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中枢，胡佳玲 | 中国西南边疆生物安全识别路径探索
罗中枢，哲学博士，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研究领域主要涉及政治学、外国哲学史、边疆学等。先后主持和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及一些省部级项目和横向项目。出版《人性的探究——休谟哲学述评》《重玄之思——成玄英的重玄方法和认识论研究》等专著，在《哲学研究》《世界宗教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80余篇， 其中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转载。曾获教育部科研成果集体一等奖和人文社科成果三等奖、四川省哲学社科成果一等奖和二等奖。
引言
中国西南边疆地区靠近中印、中尼、中不、中缅、中老、中越边界，是我国乃至世界的“天然基因库”，其生物安全不仅在国家安全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也是绿色“一带一路”倡议建设的重要内容，对维护国家生物安全、处理好周边邻国关系具有重要意义。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交通网络的完善和互联网通信技术的普及，西南边疆地区长期以来所处的时空属性和时空观念正在发生急剧变化，不仅改变了生物安全问题的分布、蔓延形势，也影响着国家、国家之间、地区之间乃至全球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安全格局。因此，如何有效防控生物安全问题成为全球面临的紧迫任务。通过对西南边疆关于新冠疫情、有害生物入侵等生物安全的防控实践可以发现，生物安全的隐蔽性、扩散性、潜伏性使生物安全有效防控与生物安全识别紧密相关。但是，从目前西南边疆爆发的生物安全事件来看，识别结果的时效性和有效性不足显示出其生物安全识别还存在诸多问题，尚不能满足生物安全防控的现实需求。目前学界关于西南边疆生物安全识别的系统性研究还比较缺乏。现有研究多是以西南边疆具体的生物安全问题为主，侧重于生物安全问题的主观描述，关于全球化背景下西南边疆生物安全识别的内在关联尚未形成清晰认识，对生物安全识别面临的国内外困境也缺乏系统性分析，路径建议的针对性和预见性也有待进一步提高。鉴于此，着眼西南边疆生物安全的时空属性，系统地对其生物安全识别路径进行探索，不仅可以为解读西南边疆场域中的生物安全识别逻辑提供一个清晰框架，也能为提升边疆生物安全防控能力提供参考。
一、文献综述
为更加全面反映学界关于西南边疆生物安全识别的研究现状，下面分别以生物安全研究和边疆生物安全研究为线索进行相关文献综述。（一）关于生物安全的研究
国外关于生物安全的研究可追溯至微生物领域，发展至今已拓展至生物技术、生物工程、生物伦理等方面。整体来看，研究者主要从生物安全中的人、生物安全技术、生物安全识别、生物安全治理等方面探讨了生物安全。例如，有的探讨了利益相关者在生物安全问题治理中的认知和行为，在此基础上有的认为生物安全不仅取决于疾病如何传播，也取决于人们的行为，有的探讨了全面的生物安全方法，认为这既可以解决生物恐怖主义问题，也能解决常见的外来物种入侵问题。
国内关于生物安全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从数量来看，近两年的研究成果明显增多，这一方面与新冠疫情暴发后我国对生物安全的重视程度提高紧密相关，另一方面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的通过紧密相关。从视角来看，主要从法律、国家安全、情报、大数据等视角进行了探讨；从内容来看，主要对生物安全问题的治理路径、生物安全风险评价、生物安全评价体系的构建等进行了研究。
（二）关于生物安全识别的研究
