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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文革,唐秀忠,王亚菲 | 元宇宙的 兴起与哲学二元认识论的反思:对互联网哲学本质的思考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2024-02-05





郭文革,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技术系长聘副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数字化阅读实验室主任。2011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研究领域:在线教育、教育技术发展史、教育政策。美国纽约州立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德国柏林自由大学访问学者。研究成果获得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北京市第十三、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奖励。







一、元宇宙的兴起与哲学二元认识论的缺陷





刚刚过去的2021年被称为元宇宙(Metaverse)元年。上半年,游戏公司罗布乐思(Roblox)上市,股价大涨;10月份脸书(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宣布,将公司改名为Meta,显示出打造新型元宇宙社交平台的决心。微软也携多年打造的Hololens眼镜,发布了Mesh for Microsoft Teams新型交互平台计划。一时间,元宇宙成为互联网上最热门的词汇。关于元宇宙的研究报告一篇篇出台、有关元宇宙的主题研讨会纷纷召开、各学科发表的元宇宙论文数量暴增。进入2022年以来,尽管罗布乐思和Meta的股价出现了50%的暴跌,也没有影响“元宇宙”概念的热度。


尽管热度爆棚,但对“什么是元宇宙”并没有形成一个清晰的概念。元宇宙相关的研讨会和学术论文基本上是对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现实、数字孪生、5G、物联网、智能应用等已有概念的重新包装。在这个由资本、传媒、学界、艺术、商业等组成的元宇宙“大合唱”中,有严肃的学者尝试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界定“元宇宙”概念的内涵。从最广义的角度看,元宇宙约等于“赛博空间(Cyberspace)”。有文章提出一个头脑测试:用“赛博空间”取代句子中的“元宇宙”,在90%的情况下意思不会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从最狭义的角度看,元宇宙约等于虚拟现实(VirtualReality)。元宇宙落地的实际产品形态,都离不开虚拟现实技术,其中牵涉到硬件设备、基础软件、开发工具、内容开发与运营模式等一系列复杂的挑战。然而,无论是“赛博空间”还是“虚拟现实”,似乎都无法涵盖当下元宇宙的宏大叙事。


元宇宙的宏大叙事中有两个愿景最令人困惑。第一是虚拟空间与实体空间的融合。有人提出,因为实体空间有边界而虚拟空间可以无限扩张,所以这里存在巨大的商业机会,有人甚至重提“第二人生”中的房地产交易。第二是数字孪生或人的数字分身。有人提出,在元宇宙中人将有8条命,有机会尝试8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实现真正的“数字化生存”。


元宇宙“大合唱”中出现的这类混杂着未来趋势、谬误和幻想的迷思,还有近年来围绕人工智能和脑科学的发展出现的混淆物理世界与虚拟世界、混淆基于算法的人工智能和基于知觉意识的人的智能、混淆脑的神经功能和功能之上的人的认知、混淆“人的生物真身”和“数字分身”等一系列问题,都源于缺乏对互联网哲学本质的深层次追问,源于一个存在了两千多年的哲学二元认识论缺陷——“媒介”被排除在人类认知之外。


互联网被赋予了太多的光环——如互联网时代、互联网革命等,但其“内核”在本质上只是一种支持人类表达、交流、沟通的媒介技术,这类技术在历史上经历了口头语言、手工书写、印刷技术、电子媒介和数字媒介等5个发展阶段。媒介技术与物质产品生产技术有着本质的区别,后者的特征是以自然造物为原材料,通过“技术”改变其物理、化学属性,制造出人类生活所需的“人造物”。媒介技术的作用则包括3个方面:(1)以交流支持人类的社会协作和社会建构;(2)通过表征和传播创造出音乐、小说、影视等“虚构类”精神消费品;(3)通过表征和传播创造出科学、技术、历史、政治、经济等“非虚构类”知识产品。因此,媒介技术是一种社会建构工具、虚构内容生产工具以及知识生产工具。印刷技术、广播电视、互联网等都属于媒介技术的范畴。


