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自从人类社会开始耕种放牧，财产开始代代相传，不平等现象就一直与人类如影随形。从公元前6000~前4000年所有结构性不平等的基本要素准备就绪，到进入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贫富差距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大，不平等问题越发突出，成为影响个人发展、国家和全球稳定的关键要素之一。

面对不平等现象，人类社会一直在探索解决之道。在沙伊德尔看来，人类历史上有4种力量能有效降低不平等水平：战争、革命、瘟疫和国家崩溃。米兰诺维奇也提到了这些“恶性力量”；与此同时他也提出了一些良性力量：政治压力、教育普及、人口老龄化、偏向低技能工人的技术变革，以及增加社会转移和累进税制等。需要注意的是，上述结论和建议主要是基于西方国家的实践而提出的。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比起“贫穷”这一话题“不平等”是一个有些隐晦的论题，甚至有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

与此相对，社会主义从其创始之初就提出了打破不平等、追求所有人富裕的目标。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在理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列宁指出，社会主义“使所有劳动者过最美好的、最幸福的生活”。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思想，为解决人类不平等问题提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解决方案。毛泽东指出：“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邓小平系统提出了共同富裕理论，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江泽民和胡锦涛也多有论述。习近平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正如《文化纵横》编辑部所言，共同富裕没有传统经验可以借鉴，也没有外部模板可以移植，所以特别具有挑战性，需要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之路。

目前来看，对于共同富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以“共同富裕”为主题搜索“中国知网”，共得到28852条结果。对这些结果进行可视化分析可以发现，1983年、1992年~1994年、2021年是关键的3个节点：1983年是知网有记录的研究共同富裕的开始（12篇）；1992年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年，文献数量由之前的不足百篇，增长到198篇，1994年进一步从前两年的200篇左右猛增到839篇，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20年（874篇）；2021年，文献数量由之前的不足千篇，直接增长到5405篇。研究趋势的变化，直观地呈现了共同富裕话题的时代变迁。

但是聚焦于语言文字与共同富裕关系的文献还基本没有，能搜到的只有王辉和罗骥等学者有限的研究。语言与共同富裕有着怎样的关系和互动，针对这一时代论题的研究方兴未艾。本文将聚焦于以下两个问题进行分析：语言富裕是共同富裕的有机构成，语言文字事业助力共同富裕之路（助力机理、助力维度、助力路径）。

二、语言富裕是共同富裕的有机构成

语言富裕是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和有机构成。如果说共同富裕是解决社会不平等的路径，那么语言富裕就应该是解决语言不平等的路径。那么什么是语言富裕？换个角度说，也就是共同富裕的社会形态下语言生活达到什么状态才能算是语言上的共同富裕？

李宇明近期提出了中国语言规划学的四大理念：构建和谐语言生活，提升公民和国家语言能力，保护开发语言资源，促进社会沟通无障碍。王春辉从语言治理的角度提出过语言治理的四大价值目标：保障语言权利，解决语言问题，和谐语言生活，助力国家治理。如果从共同富裕的视角来看，这四大理念和四大价值目标也可以转化、归并为语言富裕的六大参数，即语言权利得到保障，公民和国家具备应有的语言能力，语言资源得到很好的保护和开发利用，整个社会能做到无障碍沟通交流，能够满足语言治理和国家治理的需求，语言生活和谐。

（一）语言权利得到保障

母语权和国家通用语言权是公民的基本语言权利，除此之外还涉及第二语言或外语权利等。这几种语言权利，可以说中国都有相应的法律或政策保障。比如母语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明确了公民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权利和义务；教育部的相关政策措施则为外语权利提供了充分保障，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英语等外语在中小学的普及为公民第二语言的学习提供了较为充分的公共供给。这些也都符合分配正义的权利平等原则。