国内外关于生物安全识别的研究主要包括识别内容和识别方法。从识别内容看，主要对生物安全内容、特征、原因等进行了识别。例如，有的认为生物安全内容主要包括国际生物安全、国门生物安全、实验室生物安全等。从识别方法看，主要涉及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在生物安全识别的定性方法方面，有的探讨了海洋生物安全识别，认为需将需求与知识，资源与数据限制相结合；有的认为生物安全识别应通过监管潜在外来入侵物种越境转移的政策背景和立法框架；有的认为应该通过提升城市对生物安全的预警感知能力，加强对潜在的高危险性生物技术的持续追踪，以提升生物安全识别；有的认为应该根据不同类型生物技术关联的风险属性，分类分等级地识别生物安全。在生物安全识别的定量方法方面，有的根据专家测试建立了生物安全风险评估系统；有的针对实验室安全制定了生物安全检查表；有的通过使用在线生物安全识别工具量化了农场生物安全；有的通过研究陆地边境疾病监测，认为应该发挥大数据的积极作用，完善生物安全监测体系。
（三）关于边疆生物安全识别的研究
生物安全议题在国家安全治理中不是一个新议题，但目前国内直接研究边疆生物安全识别的文献却不多，需从非传统安全、地方性生态环境、边疆安全治理等研究中析出，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原因识别、特征识别、后果识别等方面。从原因识别看，有的梳理了近代以来西南边疆的新物种引进、生态管理和云南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经验，认为边疆生物安全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有的以云南生物灾害为例，认为边疆生物安全的原因主要包括盲目扩张、疏于防治和缺乏监管等。从特征识别看，有的研究了土地利用方式、橡胶种植、桉树引种等，认为边疆生物安全的影响具有复合性；有的认为边疆生物安全呈现威胁主体多元性、威胁样式多态化、威胁场域多向性等特征。从后果识别看，有的认为边疆生物安全的影响经历了从单一影响后果到复合影响后果的转变；有的认为边境生物安全状况的“短板效应”已经发展成为影响我国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水平的关键因素。
整体来看，国内外学界关于生物安全和边疆生物安全识别的研究成果存在以下不足：一是主要局限于技术层面，对时空特性视域下的生物安全识别关注较少。二是关于生物安全识别的研究尚未形成完整体系，对如何识别生物安全尚不明确。三是针对西南边疆生物安全如何识别的研究成果较少。
二、中国西南边疆生物安全的生成环境及主要内容
（一）西南边疆生物安全的生成环境一个地区的生物安全状态不可能脱离地区乃至全球整体的生物安全环境，生物安全是附着在一定的地理场域中衍生变化的，并与其他地理空间的生物安全相互交织，西南边疆的生物安全问题也是在一定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下逐步形成的。
1. 中国西南边疆生物安全生成的地理环境
生物安全的状况、分布特点和在某个特定区域中的安全定位，往往根植于特定地理环境的“天然属性之中”。地域、地理位置、气候、雨量、有机和无机资源，以及人口分布、文化属性、经济活动和政治结构等因素，共同构成了边疆地区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这种环境一方面提供了边疆地区各族民众生活和生产的资源和条件；另一方面又制约着边疆地区各族民众的生活和生产活动。由于特殊的地形、气候所造成的生物状况区间差异，形成了西南边疆地区丰富的生物安全资源储备和生物安全文化，而作为生物安全深层次的生物价值观念、发展态度等则大多是以生物安全文化与现代资本博弈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带有明显的边疆色彩。西南边疆生物安全的内涵不仅涉及地理环境层面，由于远离中原腹地经济发展中心，其生物系统相较于腹地保存得更为完善；又由于紧邻缅甸、老挝等东南亚、南亚国家，毗邻国家之间缺乏绝对的地理分隔，西南边疆地区的生物安全相较于腹地更易受到邻国生物安全的影响。