传统的哲学二元认识论把人类认知看作是一种主、客二元关系,即作为认知客体的真实世界和作为认知主体的人的主观意识之间的关系。这个二元论框架忽视了口头语言、文字、纸张、互联网等媒介技术在人类认知中的作用。2500多年来,这个缺陷一直没有得到重视和解决。相反,每当新、旧媒介交替的时候,这个理论缺陷就会改头换面,以不同的问题呈现出来。公元前5~4世纪,希腊哲学家关于“诗与哲学之争”;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文主义哲学家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批判;互联网时代,物理世界与“虚拟世界”、人工智能与人的智能、“生物真身”和“数字分身”的混淆等,都是这个理论缺陷的不同表现形式。因此,想在喧嚣的元宇宙“大合唱”中,区分虚妄的幻境与真实的未来,就必须从头梳理媒介技术与人类认知的关系。




二、元宇宙与柏拉图的“洞穴隐喻”





早在柏拉图的“洞穴隐喻”中,就已出现“媒介”这一要素,“洞穴隐喻”就是最早的元宇宙雏形。“洞穴隐喻”出现在柏拉图《理想国》第7卷中,他是这样描述的:

想象在一个洞穴里,有一个长长的通道与外部世界相连,有一束光从通道照进来。有一些人从小就住在这洞穴里,头颈和腿脚都绑着,不能走动也不能转头,只能看着洞穴的墙壁。再假设在洞穴通道的入口处,有一堵矮墙,有一些人躲在矮墙后面,像傀儡戏演员一样把木偶举过矮墙表演,于是洞穴里的墙壁上就出现了木偶的影子,洞穴里的囚徒就看到了这些影子。苏格拉底问:如果囚徒们能彼此交谈,他们会认为他们看到的阴影是真实事物本身吗?他们会想到,除了影子之外,事物还有色彩、体积等其他的实在吗?


某一天,有一个囚徒挣脱了枷锁,解除桎梏,走出洞穴。由于在黑暗中囚禁太久,面对阳光他两眼漆黑、痛苦不安、无所适从。经过很长的时间后,他才发现洞穴中所见全是假象,他看到了事物的真相。如果他再回到洞中,向伙伴们解说外面的事实,试图劝说他们走出洞穴的话,同伴的反应会怎么样?是会相信他,跟着他走出洞穴?还是认为他在胡言乱语,根本不会相信他,甚至可能杀死他?


2500多年来,人们从政治学、哲学、教育学等各种角度解析这个隐喻,关注影子与现实,自由与桎梏、启蒙与教育等重大问题。结论认为:教育和启蒙让人挣脱束缚,逃出“洞穴”,看到真实的世界。然而,这个充满诗意的认知“乌托邦”从来就没有实现过。


人生而好奇,总是将眼光投向“身不能至”的远方,始终无法摆脱“洞穴”认知的命运。公元前4世纪,希腊人和埃及人不知道尼罗河水从哪里来,亚历山大大帝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尼罗河探险计划。中世纪,欧洲人不知道有南北美洲、澳洲和南极洲,13世纪德国一所修道院制作的《埃布斯托夫》地图是一幅被上帝环抱的TO地图,只有欧亚非三洲,中心是耶路撒冷,在远东和非洲的边远地区,画满了不知名的怪兽。到了21世纪,人类终于掌握了探索宇宙的知识和技术,然而,在“旅行者1号”从64亿公里远传回来的那张著名的“暗淡蓝点”照片上,地球只是一个“0.12个像素”的蓝点。在探索宇宙的尺度下,地球变成了人类那个逃不脱的认知“洞穴”。


人类知识进化的过程就是从一个小“洞穴”进入一个大洞穴、又从大“洞穴”进入一个更大“洞穴”的漫漫征途。助力人类认知“洞穴”以外那个“身不能至”的世界的工具,就是媒介技术。媒介技术通过对认知客体的表征——“墙壁上的影子”,通过支持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囚徒彼此的交谈”,助力人类建立今天璀璨辉煌的知识财富——客观知识。




