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栋，荣维博 | “双循环”新格局下高等教育资源需求与配置路径
一、引 言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民粹主义和贸易逆全球化发展，致使世界政治经济发展格局发生显著变化。为了在新一轮世界经济增长格局中掌握发展的主动权，2020年5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中国政府首次正式提出“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方针。随后，2020年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再次强调“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特殊时期的中国经济走向指明了前路和方向。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发挥内需潜力”是调动和激发国内需求和消费的潜力，支持供给侧与需求侧互动形成的经济内循环。因此，“内需”即“内循环”，是向国内消费市场提供各类产品和服务，满足国内居民相关需求。“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则是以国内供给和需求循环的形式，把满足国内居民需求作为发展的着力点，充分依靠我国超大规模内需潜力和消费群体，构建完整的内需循环体系。目前，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为广阔的国内消费市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可以通过与相关经济要素的配合实现“发挥内需潜力”的战略目的。
2021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发展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高等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广大居民对高质量教育需求的核心载体，因此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在赋能内循环发展的同时，也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途径。“十二五”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高等教育发展新阶段在多个维度实现交汇和融合。截至2020年底，我国共有普通高校2738所，在学总规模4183万人，毛入学率达到54.4%，比2010年提高27.9个百分点，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国内教育资源需求市场，如图1所示。
伴随着我国“双循环”新格局的构建和发展，对教育事业特别是高等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高等教育在普及化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可以通过提高广大居民对更高质量教育资源的需求，调节居民支出结构来拉动国内消费需求，从需求侧维度促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良性运转；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的扩展可以从供给侧维度驱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统筹增加高等教育投入，在全球竞争中解锁“卡脖子技术难题”，助力“外循环”格局的实现；最后，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优化，可以有效促进国内优质人力资本积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由依赖“人口红利”向依靠“人才红利”转型，进而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助力（见图2）。
因此，伴随着我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和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发展，未来高等教育阶段学龄人口（学生资源）、师资和校舍等教育资源的需求情况如何？怎样深化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理念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供需两侧的应用，促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实现？上述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二、研究综述
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三孩政策”伴随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从供需两侧对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提出了新的要求。针对教育资源需求预测问题，国内外学者围绕以下两个维度展开了一系列研究。
（一）教育资源需求预测问题