2. 中国西南边疆生物安全生成的人文环境
西南边疆地区气候温暖湿润，森林植被覆盖率高，人口规模小，资源十分丰富，自古以来就形成了山地农业、稻作农业等多元化的农业耕作模式，其生物安全主要取决于生物自然代谢。由于地理位置偏远和交通不便，西南边疆地区的生物资源长期缺乏开发，经济发展水平也长期发展滞后。随着王朝国家逐渐推行移民开发、屯垦戍边、茶马互市等政策，西南边疆地区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其生物安全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为因素的干预。为经营边疆，王朝国家有意识地与毗邻国家交流，引进异国农作物，开始了早期的物种跨国流动。
近代，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在交通、政策、战争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西南边疆地区的生物安全状态发生了较大改变，生物安全问题凸显出来。随着橡胶、可可、咖啡、烟草、鸦片等经济作物的广泛引种，西南边疆本土生物的生存空间不断遭到挤压，冲击了原有的生物安全格局。在云南边疆地区，山高林密，远离国家政治核心区，罂粟曾被广泛种植，“曾种鸦片之地，耗竭地力过甚，非越多年，不能再行种植五谷，甚或全成废土”。随着人口的增长，粮食需求也相应增加，一方面导致“玉米、马铃薯被大量种植，并向中高山推进后……造成农业生态的破坏，水土流失加大，土坡肥力递减”。另一方面持续增加的高产作物产量需求，使这些作物被广泛、大量种植，并逐渐成为本土物种。
20世纪90年代后，全球化带来的时空压缩、延伸、重组进一步恶化了西南边疆地区的生物安全。首先，随着资源开发、工矿企业生产、基础设施修建的不断增加，资源转变为财富，动植物的良好生存环境却不断收缩，遗传多样性锐减，珍稀物种大量减少。例如，巨大的药材需求助推了滥采、滥种、滥捕行为，不仅使物种的数量减少，而且破坏了其他生物群落。其次，随着交通网络的完善和交通工具的革新，很多物种跨越漫长的地理空间距离进入西南边疆地区，导致本土物种数量下降甚至消失。例如云南曾是我国鱼类资源最为丰富的区域之一，随着经济鱼类、观赏鱼类的引进，导致双孔鱼等云南土著鱼类持续减少以致灭绝。再有，随着现代交通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西南边疆对外开放程度也不断提升，以跨境电子商务、特产代购、网络直播带货等为代表的新业态势头渐猛。这虽然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提高了生活便利，但同时西南边疆地区也成为境外有害生物进入我国和珍稀动植物走私的重要通道。据统计，2021年1~9月，仅昆明海关就在进境动植物及其产品中检疫截获有害生物180种6071次，其中检疫性有害生物33种2440次；在邮快递、旅客携带物等非贸易渠道截获昆虫、种子等禁止进境活体动植物124批次。
（二）西南边疆生物安全的主要内容
西南边疆的生物系统在历史上长期处于较为封闭的自然环境中，随着交通、通信等技术手段的日臻完善，生物安全系统逐渐受到来自国家腹地和他国的影响，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 生物群落减少，多样性下降
西南边疆地区生物多样性问题的主要表现：一是森林质量下降，有利于生态保护的森林群落日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以橡胶、茶树等为代表的经济林木。二是湿地面积减少，据第二次湿地资源调查显示，西藏现有各类湿地总面积为652.9万公顷，云南现有湿地总面积为56.35万公顷，近年来西藏、云南建成了多个湿地保护区，成效初现，但情况依然不容乐观。三是草地退化，西藏目前退化草地已达6.4亿多亩，其中重度中度退化的草地面积占总面积的27%，据2015年全区荒漠化统计数据显示，西藏自治区荒漠化土地面积4325.62万公顷，各类沙化土地面积2158.36万公顷，居全国第三位。