当然也要看到目前虽然国家通用语言的整体普及率已经超过了80%，但是仍然存在着不充分不平衡的现实，尤其是在一些民族地区和乡村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权利还没有得到很好保障，外语教育也还有需要填补的空间。

此外，语言权利还有一个常被忽视的领域，即话语权。乔姆斯基在分析美国大型媒体制造出民主与中立性的幻想时，评论道：“这些有效运作的宣传机制排斥一切异议和不受欢迎的事实，同时在允许的范围内培养活跃的争论，要想摆脱其影响异常困难。”而虽然“媒体确实对政府政策提出争议或质疑，但是这些争议或质疑几乎完全处于享有共同利益的国家-利益制定的框架里”。雅各布斯向人们展示了美国富人对于社会话语权的掌握带来的政治不公平及其社会后果。而罗伯特·希勒在《叙事经济学》中则向世人呈现了流行叙事病毒式传播影响人们心理进而影响社会和个体经济行为的深层逻辑。共同富裕的话语权问题值得格外重视。

（二）公民和国家具备所需的语言能力

研究不平等问题的著名学者玛蒂亚·森在《什么的平等》中提出了“基本能力的平等”这一概念——这里所谓基本能力是指一个人能够做那些最基本的事情的能力，比如满足基本营养需求的能力、获得购买必要的衣物和住所的能力，以及基本交流参与社群生活的能力，等等。显然，语言能力就在这基本能力之列。

近十几年来，国家和公民的语言能力成了语言政策与规划界研究的热点。究其实质，一方面是政府和大众语言意识和语言资源意识的觉醒，另一方面就是中国的国家语言能力与当前中国的综合实力及在国际上的地位极不相称，国家语言能力不足以支撑国家参与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

对于公民来说，随着普通话的推广和外语学习的普及，当代中国可以说已经进入了双言双语社会，有许多人甚至会三言三语甚至更多。不同语言或方言在同乡（方言）、跨省域（国家通用语）和跨国（国际通用语）等不同场域发挥作用。但是从国家角度，中国应具有“20+200”的语种能力，即熟练掌握世界最为重要的20来种语言参与世界治理，掌握200来种世界较为重要的语言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显然中国目前的国家语言能力还不充分。

（三）语言资源得到有效保护和开发

20世纪80年代，邱质朴在中文界阐释了“语言资源”，理查德·鲁伊斯在英文界提出了语言规划的语言资源取向。近30年来（尤其是近20年），语言作为一种资源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中国在实践和理论两端都取得了一流的成就：实践端，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语言资源保护项目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语言资源保护项目；理论端，逐渐形成了基于中国国情的语言资源的理念，建构起了对于语言资源取向的中国理论创见。可以说中国在现实空间的语言资源保护和开发上已基本实现了语言富裕。

随着数字社会的来临，数据成为基本的生产要素，语言数据尤其是数字形式的语言数据规模越来越大，这一类型和视角的语言资源的保护和开发目前来看还处于初期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期，相关的安全问题更是不容忽视。所以，中国在虚拟空间领域的语言数据资源保护和开发的语言富裕还亟待提升。

（四）社会无障碍沟通

自从语言诞生之后，它就成了人类交流沟通的主要工具和信息的主要载体。但是民族语言的多元带来不同民族的阻隔，地理分隔形成了同一种语言的不同地域方言、社会分层建构起了同一种语言的不同社会方言，病理和身体上残障人士的沟通渴求，老年人在数字时代面临的信息代沟，机器人、数字人、虚拟人的崛起而带来的人与机器、人与数字虚拟的交流。凡此种种都给社会的沟通交流设置了种种障碍。因此，通过“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信息特殊人群沟通、人与机器沟通等，修建起信息无障碍的语言之路”就成为共同富裕社会之下语言富裕的重要表征和目标。信息无障碍，就是通过信息化手段弥补身体机能、所处环境等存在的差异，使任何人都能平等、方便、安全地获取、交互、使用信息。其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消除“数字鸿沟”，实现“信息平等”；二是通过“信息技术”赋能社会群体。