在各阶段教育资源需求的预测方面，学前教育阶段，梁文艳和王玮玮等学者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对2013~2030年城乡学前教育阶段学龄人口进行预测，发现2017~2020年期间学前适龄人口增长高峰期后，适龄人口在城镇地区将经历快速下降阶段。裘指挥和王攀等学者同样基于“六普”数据，对学前教育学龄人口和校舍需求进行预测分析，发现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幼儿园的校舍数量、占地面积和建筑面积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口，缺口的最大峰值处于2021~2023年。义务教育阶段，李玲和杨顺光等学者基于2009年全国人口统计数据，对2013~2020年8年间全国范围内义务教育学龄人口进行预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城乡义务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的政策建议。乔锦忠和沈敬轩等学者采用队列要素等方法，对2020~2035年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学龄人口和教育资源需求进行预测，发现师资需求量将出现下降趋势。其他教育阶段，李祖超和徐文基于我国城镇化的发展背景，对城镇地区2005~2020年教育资源需求进行预测，发现高中等非义务教育阶段对师资需求呈现逐年下降趋势。安雪慧和元静等学者基于人口总量和结构的变化，对“十四五”至2035年我国高中教育资源需求进行预测，发现未来城镇地区的高中教育资源存在较大缺口。
（二）教育资源需求预测方法
Schultz.T.W认为，学龄人口的变动将会直接对教育资源的供需情况产生影响，因此，对教育资源需求预测的基础和核心问题，是采用科学的预测方法对未来学龄人口规模进行研判。Malthus.T.R假设人口的相对增长率为固定常数，构建人口指数增长模型（Malthus模型），用于对短期人口波动情况进行预测。随后，Verhulst对Malthus模型进行了修正，将原本常数的人口增长率改为随时间而逐步减小，构建了Logistic人口阻滞增长模型。Leslie.P.H则以矩阵的形式对人口数量进行预测，建立了用于人口规模与年龄结构预测的Leslie模型。目前，Malthus模型、Logistic人口阻滞增长模型和Leslie模型是人口预测研究中最为常见的3种方法。在运用上述模型对学龄人口乃至教育资源预测方面，赵佳音和薛耀锋选取Leslie模型，基于“全面二孩”政策背景，对我国未来十年的学前教育或基础教育学龄人口和教育资源需求进行预测。张辉蓉、李玲和周文龙等学者则采用CPPS软件，对我国城乡学前教育阶段学龄人口或基础教育阶段学生规模及教育资源需求进行预测。此外，任艳红和王广州等学者则采用人口抽样调查和孩次递进人口预测模型等方法，对高中教育或高等教育等其他层级教育的学龄人口进行预测。
综上，当前国内外对于学龄人口预测方法的应用已日趋成熟，但对于教育资源需求的预测主要集中于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阶段，对于高层级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阶段教育资源需求的预测研究还比较少见，且研究范围多集中于某一省市或区域内，对于全国层面教育资源需求的预测相对较少。因此，本文锚定“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发挥内需潜力”的现实诉求，基于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调查数据，选取Leslie模型对2021~2050年我国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师资和校舍等高等教育资源需求进行靶向性预测，应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的理念，科学擘画教育资源优化配置路径，旨在从教育资源的供需两侧推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
三、预测模型设计与基本假设
针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高等教育资源需求预测的时间跨度，由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两个一百年”的重要历史交汇期，2021年和2050年则是“两个一百年”的关键时间节点，因此本文选择2021~2050年作为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和教育资源需求预测区间。在数据选择方面，本文使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首先运用MATLAB软件建立模型对未来30年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数量进行预测。
（一）模型选择与构建
在模型使用方面，本文使用的Leslie模型是一种离散化又具体的矩形机理的随机模型，对数据量的要求较低，并不需要大量的时序数据，凭单年的截面数据便可做出较为准确且全面的未来人口规模的预测，操作相对简单，在预测人口总量的同时可以体现人口结构的发展趋势，被广泛地应用于各阶段教育的学龄人口预测研究。与此同时，MATLAB作为数学软件，数值计算高效且处理图形功能完备，采用矩阵运算，非常适合建立Leslie模型，进行高等教育学龄人口预测并分析教育资源需求。
基于数据指标的可得性，本文构建的Leslie模型包括的主要变量如下：年龄别生育率、年龄别死亡率以及出生人口性别比。年龄别生育率（ASFR）是每个年龄组内的女性所生育的婴儿数占该年龄组的女性总数的比例；年龄别死亡率（ASDR）是每个年龄组内的女性死亡人数占该年龄组的女性总数的比例，而年龄别存活率（ASSR）可用年龄别死亡率计算；出生人口性别比（SRB）是出生人口中男性新生儿数量与女性新生儿数量的比值。Leslie模型首先需要将人口离散化，划分成相同间隔的n个年龄组，具体预测过程如下：
我们可以得到在预测时间周期内，我国不同年龄组的人口关系。
第t+1年，第1组的女性人数即当年出生的女性新生儿人数为：
第t+1年，第i+1组的女性人口为第t年第i组存活下来的人数：
则总的女性人口数即为，则
构建Leslie矩阵，满足x(t+1）=
当L、X(0)已知时，对任意的t=1,2,…,n，根据递推公式可以得出预测公式：
再根据男女性别比即可得到完整的总人口预测数据。
（二）模型基本假设
首先，“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我国的开放程度会进一步提升，但是循环模式构建是“以内循环为主体”，在国际贸易摩擦、民粹主义和新冠疫情蔓延等问题的多重作用下，国际人口流动将受到大幅度的限制。因此，本文假定我国为一个封闭的人口系统，不考虑国际人口迁入和迁出的情况，即假定不存在国籍的变动；其次，在预测的时间段里，国内不会发生诸如战争、重大灾害等影响人口数量与人口变化的事件，人口变化不受自然资源制约；再次，对高等教育阶段学龄人口的预测以年为时间单位，以一周年为分组间隔，从1到100岁及以上分为100个年龄组，0岁视为新生儿；此外，本文不考虑国内人口在区域内流动而导致生育率、死亡率和男女性别比例的变化情况，同时也不考虑适龄人口重复读某一年级的情况。
四、高等教育资源需求预测分析
