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升，宁夏大学讲师，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观与认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引    言

一、社会主要矛盾的不断转化必然创造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学理性分析

“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提法最早追溯到邓小平那里。1979年3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英中文化协会执委会代表团时说：“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在随后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说：“我同外国人谈话，用了一个新名词：中国式的现代化。到本世纪末，我们大概只能达到发达国家七十年代的水平，人均收入不可能很高。”在这里，邓小平强调的是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在世界现代化发展光明大道之外的现代化，只是中国在这条光明大道上走的方式又不同于别人。循着这条实践逻辑，习近平最终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把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概括为“人口规模巨大、实现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平发展”的现代化。这一科学内涵也是人类社会和人类各国的现代化是否先进、是否科学、是否文明的衡量标准。“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断提出和完善，一方面体现了中国要大踏步追赶世界潮流，主动以百年的超前视域谋划现代化，另一方面体现了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总是需要主动地找到适合自己的模式。有学者指出，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后发外生型且具有被迫性、激进性的特点。中国现代化确实是被动开启的，且时常遭遇西方国家的强迫，但中国现代化更多的是超前预判、科学谋划、精准实施的过程。

（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断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价值，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必然能够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也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在西方式现代化道路基础上对人类现代化道路的开拓和继续。

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以大历史观的视野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特征。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五大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更替规律和文明发展规律，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其意义不只是打破对西方式现代化的路径依赖，而是证明了现代化是各国、各民族共同的事业。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必然始终离不开以最先进的社会制度为引领，不断破除二元对立的文明冲突思维，心中有中国，眼中有世界，胸中有人民，脚下有时代。这也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应有含义。在汲取发达国家现代化成果、与发达国家共处于一个时空场域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大文明”的协调发展，也是在人类生产方式不断变迁的基础上把一切人类文明带入了新阶段。

（三）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对于创造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意义

在新征程和新阶段，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其现代化的根本在于，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意味着人类社会进入了各国真正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实现现代化的全新时代。在实践基础上，社会主要矛盾为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合法性的时代前提、规律性的制度保证、合理性的动力机制和现实性的全面发展保证。

第一，正确认识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前提。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中国社会已经深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境地。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操控着中国，中国社会矛盾异常复杂而激烈。在马克思主义矛盾理论指引下，中国共产党正确分析了中国社会矛盾的复杂运动情况，科学把握了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从时代高度上看，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首先体现为在结果上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其次体现为面对世界现代化或西方现代化对中国为什么会被、怎样不再被西方列强所奴役等重大基本问题的历史性思考。随着时代的不断变迁，这种建立在发达民族对落后民族奴役的现代化注定不是真正的现代化。因此，正确认识社会主要矛盾总是从根本上为中华民族走向更为平等、更为文明的现代化提供了历史可能性和时代前提。

第二，正确推动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制度保证。随着“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社会主要矛盾随之发生转化。“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系统阐释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复杂矛盾，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除此之外，中国社会还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说，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体现为不断推动社会基本矛盾发展，以及不断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以团结大多数人彻底改变我国落后面貌，由此建立和完善充分凝聚广大人民群众力量的基本制度、根本制度，最终为创造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制度保证。

第三，正确推动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创造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动力机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肯定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并强调“什么是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或中心任务，由于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实际上已经解决了”。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邓小平分析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要从强调社会基本矛盾开始，意味着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实质就在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断改变生产力的落后状况。实行改革开放，就是站在时代潮流的最前沿，探索形成有利于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动力机制。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创造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激活社会发展活力的动力机制。

第四，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熟奠定了全面发展基础。党的十九大宣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明确指出到本世纪中叶我国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持续的理论与实践创新中，我们党进一步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涵“八个明确”扩展为“十个明确”。对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矛盾的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进一步明确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围绕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党和国家各方面的事业都取得历史性成就。作为我们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自我净化能力、自我完善能力、自我革新能力和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上，迈上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全面推进，全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极大提升，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大幅度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成就是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在外交国防和国家安全上，有效应对了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得以显著提升。可以说，根据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更高起点、更高要求、更大优势，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了全面发展的基础。没有社会主要矛盾的不断转化，就没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熟定型和全面超越西方式现代化的现实基础。

二、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蕴含了中国式现代化全面超越西方式现代化的时代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必须是在发展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从本质决定了能够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观、现代化观。《21世纪资本论》一书强调，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机制是催生根源性不平等的温床，使高收入群体与一般收入者的财富鸿沟越来越大。因此，资本成为增值工具而非实现共同富裕的手段，造成了西方式现代化的举步维艰。在改革开放之初，社会主要矛盾着力于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由此把社会主义本质定义为在不断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就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多种分配方式的共同发展与并存，并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的显著发展优势。这就从根本上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超越性奠定了制度基础和体制保障。

（三）中国式现代化追求全面发展而非片面发展

社会主要矛盾的不断转化，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自由，改变落后农业国面貌，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美好生活需要，推动了“五大文明”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相反，西方式现代化日益陷入拜金主义、消费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现代性困境”。社会主要矛盾的不断转化，从根本上实现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全面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超越奠定了协调发展的文明基础，有助于把今天西方独占式现代化所造成的发展鸿沟转化为发展优势，实现人类社会的包容性发展、多样化发展和平衡充分发展。