目前来看，老年人、残障人士、偏远地区居民的信息使用和沟通问题，社会分层而导致的社会方言的深层次问题，人机交互的相关问题，都应该成为未来语言富裕社会建设的重点。比如语言的社会分层问题因为具有隐匿性、长期性的特征，所以往往不易被发现，但是从伯恩斯坦的“简单/复杂语码”到福塞尔的“语言格调”，从中国古代官场通行的“官话”以及政府公文或公告文风在一定时期内的科层化倾向到布罗代尔提到的社会等级在语言中的体现，可以说语言的社会分化为社会的无障碍沟通竖立了一堵隔离之墙。

（五）满足治理需求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也是共同富裕的基础和保障。建构完善的国家语言治理体系，提升国家语言治理能力，既是实现语言富裕的必要前提和制度保障，也是语言富裕体系的有机构成。

当前中国已经建立起了语言治理的基础体系，语言治理现代化在领导力的、发展格局的、理念的、制度的、科技的、智库的、队伍与学科的等几个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日益复杂多变的国际和国内形势，人类社会不确定性的增强，都给中国的语言治理提出了更多的挑战、更高的要求。语言治理也亟须在价值完善、结构合理、功能适用、评估有效以及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科学化、智能化等方面加强探索、提升策略。尤其应关注祖国统一、国家认同、语言安全、国防语言、人机交互、基层治理、语言伦理、国际传播能力等领域。

（六）语言生活和谐

李宇明对于“和谐的语言生活”多有论述。比如指出要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并通过语言生活的和谐促进社会生活和谐，就需要提高语言意识，树立科学的语言规范观和发展观，处理好各种各类语言之间的关系。

中国社会一直以来存在的一个“基础性的问题是全社会缺乏语言意识，甚至是起码的语言意识”。近些年在国家语委等相关部门、学界专家、社会现实等多重因素的合力作用之下，政府和社会的语言意识有所提升，但是在突发事件和前沿领域的语言意识仍然缺乏。随着虚拟空间和新媒体的崛起，语言规范和语言发展呈现出了新的问题和特点。国际和国内环境的变化，给普通话与方言、普通话与民族语言、本土语言与外语之间的关系带来了更大的张力，也给和谐语言生活的建设带来了新挑战。

除此之外，还需要涵盖话语的和谐，要构建和谐健康的语言伦理和精神状态，避免语言歧视、语言污名化、网络语言暴力等各种消极现象。这个意义上的语言富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至此可以给“语言富裕”做一个操作性界定：语言富裕指的是语言社会和语言生活的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公民语言权利得到可靠保障、公民和国家具备各自所需的语言能力、语言资源得到有效保护和开发、社会实现无障碍沟通、能满足语言治理和国际治理的需求、语言生活和谐。语言富裕与经济富裕、政治富裕、生态富裕、文化富裕、社会富裕等耦合地共同构成了共同富裕的总体系。

如同共同富裕的内涵特征一样，语言富裕也是全体人民的富裕，不是平均主义，是一个通过包容性、开放式发展来逐步实现的状态，是一个动态起伏的过程。整体上来看，中国的语言共同富裕已经具备了一定条件和基础，但是新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也提出了一些新要求和新挑战。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语言富裕的征程不会轻松。但也正因为其艰辛，才使得克服困难的过程有了更多的历史张力和意义蕴涵。

三、语言文字事业助力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要坚持循序渐进，对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有充分估计，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探索有效路径，总结经验，逐步推开。”共同富裕是以生产力提升和物质条件改善为基础的整体性富裕，涵盖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个维度。它是以物质的富裕为基础的全面富裕；既要“富裕”,又要“共同”；是普遍富裕，但不是平均主义；是过程富裕，有个从低层次到高层次的发展过程。“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所以共同富裕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具有多重意义的目标。这些都是共同富裕的核心内涵和基本特征，下面讨论语言文字事业助力共同富裕的实现，也需要在这个基本框架下展开。下文依次阐释语言文字事业助力共同富裕的3个问题：助力机理、助力维度和助力路径。