2. 遗传基因多样性减少，物种濒危程度加剧
从全国看，我国有数千种动植物已经或者濒临灭绝，仅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就约有200个物种灭绝，动植物保护工作形势严峻，其中有15%~20%野生高等植物的生存受到了威胁，44%野生动物的数量呈下降趋势，一些地方传统的、稀有的品种资源丧失。整体来看，西南边疆地区濒危物种主要包括冬虫夏草、绿孢鹿角蕨、红豆杉、亚洲象、西藏棕熊、水獭、藏羚羊等。云南作为我国珍稀濒特动植物最多的区域，近年来该区域的大药树、黑节草、姜状三七等药材，已到了濒绝边缘。
3. 外来物种入侵加剧，生物生存系统失衡
据《云南省外来入侵植物名录（2019版）》记载，云南省境内发现的蕨类植物、种子植物、软体动物、甲壳动物、昆虫、鱼类、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哺乳类等类群的外来入侵物种441种4变种，其中植物321种4变种，包括紫茎泽兰、飞机草、薇甘菊、凤眼莲等，动物120种，包括非洲大蜗牛、克氏原螯虾、福寿螺、尼罗罗非鱼、巴西龟等。西藏目前有150余种外来入侵动植物,112种外来入侵植物,48种入侵动物。其中，恶性入侵植物紫茎泽兰在西藏的樟木和吉隆口岸入侵面积已达3000公顷，孔雀草在朗县和米林县陡增，对当地生物安全造成了重要影响。
4. 整体性与连通性割裂，生物生境日渐碎片化
动植物栖息地不断遭到破坏，原有的生物生境一体性被打破，生物生境碎片化现象日益明显。例如，据北京师范大学共同发展研究院对野象出走展开的调研报告，云南昆明——曼谷大通道、景洪电站以及各种道路、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割裂了当地的原始生境，一些自然保护区逐渐孤岛化。
三、中国西南边疆生物安全识别困境
现代性是“非地域化”的，当全球化把速度提到了极限，“在场”与“缺场”的区别被抹去，一方面人类越来越意识到赖以生存的全球空间是他们的共同利益叠加；另一方面许多地方性和地域性行为，包括边疆地区的现象，都可能具有全球性后果。吉登斯认为“全球化的概念最好被理解为时空延伸的基本方面的表达……我们应该依据时空延伸和地方性环境以及地方性活动漫长的变迁之间不断发展的关系，来把握现代性的全球性蔓延。”在全球化、信息化的背景下，近年来西南边疆生物安全识别面临诸多困境，这既凸显了西南边疆生物安全识别的重要性，也暴露出了西南边疆生物安全识别面临的复杂困境，并对生物安全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提出了严峻挑战。（一）西南边疆生物安全识别的国内困境
随着全球生物安全问题的凸显，我国高度重视生物安全防控，并将生物安全识别置于重要位置，《生物安全法》首次将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明确提出要“提高生物安全风险识别和分析能力”。作为生物安全的重要屏障，我国通过高度重视西南边疆口岸的动植物检验检疫，加强非法入境通道的管控，有效地识别了大量外来生物安全隐患。但是，伴随着交通技术和全球贸易发展，西南边疆在近年来仍然发现了大量的外来有害生物、输入性传染病等，对生物安全和公众健康造成了影响。
第一，西南边疆国境线漫长，增加了生物安全监测难度。西南边疆边界线长达8000余公里，存在大量的口岸、非法便道、小道等。例如，仅云南沿边地区就存在16个国家级口岸、8个省级口岸和100多条边境通道。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这些通道充当了边民尤其是跨界民族的日常交往和贸易通道，促进了生产资料和生产技术跨境流动。这些交流互动和物资流通往往是随机的，缺乏相应的检验检疫和人流物流数据记录，这不仅增加了生物安全跨境蔓延的隐患，也增加了西南边疆生物安全识别的难度。如何有效识别众多非法通道的输入性生物安全，是西南边疆生物安全识别面临的重要挑战。