三、解析元宇宙:媒介技术与现实世界、与人的关系





直到20世纪,媒介技术才进入哲学研究的范畴。第一个将媒介引入哲学的人是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他指出哲学一直忽视了媒介技术的作用,他甚至认为计算机的出现是哲学的终结。


哲学家对媒介技术作用的认知并非出自头脑中的奇思妙想,而是受媒介技术快速发展的社会现实的影响。20世纪前后,随着电灯、电话、广播、电视、计算机等新媒介的不断涌现,推动了科技、文化、社会、经济和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媒介技术作为影响社会发展的独立变量,在20世纪下半叶受到多学科的关注。其中,媒介环境学派和英国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最具有突破性,为解读媒介技术的作用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卡尔·波普尔与哲学二元认识论决裂,他在二元认识论的两个要素——作为认知客体的“世界1”(物理世界)和作为认知主体的“世界2”(人的主观认知)——之外,添加了一个“由说出、写出、印出的各种陈述组成”的“世界3”(客观知识世界),形成一个“三元论”的进化认识论哲学体系(如图1所示)。“说出、写出、印出”正好对应着口传、手工抄写和印刷这3种媒介技术,表明“世界3”建立在媒介技术的基础上,是一个独立于认知客体、认知主体的具有本体论地位的“客观实在”。



“三个世界”框架为分析媒介技术与认知客体、认知主体之间的关系,解析元宇宙概念下的“平行世界”“数字分身”等理念提供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一)媒介技术与认知客体的关系


人类的认知客体,无论自然现象还是社会事件自身,都是不能言说的。大自然从不说话、不言明“事实”,不回应人的问题。人类关于真理和科学的所有“猜想与反驳”,都发生在人与人之间。这表明人类获得“客观知识”的前提条件是:(1)对认知客体的“表征”;(2)人与人借助于“媒介为中介”的交流,开展关于真理和科学的“猜想与反驳”。表征与交流是人类认知的起点,也表明“媒介”从一开始就参与了人类认知活动。


1. 希罗多德与历史学的诞生


认知客体是无法被“带走”的,“表征”却可以把不同地方的自然现象和社会事件“拼”在一起,形成人类对世界和社会的“整体认知”。公元前5世纪,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借助文字“拼图”,创立了人类最早的历史研究范式。希罗多德从三十多岁起在地中海沿岸游历多年,他把所到之处流传的、用不同方言讲述的口头传说用希腊字母文字写在莎草纸上带回来。晚年回到故乡,他反复阅读这些文字记录、对内容进行分类、拼接、甄别、分析。于是,在他撰写的《希波战争史》中出现了类似这样的描述:“关于那一场战争,A说……B说……C说……,但是,在我看来,真实的情况可能是……”。一种建立在ABC三方素材相互参照基础上的历史学范式诞生了。


2. 平行宇宙:地球上那一条条假想的“经、纬线”


人类对大自然的探索,也离不开媒介技术的“拼图”。15世纪末“大航海运动”以来,在探索地球的过程中,印刷机精准印制的、带有标准比例尺的地图,充当了人类探索地球的“拼图”工具。当驾船驶向不同方向的航海家,手持“同一张”地图,把他们的地理发现“标记”到特定的经、纬坐标点的时候,无数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发现汇聚到“同一张”地图上,“拼”成了我们对地球的“整全认知”。今天,经、纬度已经成了人们习以为常的大地坐标系,以至于我们常常忽略了地球表面并不存在这一条条假想的“线”,这些虚拟的“线”只是画在地图上,又通过地理教育画进了每一个人的认知坐标中。


这个带有经、纬线的印刷地图最接近“元宇宙”所谓“平行世界”的概念。不过,它既不是对地球物理空间的“扩展”,也不是一种虚实融合,它是一个独立于物理世界的、表达对实体世界认知的“客观知识”空间,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世界3”实体。


(二)媒介技术对认知主体的影响


个人对世界的认知主要来自两个途径:第一,对世界的一手观察和感知;第二,“以媒介为中介”的广义阅读。一个文盲和一个受到良好教育的人在生理结构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差别主要来自“头脑对世界的认知”。文盲头脑对世界的认知主要来自一手的经验,如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到过哪里、做过什么事情、接触过什么人等。文化人对世界的认知则大量来自二手的“阅读”——所谓“二手”指的是他人所见所思所想。通过“阅读”,文化人可以去往无法回到的“过去”、不能抵达的“远方”,阅读使一个人对世界的认知大大超越了个体生命的时、空局限。