教育资源是各阶段教育事业发展的物质基础，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学龄人口规模的迅速扩张，对高等教育资源提出了新的需求，即从供需两侧赋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与发展。高等教育资源是指整个社会在教育发展过程中所占用、使用和消耗的所有资源的加总，具体为以高校教师为代表的人力资源和学校校舍、教学设备等软硬件设施为代表的物力资源，以及以在校生为主体的学生资源。由于高等教育生均经费等项目缺乏政府层面公允度较高的衡量标准，难以进行教育经费需求的标准化测算。因此，本文将具有政府政策规定依据的师生比作为衡量人力资源需求的测算指标，将生均校舍建筑面积作为衡量物力资源需求的测算指标，在对学龄人口科学预测的基础上，围绕师资和校舍面积两个维度，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高等教育资源需求进行预测分析。
（一）高等教育学龄人口预测
学龄人口主要指某个区域内常住人口中达到规定入学年龄的人口，《义务教育法》第十一条规定：“凡年满六周岁的儿童，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送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条件不具备的地区的儿童，可以推迟到七周岁。”结合我国各阶段学校秋季招生的实际情况，学者们在研究中普遍将小学入学年龄设定为6周岁，高中毕业年龄为18岁，而教育部高等教育统计毛入学率的指标设定为18~22岁。在兼顾这些统计指标的基础上，本文效仿唐德海、王广州和牛健林等学者的设定，将高等教育阶段学龄人口定义为18~24岁，并采取18~24岁和18~22岁两个统计口径预测分析高等教育学龄人口总量和结构。为了分析结论的严谨性，本文暂不考虑现实中极少部分学生重复就读高等教育某一年级的情况和无法识别入学年龄的各类硕士和博士规模情况。根据总人口预测数据，限制年龄条件，得到高等教育学龄人口的预测数据。结合本文的基本假设，运用MATLAB软件，在进行全国总人口预测的基础上，加以年龄限制，所得到的18~22周岁以及18~24周岁人口即为两个统计口径下的高等教育学龄人口。
测算结果显示，从2021年至2025年，无论是18~22岁人口还是18~24岁人口都在持续减少，随后从2025年开始，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又开始增加，两个年龄区间的人口于2035年开始再次回落。根据高等教育学龄人口预测数据，可以绘出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变化趋势的预测图，如图3所示，2021~2050年间，我国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变化呈现出先降后升再降的“倒N型”，其中我国“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2025年以及“十六五规划”的收官之年2035年，均成为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变化转折的关键时间节点。
（二）高等教育师资需求分析
师生比是衡量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指标，反映了教育资源配置的情况。对高等教育阶段教师资源的需求测算，以教育部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试行）》中关于生师比的规定作为测算依据，同时将财经类、农林类和体育类等不同类型院校师生比统一整合为综合类院校的标准，在预测时按师生比1:18进行计算。为了更全面地分析师资需求，本文结合高等教育18~24周岁学龄人口规模变动情况，进行未来30年内的高等阶段教育师资需求的预测。
测算结果显示，从2021年开始，我国高等教育师资需求也呈现出一个先降后升再降的“倒N型”趋势，转折的时间节点与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基本一致。因此，在未来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过程中，面对2035年之后高校师资需求持续降低的情况，政府部门可以从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维度出发，进一步推进“小班化”教学和精细化管理，在发展“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高等教育过程中，切实促进国内优质人力资本积累，着力释放“人才红利”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驱动作用，从技术层面赋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
（三）高等教育校舍需求分析
安全、充足、舒适的校舍建筑是保障在校学生和教师健康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必要条件，依照《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20》中的表述，“校舍建筑由教学及教学辅助用房、办公用房、生活用房三部分构成”，校舍建筑的建设情况集中体现了学校的基本办学条件。因此，本文选取高校校舍建筑面积作为高校办学条件的代理指标。按照《普通高等学校建筑面积指标》中关于高校校舍的规定，普通高校校舍包括宿舍、图书馆和教室在内的12项必需配置的项目以及国家或省部级重点实验室等在内的按需选择配置的项目及国家规定建设的民防工程。为了便于进行比较，本文不再细分校舍项目进行预测，而是按照普通高校校舍建筑面积生均总指标的规定，进行高等教育校舍面积预测。
为了与前文学龄人口预测标准保持一致，本文同样将财经类、政法类、体育类等不同类型院校生均校舍面积统一到综合类院校的标准上来。依照学校办学规模的划分，《普通高等学校建筑面积指标》将高校校舍标准分为三类：5000在校生、10000在校生、20000在校生等三类办学规模院校对应的生均校舍面积标准为28.00平方米/生、26.61平方米/生和24.96平方米/生，出于平衡考量的目的和当前全国普通高校校均学生规模统计，我们采取办学规模为10000在校生院校所对应的26.61平方米/生作为预测的标准。结合高等教育学龄人口预测结果，对我国未来30年高等教育校舍建筑面积需求进行预测分析。