第二，西南边疆各口岸生物安全检验检疫能力尚难满足日益复杂的生物安全识别需要。口岸动植物检验检疫是识别生物安全的重要卡点，西南边疆各口岸不仅是西南边疆乃至国家生物安全防控的重要组成，也是识别境外生物安全输入我国的重要关口。在生物多样性减少、恶性传染病、有害生物入侵等生物安全问题在各国频发并诱发各种安全问题的情景下，我国将口岸检验检疫纳入了国家生物安全防控工作。但整体来看，西南边疆各口岸的检验检疫能力与不断增加的境外生物安全识别需求间仍然不匹配。
一是西南边疆口岸运行机制不健全，掣肘其生物安全检验检疫安排。生物安全是典型的公共产品，西南边疆各口岸虽地处一隅，但履行的是生物安全检验检疫功能，提供的公共服务具有全国普惠性，因此，在口岸建设和管理中应该更多地体现中央财政支持。但在目前的口岸运行中，财政经费往往来源于地方政府，西南边疆地方财力普遍匮乏，各口岸基础设施建设还较为落后，制约了口岸检验检疫。二是西南边疆口岸从事动植物检验检疫人员的专业能力不足。例如，由于人员编制问题，当前云南各口岸从事检验检疫工作的人员存在不少聘用人员，其中不少人没有经过系统的专业学习，缺乏传染病、生物致病因子识别的专业能力,影响了生物安全识别的及时性和精准性。三是西南边疆口岸检验检疫局限在实时进出的人流、物流上，与邻国的生物安全识别信息共享还较为缺乏，在面对烈性生物安全问题时缺乏缓冲场域，亟须建立生物安全识别的前置机制。
第三，西南边疆基础设施保障水平对生物安全识别的掣肘日渐凸显。有效识别西南边疆生物安全，提升生物安全防控能力，需要不断提升以生物安全监测站、联建大楼为代表的生物安全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目前的主要问题，一是监测设备难以满足监测需求。西南边疆由于地理位置偏远、财力匮乏，在生物安全监测设备方面获得专项经费不足，加上设备费用高昂，其上报、审批、购买周期长。由于远离技术研发中心，某些设备的保修、维护问题也很突出。二是某些口岸的入境排查设施不完善，甚至连检验检疫的场地需求都难以满足。三是口岸检验检疫标准化水平不高。现有标准不够明确，可操作性欠佳，且与邻国标准差别较大，仅中越之间的农产品检验检疫标准就存在12个不同之处，增加了生物安全识别的难度。
第四，西南边疆生物安全识别所需的系统性支持考验现有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生物安全识别是个系统工程，不仅考验政府各部门的协调能力，还对政府、市场、社会的协同能力提出了要求，全面考验西南边疆的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以识别有害生物入侵问题为例，有害生物传入定殖往往需要一定的周期，对本土生物系统的危害常常具有潜伏性，识别往往具有滞后性，一旦大规模爆发，会对粮食安全、本土生物系统等构成威胁。在这个过程中不难发现，生物安全识别会涉及海关、农业、生态环保等诸多部门，其识别工作往往很难单独分配到某个部门，而是需要发挥政府内部各部门间，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间的合力，部门的条块分割已经很难适应当今生物安全识别的系统性需求。
（二）西南边疆生物安全识别的国际困境
生物安全具有较强的流动性、扩散性和隐蔽性，能否有效、精确识别西南边疆生物安全不仅取决于境内的生物安全，还与周边国家和全球的生物安全趋势相关。与其他国际公共安全产品不同的是，生物安全治理“危态对抗”态势不明显，西南边疆生物安全与周边国家、国际社会往往是彼此依赖的，即相邻国家的生物安全识别水平越高，西南边疆也更容易依据境外生物安全态势，识别出自身的生物安全风险。在全球化带来的时空压缩、延伸和重叠背景下，西南边疆生物安全识别愈加受到周边国家和国际影响，面临的情况更加复杂。
第一，大规模的人流、物流进出境，增加了境外生物安全识别压力。伴随着日臻完善的交通网络和全球贸易体系，生物安全风险在短时间内可依附在人流、物流、交通工具等传播媒介上扩散、蔓延。西南边疆作为我国面向东盟，走向东南亚和南亚的国际大通道，据统计，仅2021年云南省外贸进出口总额就达486.59亿美元，其中对东盟进出口为192.34亿美元，与之相对应的是，海关发现的外来生物入侵、病媒生物数量也在不断攀升。随着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更加凸显了西南边疆的对外开放地位，其生物安全风险也会相应增加。西南边疆生物安全识别能力如果没有随之改善，其生物安全识别的有效性、精准性就更加难以保证。
