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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凌飞，陈滢至 | 边界地方感与边民身份建构：以中缅边境猴桥口岸黑泥塘村为例
一、引 论
在“一带一路”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进程中，地域或跨地域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正在成为越来越有价值的议题。近年来，“关于人们与他们居住的领土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以及关于一个人‘属于’（belongs）一片领土及其领土社会或社区的程度的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这种“属于”所体现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与人们的身份意识密切相关。而对于人们与特定“领土”（territory）关系的研究，处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重关系网络之中的边界地带（border region）无疑是一个极有价值的空间，对人们的身份认同产生着持续不断的影响。
人类学的边界研究为阐释不断变动的边陲与中心的关系，以及身处这一关系中不同人群的身份意识提供了有益的视角。多琳·玛西认为：“任何事物（人、地区、国家）的身份认同及建构都是各种关系的产物，这些关系既来自其自身内部，也来自其他人群或更广泛的世界。”边民的身份认同及建构无疑更多地源于他们与边界的关系。“流动性(mobility)和固着性（fixity）作为边界的不同层面，都对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的身份产生影响。”安西·帕西将边界概念化为社会过程，专注于社会行动和话语如何产生不同的、变动的边界含义，以及如何将这些意义用作社会区分的工具或媒介。作为社会过程的边界在社会区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方盛举等就从边疆治理的角度提出：“领土边界在公民身份构建中执行包容、排斥、筛选的功能。”并进而认为：“领土边界必须受到一定的伦理约束，其存在、位置、功能以及争端都要接受道德考量。”然而，其在强调边疆治理中的“国家伦理”之时，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地方伦理”问题，因为“社会、身份和权力构成的方式是在一定的空间和地点之中完成的，并对空间（space）和地方（place）进行重塑”，当地人围绕边界而产生的一系列认知、观念、行动，对领土边界的设置和管理同样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乌尔夫·汉内斯建议，对边界与人的关系的研究，应该“在那些最原义的国家与国家的边界上住下来,观察人们现在如何对待这些政治上的人工制品”。基于此，本研究选择云南省保山市腾冲市猴桥镇猴桥村委会黑泥塘村作为田野点，进行了历时三年多的民族志研究。黑泥塘村距猴桥镇26公里，距南4号界碑所标记的中缅边界线4公里，是出国门前的最后一个村庄，穿过中国第一条跨境隧道——中缅友谊隧道，便可抵达隶属缅北克钦邦第一特区的甘拜地镇区。黑泥塘村包括蔡家寨、余家寨两个村民小组，共112户，529人，其中傈僳族510人。传统上，黑泥塘村以水稻、玉米、草果的种植为主要生计形式，土地是村民至为重要的生计资源。2014年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不足4000元。2016年，全村草果种植面积达到12000多亩，次年草果收入达800万元。随着“国门新村”建设的推进，有些人家还办起了农家乐和民居旅馆。2017年人均纯年收入已经突破8000元，实现了整村脱贫。黑泥塘村现已成为保山市边境聚落的一个先进典型，当地政府正着力将其打造为“融民族文化、丝路文化、边境文化为一体的特色村寨”，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当地人对黑泥塘“地方身份”（local identity）的认知，并进而影响到他们处理自身与地方的关系的具体方式。
刘志伟提出：“我们与其将‘边疆’视为一个承受国家制度扩张的开放空间，不如更多地关注地方上的人们如何运用他们的创意和能量建立自己的身份认同。”边界体现出既阻断又连接、既区隔又融混的特征，成为一个处于不断建构过程中的特殊空间。边界居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基于历史记忆、实践经验、文化想象等赋予边界特定的功能、价值、情感等多层面的意义。那么，我们的问题就是，边界上“那些通过特定身份建立并维护的地理关系（geography of relations）”究竟是什么？并反问，特定的边界地理关系又建构和维护了什么样的身份？进而，边民身份和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种关系的建构与重构又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
