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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超民 | 云南与内地：和谐共融的整体
2022年4月9日，由云南大学民族与边疆学部主办的“我们一起阅·探”系列学术活动第二期在线举办“何以边疆？何来中国？”研讨会，邀请到来自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民族学与国际关系学五大学科背景的知名学者，云南大学民族政治研究院教授周平担任主持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马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李大龙、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关凯、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教授张振江担任与谈嘉宾。这次活动围绕《流动的疆域：全球视野下的云南与中国》《海贝与贝币：鲜为人知的全球史》展开讨论。
本期《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邀请李大龙、潘先林对杨斌《流动的疆域：全球视野下的云南与中国》发表评论。
李大龙指出：《流动的疆域：全球视野下的云南与中国》采用的“全球视野”虽然是值得肯定的，但作者使用的所谓“中华殖民主义（Chinese colonialism）”理论并不适合诠释多民族国家中国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边疆”与“中国”的关系需要在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大背景下审视，才会得出一个相对客观的结论。
潘先林指出杨斌全书所用的历史资料基本上出自方国瑜主编的《云南史料丛刊》，可是该书对云南史料的掌握、理解、诠释存在诸多问题，这就使“利用西方的理论与话语体系进行包装”起来的《流动的疆域：全球视野下的云南与中国》的真实性、可靠性、科学性大打折扣。
1999年前后，杨斌以马萨诸塞州波士顿东北大学博士候选人的身份访问云南大学，他刚开始研究云南历史，希望得到云南学者的帮助。我介绍云南大学历史系陆韧教授作为他在云南大学研修的合作教授并推荐方国瑜的《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滇史论丛》等论著。当时我正在编辑方国瑜主编的《云南史料丛刊》《方国瑜文集》，于是向他推荐方国瑜《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云南郡县两千年》《云南用贝的时代及贝的来源》等论文。我给他介绍美国学者李中清（James Z. Lee)在云南大学研修的情况和其博士论文《13世纪到19世纪中国西南的人口增长与粮食供给》，还把我翻译的美国学者查尔斯·巴库斯（Charles Backus)的《南诏与唐代的西南边疆》一书送给他。2004年，杨斌以《Between Winds and Clouds：the Making of Yunnan（2nd Century BCE~20th Century CE）》获得博士学位。他把博士论文电邮给我。尽管我不同意他的观点，还是尊重他的研究成果，建议陆韧在她主编的《现代西方学术视野中的中国西南边疆史》一书中收录这篇博士论文的第一章。
现在，杨斌的博士论文以《流动的疆域：全球视野下的云南与中国》出版。在一些不了解中国历史尤其是对云南历史一知半解的人中间引起非学术的关注和盲目的轰动。李大龙与潘先林的文章，对于正确认识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及云南作为中国西南边疆的历史，对于廓清在云南历史上诸多歪曲事实、制造混乱、混淆是非的谬误是十分及时，也是十分必要的。
杨斌认为：在字面意义上，云南的意思是“彩云之南”，这原本是个中国语汇。事实上，“南”字就像是“北”“东”“西”一样，时常出现在地名当中。“可是云南在哪里呢?彩云南端之地是哪？彩云在哪儿？”关于云南地名的由来，笔者早已指出：“彩云之南”的说法是后人的附会，实不可信。在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建立益州郡云南县的时候，就是因其地在“云山”之南而称为云南县。《续汉书·郡国志》注引《南中志》说：“云南县，高山相连，西北数十里有山，众山之中特高大，状如扶风、太乙，郁然高俊，与气相连结，因视之不见。”云山就是今天的鸡足山，鸡足山的名称是元以后的事。起先因鸡足山高俊，状若扶风太乙，常年云雾缭绕，故名“云山”，云山之南的县就称为云南县。当时的云南县范围甚大，相当于今天的宾川、弥渡、祥云等县。不知是真的无知，还是故意歪曲事实，说什么“云南”一词是汉人的发明，用来称呼当地的人民与土地。这个称呼并未被当地原住民采纳，直到中华帝国的统治造出云南意识(Yunnanese Consciousness)，当地人才终于自称为云南人。