第二，周边邻国生物安全识别能力偏低，增加了我国西南边疆生物安全识别的压力。与我国西南边疆相邻的国家大多为发展中国家，无论是生物安全监测能力还是生物安全监测基础设施，都比较脆弱，普遍存在生物安全识别能力整体欠佳、财政投入不足、专业技术人员欠缺、生物安全监测设施滞后等问题。根据欧盟、缅甸环境和森林保护部门发布的2015年《缅甸可持续自然保护区财政报告》，该国关于生物安全财政投入不足，在生物安全的监测、检验检疫等方面面临诸多困难。此外，截至目前，部分邻国在生物安全上都还没有相关的国家政策和指导方针，例如缅甸。由于上述原因，西南边疆作为中国与东南亚、南亚交流的重要窗口，在有害生物入侵、病媒繁殖加剧等方面，生物安全识别的压力和困境随之增加。
第三，全球生物安全识别能力总体不足，西南边疆生物安全识别的外部环境不容乐观。在生物多样性减少速度加剧和有害生物入侵频度上升的背景下，加强国家间生物安全合作，有效提升国际社会的生物安全识别能力，是有效防控生物安全的重要路径。但无论是国际生物安全识别能力还是国际生物安全识别合作，都还存在短板。从国际生物安全识别能力来看，即便是生物识别技术比较先进的国家，也会存在因理念、认知、实践安排等方面的不同而出现不同的生物安全识别效果。当前世界各国生物安全识别基础都比较脆弱，目前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应对生物安全全球流动带来的识别挑战，每一个国家都还有自身的不足。尤其是广大东南亚及非洲部分欠发达国家都普遍缺乏识别流动生物安全的能力，生物安全预警能力不足和实时监测系统缺位导致这些国家成为全球生物安全识别中最脆弱的部分。从国际生物安全合作实践来看，虽然诸多国家已经认识到国际合作对于生物安全识别的重要性，并在国际层面、地区层面建立了诸多生物安全合作机制，有效提升了全球生物安全的监测能力，但受到意识形态、国家利益驱动等因素的影响，当前生物安全识别的国际合作仍然面临诸多困境。受国际生物安全识别能力不足和全球生物安全识别合作不佳等因素的影响，西南边疆生物安全识别的外部环境不容乐观。
四、中国西南边疆生物安全识别的具体路径
生物安全识别关乎生物安全防控，不仅与西南边疆的稳定与发展紧密相关，也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系统地探索西南边疆生物安全的识别路径是应对复杂生物安全的有效出路。西南边疆生物安全识别路径与国内其他空间的生物安全识别既有共性也有诸多不同之处，需结合西南边疆的“临界性”“复杂性”和“脆弱性”等特征，从以下4个方面着手：（一）推进西南边疆各口岸生物安全识别能力建设
口岸作为主权国家间人流、货流进出的唯一合法通道，也是生物安全识别的重要关口。在全球时空压缩的背景下，西南边疆生物安全面临的外部风险与日俱增，加强口岸生物安全识别能力建设成为西南边疆生物安全识别的现实要求。提升当前西南边疆口岸生物安全识别能力，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是推进各口岸在生物安全识别中的财权事权改革，着力改变以地方之力“供养国家口岸”不合理的财-事匹配格局。由于自然、历史等原因，西南边疆经济发展长期滞后于内地，口岸生物检验检疫无论是在物资技术供应还是基础设施等方面都表现出了明显“软肋”，这需要逐步改变口岸在生物安全识别中的财-事匹配关系，不断加强来自中央和省级层面的财政支持力度，着力改变西南边疆地方政府因财政乏力导致的口岸生物安全识别投入不足，夯实口岸检验检疫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口岸生物安全检验检疫能力。
二是借鉴国外生物安全识别的有益经验，将生物安全识别场域前置至生物安全风险源地。这就需要积极关注境外生物安全风险及其趋势，而不是将生物安全识别仅停留在当下的口岸监测，通过加强与生物安全风险始发地政府及相关部门的互联互通，在风险源地进行生物安全风险识别，及早识别一些烈性生物安全隐患，为口岸应对烈性生物安全问题提供缓冲。