二、边民：边缘性和“遥远的当地人”
观念创造了距离，并赋予距离以意义。在历史记忆、文化风貌、族群结构等因素的作用下，边地作为“夷区”的过往与现实总被不断地“忆起”与“提及”，并进而给身处“边郡”的当地人带来了巨大的身份焦虑。黑泥塘村地处边地，当地人在与“中心”和“界外”不断对比的过程中被不断阶序化（hierarchize），作为“边缘人”的身份不再囿于地理的划分以及中心对于边陲的野蛮想象或笼统归类，已逐渐内化于人们的意识、观念、惯习和行动中。
德里克·格里戈里基于爱德华·萨义德“想象的地理”（imaginative geographies）而提出，遥远地区的地方形象（place images）的建构是为某种治理目的服务的：“距离——类似于差异——并不是绝对的、固定的和注定的，它是通过文化实践而生成并变得有意义的。”在中国历史语境中，“边地”往往为封建王朝发配犯人之地，“充军者，明初唯边方屯种。后定制，分极边、烟瘴、边远、边卫、沿海、附近”。边地的范畴随着中央王朝管控疆域的变动而发生变化。在元代，“缅地”还被视为“云南极边”，而随着明代大一统王朝版图的收缩，则有“滇为极边，而腾永为滇极边”之谓。清代在前朝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极边”的范畴：“附近，二千里；近边，二千五百里；边远，三千里；极边、烟瘴，俱四千里。”正如Rob Shields所言，“边缘地区(marginal places)的边缘地位可能来自其偏远的地理位置、法外的和化外的社会场所，或者是一个伟大文化中心的另一个极点。”徐霞客笔下的腾冲,“孤城天末，接壤殊方，分列八关，屏藩一郡，扼诸蛮之要路，领金齿之上游，边隅重镇也”，据传为徐霞客所题的“极边第一城”逐渐成为腾越（今腾冲）特有的身份标识（identification tag），古勇（今猴桥）则成为“极边之边”，表达着一种绝域异方、远离中心、遥不可及的边地意象。
王明珂提出，“在族群边缘的研究中，我认为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边缘的、不规则的、变化的族群现象。”对边缘族群的研究尤其需要关注其流动的过程与现象。村里的老人说，“黑泥塘有人居住，还是从明朝吃皇粮的将军过来戍守边疆开始的，我们黑泥塘人都是军人的后代。”据黑泥塘村民窦卫红家谱所示，（窦家）先祖为江苏常州人，曾在朝中为将，后随王骥三征麓川(正统六年至正统十三年，1441~1448年），被派往怒江中缅地界抗击缅甸酋长莽应里，其子孙多被派驻前沿卡点，其中一支成了黑泥塘村第一批居民。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住在片马的傈僳腊庆、去努、去波搬到今胆扎螺丝沟居住，改为蔡姓；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泸水的傈僳族铁姓带领全家迁到轮马羊肠河居住，改为余姓。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轮马的余、熊两姓傈僳族部分人被派到猴桥守卡，定居于猴桥。居住在怒江中游泸水一带的蔡、余、熊、窦等姓傈僳族，先后南迁至古永的胆扎、轮马、猴桥等边境一线安家立寨，开荒种地，世代定居下来。古勇既为王朝国家屯兵戍边之重地，又为边地军民生产生活之所在，在某一层面上也表明，边界并不是单纯的“线”，而是具有明显的“社区”的意义。
万历二十二年（1594）云南巡抚陈用宾于勐卯、陇川（今瑞丽、陇川）、干崖（今盈江）诸土司边境一线设立八关七隘，以此遏制东吁王朝的进犯。“八关”中的神户关“在盏西邦中山，台周三十丈，高三丈，楼高五丈四尺，公署一所。控制茶山、古勇、迤西等路”。陈用宾于此“四山环绕之地”设置了七隘之首——古勇隘，“夫十八练里甲村寨，曰练曰寨者，为卫边而言也。州、卫并设，民、屯错处，以耕以守，以护封疆。”清缅战争（1762~1769）结束后，清军收复了万历年间被缅甸掠夺的孟养、木邦、蛮暮（蛮莫）等土司。清军虽迫使缅甸臣服，但中缅边境地带局势并未完全和缓，“在八关九隘之外”的“野人”在“军务告蔵”后，“不愿回归”，转而“纵火焚寨，持械伤人”。为此，腾越知州胡启荣于道光三年（1823）沿边建碉堡七十七座，其中古永练地共设石碉22处，沿边及古永碉卡16处，其中“栗子园”即“建石雕一座、石堡一座”，共有练丁18名。窦卫红家藏有一卷《栗子园等卡便委叨》，该布告署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十月十六日”，全文约400字，该文所示，受地形影响，戍边者虽“闻知诸山野匪各处齐兵”，但是“难料攻出何方”，只能“加意防堵，日夜游巡。”此外，由于“远有无知汉民只图渔利，不顾性命，约同犭栗练越过江外附野山头砍种坝地，将收割，野兵猖獗……所有越砍坝地之人，俱要各揣利害，不许与前引同汉民越至江外住宿”。由此可见，当时该地区面临着既要外御侵扰，又要内防越界的复杂问题。
