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 ,赵双花 | 跨国公司语言管理研究——兼论跨国公司的中文语言管理策略

赵双花，博士，浙江水利水电学院国际教育交流学院讲师，谢菲尔德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政策与外语教育。

一、引  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国的商业和贸易联系日益紧密。来自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组成的跨国公司对世界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跨国公司内部的语言多样性及由此产生的跨文化沟通是跨国公司经营管理中的特有现象。语言多样性和交际的复杂性必然会造成语言障碍，而这种语言障碍又会影响和制约跨国公司的发展。如何克服语言障碍并有效解决语言多样性问题已成为跨国公司经营管理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跨国公司需制定并实施有效的语言政策，尤其是公司通用语的使用政策。公司通用语为具有多语背景的员工提供了内部沟通的通用框架，可快速、有效地解决多语组织中的语言差异问题。

二、文献综述

（一）概念界定

在文献综述前，本文将对“语言管理”和“跨国公司”两个基本概念进行界定。

语言管理研究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脱胎于传统的语言规划研究框架，强调话语过程在语言实践管理中的重要性。“语言管理”这一术语最早由Jernudd和Neustupný 提出并系统使用，进而形成“语言管理理论”（Language Management Theory,LMT）。语言使用包括语言接收（reception）和语言产出(production)两个过程，而语言管理过程就是一个对语言接收和语言产出进行修正的过程。“语言管理”也可看作是语言规划的同义词，指“任何为修正或影响语言实践所付出的努力”。“语言管理”实际上隶属于Spolsky的语言政策三成分（语言实践、语言意识和语言管理）之一 。Spolsky将“语域”(domain)的概念用于语言管理的界定中，认为语言管理是“拥有权力的个体或团体为修正某语域内成员的语言实践或语言意识所付出的明确可见的努力”。在商业领域,语言管理是用来管理和规范多语商业组织中语言实践的工具。

1977年，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UNCTC）制定的行为规范（Code of Conduct）将“跨国公司”（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TNCs）定义为：“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拥有经济实体的企业，不考虑其来源国和所有权，包括私营、国有或混合所有制企业，不论其法律形式或活动领域如何，在一个决策中心体系中运作。这些实体通过所有权或其他方式联系在一起，一个或多个实体可能会对其他实体的活动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在知识、资源和责任共享方面。”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则提出跨国公司的经营管理要符合所在国家的政策要求，有助于增进双方在商业、政府和员工之间的进一步理解。跨国公司的经营实践有助于推动不同的国家之间展开合作，利用和平手段解决各种冲突。一般来说，跨国公司以一个国家实力雄厚的大型公司为主体，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或收购当地企业在他国建立子公司或分公司，通常具备完整的决策体系和最高决策中心。子公司或分公司虽然有自己的决策机构且可根据自身特点进行决策活动，但其决策必须服从于最高决策中心。本文中的跨国公司主要指拥有海外公司的中国企业和驻华外国企业。

(二) 研究综述

跨国公司的雏形可以追溯到西欧国家（主要是英国和荷兰）的殖民和帝国主义扩张时期，第一个跨国商业组织是1602年成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伴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到来和工厂制度的出现，19世纪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跨国公司。由于跨国公司在全球化以及公司规模和业务增长方面所发挥的重大作用，有关跨国公司发展的研究受到关注。早期研究聚焦于公司发展与国际贸易流动之间的关系，研究方法以发达国家大公司国际扩张相关的数据收集和分析为主。随着大公司海外投资性质的变化，出现了“跨国公司”（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一词。由于跨国公司的国际化方式及其在新市场的存在性质都较之前发生了重大变化，研究者所关注的话题也转向跨国公司如何融入当地市场，公司、机构和其他参与者之间的互动以及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兴起等。跨国公司相关研究体现出多样化、跨学科的特征，涉及学科包括地理学、国际商务与管理、经济学、社会学、语言学等。