实际上，“云南”“云南人”的称呼是在元明时期才出现；简要地回顾当地历史与族群——虽然主要是根据中文史料，有助于阐明云南是如何成为“中华想象的共同体”一部分的历程。既然杨斌借以立论的“云南”的由来完全错误，他整本书赖以构建的所谓理论也就完全站不住脚。历史事实和现实不可辩驳地证明：云南与云南人，中华与中华民族是历史上诸多族类相互依存、相互交流、相互尊重、相互融合而成的客观存在的社会实体，而不是“想象的共同体”。把“想象的共同体”强加于云南人、强加于中华民族，不过是心劳日拙地歪曲历史、枉费心机地编造历史，与云南各族与中原华夏在纪元前3世纪以来主动联系、密切交往、自然融合的真实历史毫不相干，只是暴露了杨斌对云南的研究不过是将云南历史割裂于中国历史之外的无知妄说和蓄意欺骗。
杨斌的中心论点之一是：云南在13世纪中叶被蒙古征服之前，不管在文化上、族群上、经济上或政治上，其实都是更加“东南亚”化。云南在政治上臣服于中国或在经济上融合于中国，都不能仅仅归因于中国政府；是蒙古人完成了先前中华帝国无能为力的事，那就是将云南纳入“中国本部”(China proper)，简单来说，跨区域的权力斗争才塑造了西南中国的现代边界。这并不是杨斌的什么创新之论，不过是自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学者的老调重弹。美国学者巴库斯（Charles Backus)在《南诏国与唐代的西南边疆》一书中就重复这个说法。我在将这本书翻译成中文时的“译者序”中对此做了论述，不妨将1988年所写的序言中的一段话抄录于下，作为对杨斌这一观点的回应。
北宋初年，王全斌平蜀，“大理”地方政权奉牒庆贺。大理国首领白王乞内附，册封为“云南八国郡王”。宋朝与大理段氏的关系，有“宋挥玉斧”，划大渡河为界之说，此实不可信。但宋朝北有大敌，不暇顾及西南，则是事实。虽然如此，段氏求归宋朝，屡见于记录。大理曾上书说：“累年以来，遣使乞修朝贡。”宋朝也曾册封过云南八国郡王、云南节度。政和七年（1117）宋徽宗赐大理酋长段和誉为“云南节度使大理国王”。元初郭松年写的《大理行纪》记录云南社会经济时说：“其宫室、楼观、言语、书数，以至冠、婚、丧、祭之礼，干戈战阵之法，虽不能尽善尽美，规模、服色、动作、云为，略本于汉。自今观之，犹有故国之遗风焉”。这是南诏大理以来与内地密切联系，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交流融合的结果，也是元代建立云南行省的社会基础。南诏、大理虽只加封号，不设直接的州县机构，但仍为羁縻府州的一种形式，是中国版图的一部分，绝不是独立于中国之外的政治实体。
杨斌说：确实云南的中国边疆化，其进程从来不是地域性的，而是全球性的。本书独树一帜正在于此，他一方面采用了世界体系与长时段的方法来考察全球互动，另一方面以同样的力度来审视这个边疆化过程中的中华帝国的殖民主义。
实际上，杨斌的书除了不断重复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政客、学者的陈词滥调外，哪里有什么创新，更谈不上“独树一帜”！
杨斌所用的历史资料主要是方国瑜主编的十三卷的《云南史料丛刊》，也使用云南地方志资料。不过他说：“云南的方志最早出现于明代，但多数编纂于清代，正值云南华化渐入佳境的时期。”这是明显的无知与错误。只要稍有云南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今存西南最早的方志是晋代常璩的《华阳国志》，其中《南中志》则是记录云南史地的志书，唐代樊绰的《云南志》（蛮书）则是现存云南最早的志书，元代则有李京的《云南志略》。这三本志书都收入《云南史料丛刊》，说明杨斌连《云南史料丛刊》都没有认真读过。或许，杨斌为了说明云南是在清代才开始华化的理论，故意掩盖早在晋代、唐代云南就有中华传统的地方志书，而这些地方志正是华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杨斌说他的著作是要“一石两鸟”：通过云南研究，否定云南是中国的边疆，而是东南亚的中心；同时论证云南成为中国西南边疆史是“中华帝国”扩张、侵略、殖民的结果。中华“帝国的形成”就是对周边非华夏族类的侵略、殖民。并透过研究云南这个中国边疆的历史，“其一，以跨境视野之矢，射中国西南边疆之的；也即用全球史观之矢，射云南之的；其二，以西南边疆之矢，射中华帝国之的；也即用云南人之矢，射中国人之的。”十分可惜的是，他连手中的石头的特质都没有弄清楚，就慌忙地投射出来，结果不是打到鸟，而是砸在自己的脚上。
杨斌强调，他是用“全球视野”研究云南与中国。什么是“全球视野”，就是用西方的眼光审视云南与中国，就是否定云南是中国的一部分，把云南从中国分离出去，成为所谓“东南亚的中心”。先有这样的“学术预设”，再将历史的资料剪裁得适合这个预设。把云南的历史说成是从东南亚的中心变成中国边疆的历史，是“中华帝国”扩展、征服、殖民的结果。历史的研究都是为现实服务的，如此“独树一帜”的论述，完全颠倒、歪曲、篡改了云南与中国的历史，这不是创新，而是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老调重弹。