至19世纪60年代，英国殖民主义势力进一步侵入上缅甸，三次英缅战争（1824~1886）后，缅甸被宣布为英属印度的一个独立省，英国代表入驻八莫，其殖民势力渗透到整个上缅甸，并借机滋事，不断袭扰中国西南边境地区，激起当地各族人民的愤慨和抗击，影响巨大的如马嘉理事件（1875），而猴桥一带也面临着同样的危机。古永胆扎傈僳族村熊姓人家保存了两份《安边合同凭据》，分别写于清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十六日和同治六年（1867）四月初二日，其中写道：“情先年开辟，创业年深。附近边隅，蒙府主安碉设堡，联络保护，美古亦设三卡，多年以来，清平无异。近年干戈室乱，风闻路口束夷猖狂，齐兵欲侵汉地。况美古附近夷寨六七之遥，累累被夷人滋扰、骗赖。因先年人心思散，今汉傈同心，着议连丛保护。”傈僳人勇武善战，其青壮男子被古永隘土把总招为练丁弩手，自清中期至民国，与汉族民众一起成为扼守隘口碉卡的重要力量，强化了境内傈僳人守土固边的意识，也促进了傈汉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族群迁移的集体记忆、跨境而居的行动策略、扼守边关的角色定位，在一定程度上使傈僳人的“边民”意识得以持续增长。
作为边关，古永成了某种“网络的节点”(nodes of the network)，也即“具有策略性重要功能的区位，围绕着网络中的一项关键功能建立起一系列以地域性（locality）为基础的活动和组织：节点的区位将地域性与整个网络连接起来。”腾越在中、缅、印交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早在汉晋时期就开辟了由云南腾越而出国境，经缅甸北部滇、藏、印、缅交界地区，转达印度的交通线，这是著名的南方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条最早连接中、印两国的“蜀身毒道”就是从腾越（今腾冲）出中国境，再经过缅甸东北高地丛林而达印度的。今黑泥塘村所处垭口正是南方丝绸之路的一个通道，“其途程为：从县城行20千米至高田，40千米至古永街，25千米至牛圈河，20千米至缅甸甘拜地，25千米至俄穹，30千米至昔董坝，35千米至瓦宋，20千米至密支那，全程250千米，共9个马站”。至近代，1942年5月，日军侵占缅甸，截断中国抗日战争的运输生命线滇缅公路，迫使中国政府修筑中印公路，其北线基本上沿此路修建，但并未经过黑泥塘所在南4号界桩，而是由猴桥村通往37号界桩。1976年，黑泥塘才靠本村人力挖通了第一条路。为进一步适应国防建设的需要，发展边疆少数民族经济，1981年4月猴桥村至黑泥塘总长13公里的公路修通，1993年南4号界桩至缅北蛮门段公路也得以修复。1999年5月，腾冲县与缅甸克钦邦第一特区合作，对腾（冲）密（支那）公路进行维修改造，并于2007年4月全线修通二级公路。2020年底，天（保）猴（桥）高速公路腾冲至猴桥段正式开通，直达黑泥塘村。据当地交通部门工作人员介绍，天猴公路将修出境外，直达密支那，成为一条连接中国西南与缅甸北部的国际公路。正如陈茜所指出的：“这条道路在公元前四世纪就已沟通，二千多年以来都是我国西南的一条重要国际交通线，虽然没有特别大的发展，但却从未长期中断过。”这一路线一直是中缅印商贸往来、族群流动、文化传播的主要通道，猴桥则是这条历经二千余年的交通要道上的重要节点。猴桥以其突出的、服务于特定目的、连接“内”与“外”的交通地位，使其“外向”的价值得以凸显。加之当地作为“侨乡”的社会网络的驱动，外向流动成为当地人的一种习惯和偏好，而这种外向性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当地人的“边民”意识。
当戛旧传王氏宗祠长联上下联起头各是“古道贰先型”和“勇行期后辈”五字，取两联首字而为“古勇”，喻“古道勇行”之意。古勇地势北高南低，槟榔江上游水急浪高，四周峭壁矗立，道阻且长。据《景泰云南图经志书·金齿军民指挥使司》所述：“腾越有藤桥三处，在龙川，在瓦甸，在曲石，而其桥俱跨龙川江上，盖江水湍急，难以木石为之，自古编藤为桥，系于岸树，以通人马，一年一换。”古勇以西槟榔江上的藤桥形似长虹，只容一人通过，人行桥上，摇摆颠簸形似猴子，是故得名“猴桥”。“如果空间有方向或者有特殊的远近关系，那么它是历史。”对于某一特定的地方，其“历史”最为明了的就是展现着地方国家化历程的隶属沿革。民国中期，当地为腾冲县第四区古永乡。新中国建立后设立腾冲县第八区古永乡，1956年建有9个高级社。后经区、公社、乡等建制变迁，于1988年正式成立古永傈僳族乡。后因“猴桥口岸”的设立（详见后文），于2000年6月26日改设猴桥镇。沿袭逾千年、拥有悠久历史文化内涵的“古永”（古勇）之名，终由名不见经传的“猴桥”所取代，完成了“地方身份”的一次转换和重新定位。
齐格蒙特·鲍曼说道：“距离是社会的产物，而绝不是客观的、非人格化的、物质的‘已知事实’。”距离意味着可获得性的程度和关系的程度。这种距离与物理意义上的长度有关，也与社会关系的性质和强度有关。多琳·玛茜认为，必须将空间的概念设想为由相互关系构成，是一切空间尺度上社会的相互关系和互动的同时并存，包含最在地的层次到最全球的层次。对于黑泥塘人而言，传统的边疆文化意识、地方化的历史记忆、跨境民族的原生身份，以及作为通道节点上的外向性流动特征，在历史、社会、空间等层面上所形成的“阈限性”，塑造了他们的“边地”意识和“边民”身份。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帕克认为，人群在迁徙过程中容易成为一种身处两种文化、两个社会的“边缘人”（marginal man），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边民”在某种程度上难以避免的“边缘人”意识，以及其中潜在的不稳定（unstable）、不安定（restlessness）、不确定（malaise）等边缘性（marginality）因素的社会文化意义。