三是加强西南边疆口岸的生物安全识别能力建设。一方面，通过加强专业培训和业务交流，持续提升口岸生物安全检验检疫人员的专业能力；另一方面，加强口岸与农业、生态环保等相关部门的合作，加强政府、市场和社会等主体间的统筹协调，将常态化的合作机制与生物安全识别能力有机结合，不断提升西南边疆生物安全识别“合力”。此外，还需要建立灵活多样的宣教体系，借助官方媒体、自媒体等，积极探索可视化、互动化的生物安全识别常识宣传途径，通过全面普及生物安全识别常识，提升西南边疆民众的生物安全识别能力。
（二）发挥新兴技术在西南边疆生物安全动态监测中的积极作用
近年来，随着新兴技术在生物安全识别中的大量运用，一些欧美国家通过大数据和生物识别等技术建立了超越传统边境的生物安全监测网络。我国也逐渐认识到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在生物安全识别中的重要作用，西南边疆建立了一些生物安全数据库，例如西藏重要病媒生物数据库等，有效地助力了西南边疆生物安全动态监测。但是，与一些内地航空口岸和发达国家相比，西南边疆生物安全识别中的新兴技术运用还存在一些差距。为了进一步适应西南边疆生物安全的“隐蔽性”“流动性”“复杂性”等特征，进一步凸显以大数据、图像识别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在西南边疆生物安全识别中的作用，可从三方面着手：
其一，强化新兴技术在生物安全识别中的顶层设计。要有效发挥以大数据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在西南边疆生物安全识别中的功能，西南边疆省级政府乃至中央政府需从顶层设计出发，整合技术平台、规范识别标准，打破部门内部在生物安全识别中的“行为异化”，不断改变技术“部门化”状态，解构技术运用障碍，在纵向政府层级间，横向的地方政府与生态环保部门、国家安全部门、口岸管理，邻国政府和国际组织之间，建立统一的技术共享机制。
其二，加强生物安全识别新技术研发与应用。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西南边疆生物安全问题超出了原生生物安全，已经不能再依据传统经验识别以基因合成技术、生物实验安全等为代表的生物安全问题，需在生物安全识别中大力研发基因图谱、生物仿生、安检仪成像等技术，增强生物安全识别的知识和技术储备。
其三，建立和完善政府与市场、研究机构、邻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技术对接，利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GIS）等构建基于地理特征、人口分布、生物数量、生物种类分布趋势的生物安全信息系统，加强对西南边境线两侧的生物安全风险监测，不断提升西南边疆生物安全信息的实时性，提升生物安全监测的敏感性和精准性。
其四，在西南边疆生物安全识别中积极运用新闻报道和互联网。新闻报道和互联网往往会分散着一些生物安全风险的前期信息，以及公众在生物安全识别中的诉求，是生物安全识别的重要信息来源。例如，在2014年就曾根据网络新闻，发现了中越边境存在的野生动物盗卖，揭露了边境生物安全隐患。在西南边疆生物安全识别中，可借鉴一些国家、实验室和企业的有关经验，构建西南边疆生物安全识别的技术平台，补充和完善官方生物安全识别体系。例如ABS信息交换所绘制了包括西双版纳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图在内的系列生物多样性分布图等，通过这些生物安全分布图通常能够提前识别一些重要的生物安全问题。
（三）弥合西南边疆生物安全识别短板，构建“源头-口岸”多级识别体系
构建从“源头”到“口岸”的多级识别体系，需要强化生物安全识别的基础设施保障和体系支撑，弥合西南边疆生物安全识别短板。
一是坚持“源头管控”的识别方针。西南边疆生物安全识别的重要任务是输入型生物安全，但目前普遍存在“轻源头重口岸”的理念，要大力完善西南边疆生物安全溯源体系，进一步增强烈性生物安全识别的缓冲空间。