早期跨国公司的语言管理研究主要分析海外目标市场使用某种语言的吸引力和可行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开始关注跨国公司日常管理中的语言问题以及海外分公司对于英语作为通用语的态度。相关研究一直持续到21世纪，研究视角也随之发生了重大转变：即语言不再被看作是一种障碍，而是一种可管理的战略资源。相关研究表明，如果跨国公司能够认识到语言战略的重要性并实施正确的语言战略，那么该公司就可以保持一定的竞争优势。研究关注的话题聚焦于语言管理在知识转移、决策制定和人力资源管理中所发挥的作用。跨国公司的语言管理决策成为影响知识分享和流动的重要因素。一项对德国和日本8家跨国公司的访谈发现，语言问题一旦变成语言障碍，就会减缓决策制定的过程并增加相关成本。

总之，越来越多的研究将语言看作跨国公司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着力探索跨国公司内部通用语使用的管理方法，这已经成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多数研究都将焦点放在跨国公司语言管理的英语化方面，关注英语化所引起的组织管理问题及其对策。尽管英语是全球通用语，但其只是众多语言选择中的一种，英语化不应成为跨国公司唯一的语言政策。日本的跨国公司将英语作为公司通用语的必要性就受到研究者的质疑。本文认为，跨国公司应当从企业经营的本土化和情境化出发，选择有利于提高企业决策效率和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的语言管理策略，而不是将英语作为唯一的公司通用语。

国内相关研究以综述性或宏观研究为主，如通过对1979~2019年国外跨国语言管理研究文献的定量分析，探讨跨国语言管理的研究热点、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理论；通过阐释跨国公司语言战略的界定、分类和制定，探讨英语在跨国公司语言战略中的地位、作用和存在的问题；也有研究者认为，跨国公司经营的全球化和人力资源的本土化必然会导致跨国公司通用语的全球化和本土化，英语作为跨国公司通用语也相应地体现出了这种全球化和本土化倾向；跨国公司的语言多样性所带来的语言选择和语言管理问题也得到了关注，研究者尝试构建语言多样性和组织沟通关系理论框架来提高跨国公司的沟通效率。也有少数学者对跨国公司的语言使用展开实证研究，如，通过调查在华跨国企业内部的语言使用状况和语言态度，发现英语在跨国公司的日常交际中仍然处于强势地位，而中文的使用带有明显的语境相关性；通过调研100个世界500强企业的环球网站和中国官方网站的语言构成和语言使用情况，发现所调查的企业中中文的使用频率与英语的使用存在一定的差距。

总之，跨国公司的语言管理研究目前仍处于理论探索阶段，实证研究相对较少，与中文在跨国公司的使用与推广相关的研究则少之又少。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实施，无论是中国的跨国公司还是国外驻华跨国公司，都必然面临中文的语言管理问题。因此，研究中文在跨国公司的使用和推广，有助于跨国公司降低管理成本，更好地适应海外市场。

三、跨国公司语言管理的理论框架

（一）语言管理相关理论框架

语言管理是一个以话语为基础的修正过程，包括微观的简单语言管理（simple language management）和宏观的组织化语言管理(organized language management)。简单语言管理发生在个体话语层面，主要通过自我修正实现；组织化语言管理超越了个体话语层面，管理行为通常涉及复杂的社会网络，如企业、政府机构等。此外，语言管理理论也强调简单语言管理和组织化语言管理之间的关联，尤其是在语言管理的初始阶段。一旦个体自然话语的语言问题被意识到，语言管理就进入修正阶段，这种修正发生在不同的层级。简单语言管理相对比较直接，但组织化语言管理是一个涉及多层级的过程，需要整个管理体系中所有组织机构的参与，如图1所示

语言管理也被看作是语言政策这一上位概念的构成成分之一。在Spolsky的模型中，语言政策由语言实践、语言意识和语言管理3个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的成分构成。语言实践是指可观察到的语言行为和语言选择；语言意识是人们对某种语言所具备的价值和地位的态度和看法；语言管理是有意识地影响语言实践和语言意识的努力。语言管理可发生在各个不同的层级，既包括微观的个体语言实践管理，也包括国家、超国家组织等宏观管理。也有学者对该模型提出了批评，认为并未涉及前文所述的“语言管理理论”的核心成分，即微观层面的简单语言管理。在Spolsky的模型中，工作场所的语言管理指的是为修正工作场所的语言意识和语言实践而采取的管理决策，进而解决所谓的交际问题。