三、国门：边界景观和国家地方感的生产
“身份在某种程度上表达着特定的社会过程，具体而言则表现为个体的情感认同、价值判断、行动策略等方面与不断变化的社会情境之间的关系。”霍尔（Hall）认为，身份认同当中所存在的“合并”实际上是一个连接、缝合、跨越差异的过程，因此它需要话语形式（discourse work）、边界符号的标记（marking of symbolic boundaries）等外在的东西来巩固这个过程。而这些关系、情境、话语、标记和过程在边界上的表现，使人们富有意义的活动与边界物质基础的集合成了一种所谓的“边界景观”（borderscape）。
“国门”作为陆地口岸重要的基础设施，即包含了话语和标记的意义，是“想象力、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的物质表达”，也是国家意志和权力的体现，它会引起人们一系列即使短暂，但也很明显的情感反应。不管是在实践价值还是象征意义上，国门作为“内”与“外”关系在物质、社会乃至想象等层面上的作用都是不容忽视的，塑造着人们对于国家界限（limits）的想象，并浓缩了关于身份和归属的信念。光绪二十三年（1887年）五月初六日，根据《中英续订中缅条约附款》第十三条的规定，开腾越为商埠，设英国驻腾越领事馆。1901年，设腾越海关，在猴桥牛槛河设查卡，为腾越关三个查卡之一。1909年，腾越关贸易报告指出：“进口货物销于本口附近者数甚有限，大数皆运入人烟稠密之内地销售，如永昌、大理、丽江、顺宁等府。”腾越开关使云南地区的国际贸易获得长足发展，不可避免地卷入了东亚贸易体系之中，引起了云南地区甚至西南社会的巨大变迁。“在中国近代史上，海关不只是征收关税，还从事外交、政治、财政、社会性活动。……显示出活跃的流动性”。并因此而形成了联系内地市场与长途市场的“通商口岸市场圈”。1981年4月22日，云南省政府批准腾冲恢复中缅边境小额贸易，开放古永的黑泥塘、猴桥、胆扎、轮马4个边民互市点，形成了跨越了国家边界的“基层市场社区”。20世纪80年代初，猴桥村村民郭彩杏开了猴桥的第一家小卖部，她向我们介绍了当时的情境。凡是来自关外的华人都需在关口出示身份证、登记来向，并交1角钱的通关费，而境外的缅甸人最多只能走到关口，当时尽管缅甸还未正式对外开放，向外走的中国人也并不多，但有很多生活在缅北边境线附近的当地人会牵着驮有树皮、玉石的马步行到位于老关的供销社做买卖，以此换取他们本地所需的马掌、钉子或布匹。猴桥村老百姓常常也会聚于关口，割马草以一背2角的价格卖给缅甸人，或将谷子作为马料以5、6元一市斤的价格出售。尽管边界两侧的人群在政治态度和社会习俗方面可能仍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但地方社区（local communities）的网络却是实际存在的。
“边界的物理存在（physical existence）包括边界的划线，以及与相应的国家职能配套的建筑物、防御设施和通信系统等。”1983年1月，原保山边防部队某部6连改组为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古永机动中队，并在距离中缅边境线23公里的猴桥村委会所在地设立边防检查站。1991年8月云南批准腾冲对外开放，2000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猴桥为开放口岸。2002年1月10日，猴桥口岸联检大楼在距中缅边境线23公里的猴桥村委会所在地建成，海关、检疫、边防检查等部门正式驻点办公。实际上，现在被当地人称为“老关”的这一“联检大楼”无形中成了一种标明和制造差异的符号。居住着猴桥80%村民的大片区域被划在了“关”之外，成了所谓的“境内关外”。作为一种特殊的监管模式，“境内关外”指在设区国的政治管辖之下、处在关境之外、无贸易限制的关税豁免地区。“境内关外”因其对跨境经济合作的推动作用而被视为陆地边疆地区对外开放的积极举措，甚而使边界作为“中介”（media）的连接作用盖过了作为“界线”（boundary）的区隔作用，但其不可避免的去领土化（deterritorialization）特征对区域内居民日常生活、身份意识、政治态度等社会文化层面产生的消极影响，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在田野调查中，我们发现“境内关外”对于当地人来说已是一个耳熟能详的说法。当聊到“关外”的生活时，村里人说：“我们如果生了重病，要入关去医院，边防要来人看一下是不是真的不行了，绕来绕去要一个多小时。”相较于生活的不便，“境内关外”所带来的“离散”更让当地人感到焦虑和不适：“抗战的时候都是军队在前方，百姓在后方，但我们这里是老百姓在前方，军队在后方。这个我真的想不通。”有研究认为：“边界在巩固国家、塑造身份和实现人们对安全未来的愿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显然，这种“境内关外”的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使边界失去了原有的意义，使当地人的安全感和归属感被削弱，而疏离感和边缘感却被强化了。