（一）助力的机理

语言文字事业能助力共同富裕，是由语言文字的性质和功能决定的。具体说来至少涉及以下9个方面：一是语言有（人力）资本属性，是个体综合素质的构成部分；二是语言有信息属性，本身可以是信息也可以传递信息；三是语言有认知属性，是大脑整体认知体系的构件之一；四是语言有心理属性，能影响人的思维和观念；五是语言是人际交流的工具；六是语言是知识和信息的载体；七是语言是身份认同的工具；八是语言是情感表达的工具；九是语言是知识学习的工具。这9个方面，在助力不同层面、不同领域、不同维度的共同富裕时或者单独或者合力发挥着作用。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语言文字是包括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方言土语、各种外语、手语盲文等各种类型，它们构成了主体多元的中国语言文字格局。这些不同的语言文字类型都在助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发挥着各自的作用。

（二）助力的维度

限于篇幅，本节仅从最为宏观的两个维度予以简要阐释：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

1. 助力物质富裕。物质富裕是共同富裕的基础和前提。语言文字事业助力物质富裕至少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分析：一个是语言本身就是硬实力，有自身的实业和产业属性、是一种真实的生产力；一个是语言文字工作对于经济富裕的推进作用。

第一个角度，语言经济、语言产业、语言职业、语言服务行业、语言红利等社会实践和理论研究已经成为业界常识。比如在语言服务行业，TransPerfect公司作为2019年度最大的语言服务提供商，其语言服务和技术销售收入达到了7.06亿美元，排名第二的Lionbridge也有6.47亿美元。而中国2020年语言服务行业的产值为366.3亿元，相关语言服务企业在业/续存的企业数量为44799家，同比增长了480.6%。

就语言文字推进经济富裕而言，一部中国现代语言规划史，就是一部富民强国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以来，语言文字事业在贫困治理中发挥了重要基础性作用，语言扶贫助力打赢了脱贫攻坚战，下一步正在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皮凯蒂和鲍德温都指出了知识的传播与扩散在减少不平等上的重要作用。皮凯蒂指出，知识的传播和扩散带来了全球和国家层面的趋同，落后国家是通过提高科技水平、专业知识与技能和教育水准来追赶发达国家的，而对外开放和贸易则加速了知识的扩散。鲍德温认为1990年之后开始的“大合流”带来了国家间不平等的减弱，“这些巨大变化背后的驱动力使生产知识由北向南的流动。这种流动发端于全球化的第三阶段末期。在此之前生产知识在国家间的分布极不均衡。知识流动使得知识在国家间的分布开始均衡起来。”而到底是什么因素促进了知识的传播和扩散？答案至少有二：一方面依靠信息与通信技术革命，另一方面依靠全球或国家通用语言的使用。很难想象格兰特在2014年的一篇评论中所说的那种只靠图纸而不靠语言的情形能够具有普遍适用性，即加拿大庞巴迪公司在向墨西哥的知识转移过程中为了克服语言障碍，发明了一套图文系统以使不懂法语的墨西哥操作工也能够较容易地掌握生产技能。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一国内部。

2. 助力精神富裕。首先是语言学习本身就是有助于公民身体健康和个人幸福的路径之一。比如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在直接层面是重要的社会符号资本，普通话能力能帮助习得者在交流场合（尤其是正式场合）得到正面评价，从而能提高人们的主观幸福感；在间接层面，能提升公民收入、提高社会交往水平、增强信息获取和利用能力，从而提升主观幸福感。聚焦到特定群体，普通话能力会对农民工的心理健康状态产生积极的影响。