（二）跨国公司语言管理框架

跨国公司的语言管理一般以上述语言管理理论作为主要的理论基础。由于语言在跨国公司管理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很多研究关注语言对多语组织运营所产生的潜在影响，如，以跨文化管理为视角探究跨国公司语言管理所揭示的母公司和子公司之间的关系。公司语言管理是在对组织主观语言需求进行战略评估的基础上设计和实施语言规范的一系列行动方案。公司通过将语言政策转变成规章制度对公司的语言实践进行管理，从而实现公司的特定目标或利益。但是，跨国公司并不是为了实现特定的语言目标而推动语言规范的实施，而是出于提高运营效率的经济考量。语言管理的显性特征之一就是从管理视角出发战略性地选择和使用语言，换言之，语言管理就是有目的地对一个公司或某个部门的语言交际采取的管理行为。鉴于跨国公司的语言管理是由管理团队或某个处于管理位置的个体实施，我们可以认为跨国公司的语言管理主要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组织化管理模式，同时受到员工交际需求的影响，如图2所示。 

跨国公司的语言管理是跨国公司的管理层综合考虑跨国公司的企业战略和结构、子公司的角色和定位、企业的人员结构及其语言交际能力，对公司的语言实践活动进行的规划、设计和实施，同时，重视吸收来自员工层面的语言需求和建议，对语言战略进行不断的调整，从而促进公司内部以及公司同其他组织之间的顺畅交流，进而更好地实现公司的战略目标。跨国公司在进行语言管理时要综合考虑影响语言管理的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外部因素主要包括全球环境、产业特征和国别特征；内部因素涵盖企业的经营模式、股权结构、企业规模、人力资源状况等。跨国公司的语言管理不仅与机构密切相关，也与员工个体关系密切。

语言是个体技能资本的一部分。语言作为跨国公司的战略资源，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员工个体手中。公司的简单语言管理体现在员工的自我语言决策中。员工个体对何时、如何以及是否使用自己的语言技能具有选择权。个体可以以公司利益为出发点选择使用或不使用某一门外语，同理，也可以决定是否在工作中使用个人知识和人际关系。员工个体的语言技能可为其在总部或子公司创造机会，并建立跨国社会网络；其语言技能和个人经验决定他们选择从事何种与语言相关的工作，如翻译等。个体利益是员工从事上述任务的根本动因。个体利益和组织利益之间可能存在一致性，但受知识共享敌意、权利行使、时间成本等因素影响，也存在利益的不一致性。在全球化背景下，员工个体的简单语言管理和跨国公司的组织化语言管理之间是一个动态匹配的过程。

跨国公司根据企业所处的全球环境、产业特征以及国别特征规划其语言政策，进而依据企业的经营模式、国际定位、竞争策略和国际业务管理经验设计公司的语言政策，再综合考量其管理投入、资源分配、内部互动模式、语言程序以及激励机制对员工群体进行组织化语言管理。同时，员工个体的语言技能、个人经验、社会关系网络和个体利益也会反过来影响跨国公司的语言管理政策制定。相关关系如图3所示。

四、跨国公司的中文语言管理策略

（一）中文作为跨国公司通用语的必要性

经济全球化大趋势下，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作为联合国的六大工作语言之一，中文的国际需求日益旺盛，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截至2020年底，全球共有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中文教育，70多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4000多所大学开设中文课程；据粗略统计，中国以外学习中文的人数约2500万，累计学习和使用中文的人数近2亿。此外，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全球已有100多个国家的22万余名考生在600多个考点参加各类各级汉语水平考试，这表明国际中文教育拥有广泛而坚实的基础。中文的国际地位不断攀升，2021年以来，中文已成为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UNWTO）及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新增加的官方语言，这表明中文在国际交往中的通用性和认可度进一步提升。中文教育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和中文国际影响力的提升，都为中文发展成为跨国公司的通用语奠定了基础。

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投资合作不断深化，贸易规模持续扩大。2014~2019年贸易值累计超过44万亿元，年均增长达到6.1%，我国已经成为沿线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其语言占人类语言总数的1/3以上，使用的语言约2488种，其中官方语言达54种。这种复杂的语言状况给贸易便利化带来了一定困难。此外，根据商务部《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20》数据，截至2019年12月，在华外商投资企业累计达1,001,635家，累计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22,904.7亿美元。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带一路”沿线的中国企业以及在华投资的外资企业都需要为企业制定更为高效的中文语言管理策略，以减少沟通障碍，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效率。