“对于国家来说，边界的功能将通过‘铭刻’（inscribing）边界来实现，这些边界以某种媒介、象征和物质的形式抑制或引导运动。”2004年猴桥口岸被正式列为国家一类口岸。腾冲县于2011年5月在黑泥塘村动工新建口岸联检大楼，于2013年7月全部竣工并通过验收，并于2014年正式投入使用。如此一来，猴桥口岸从“老关”往外搬迁了12公里，将整个猴桥村委会原来身处“关外”的所有村民都纳入了“门内”。猴桥口岸旧址建在公路一侧，除了不起眼的“猴桥口岸联检楼”两层建筑外，更引人瞩目的是一座耸立的水泥纪念碑，形似利剑，直指天空，正面刻有烫金国徽，下书“猴桥口岸”，侧面同样有烫金国徽，用较小字体书“中华人民共和国猴桥口岸”。如果说旧址仅有作为标记的立碑，还称不上“国门”的话，那么口岸新址高耸的联检大楼就是名副其实的“国门”了。新联检大楼为“过街楼式”建筑，大楼横跨道路，左右对称。门洞正上方悬挂大型国徽，下书中文“中国腾冲猴桥口岸”和英文“Houqiao Port Tengchong China”。相较于原名，现名更彰显了口岸的国家或国际的意义。国门前是由道路、停车区、绿化区组合而成的广场，在群山夹峙中尤显空旷，更衬托出联检大楼的宏伟壮观，使这一新“国门”展现出压倒性的庄严感、敬畏感和崇高感。大楼前的道路为国门区域的中轴线，宽阔平直，直入联检大楼门厅，使“国门”展现出一种齐美尔所说的美学意义：“门的结构会自然地引导进门人，似乎逼着你不由自主地走上正道。”也如约翰逊所认为的，广场是一种当地社会秩序的表征，“这种公共空间不是给人休闲或体验环境的，而是为了提升公民意识”。国门以一种高度的“可见性”（visibility）将国家的意志和权力集中展现出来。“如同语言一样，建筑环境拥有限定和完善感觉的力量，它可以削弱和增强意识。”国门表述着国家的地方感，也在无形中强化了生活于国门之旁的黑泥塘村民的国家意识。
这种“国家地方感”，也就是国家在地方的存在和表现，最为直接的体现就是“国门新村”的建设。长久以来，黑泥塘村一直是一个边远、高寒、贫穷的傈僳族村寨，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村中也几乎见不到瓦房，村民大多居住在茅草屋中，而由于水稻产量低，粮食不足以果腹，青黄不接时不得不以荞麦或苞谷做成的面糊充饥。因为日子过得太穷，村里的姑娘们纷纷往外嫁，而其他村寨的姑娘也都不愿意嫁进来。在黑泥塘村的调查中，每当我们向上了年纪的老人询问有关过去的生活时，他们大都会因忆起过去的苦日子而落泪。2015年8月，云南省政协领导视察黑泥塘，深感村寨的贫穷、落后与“国门”的壮观、现代之间的巨大反差和不协调，为了“提升国门形象”，作出把黑泥塘片区建设成为“国门新村”的决定，并计划按照3A级旅游景点的标准对村庄进行打造。2016年4月起，各级政府部门先后投资逾千万元建设了环寨道路、民族文化广场、傈僳族风情街、饮水管道和农家乐配套设施，以及相应的乡村绿化、美化、亮化等工程，此外还为每户人家配发了一面国旗或党旗（党员户配发党旗）。2017年3月，黑泥塘成为国家民委第二批命名的717个“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之一，又于2019年6月入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的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这两个国字号名头不仅赋予村庄更为强烈的国家地方感，也使村庄获得了更为突出的可见性。基于此，“国门新村”已成为黑泥塘村“地方营销”（place marketing）的一种策略，而黑泥塘村也以“国门新村”的方式成了国门边界景观的一部分，并因为“现场卷入（共同在场的环境）与跨距离的互动（在场的和缺场的连接）之间的关联”，通过国门而在形式、经验和想象上与国家建立了更为密切的关系。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的严重形势，严防境外疫情输入已成为腾冲工作的重中之重。腾冲市在150公里边境线上筑起“防控墙”，织密“安全网”，黑泥塘村作为抵边村自然成了“边境乡镇防线”的重要站点。村庄内部共设有4个疫情防控卡点，由村民两两轮流值班，形成了“户户为哨所、全民皆哨兵”的防控格局。村庄每个卡点都安装起了广播喇叭及监控摄像，村中心广场每天从早上8点开始循环播放疫情防控信息。紧靠村庄的隔离栏上装有感应监控装置，当有人靠近或穿过时会以汉语和缅语重复播放警示声：“你已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区域，请退回，否则后果自负。”因为大多时候监控感应到的是村子内或边合区来回走动的中国人，所以双语播音从早上四点天蒙蒙亮时就会频繁响起，居住在附近的村民不堪其扰。蔡文辉支书告诉我们，从腾冲过来的领导也认为这里并非边界，后期会将广播喇叭及摄像头等设备移到4公里之外“真正的边界线”上去。