其次，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丰富的文化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是共同富裕在精神层面的目标。如上所述，语言是知识的载体，也是获取知识和接受教育的工具，精神层次的提升和丰富，离不开语言。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成人识字率从1982年的65%左右上升到了2015年的96.4%。从诗歌小说到相声小品，从传统文学到网络文学，从广播节目到电视节目再到网络节目，各类语言产品就是文化产品的重要组成。随着识字率上升和语言产品丰富，国人精神世界更为丰富和富足。

（三）助力的路径

目前来看，语言文字事业助力共同富裕至少涉及以下几个面向的合力作用：意识的提升、语言生产力的提高、分领域和分阶段助力、治理的助力、话语的助力等。

1. 提升语言服务意识。如前所述，中国政府和社会的语言意识一直较弱。而这里的语言服务意识，则主要是针对语言文字事业的相关部门、研究者及其他相关人员来说的，即进一步提升语言文字事业在助力共同富裕方面的认知和意识。近些年，中国的语言文字事业在助力和服务贫困治理、乡村振兴、应急治理、国际话语传播等国家重大战略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助力共同富裕这一重大议题上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都还阙如，意识未到应该是主要原因。有了语言服务于共同富裕的意识和认知，才会有进一步的思索和行动。

2. 升级语言经济红利。在传统的语言产业之外（比如语言翻译服务），近些年随着网络经济和数字经济的兴起，产生了许多新语言职业和语言产业形态，比如网络表情设计师、多语种输入法工程师、视觉语言设计师、字幕翻译工程师、电子说书人、电子病历/医学影像阅读（识别）师、二维码推介师、交互式语言产品设计师以及网络直播人员等，以及商业网站的网络写手、语言文字编辑和速录师等。比起以往的高门槛准入语言产业形态，这些新兴的职业和形态给更多的普通人提供了工作机会和致富可能。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新职业和新形态往往呈现出工作碎片化、合作远程化、工时弹性化、企业管理平台化、人力资本内外整合化和劳动力技能化等特点，大多可以归入“零工经济”的范畴，从业人员可以称为“语言零工”。通过语言经济和语言产业的升级换代，可以更大程度地挖掘语言红利，做大“语言经济蛋糕”，助力经济富裕。

3. 分领域助力。不管是宏观上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的两分，还是中观上经济、文化、社会、政治、生态等的多分，语言文字事业助力显然需要在不同领域进行场景化建构和操作落实。语言文字在不同领域的功能和作用是有差异的，所以需要差异化助力而非一刀切式统一政策。探索不同领域语言文字助力共同富裕的路径和策略，应是未来的重要研究议题。

4. 分阶段助力。共同富裕作为一个相对概念，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由低到高不断推进的过程。语言助力共同富裕是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国历史上在语言使用上的不平等程度是有所下降的，语言富裕的状况是在不断提升的。比如在明代的海南，当时使用的语言大致可以分为3类：官话方言、士绅和城市居民的地方官话、农村和下层阶级的方言。这3种方言之间的差距，事实上反映了一种他们难以逾越的社会层级。随着普通话的普及，这种障碍（至少前两种方言之间的障碍）已经大大减弱甚或消失了。一个类似的例子是法国在17~18世纪之前，贵族、知识分子、市民等阶层的语言差别非常大，大革命之后随着市民语言的宫廷化和宫廷语言的市民化，语言的阶层差异度大大降低了。但是也要看到新科技和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新的语言不平等现象，语言文字事业需要在不同阶段解决时代提出的迫切问题。

5. 治理助力。“社会主义国家的存续是确保经济发展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决定因素，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决定因素。”如前所述，当前中国已经建立起了语言治理的基础体系，“党委领导、政府主导、语委统筹、部门支持、社会参与”的治理机制也在日臻完善。但是要有效助力共同富裕的目标，语言文字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亟须进一步推进，从而切实提供制度保障。