1. 印刷时代的“元宇宙”:口语传播网vs印刷传播网


15世纪中叶德国人古登堡发明活字印刷机以后,欧洲逐渐在小册子、报纸、图书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印刷传播网络”。一部分能读书写字的人,可以借助“印刷传播网络”在欧洲和新大陆寻找更好的商业机会和工作机会,于是,原本处于同一真实世界的欧洲人分别进入了“口语传播网络(本地)”和“印刷传播网络(远距离)”两个元宇宙空间,慢慢分化成了“口语人”和“印刷人”。

假设在欧洲一个村子里生活着A和B两个年轻人,A是文盲,B能读书识字。某一年,村里的农产品丰收,导致本地农作物价格下跌,文盲A没有享受到丰收带来的超额收益。B通过读报纸,了解到山的那一边遭了灾,于是将丰收的粮食运到山那边的市场上,卖了个好价钱。B还通过“阅读”跟踪了解农业种子、化肥等前沿技术,不断改进和提高自己的农业生产效率。久而久之,经过多轮迭代之后,文盲A和能读书识字的B的生活状况出现了巨大的差别。


这个虚构故事中的A和B在某种程度上正好反映了路德新教改革之后,天主教徒和新教教徒的命运。传统上天主教徒是到教堂去听神父布道,他们大多数是能说(唱)会听的文盲。马丁·路德则号召每个人自己读圣经,所以,新教教徒多数是能读书识字的“印刷人”。近500年来的欧洲历史表明,科学革命、美洲大开发的主要力量是能读书识字的新教教徒。


因此,2021年兴起的“元宇宙”很可能是印刷时代“元宇宙”的数字化“翻版”。联想到我们身边那些因为不会使用手机和健康宝而无法买票、乘车、购物的老人,“元宇宙”宏大叙事的很多理念其实已经是现实,而不是需要憧憬的未来。


2. 蒙田的“分身”:不是生物“真身”的再造


元宇宙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数字孪生”或“数字分身”在历史上也有迹可循。公元前9世纪以前,口语时代的荷马是对现场的一群观众吟诵“特洛伊”的故事。他没有“分身”,一次只能在一个现场表演。16世纪印刷时代的蒙田则是坐在自己家里,通过《蒙田随笔》跟分散在不同地点的读者“交谈”。他的语言轻松、诙谐、幽默,贴近日常生活,受到读者的欢迎。批量印刷的《蒙田随笔》就是蒙田的“分身”,它代替蒙田向每一个读者讲着同样的话语。在印刷“元宇宙”中,“分身”指蒙田创作的思想产品的多个副本,而不是蒙田生物“真身”的再造和永生。同理,教材是优秀教师的“分身”,黑胶唱片是歌唱家的“分身”,录像带是戏剧表演的“分身”,互联网则是作家、歌唱家、戏剧等的“分身”。那么,在互联网时代,元宇宙的“数字分身”是要打造一个蒙田(作者)的三维数字形象,还是对蒙田作品的一种三维建模?在元宇宙中,我们需要看到一个作者的“三维形象”,还是更需要看到经过研究创造出来的一个包含解剖结构、动态运动过程、可操作的三维仿真的“心脏”模型(知识产品)?