此外，至2021年1月23日，黑泥塘全体村民均已免费接受了新冠疫苗第一剂注射。在面对被列入“全球90个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国家”名单的缅甸时，村民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批判边界研究（Critical Border Study）的学者提出了“沙中之线” （Lines in the Sand）的著名议题，以探讨领土与边界越来越复杂的关系和“不断变化的边界现实”（ changing reality of borders）。对这种现实的探讨需要拓展对边界的片面认识，“边界不是在地图上的一条线，而是一个独特的地方（place），因其与其他地方和事物的关系，也因其特定位置而表现出显著的特点。”作为这样一个“地方”，在物理维度和实际功能之外，边界还包含了其他想象的维度和情感的功能，其所具有的各种象征意义发生了根本的转换，正在从一种“边地禁忌”变成一种“国家仪式”，包括了各种与边界相关的、符号化了的景观、行动、观念、审美等等。这种“国家仪式”将黑泥塘与国家建立了更为亲密的连接，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边界地方感，当地人作为国民的集体身份也因此而得以进一步明确和稳定。
四、指纹：边界工作和身份的再确认
边界对于边民的日常生活发挥着构成（constitute）、限制（constraint）以及调节（mediate）的作用。不言而喻的是，边界可以创造跨越它们的理由，而且可能同时是障碍和机会。边界是障碍还是机会，对于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意义。Rumford提出了多角度边界研究的一个方面，即“边界工作”（borderwork），指普通人构建、移动或消解边界的活动。强调以一种自下而上的视角，重视边界的塑造或重塑过程中普通人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而不是仅仅关注国家的行动。正如霍尔所说，“身份是在一个不稳定的点（unstable point）上形成的，在这个点上，主体性的‘不可言说的’（unspeakable）故事与历史、文化的叙述相遇。”国家的边界管控措施会对边民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网络带来影响，反之，边民的生产活动、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也可能使边界的呈现方式、现实意义，甚至根本性质等发生改变。因而，“我们必须不断提出集体身份（collective identity）的明确性问题，这是国家边界实践的总体功能”。
尽管“老关”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黑泥塘人的边缘感和疏离感，但另外一方面，“老关”也造就了身处关外的黑泥塘人与边界更为亲近的关系。黑泥塘村距离由南4号界碑标记的中缅边界线4公里，由腾密公路连接内外，通过中缅友谊隧道的一半便已进入缅甸国家的领土。1984年蔡文辉带领村民到隧道口蹲守从缅甸过来寻找藤篾买家的马帮，“当时藤条的价格是2毛钱一市斤，我每天就会在‘懒板凳’（隧道口）对接好马帮，并将他们带到老关介绍给中国商人。当时正常做一天活路的工费是二块五毛钱，但我做这个买卖一天可以赚100元”。20世纪末缅甸马帮会经常到古永驮运大米，蔡文辉便用手扶拖拉机将大米从古永载到黑泥塘，“很多个晚上我就坐在家里，听到哪里有马铃响，就会立马去那家和缅甸人商议大米的价格”。后来村里的人都如此效仿，打破了市场的供需关系，大米成吨地快要烂在仓库时，蔡文辉就将自己囤积的大米赊账卖给村民，当地青壮劳力转而背着米过界做起了买卖，“两天来回一趟可以挣10元”。黑泥塘村人在“老关”时期更灵活地发挥着作为关内与界外“中间人”的能动性。
在人文地理学中，地域特性与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传统的议题。2014年，猴桥新口岸搬迁至黑泥塘村边上，但与国境线仍然有6公里的距离，虽然将村民都纳入了“关内”，但村里的大片土地仍然被排除在“关外”，这就导致了一种“人地分离”的局面。黑泥塘村在关外的土地有将近3万亩，大部分都种上了经济价值极高的草果。猴桥村委会主任蔡文辉介绍，1988年黑泥塘村民们就种草果，但产量和收入都不高。2016年以来，云南省政协作为黑泥塘村扶贫挂钩单位，帮助村民提升改造草果种植。2017年黑泥塘草果收入达到800多万元，户均收入7万多元，实现整村脱贫，成为猴桥社区最富裕的村寨。在国门区域建设征收了村里大量土地的情况下，这3万亩地处关外的土地对黑泥塘村发展草果种植具有巨大的意义。新国门建成后，边境管理部门在黑泥塘村旁边建起了栅栏和铁丝网，原有的一条小道也被封堵上，挂上了标有中文和缅文“非出入境通道，禁止非法出入境”字样的牌子，村民不能如以前一样直接去到地里，每天下地劳作都得通过国门出关。猴桥口岸专门为当地人开通了一条“边民便道”，黑泥塘村民凭身份证和边民证，在经过简单的边防检查后就能通过，只要在当天晚上6点之前从“外面”回到“里面”就行。