二是加强财政投入，夯实西南边疆生物安全识别的基础设施建设。西南边疆生物安全识别基础设施的提高，不仅可以提升生物安全识别的效率，还可以预防生物安全风险的扩散和蔓延，故而西南边疆生物安全识别中的基础设施建设，既是西南边疆的地方性事务，也是具有全国范围公共效应的国家性事务，省级财政和国家财政应予以倾斜，从而改变生物安全识别中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维护不到位的现状。
三是着眼西南边疆生物安全识别的常态化趋势，加快完善生物安全识别专业机构建设。通过科学识别西南边疆面临的生物安全风险，根据问题类型和风险等级，有针对性地建设生物安全实验室、生物安全防控中心等，加强对西南边疆生物安全的监测能力。四是支持和引导内陆发达地区围绕生物安全识别，加强对西南边疆生物安全检验检疫部门的对口帮扶，解决检验检疫部门在生物安全识别中的人才、技术等问题，强化西南边疆生物安全识别的后援支撑。
（四）增强西南边疆生物安全识别的国际合作，推进周边生物安全命运共同体建设
西南边疆生物安全的流动性、跨国性、隐蔽性等特征决定了在西南边疆生物安全识别中与他国开展合作具有重要意义。面对愈加频繁的生物安全事件，增强西南边疆生物安全识别的国际合作是提升西南边疆生物安全识别能力的内在要求。
其一，关注与邻国的生物安全命运共同体建设。“一带一路”倡议和澜湄合作机制实施以来，我国就西南边疆生物安全识别先后与相邻国家进行了诸多合作，例如积极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依托，密切了西南边疆与邻国间的生物安全基础合作，依托澜湄合作机制，加强了彼此的生物安全保护对话等。但整体来看，这些项目的效能还未得到充分发挥。在全球时空压缩、延伸背景下，外来物种入侵、有害生物监测等对中国与邻国的生物安全监测提出了新的要求。强化西南边疆生物安全识别的国际合作，要加快建立健全与相邻国的生物信息交换和生物信息流通平台，需围绕生物安全风险源，不断加强与邻国的检验检疫对接，实现检疫标准无障碍化。
其二，增加对相邻国家尤其是生物安全识别水平不高国家的技术支持，分享中国关于生物安全识别的经验，帮助此类国家弥合生物安全识别中的“软肋”。
其三，围绕生物安全开展生物外交。在世界生物安全形势更加严峻的背景下，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开始将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外交，这不仅会提升国家在全球生物安全防控中的形象，还会为本国的生物安全识别吸引更多的技术和资源，我国也曾在国际上多次强调生物多样性外交。就西南边疆生物安全识别的战略地位而言，我国亟须就西南边疆生物安全识别与他国加强双边、多边合作，加强生物安全识别的人才培养、技术研究和信息平台合作，以更好地服务西南边疆生物安全防控和国家生物安全屏障建设。
五、结语
生物安全流动性、隐蔽性、跨界性带来的安全隐患，凸显了生物安全在国家安全治理中的重要地位，加强生物安全识别成为世界各国未来生物安全防控中的重要议题。生物安全风险及带来的粮食危机、社会危机等并不局限于某一地理界线或行政边界，如何超越地理和行政边疆识别生物安全，也是理论研究应该予以关照和回应的重要议题。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为生物安全识别提供了参考，但相关研究的系统性和深度尚难满足生物安全识别的实际需要。本研究对中国西南边疆生物安全识别路径的研究，旨在结合西南边疆这一特殊空间在国家生物安全防控中的特殊性，探讨西南边疆生物安全识别的具体路径，弥合以往关于该主题研究的不足，为我国边疆生物安全识别提供了借鉴和参考，但这一研究仍然是较为宏观的，在后续研究中，可考虑采用深度访谈、问卷调查等方法，对西南边疆生物安全识别的实践路径和具体效果进行深度讨论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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