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和文字是人类文明社会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生存工具。赋予每一个体语言能力是人权进步的体现。人类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为失去语言能力的个体创制了不同类型的辅助手段，也说明语言对于每一个社会个体生存具有重要意义。盲文是人类协助失去视觉的个体获得文字语言能力最有效的创新。而翻译则使得不同语言的社会群体能够展开社会交往。从某种意义上讲，无论口语还是书面语都是人类社会发展最为基本的生存工具。

语言和文字对于人类的意义不仅仅是生存性的，其社会发展功能更是多方面的。不同的语言群体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共同体，则需要一个共同的语言工具。对于像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而言，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英语这门通用语言，美国如何成为今天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国家。非洲国家独立建国以后都面临选择国家官方语言的问题，因为一个非洲国家内不同的部落都讲不同的语言，一个国家有多达上百种语言。因此，官方通用语言对于非洲的国家建设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是当代中国的重大论题，将语言文字与这些重大论题相结合，作为国家语委“十四五”科研规划2021年度重大项目“我国语言文字治理体系现状及创新研究”（ZDA145-1）的阶段性成果，《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倾力组织“语言治理与共同富裕研究”的研究专题，可谓是得学术研究的先机。

我在开展扶贫和乡村建设实践时，深切感受到语言文字在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中的重要作用。讲好普通话是我们在扶贫和乡村振兴中体会到语言重要性的一个方面。事实上，语言的功能远远超过基本的交流范畴。乡村人才缺乏，如何把有知识的年轻人吸引到乡村创业是目前乡村振兴工作的难点。我们给在乡村合作社招聘的人才起了个名字叫“乡村CEO”，如果我们说某某农村合作社招聘管理人员，估计很多年轻人不会来。语言不是价值中性的。社会的价值预判都是通过语言来实现的。《论语言与共同富裕》一文从历史学、语言学和政治经济学角度做了系统的论述，该文尤其是将语言研究与社会不平等联系起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学术视角。乡村作为一个落后的符号已经社会化了。年轻人一听到农村，第一个感受就是不能去。我这个农业大学的教授从事发展研究，经常讲非洲、国际发展、性别等话题，很多人都会说“农大还懂这个？”。所以，我跟大家说城里一个公司招聘总经理叫CEO，现在我们乡村条件都好了，为何不能叫“乡村CEO”，要通过语言再造乡村价值。我们在昆明的乡村实验招聘的时候就打广告招聘“乡村CEO”。晋宁区福安村现在的CEO告诉我，当初他来应聘就是看到了CEO，觉得很浪漫，很现代。一个CEO的语言表述并没有改变福安村是乡村的事实，但是却缩小了城乡的感官差距，把年轻人带到了乡村。我们在村里搞产业开发，我给村里说我们宣传的时候都要新“业态”，这样有利于吸引年轻人。有的村建游客接待中心，让我给起个名字，我说叫乡村会客厅。语言改变印象，制造想象，自然也会改变社会。所以在现代社会，语言所发挥的功能和创造的财富是巨大的。一个做得好的广告，依靠的主要也是语言的智慧化应用。

2015年我在云南勐腊县的一个瑶族山寨河边村开展扶贫和乡村建设实践。对于像河边村这样远离都市的少数民族群体而言，能讲普通话仅仅是他们能在市场中致富的基本条件。这也只是语言的基本功能而已。实际上，只有熟练应用普通话，才有可能更好地利用市场的资源。村里有一位年轻人现在在村里做直播卖蜂蜜，一年可以赚1万多元。如果他只能讲瑶语或者普通话讲不好，估计很难挣到现在的钱。消除社会不平等，首先需要消除由于语言导致不能公平获得社会资源的问题。脱贫攻坚中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普通话扶贫工作就是一个旨在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的有益示范。农村特别是山区，少数民族地区是这个工作的重点地区。《语言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途径和策略》一文论述边疆地区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与共同富裕的关系，并提出了相应的策略和途径。文中关于建构和谐语言文字环境，夯实社会发展的语言基础的观点都反映了这个方面的实际。

在一个国家推动现代化的过程中，语言直接影响社会群体能否赶上现代化的列车。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一定是有一种通用的语言，而无法熟练掌握这一语言的群体势必被边缘化。我在河边村就感受到了这个问题。村里的农民很少到外地打工，问他们为什么，都说语言不通，不方便。其实他们还是会讲普通话，主要是不流利。所以语言的发展功能还要求对于语言掌握的熟练。国务院原扶贫办主任刘永富非常重视普通话的扶贫功能。他曾到我从事扶贫的村庄视察，一进村就考察村民的普通话使用情况。我刚到河边村时，当地小学的校长告诉我，村里来上学的孩子普通话讲得不好，大家偶尔会笑话他们说的话，时间长了孩子就不想说普通话，不想上学了。当时村里大部分人都只是小学毕业，辍学率很高。因此，我们在村里建了幼儿园，我们的老师和学生教小孩普通话，现在村里的孩子上小学后成了学校里普通话讲得最好的学生。《语言赋能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一文在系统论述语言与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的同时，对于语言扶贫做了综述，认为语言扶贫是中国减贫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

语言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还远远没有得到发挥。我们在很多村里都搞合作社，现在的规定是农村的合作社都得是所谓的种植业养殖业合作社。我给基层的同志说搞一个某某村养殖业合作社，招聘人的时候会给年轻人一个养猪场又脏又乱的印象。基层的同志说规定只能这样啊。我说可以用缩写啊，比如我在勐腊县河边村的合作社，我们给了个花名叫“雨林瑶家合作社”。这个花名感觉就很有诗意。我们在昆明安宁的雁塔村做实验，因为要把古村落建成花巷，所以我给了一个名字叫“花巷雁塔”，在晋宁区的福安建设了6个古民居，我给了个名字叫“福安六坊”。这些村庄的花名，已经成为这些村庄的网红打卡符号，为这些村庄带来了大量的游客。

乡村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组成部分。振兴乡村需要提升乡村的价值，而提升乡村的价值则需要语言和文字的有机和智慧性地介入。在这个过程中，不能仅仅强调语言文字的重要性，也不能仅仅聚焦语言文字的基本功能；从共同富裕和乡村振兴的角度讲，我们需要培育出系统的旨在服务共同富裕和乡村振兴的语言服务体系。这是我们从事语言研究的学者能为乡村发挥不可替代作用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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