对于黑泥塘村民来说，每一次的“出关”和“入关”，过程并不复杂，也不会耽搁多少时间，村民日常在关内外的往返也几乎没碰到过什么麻烦。这种“自由”通行也是持有“边民证”的当地人的一种特权，外地人是无法从“边民通道”出入的。当然，缅甸边民（多为傈僳族）也可以持“边民证”通行，给那些在草果采摘季节过境打工的缅甸工人提供了便利。“边民证”的实用价值及其对“边民”身份的隐喻，使黑泥塘人的边陲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强化，并与缅甸工人形成了除族群认同之外的边界地域认同。“地方不仅自有身份，而且还是人们形成自己身份的基础。”而地方与身份之间的这种一致性正是通过人们的行动所表现出来的。对这一“通关”程序日复一日地经历和体验，促使村民对“边界”的认知和认同发生潜移默化的转变，建构起一种地方主体性。同时，村民的社会生活空间与国家的政治治理空间形成重叠，他们的身份特征与地域特性之间也达到了一定程度的契合。
显然，边界是人们为了四处谋生而必须加以考虑，设法应付的重大问题，无疑常起限制作用（不管你通过还是不通过它们），但有时甚或反而成为一种资源。边界成为资源，正是源于其特有的“限制”和“中介”的空间属性，以及这一空间中的人在身份、观念、经验等方面的独特性。猴桥作为海关总署批准的云南省37个边民互市点之一，生活在边境线20公里以内的每个村民都可以享受一定额度的免关税待遇。2017年6月1日起，腾冲市边民互市贸易监管区（点）管理委员会开始给边民核发“边民互市贸易登记证”，以“促进边民互市贸易健康发展、繁荣边境经济”。于是，“边民”的身份成了黑泥塘村民的一种可以带来实际利益的“资源”或权利。
猴桥口岸因缅北种植的大批香蕉由此入境而被称为“香蕉口岸”。在2012年之前，缅北只有零星的香蕉种植，并未引起外界太多的关注。从2012年开始，一批中国企业和香蕉种植户开始在缅北克钦邦歪莫镇租借土地，大规模种植香蕉。至2019年，香蕉种植面积达到30万亩，所种香蕉几乎全部经过猴桥口岸以进口的方式返销国内。在口岸通关时，企业将整车香蕉作为多位边民共有的“互市商品”，利用他们的免税额度达到免缴关税的目的。如一辆货车运载了价值6万多元的香蕉，每个边民每天有8000元的免税额度，企业就需要8位边民协助过磅。每位边民每次可以得到50元的报酬，而在这一过程中唯一需要他们做的就是带着身份证来“按指纹”。黑泥塘的草果种植是一种“懒人活计”，除了除草和采摘时较为繁忙之外，基本上不用怎么打理，因而花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到市场“按指纹”赚点外快，也就成了村民口中“不做白不做”的好事，对于当时正在努力摆脱贫困的黑泥塘人来说颇具吸引力，而他们也将此理解为国家帮助他们脱贫的一种“优惠政策”。2017年年初，腾冲某进出口贸易公司在国门一侧建盖边民互市场，聘请专人安装自助报关机，并在边界线20公里范围内的所有村庄采集16岁以上当地人的指纹，截至2017年12月已采集了1174个，建立起了边民互市专用系统。当地政府也根据需要将边民组建成“互助组”，每组40人，目前已有26个组，各组有自己的微信群，方便“排班”。于是，在香蕉收获的季节，每天早上6点开始，在口岸外的边民互市场上就排起了两列长队，一边是等着通关的货车，另一边则是等着“按指纹”的附近村民。据海关有关负责人介绍，“猴桥口岸每天约有1000位边民通关，我们每天大概也要相应处理1000份边民互市贸易商品申报单，互市商品重量2000吨左右。”这些互市商品中很大一部分就是边民“代理”的大宗进口香蕉。如此，香蕉先是“化整为零”，然后再“化零为整”，形成了“企业——边民——企业”的进口模式。正是在这样一种“整”与“零”的互化过程中，香蕉进口顺势以“脱贫”这一“合情合理”的方式植入当地人的生活当中，同时也使边界表现出某种形式的韧性，维持着边境社会的平衡稳定和边界秩序的正常运转。亦如多琳·玛茜所指出的：“某些群体的流动性和控制力会极大地削弱另一些人，差异化的流动性会削弱已经很弱的人的影响力。”企业这种“化整为零”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将资本和权力所带来的力量“让渡”给了身处弱势地位的村民，使他们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参与到边界建构的日常实践之中。
随着香蕉跨境贸易越来越成熟，“按指纹”已无法满足黑泥塘人对口岸红利的期望。村民蔡敬发以“人近钱不近”总结了他们的现状,虽然黑泥塘村是离口岸最近的村庄，但是他们从口岸相关产业获益很少。蔡敬发认为通过“按指纹”并不能学习到报关流程等系统知识，“我们只是去按一下，背后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他认为口岸应将报关等现由香蕉代办公司完成的业务交给村里人来做，他还说想去广西看看别的口岸是如何运作的。一些出过远门的村民常把猴桥口岸与他们知道的其他口岸作对比，对那些能够“靠边吃边”的人心生羡慕，并开始抱怨猴桥口岸严格的管控：“我们这边管得太严了，连一袋玉米都运不进来。”在某种程度上，黑泥塘人已不再满足于在规模越来越大的边界流动中的“附庸”地位，他们期望从边界获得更多收益的意识越来越强烈。