（二）管理主体策略

跨国公司中文管理的主体为跨国公司的管理层和员工个体。跨国公司管理层在将中文纳入公司的战略决策时，一般有3种决策方式：母国中心策略、多元中心策略和全球中心策略。母国中心策略是指跨国公司的管理决策高度集中于母公司，其语言政策通常将母国语言作为公司通用语，以确保企业全球网络的内部一致性；多元中心策略是指跨国公司的决策是多元化和多中心的，其决策体现众多东道国和海外子公司的利益，因此，不会采用统一的工作语言，而是采用东道国的语言以促进企业在当地的发展，强调企业融入东道国的重要性；全球中心策略考虑的是企业全球利益的最大化，其语言政策倾向于使用某一门语言作为公司通用语，例如，南美地区的跨国公司通常将西班牙语作为公司通用语,而前法国殖民地的跨国公司则更倾向于使用法语交流。母国中心策略重视员工的母国语言能力，多元中心策略重视员工的东道国语言能力，而全球中心策略则重视员工的外语能力。就海外的中方企业而言，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的中方企业，一般可采取母国中心策略，即将中文作为公司通用语，在人员招聘上，倾向于具备中文语言技能的人员；而对在华的外资企业而言，采取多元中心策略，重视员工的中文水平则更有利于公司在中国的发展。

跨国公司语言管理的另一个主体是跨国公司的员工。跨国公司的员工构成主要是母国外派员工、东道国当地员工和第三国员工。员工的语言沟通能力直接影响到跨国公司的语言管理效果。跨国公司在进行中文语言管理时，要充分考虑公司内部这3类人员的基本语言技能、个人经验、社会关系网络和个人利益，以实施具备可操作性的、切实有效的跨国公司中文语言管理。例如，中资跨国公司可在制定公司中文使用政策时，充分发挥中文母语者的语言优势，鼓励中文母语者与东道国当地员工及第三国员工形成中文学习互助网络。成功的语言管理需要充分考虑员工的语言态度和语言需求，其语言政策制定过程需有员工的共同参与，重视其能动性，从而达到语言管理效果的最大化。

（三）规划策略

跨国公司在制定中文语言政策的规划方案时，要充分考虑影响语言管理的外部因素。全球环境包括跨国公司的整体经营环境和中文在东道国商务交流中的通用度。产业特征需考虑的因素包括行业的核心用户、行业的用户价值、行业的产业链以及行业发展的关键因素、竞争状况和未来发展趋势。国别特征主要包括东道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特征以及法律要求等。跨国公司中文语言政策的规划需依据东道国的中文使用环境，行业用户的语言使用状况和偏好，以及宏观的社会文化环境，制定有利于将中文作为公司通用语的语言政策。

跨国公司进行中文语言政策规划时可使用态势分析策略。如利用SWOT分析模型对跨国公司推行中文语言政策的内部优势和劣势以及外部机会和威胁展开分析，以确定在公司内部推行中文语言政策的可行性及其推行程度。以“一带一路”沿线中资跨国公司为例，“一带一路”倡议全面推进实施包括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的“五通”政策以来，已在沿线国家打造了“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孔子学院/孔子课堂在推广汉语、传播中国文化发挥了重大作用。“一带一路”沿线有51个国家建立了136所孔子学院（数据截至2019年1月），孔子学院的分布与多数沿线国家的经济规模之间的匹配度较高，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基本匹配。中文已经发展成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促进民心相通的纽带。“一带一路”沿线中资跨国公司在全球环境、产业特征和国别特征方面的经济文化管理优势已基本具备，在企业内部实行将中文作为公司通用语的外部机会和条件已基本形成。