方国瑜在谈到历史研究的方法时说过，研究历史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摆事实讲道理”，另一种方法是“讲道理摆事实”。讲道理摆事实就是先预设一个“道理”再将历史事实剪裁得适合这个道理，这是唯心史观。摆事实讲道理是依据事实，通过占有系统翔实的资料，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研究，寻求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就是唯物史观。只有唯物史观才能揭示历史的真实，发现历史的规律。
杨斌的研究，就是先有一个“学术预设”：“一个原本不是属于某国的区域及居民，一个原本不是属于某国尔后成为某国的边疆（领土），其中必然经历此国之占领（无论暴力的还是和平的方式）和行政管辖，从而经历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剧烈变化（可以大略理解为同化），而其中的关键还在于此区域居民身份认同的转变。”他先有了这个“学术预设”，然后再把云南的历史资料剪裁得适合这个预设。资料的取舍、学术的论证，完全从“预设”出发，而不是从事实出发。按照这个“预设”，历史资料被肆意剪裁，东拼西凑，面目全非。这种讲道理，摆事实的研究，只会离历史的真实越来越远。
对于历史文献中，云南诸族类与中夏的友好交往、向慕中夏文化、接受中夏文化，主动归附中夏的记录，杨斌则认为不过是“中国单方面的叙事，不能信以为真全盘接受”。他说，“在这些带有深刻文化和价值观印记的语言背后，读者们需要体察和同情边疆族群、社会与政权自身的活力和灵动。他们或不得已而为之，或因自身利益主动迎合，但不表示他们内心真正认同中国文化、世界观和价值观。”在杨斌看来，凡是有利于中华一统、凡有利于中华友善、凡有利于中华凝聚的历史记录，也就是不符合他的“学术预设”的文献资料，都要被裁剪掉。只能用那些反对中华一统、分裂中华的资料。这样编排历史资料，不能说是严肃、认真、求实、谨慎的治学态度。
杨斌说：“历史上本无云南，自然也就没有云南人。云南这一省级行政区是中央王朝的发明和安排。”似乎，只有在中央王朝的“发明和安排”下才有云南和云南人。这就否定西南夷向慕中夏，归附中夏，学习中夏的历史自觉。将西南夷自觉地选择中夏、接受中夏、融入中夏，说成是中央王朝的“发明”“安排”“征服”，与云南的历史完全不符。我写过一篇短文《从西南夷到云南人》，指出：“云南人”称谓的出现，标志着“云南人”的形成。这在云南民族历史上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历史上，云南居民最早被称为“西南夷”，后来被称为“爨蛮”，唐代以后又称为“南蛮”。所以记录唐代云南的志书被命名为《蛮书》。总之，云南一直是“蛮夷”为主的区域。到明代后期，汉人从少数变为多数，从外来的“寄籍”客户，变为世居土著的当地人。“云南人”的名称，与“西南夷”“南蛮”等的重要区别是，云南的居民不再是“蛮夷”，而是中国一个区域的居民。“云南人”与“西南夷”“南蛮”的根本差异就在于，“蛮夷”是以族类作为划分标准，而“云南人”不是以“族类”来划分，而是以地区来命名。这就和河北人、河南人、山东人、山西人、东北人等一样，都是中国一个地区的居民，他们都是中国人。必须强调指出，“云南人”不仅仅是云南汉族移民的称谓，而且是云南省范围内所有居民的称谓。包括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云南人”在中国不再是“化外”的蛮夷，而是与中州相埒的华夏居民。“云南人”不仅是中原居民对云南居民的认同，也是云南居民对华夏的认同。这种双向认同，对于推进国家统一，维护祖国整体有极大的历史意义。
所谓“世界视野”并不是现今才有的，中国的史家的“天下观”就是“世界视野”。所谓“天下”就是当时人们所认识的人类所居处的最大地理范围，具体说来。“天下”就是东南西北“四方”，四方是恒无际涯的。四方有“万邦”林立，华夏居中。
天下有多重涵义。一是指没有地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的自然界；二是指全世界；三是指人世间、社会上；四是指四海之内；五是指全中国。作为中国的“天下”，就是华夏居中与四方的蛮夷戎狄共处共和。作为世界的“天下”，就是五洲四海。四海之内皆兄弟，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中华的天下观，就是视个人与社会、天下、宇宙为一个在时间空间上和谐共融连续不断的整体，在整体之中又做到“和而不同”，尊重他人、尊重异类，不是单方面的“同化”，而是双向的包容、欣赏、借鉴、吸纳。所以中华文化才能够延续不断，连绵不绝。以这样的天下观来看待云南与中国，就是从历史到现实，云南和中国都是一个不可分离的有机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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