在某种层面上，口岸是为跨国界的流动而提供的基础设施，并形成了一种与民族国家紧密相关的“基础设施型权力”。正如拉金所言“基础设施让形形色色的地方发生互动，将其中一些彼此相连，又将另一些予以隔绝，不断地将空间和人们进行排序、连接和分隔。”这种权力表现在对流动的控制上，而“流动的自由迅速成了我们这个晚现代或后现代时期划分阶层的主要因素”。因此，人们对口岸或边界的通过或不通过、以什么方式通过、为什么通过等因素就成了展现权力并确认身份的一种可能形式。对于经济能力相对较弱，却又身为跨境民族，且身处边界区域的黑泥塘人来说，当他们以一种特定的方式被放置在一个流动体系里时，外部条件、地域特征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权力关系对他们的身份建构产生了综合性的作用。而实际上，黑泥塘村民在这种“流动”或“被流动”的过程中也展现出了一定程度的主体性意义，他们使边界展现出了某种程度的韧性特征。
五、余论：边界的“进步地方感”
“空间总是处在被构造的过程之中。它从来不会结束，也从来不会封闭。也许我们可以将空间想象为一种迄今为止的故事的同时共存。”在政治意义上，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宣称的：“边界……发生在国家主权间的垂直接触面与地表交汇之处……作为垂直的接触面，边界没有水平上的宽度。”当边界不再被当作一条高度浓缩、极度符号化的分界线（boundary line），而是被视作一种具有丰富意义的地方时，其构造就具有了时间的长度、空间的广度和社会文化的厚度，其中充满了被讲述的“故事”和被阐释的历史。在这一语境中，边界就包括了由观念的沿袭、族群的融合、社会关系的强度以及空间层面的“内”“外”关联所建构起来的边缘性意义，也融合了国家通过边界基础设施所设置的边界地方感，凸显着边界的国家意识和集体身份的构造，并在当地人对边界不同形式的“通过”实践中促成了国家认同的明确和稳定。因此，边地意识和国家意识并非必然对立，在特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建构的，而边界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深度融合，对于固边兴边具有积极的、建设性的意义。
多琳·玛茜的“进步地方感” （progressive sense of place）强调以连接（connection）和过程（process）来定义地方，不再固守其界线（boundary）或本质（nature），“这反过来又允许一种外向的地方感，包括一种意识到它与更广阔世界的联系，这种联系以积极的方式整合了全球和地方”。在全球网络的视角下，“边缘人”正被赋予一种正面的价值，其原本的边远偏僻、无所适从、夹缝求生，逐渐转变为灵活应变、乐得其所、居中调和。在边界地带日益形成“进步地方感”的同时，边民也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主体性地位，其中至为关键的因素正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日趋强烈的流动性特征。正如猴桥村委会主任蔡文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的：“现在和以前不一样啦，高速公路修好以后，我们境内的险途将变通途。从这里到缅甸密支那只有120公里，到印度边境城市雷多500多公里，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相信我们猴桥将在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脱域”机制的作用下，“地域性社区不再仅仅是一个浸透着为人熟悉的毋庸置疑的意义的环境，而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是对远距关系（distanciated relations）的地域性情境的表现。地域性已无可避免地与全球性彼此关联起来。在历史进程中、在空间关系中、在社会体系中审视边界，“边界”本身成了一种催化剂或资源，边界两侧的相互反应（mutual reaction）为其提供了重要的发展动力，使这一区域获得了社会异质性和文化混溶性特征，进而成为一种发展优势。
“边界是地方社区之间和国家之间关系的空间和时间记录。”边界为我们分析“国家”提供了一种“实践导向”（prcticeoriented）的进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实践正是对国家或地区之间空间关系的一种重新阐释，其所倡导的空间正义，对原有的地理不平衡带来极大冲击的同时，也对不同空间中人群的关系形式进行了根本的调整，同时也是要破除“非我族类”所制造的界线和距离，强调文化或文明之间的交叠、连续和融会贯通的关系及可能性，以一种融合的、流动的、“跨文化”的基础来重建世界秩序。在这一进程中，对边界的区隔、中断、排斥意义的消解，以及对其连接、过渡、融合价值的强调，对于构建一种更具空间平衡性、社会包容性、经济可持续性、政治长期稳定性的全球化价值具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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