综上所述,从“三个世界”的框架来看,元宇宙对物理世界、对个人认知的影响没有超越“世界3”的边界。元宇宙所宣称的“平行宇宙”“数字分身”等理念在印刷技术时代就曾经出现过,要警惕和剔除元宇宙宏大叙事中那些不着边际的神话和幻想。




四、再解元宇宙:从媒介技术自身演进的视角





按照波普尔的“三个世界”框架,我们还可以从媒介技术自身演进的视角,通过比较口传、手工抄写、印刷技术、电子媒介和数字媒介等历代媒介技术的特性,考察数字时代“元宇宙”可能带来的突破和创新。


波普尔是科学哲学领域的权威,但他的“三个世界”理论在哲学界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波普尔“三个世界”理论的核心是“世界3”,但他并没有对“世界3”的结构和构成做进一步的解说;反而是20世纪下半叶崛起的媒介环境学派,为发展波普尔的“世界3”做出了重大贡献。媒介环境学派对口传、手工抄写、印刷技术、电子媒介等各个历史阶段开展了深入的研究,为“世界3”补充了大量翔实的材料,充实了波普尔“世界3”的内涵,使波普尔提出的这个“三个世界”进化认识论有了更强的解释力。近年来,也有学者把媒介环境学思想看作是一种新的哲学认知范式,认为它为解释人工智能和人的智能的差别提供了富有洞见的理论框架。有学者将媒介环境学家对媒介技术与社会变革的研究和波普尔的“世界3”结合在一起,提出了图2所示扩展的“世界3”框架。



这个扩展的“世界3”框架对“客观知识”做了进一步细分,包括:(1)科学知识,指关于“世界1”物理世界的特性和规律的知识。(2)关于“世界1”的技术知识。这类技术以“世界1”的自然造物为原材料,通过物理、化学、生物等处理,生产人类衣食住行所需的物质材料和能源等。(3)社会科学知识。社会是由无数个“世界2”个体组成的,关于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伦理等方面的知识属于这一类。(4)通用框架方法,人文学科、数学、几何学、现代信息技术等都属于这一类。一个人无论学习科学知识、技术知识,还是社会科学知识,都离不开文法、修辞和逻辑等人文学科和数学等“技艺”。由于人文学科、数学、几何等在知识生产、传播中所具有的这种基础性、工具性作用,它们被放在“通用框架方法”内。“通用框架方法”底层的符号、载体和复制传播等“硬”技术,决定着上层文法、修辞和逻辑等“软技艺”。“硬技术”和“软技艺”共同构成“适合处理所有科目教学的、用来解释知识与现实,展示知识的不同分支之间的联系”的“通用框架体系(a universal formula)”。


媒介技术位于“通用框架方法”的最底层,它是整个“世界3”的“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从这个角度来看,媒介技术是一种“世界3”技术,是一种认知表征和知识生产工具,一种支持社会运转的“基础设施”。分清“世界1”和“世界3”两类技术的作用和特征,是解读关于互联网教育、信息社会、人工智能等领域各种混乱认知的“钥匙”,也是解析元宇宙的基础。


(一)历史上媒介技术对修辞技艺、研究范式的影响


1. 媒介技术对修辞“技艺”的影响


媒介“硬技术”对表达修辞“软技艺”的影响几乎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在文字出现之前,显然不可能出现基于书面写作的修辞文体。口传时代的表达修辞就是富有韵律的吟诵诗歌,《荷马史诗》就是用带韵律的套语“编织”而成的。书面写作的文法、修辞和逻辑其实是希腊哲学家的创造,特别是“最伟大的希腊语言创造者”亚里士多德。但由于希腊字母文字是一种表音字母,希腊人不区分声音元素和字母,所以完全忽视了“形而上学”这种“高尚精确的智慧”是依赖“书写”这种“新”媒介技术创作和表达出来的,完全忽视了媒介技术的作用。在“长时段”的媒介技术变革史上,媒介“硬技术”与修辞“软技艺”之间存在一种显著的相关关系,如表1所示。