6. 话语助力。话语助力至少涵盖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术语和称谓的建构和选择使用问题，卫兴华曾提醒道，在涉及多种所有制、非公经济等多种称谓时，称谓的变异，会影响理论的不确定性和变异性。在共同富裕之路上，从“共同富裕”这一术语本身到整个理论体系的建构，都是语言的创造和话语的建构。第二个层次是打破西方话语的神话，建构中国的话语和叙事体系，讲好共同富裕故事。比如对于三次分配政策、社会道德、伦理的宣传和话语建构等。正如易伍林所说，传统文化的均平观念让一部分人觉得共同富裕就是绝对平均主义，本质上是杀富济贫；而近年兴起的“躺平”现象也让一部分人觉得共同富裕仅是一个口号，与己无关。因此如何让不同阶层的群体都能达成“共识”，这是亟须应予引导的。

四、结    语

戴蒙德向人们展示了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不平等：世界最为富裕的国家挪威比诸如尼日尔、布隆迪和马拉维这样世界上最为贫穷的国家要富裕400倍；国家内部层面，美国占人口1%的最为富有的群体所占财富的比率还在逐渐增长。皮凯蒂的论述更加直观，他指出有的国家和地区人均月收入仅150~250欧元，而有的区域人均月收入高达2500~3000欧元，两者相差10~20倍。全球人均月收入的平均水平约为600~800欧元，和中国的水平相当。“有一个论断是十分明确的：认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特征或者市场经济法则能够确保降低财富不平等并实现社会和谐稳定是一种幻想。”米兰诺维奇在考察了全球化的不平等之后，面对“随着全球化的深化，不平等会消失吗？”这一终极问题时，比较干脆地回答“不！全球化带来的收益不会均匀分布。”那么，共同富裕是不是也就因此无解？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研究主要是基于主要发达国家的分析，并不具备全球普适性。比如皮凯蒂就指出：“总体而言，这是一部讲述20世纪西方不平等的作品。……不平等制度可以在世界不同地方表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20世纪欧洲、北美和日本的不平等变化轨迹的教训，对理解其他国家的不平等演变当然会有帮助，但实话实说，也未必有特别大的帮助。”正如皮凯蒂在中文版自序中所说“中国是一个极大的特例”“中国会从诸多矛盾之中找出一条独一无二的据定性道路，其他国家也是如此”。事实也的确如此。古往今来，消除不平等、实现共同富裕一直是人类共同的梦想和追求。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它才成为本质特征之一，从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到东方的科学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作为一个理论和实践体系在中国创建起来，这是中国对社会主义制度在全世界的创新发展做出的重大贡献。

中国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一个环节，是在消灭了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级”阶段的任务，它将进一步着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回望五百多年的社会主义发展史，还没有哪个社会主义国家成功实现共同富裕。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无疑将会对社会主义制度在全世界的创新发展作出重大贡献，也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新的理念和愿景。

语言富裕是共同富裕的拼图之一，目前来看中国在语言权利、语言能力、语言资源、社会沟通、语言治理、语言和谐等各个层面都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语言文字事业能助力共同富裕的机理，就蕴藏在语言文字的性质和功能之中；助力的维度涉及物质到精神的各个领域；助力的路径则需在提升语言服务意识、增强语言生产力、分领域和分阶段助力、治理的助力和话语的助力等多个方向上进行探索和实践。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近些年国家着力建构“四个自信”、进行“三大体系建设”，中国的理论和实践探索都在借鉴国际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探索中国之路。从语言扶贫到语言助力乡村振兴再到语言助力共同富裕，目前已经具备了构建中国原创性语言政策与规划学理论的基础，下面要靠学者们的自觉和行动。

中国正在探索一条人类社会的共同富裕之路。面对这一重大课题，语言学者不应缺席。本文显然仅是一个初步的探索，更多更系统更深入的研究和实践亟待跟上。共同富裕，语言文字事业和语言学研究需要历史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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