（四）设计策略

跨国公司中文语言政策的设计需考虑跨国公司内部的经营模式、国际定位、竞争策略和国际业务管理经验。跨国公司的经营模式一般包括股权经营、非股权经营和跨国战略联盟。采取股权经营的跨国公司在中文语言管理的设计方面具备更大的自主权。跨国公司的国际定位主要是指跨国公司的经营定位，包括资源开发型、加工制造型和服务提供型。跨国公司可根据其经营定位与东道国融合度的高低决定其中文语言政策。一般而言，融合度越高，实施中文语言政策的可能性越大。跨国公司的竞争策略和国际业务管理经营对其是否将中文定为公司通用语具有一定的影响。研究表明，绝大多数国际组织都采取显性的语言政策，因此跨国公司需有意识地提高中文的语言地位，从而与没有制定显性中文语言政策的其他公司在竞争中保持优势。在经营国际业务时，可要求凡涉及中方人员和中方业务时，均须提供中文版本的文件及影像资料等。

此外，跨国公司在进行企业中文语言政策设计时，还需考虑中文作为公司通用语所具有的工具性、文化性和行政性，以帮助提高跨国公司内部的沟通效率，实现知识共享的最大化。就语言的工具性而言，跨国公司应当将中文作为公司通用语，以促进多语沟通中的信息交换；就语言的文化性而言，跨国公司确定中文作为公司通用语时，应避免出现语言或文化的同化现象，尊重文化多样性；就语言的行政性而言，跨国公司的多语现象势必会产生语言竞争和语言等级化，使运用强势语言的人或群体享有更多参与或影响公司决策的机会。因此，跨国公司将中文设定为公司通用语意味着公司内部使用中文的人具有更多的机会和话语权。

（五）实施策略

影响跨国公司中文语言政策实施的因素包括管理投入、资源分配、内部互动、语言程序和激励机制。就管理投入而言，跨国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应当认识到中文作为公司通用语的重要性，并为中文在各部门的使用和推广提供资金支持和管理投入。此外，跨国公司还需安排一名高级管理人员监督与中文相关的语言意识变化和语言实践状况。就资源分配而言，跨国公司中文语言管理的实施需要充足的资源保障，如，语言培训、翻译以及聘用具备一定中文语言能力的员工等，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就内部互动而言，当母公司将中文作为公司通用语进行推广实施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子公司的语言使用，因此，母公司在进行语言管理时要考虑到政策的灵活性，以确保中文作为公司通用语这一目标的实现。就语言程序而言，跨国公司应当将中文作为公司通用语的具体使用要求写进公司的规章制度中；正式明确的使用要求是一种间接监督，有助于管理人员监督整个公司不同部门的语言政策实施情况。就激励机制而言，个体的语言资本投入与其职业目标和职业发展期望值有关，职业发展需求是个体保持和提升语言能力的主要因素。调查发现，旅行机会、海外任务、书面或口头认可、晋升和加薪是员工学习外语的主要动力。因此，跨国公司可将旅行、派驻中国总部、书面或口头表彰、晋升以及加薪作为奖励员工使用和学习中文的主要激励手段。

五、结  语

2020年9月16日，商务部等部门联合发布的《2019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蝉联全球第二，投资覆盖全球188个国家和地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稳步增长。2021年1月24日，联合国发布的《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显示，2020年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外资流入国。我国已经由全球引进外资大国发展成为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大国并重。跨国公司运营中的语言问题日益凸显，语言管理已成为跨国公司的共识和当务之急。鉴于此，本研究厘清了“语言管理”和“跨国公司”两个核心概念，梳理了跨国公司语言管理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在阐述Sanden(2016)的跨国公司语言管理的基础上，构建了跨国公司语言管理框架图。基于该框架图，本研究在探讨中文作为跨国公司通用语必要性的基础上，从规划策略、设计策略和实施策略出发探索中文作为公司通用语在跨国公司内部的语言管理策略，以期对中文在跨国公司的使用乃至中文的国际推广有所启示。

本研究对Sanden(2016)提出的跨国公司语言管理框架进行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对于提高中文全球服务能力，拓展语言文字国际交流合作，推进未来中文的国际化发展有一定意义。此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职业教育发展不均衡，当地雇员的中文能力难以融入中国企业文化，严重制约着中国企业“走出去”并融入当地发展的进程，推动职业教育与国际中文教育协同发展已成为“十四五”时期我国教育改革创新发展的重要任务。因此，本研究对于推进“中文+职业技能”及中文工坊，服务跨国公司的实际语言需求，服务中外经贸合作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未来，需要深入开展跨国公司中文语言管理的实证研究、比较研究及效果评价，以进一步探索中文作为公司通用语的语言管理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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