表1  媒介技术与修辞技艺


2. 媒介技术对学术研究范式变迁的影响


媒介技术还通过影响人们搜集数据、分析素材、表征和组织知识的方式,推动学术研究范式的变革。在口传时代,由于吟诵史诗无法反复“阅读”,无法对两个以上吟诵诗人演唱的内容进行比较、甄别、拼接等,所以不可能出现希罗多德《历史》那样的研究范式。口传神话中既包含对真实历史事件的记录,又充满怪力乱神的想象和传说,这与口传吟诵“文本”独特的形成机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公元前4世纪前后,希腊人进入手工抄写时代。利用文字记录提供的反复阅读、“拼接”等知识生产方式,希罗多德创作了《历史》。亚里士多德撰写了《修辞学》、《工具论》等,希腊哲学家确立了手工书写时代的学术研究方法和“范式”。希腊人创造的这套从事知识手工劳动的“技艺”在中世纪发展成“三艺”“四艺”课程体系,成了中世纪知识分子必须掌握的“技艺(Arts)”和方法。16世纪,欧洲从手工抄写进入到印刷时代,以伊拉斯谟、彼得·拉米斯等为代表的欧洲人文主义学者在批判中世纪经院哲学、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基础上,将中世纪大学的“三艺”课程改造成包含数学在内的现代文科课程体系,推动了近代科学研究的发展。21世纪,当“通用框架方法”底层的“硬技术”从印刷时代的“文字/数字/图画、人造纸、印刷机”变成互联网时代的“01二进制符号、芯片、互联网”之后,修辞“软技艺”和学术研究“范式”也将随之发生变革。


(二)互联网与数字修辞的特性


数字媒介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在一个完整的信息传播过程中,使用了两套表达符号体系。一套是通过屏幕、喇叭等设备与人的感官交互的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等表意符号系统;另一套是在芯片存储和在线传输状态下采用的01二进制电信号。从01二进制符号到表意符号之间的转换,由软件系统自动完成。这表明媒介技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地介入人类的认知过程,这可能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计算机对哲学的致命性终结”。这种特殊的符号表征机制,为数字修辞赋予了一系列独有的特性。


1. 内容的多模态表征


在传统媒介形态下,分别以小说、诗歌、绘画、音乐等不同形态表达的“内容”,全部被“装进”互联网,诞生了一种融合音、画、动态视频等多模态(Multimodal)表达元素的数字修辞学。不仅如此,互联网还催生了游戏、VR等立体、动态、交互的“新型表达文体”,为创新知识表达形态提供了巨大的发展前景。如果说Facebook错过了Tiktok的短视频“风口”的话,Meta就是试图在元宇宙的大旗下,打造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多模态表达社交空间。


2. 大数据采集


在口传、手工抄写、印刷技术、广播电视等几种传统的“世界3”形态下,从希罗多德到现代社会科学的问卷和访谈,学术研究的数据一直采用手工采集的方式。即使在手机、互联网发明后,可以使用Ipad、问卷星等半自动数据采集技术,数据采集也明显属于一种“事后”记录行为,即在“(事件)发生”和记录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时间间隔。


互联网“大数据”则是在交易和交流发生的同时,由软件系统自动、实时、连续记录的,因此,“大数据”的“大”并非指数量,而是表示性质不同。最典型的“大数据”就是淘宝平台的交易数据,在买家、卖家撮合交易的过程中,系统会实时、自动地记录商品类型、数量、价格、买家地址、卖家地址等一系列“数据”,从而在淘宝平台上积累了关于中国零售业最丰富的“大数据”,这种新的数据采集机制,驱动所有学科领域都在改变原来的研究方法,转而采用大数据分析技术。


3. 人工智能


由于各语种的文本、图片、音频、视频等都以01字符串的形式保存在芯片上,通过对两个01二进制字符串的算法分析,就可以实现中文英文、音频文字、图片文字等不同符号之间的“相互识别”,从而带来人脸识别、语音识别、机器翻译等人工智能应用。01二进制符号是人工智能的基础,建立在传统的口传、手工抄写、印刷技术、广播电视等媒介技术基础上的“世界3”不可能具备这样的性能。