测算结果显示，高等教育校舍需求也呈现出“倒N型”发展趋势，并从2035年开始逐年减少，但高校校舍建筑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教育资源，由于高校校区占地面积相对固定，在面对学龄人口阶段性增长引发的校舍面积需求增加时，高校会通过新建校区等方式进行适当扩张，致使校舍建筑存在折旧或更新需求的同时，具有一定的需求刚性。因此，在我国高等教育未来普及化发展过程中，高等院校可以通过土地置换、新建校区等方式，扩展和更新校舍建筑，在满足教育资源需求的同时，有效拉动周边区域消费需求和经济增长，从而促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运转。
五、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优化路径设计
本文依据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情境，锚定“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研究背景，对2021~2050年我国高等教育阶段适龄人口、所需的教师数量和校舍面积等进行靶向性预测，发现三者均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N型”发展趋势。2021年11月，党的第十九届六中全会强调“各地区继续坚持高质量发展，既促进公平，又要考虑效率，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因此，在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过程中，可以从供需两侧深化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理念在普通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中的应用，在促进高等教育实现“更加公平更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深度推进“双循环”新格局的发展。
（一）强化高等教育战略地位，着力将适龄人口转为有效生源，助力“内循环”新格局的运转
高等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终端，在培养高质量人才过程中发挥着托举作用，是诸多学子实现社会阶层跨越的重要阶梯，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过程中承担着重要使命。本文实证结果表明，我国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在人口结构变动、“三孩政策”等多重因素的冲击下，将呈现“倒N型”的发展趋势。高校学生是教育对象，更是非常重要的教育资源，接受过系统高等教育的群体是知识经济时代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志。高等教育的扩展是培育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途径，接受高等教育群体的收入水平增长、消费能力升级和生活品质提高，从需求侧维度拉动了内需的增长。因此，各级政府部门需要进一步强化高等教育战略地位，通过教育政策改革与纠偏来统筹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在高等教育投入中的合作，着力将适龄人口转为有效生源，培养和扩大新生代中产阶级，促进全社会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和消费观念的更新，从而助力“内循环”新格局的良性运转。
（二）提升高校教师资源质量，努力发展更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助推“外循环”新格局的实现
高校教师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是专门从事高等教育教学与科研活动的人员，承担着“新时代”高校人才高质量培养的重要职责。通过对2021~2050年我国高等教育阶段教师资源需求的预测，可以发现2035年之后高校师资需求将持续降低，高校教师资源供给开始由充足维度向高质量维度转换。高质量师资队伍建设可以通过培养相关专业的高层次专门人才，促进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适配程度的提升，在加速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提高出口产品在国际贸易竞争中的“比较优势”，努力突破当前因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和单边主义等逆全球化趋势产生的贸易壁垒，加速经济的“外循环”。因此，在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过程中，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应当努力提升高校教师资源质量，培养符合“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要求的“大先生”，切实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由依赖“人口红利”向依靠“人才红利”转型，助力经济“外循环”的实现。
（三）整合高校校舍资源建设，聚力高校周边区域的经济发展，促进“双循环”新格局的发展
伴随着1999年我国高校扩招政策的实施，国内不少城市边缘地带兴起的大学新建校区与大学城建设，有效推动了教育资源需求导向的新型城镇化发展。大学新建校区与校舍的建设能够通过高层次人才的集聚，带动周边餐饮、娱乐、房地产等各类产业和消费需求，从而提高受教育者乃至大部分居民在教育领域的消费需求。2020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全国政协经济界委员的会议上强调，“我国拥有1.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投资需求潜力巨大。”因此，针对本文预测结果中出现的高校校舍资源需求放缓问题，相关部门可以在不浪费教育资源的前提下，通过土地置换、新建校区等市场化方式，整合高校校舍资源建设，形成一系列潜在的投资与消费需求，聚力高校周边区域的经济发展，从供需两侧助推“双循环”新格局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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