀孔子的理由：“盖闻：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仪范百王，师表万世者也。朕纂承丕绪，敬仰休风，循治古之良规，举追封之盛典，加号‘大成至圣文宣王’，遣使阙里，祀以太牢。于戏！父子之亲，君臣之义，永惟圣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资神化，祚我皇元。”
在中国北方先后出现的辽、夏、金3个王朝都曾由政府下令推行了仿照汉字设计的全新文字——契丹文、西夏文和女真文。这3种文字的创制均有作为本民族的文化符号、完备制度的大背景。《辽史》卷103《萧韩家奴列传》记载：“昔我太祖代遥辇即位，乃制文字，修礼法，建天皇帝名号，制宫室以示威服，兴利除害，混一海内。”《金史》卷73《完颜希尹传》记载：“金人初无文字，国势日强，与邻国交好，乃用契丹字。太祖命希尹撰本国字，备制度。希尹乃依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国语，制女直字。”西夏开国皇帝元昊于宋景祐三年（1036）创制了西夏文，在向宋朝递交的表文中，元昊把创制文字与“张礼乐”“备器用”相提并论：“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汉衣冠。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礼乐既张，器用既备，吐蕃、塔塔、张掖、交河，莫不从伏。称王则不喜，朝帝则是从，辐辏屡期，山呼齐举，伏愿一垓之土地，建为万乘之邦家。”
这些民族文字仿汉字创造，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汉字所代表的中原儒家文化与典章制度的广泛影响。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契丹小字的创制，据《辽史》卷64《皇子表》记载：“迭剌，字云独昆。……性敏给。……回鹘使至，无能通其语者，太后谓太祖曰：‘迭剌聪敏可使。’遣迓之。相从二旬，能习其言与书，因制契丹小字，数少而该贯。”可知契丹小字是耶律迭剌受回鹘文启发创制的，但从字形看，契丹小字并没有改用回鹘文字符，仍采用了汉字式的字体。
辽、夏、金三朝不仅仿汉字创制了本民族的文字，还把“造字之师”推为“圣人”，春秋祀奠。金代创制女真文的完颜希尹、元代创制八思巴文的帝师八思巴均曾享有建庙、通祀的礼遇。《宋史》卷486《夏国传下》曾记载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西夏仁宗“始封制蕃字师野利仁荣为广惠王”，《夫子善仪歌》把他比作“天上文星”加以赞颂，同时，还提到他曾有弟子三千七，可以看到西夏也曾给予野利仁荣堪比孔子的尊崇地位。同时，这些文字被创制之后，往往首先用于翻译儒家经典，并用来教化百姓。西夏翻译的典籍涵盖中原典籍的经、史、子、集各个部类，其丰富程度为中古少数民族地区之最。女真文创制后，金朝统治者也曾命建立译经机构翻译儒家经典，《金史》卷8《世宗下》载：“[大定二十三年（1183）]九月己巳……译经所进所译《易》《书》《论语》《孟子》《老子》《扬子》《文中子》《刘子》及《新唐书》。上谓宰臣曰：‘朕所以令译五经者，正欲女直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命颁行之。”充分说明汉字对民族古文字创制的影响，并不止于文字本身，而是汉字所代表的儒家文化与典章制度关乎各民族政权文治教化、国家治理。
六、结语
语言文字是交流的工具，古代各民族之间通过语言互通、文字借用、文献互译，促进了各民族之间在文化制度、风俗习惯等方面的交流，加深了相互之间的了解。从很早开始，中国就有译官为了记录“番言”，用汉字为其标音，有名的“越人歌”和“白狼王歌”，均是最古的用汉字记录的百越语、藏缅语语音资料。明代之前，用汉字为“番语”注音的比较大宗的材料主要有梵汉对音、藏汉对音、夏汉对音等资料。其中佛经陀罗尼是最丰富也是最早的用汉字为梵语注音的材料，它上起东汉，下至元代，所涉及的语言和方言遍及中原和丝绸之路沿线，其时间和空间跨度之广是任何对音材料无法企及的。卷帙浩繁的藏文、傣文、蒙古文、满文、西夏文、彝文文献，其中也有大量的译自汉文的经典。
这种语言文字的互通互译不仅为语言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还反映了中原儒家文化与典章制度在各民族之间广泛的传播与影响，充分体现了各民族统治者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意识。西夏骨勒茂才在《掌中珠》“序言”中曾明确表示：“今时人者，番汉语言可以俱备。不学番言，则岂和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数？番有智者，汉人不敬；汉有贤士，番人不崇。若此者，由语言不通故也，如此则有逆前言。”即认为学会“番言”，是汉人团结“番人”的重要途径，而学会汉语，则是“番人”融入汉族的重要手段。
民族古文字与汉文字有相同或相近的发展规律，民族古文字也是“中国古文字”大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与汉语、汉字的互证代表了当前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二十五史”是用汉文书写的中华民族的历史，而民族古文字文献可以与汉文史料互证，从“他者”的视角呈现少数民族融入中华民族的过程。
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承袭中原王朝的儒家文化和典章制度，创制了仿照汉字设计的全新文字，并作为其政权的“官方文字”推行全国，为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使用。这些文字创制之后，往往首先用于翻译儒家经典，并成为教化百姓的工具。可以说，中国历史上出现的色彩斑斓的民族古文字是中国历史上各民族共同书写的，其文献内容所记录的历史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堪为建构中华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提供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