尽管传媒喜欢用“Alphago战胜李世石、柯洁”这样耸人听闻的标题,但是“纯”人工智能本质上只是一种“世界3”技术,它的主要功能是对“世界3”的各种(人类创造的)表征符号进行相互识别和相互转换。语音识别是把音频文件转换成文字;机器翻译是把一种表意文字转成另一种表意文字;图片识别是通过模式识别算法,识别图片中的动物图形,输出“狗”或“猫”这样的文字符号。国际象棋和围棋虽然复杂,但也都属于由人类设计出来的可以用符号和规则表征的游戏。最近报道的谷歌AI对话系统LaMDA“具备人格”的大新闻,StuartRussell演讲中那个令人恐怖的杀人无人机,如果仔细分析和分解的话,其中的“人工智能”模块也都没有超出“世界3”的范畴。人工智能未来的一个主要的影响领域是“世界3”客观知识产业。由于“大数据”的维度、数量等远远超出了人工处理能力,必须采用人工智能算法作为分析工具。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相匹配,将彻底改变“世界3”的知识生产方式、知识表征形态和知识组织结构,给学术研究带来一场“范式”革命。由于人的认知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对“世界3”客观知识的“阅读”,所以,人工智能也将改变人的“阅读”方式和学习方式、影响人类认知的发展。


(三)元宇宙对“世界3”客观知识的影响


1. 元宇宙:用“活”的形式表达“活”的对象


现代科学研究的范式主要来自物理学,物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世界1”的无机物质。由于物理学在近代取得了巨大成功,这种范式被普遍运用到生物学、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各学科领域,既研究有生命的物质,也研究社会等复杂、动态变化的“活”的系统。


当物理学的研究范式被应用到医学领域时,人体的“活”性就消失了,变成了一组静态的、被机械分割的“死”的、静态的器官,未能表达生命的动态变化过程。当物理学的研究范式应用到社会科学领域时,人类社会的复杂、动态变革被“静态”切片、分门别类地“装进”了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地理学、农业等不同学科,不仅看不到人类发展的动态、交织变化的“完整”过程,还滋生了学科之间的政治纷争。


元宇宙的虚拟现实技术提供了一种用“活”的形式表达“活”的知识系统的新修辞。在医学教育中,可以为临床医学培养提供整全、动态、具有可操作性的“活”的人体医学知识。在社会科学领域,可以用虚拟现实技术创建一套人类社会动态演变的“活”的历程,从而以一种整合视角,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展示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竞争与合作关系,推动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人类不同族群之间的相互合作,推动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2. 推动学术研究范式的创新


用“活”的表达方式呈现“活”的知识,不是简单地把现有书本知识“装进”VR系统,而是一场对现有知识体系的创新和发展。目前,最有可能获得成功的元宇宙教育项目是谷歌3D沉浸式地图。经过多年开发,谷歌地图搜集了人类数千年积累的丰富的天上、地表、地下、海洋等客观数据,还有实时更新叠加的交通、疫情等“动态”图层数据。在多层次、多维度、动态更新的数据的支持下,用户戴上VR眼镜就可以在谷歌3D沉浸地图中上天、入地、下海,了解地表、地质构造等全方位的地理信息,并根据交通、疫情、餐饮等实时信息安排自己的生活。以谷歌3D沉浸式地图的数据集为参照,现有的生物知识、医学知识、社会科学知识还存在大量的空白和盲点,还不足以支持VR的动态“活”的知识呈现和教学。这就要求学术领域重新建立理论模型、数据采集的框架和研究方法,并采用“活”的表达形式表达“活”的知识内容。这是一场“世界3”客观知识从印刷媒介到数字媒介的变革,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要以“久久之功”推动人类知识体系从印刷“元宇宙”到数字“元宇宙”的跃迁。




五、结语:元宇宙的“边界”





为了解析元宇宙的真实含义,本文以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和媒介环境学的研究为基础,从柏拉图的“洞穴隐喻”、媒介技术与现实世界和人的关系、媒介技术自身演进的3个层次,梳理了媒介与现实世界、媒介与人的认知发展、媒介技术的特性等基本概念。


从“三个世界”框架来看,元宇宙、人工智能都属于“世界3”范畴的技术,平行世界、数字分身等概念在历史上早就有迹可循。21世纪,随着“世界3”基础设施从印刷技术时代的“文字/数字/图画、人造纸、印刷机”转变为互联网时代的“01二进制符号、芯片、互联网”,为客观知识世界底层的“通用框架方法”带来了新的修辞特征和知识生产工具,将导致知识生产范式出现一轮系统性变革。



文章刊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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