（四）中国式现代化尊崇自然而非掠夺自然

西方式现代化引发了人和自然的对抗。相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战略内涵。随着工业文明的不断发展，“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加速了对自然资源的攫取，打破了地球生态系统原有的循环和平衡，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紧张”。这是站在人类文明发展史高度上的科学慎思。中国式现代化以绿色发展为底色。从文明发展的时代演进上看，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最终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全面超越西方式现代化的文明迭代机制。

（五）中国式现代化走和平发展而非暴力扩张道路

马克思分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批判其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暴力掠夺是资本主义的本性，是其现代化“原罪”。随着民主化、现代化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以自由、民主为名对落后国家进行掠夺，凸显了西方文明的傲慢与偏见。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明确：“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西方式现代化标榜的自由、民主日益成为空洞的口号，世界日益陷入和平、发展、治理与信任赤字。相反，中国科学判断时代主题，积极顺应时代需要，不断推动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超越奠定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球共同价值基础。

（六）中国式现代化追求远大理想信念而非狭隘利益

中国式现代化本质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本改变中国人民“挨打”“挨饿”“挨骂”的命运，不断把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变为现实。通常情况下，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是“串联式”发展，其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是顺序发展。考虑到资本主义这种顺序式发展已经领先了我们二百多年时间，习近平总书记坚毅而自信地强调：“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这一方面说明，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后发追赶型的特点，西方式现代化虽然属于早发引领型却有着自身无法克服的自发性、渐进性、被动性。另一方面说明，通过站在前人的基础上整体地、系统地、综合地解决问题，中国式现代化必然日益彰显出主动性、系统性、迭代性的后发优势。从精神源头上讲，中国式现代化的超越式发展离不开以远大理想和共同理想为精神动力推动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

三、社会主要矛盾的不断转化现实地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使命担当。党的十九大报告从共同富裕的层面对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内涵进行了科学界定，从根本上保证了“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只有践行了实现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富裕的发展初心，一个社会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从发展初心上，对党和国家各项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其实践目标是最终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为体现为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践行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所构成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在此基础上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为了更好地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推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必然走体现开放性、创新性、时代性的新发展道路。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时代条件下，需要不断推动文明之间开放包容、交流互鉴、互利共赢。这就共同对世界各国的现代化模式和发展模式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挑战。面对新机遇，我们始终围绕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不断践行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发展初心，创造了全面超越西方式现代化的促进全体成员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不断创造着人类文明新形态。

（三）从科学发展上推动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在本质上，社会主要矛盾就是围绕需要和供给之间的矛盾关系来确定的。在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从重点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向全面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转化，充分体现了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任务是科学解决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难题。在我国，这体现为牢牢把握需要和供给的基本矛盾，有效地消除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推动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协调发展、充分发展。进一步讲，社会主要矛盾不断转化，使得中华大地呈现出了人类社会前所未见的“五大文明”协调发展的科学图景。因此，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发展道路，从根本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终形成了物质文明为基础、政治文明为引领、精神文明为动力、社会文明为保障、生态文明为底色的更科学、更进步、更民主、更高尚、更和谐的文明发展新格局，为解决人类社会的发展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四）从文明跃进上推动创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唯有发展才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必须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推动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就要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把中国从工业文明阶段推进到生态文明阶段。要避免西方式现代化的老路，中国现代化应该是系统整体的现代化，体现为推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共同发力，才能在人类文明跃进中赢得主动。

在21世纪，人类文明兴旺发达的根本出路在于社会主义文明，而社会主义文明的根本出路在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推动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根本出路和更高层次在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不断创造崇尚创新、注重协调、倡导绿色、厚植开放、推进共享的生态文明。建党百年，社会主要矛盾的不断转化，创造了有着充分优越性和超越性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文明跃进上全面超越了西方式现代化。在生态文明时代，推动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意味着世界各国共同实现多样性、参与性、共赢性的现代化发展。

（五）从人类共同进步上推动创造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没有和平，文明将毁于一旦；没有发展，文明将无法振兴。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服从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从基本国情和国际地位出发，当代中国最大最迫切的问题是实现全面发展、共同发展，而推动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决定了中国必然要走和平发展、文明进步的现代化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在国际场合多次重申中国和平发展的立场和世界和平发展的潮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对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发展走向的回应，更是中国人民对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自信和自觉。这种自信和自觉，来源于中华文明的深厚渊源，来源于对实现中国发展目标条件的认知，来源于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把握。”社会主要矛盾不断转化，确保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探索发展之路，是不断开放、借鉴西方现代化有益经验的学习超越之路，更是各国和谐共存、和睦相处的相互依存之路。党领导人民由此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相反，西方独占、掠夺式现代化道路最终将证明于己不利、于世界不利。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启标志着这个世界足够大，大家是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可以容许每一个国家自主选择现代化道路，更加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与世界大多数爱好和平、追求进步的国家和人民实现共同发展的真正文明的现代化，展露出文明的新曙光。就以上科学内涵和现实路径而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必将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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