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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牧 | 跨文化传播与互动：中餐馆与北美犹太人和华人的身份建构
引 言
在北美的犹太人社区，特别是纽约的犹太人社区中，流行着如下风俗：在圣诞节这一天，犹太人会到中餐馆吃中餐，餐后赴电影院看电影。在一次交流中，曾在纽芬兰纪念大学任教的犹太裔教授黛安·戈斯汀向当时在该校攻读博士学位的笔者介绍，这一看似奇怪的传统最早缘起于二战时期拥有大量欧洲（特别是东欧）犹太人难民的纽约，后来随着犹太人在全美和世界的流布和迁徙，又带到了其他地区。戈斯汀本人在离开纽约定居纽芬兰后，由于当地犹太人数量较少，便不再践行上述传统，而她仍在纽约生活的妹妹则一直遵从这一习俗。如今，在当代北美社会和世界流行文化中，虽然圣诞节通常被世俗化为一个家庭团聚的节日或者不具有任何宗教色彩的文化节日，但笔者在研究中发现，许多犹太人，特别是正统派或者保守派犹太人，仍将圣诞节视为一个极具基督教象征意味的宗教节日（虽然其宗教重要性低于更具阐释性的复活节等），使得作为非基督徒的他们往往游离于北美乃至世界的圣诞狂欢之外。北美犹太人的这一习俗无疑与其自我身份认同有关。
身份认同一直是民俗研究的核心问题。阿兰·邓迪斯（Alan Dundes）将身份认同视为一个充满对立的系统，其中充斥着个人与群体、传统与现代、少数与多数之间的激烈竞争，在多民族社会中，尤为明显的是少数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不断对抗与冲突。基于欧洲自18世纪以来逐渐兴起的民族国家观念，美国（加拿大也是如此）在20世纪中叶以前，特别强调民族融合，试图通过“熔炉政策”建立以所谓“美利坚民族”为主体的国家和以“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WASP）文化为主流的社会文化。在这一背景下，其他文化，特别是少数民族的文化，必然受到国家政权和主流文化的极度挤压，并可能因此而极度萎缩，甚至消失。对此，北美民俗学者一直呼吁保护和传承不同民族的传统文化。1888年，刚成立的美国民俗学会（American Folklore Society）在其会刊《美国民俗学刊》（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的发刊词中明确指出，学会的首要工作是收集和整理北美大陆正在不断消失的民间文化传统，如新英格兰地区的英语民俗、加拿大魁北克地区的法国民俗、北美印第安人民俗和墨西哥民俗等。长期以来，北美民俗学者的主要工作便是通过文献（文学研究理路）或者田野调查（人类学民族志方法）等路径进行民俗文化的保护与研究。在大萧条之后，基于罗斯福政府的“新政”政策的主导，在“公共民俗之父”本杰明·波特金（Benjamin A.Botkin）的主持下，大批以民俗收集为中心的公共项目（如美国联邦作家项目（Federal Writers’ Project）等），进一步促成了全美各地各族裔民俗文化的整理和保存。在一定意义上而言，当时民俗学者的工作具有较为明显的反熔炉主义倾向，无论初衷如何，这些项目的完成最终都强化了研究对象群体本身的身份认同。
理查德·多尔森（Richard M.Dorson）虽然反对波特金一味以政治意识形态为导向收集和整理民俗材料，但他同样表现出对于美国身份认同危机的深度忧虑。在多尔森看来，虽然美国民俗学者对北美各地民俗文化的整理和研究工作正如火如荼地开展，然而，许多研究者仅将这些材料视为旧大陆文化传统的遗存，即“在美国的民俗”（folklore in America），而并未关注美国民俗文化的本土独特性，因而鼓励民俗学者探究以在地经验为基础的“美国民俗”（American Folklore）。在笔者看来，多尔森关于“美国民俗”的思想其实启发了理查德·鲍曼（Richard Bauman）和丹·本-阿莫斯（Dan Ben-Amos）等民俗学者建构的“表演理论”（performance theory）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民俗学的“表演转向”。笔者在另外两篇文章中提到，“表演理论”和“表演转向”的核心是“语境”，而语境所指涉的正是民俗事项发生的具体场景和参与其中的主体身份。在此，从主体的文化身份而言，“语境”具有二重意涵，一是指向个体或者群体祖先传统的文化归属，二是指向个体或群体的在地文化经验。因此，在北美多元文化语境中，基于上述二重性，同时具有传统和在地文化身份的主体所实践的民俗事项，必定不是单纯地表现祖先传统文化遗存的特征，或是仅仅呈现割裂传统的本地经验。十分巧合的是，1971年，加拿大开始倡导增进文化平等的多元文化政策，强调在维护国家统一和普遍价值（如法律精神）的前提下，鼓励和保护不同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从国家政策层面确保了传统文化与本地经验的共存。这一思想逐渐影响到了其他国家和民俗学界。
在此后民俗学有关移民和族裔民俗的研究中，研究者们试图在本地经验框架下探究不同民族文化自身的独立性和特殊性，如拉里·丹尼尔森（Larry Danielson）主编的美国《西部民俗学》（Western Folklore）杂志1977年特刊《族裔民俗研究》（Studies in Folklore and Ethnicity）。当然，这些研究虽然已经在尝试讨论民族传统与本地经验之间的张力，但是，所谓的本地经验更多指向的是较为宏观的国家或地区政策，以及目标族群对于具有一定抽象意味的所谓“主流文化”的回应，较少涉及除目标族群之外的其他族裔群体，而这自然不符合北美社会的多元文化特质。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民俗学者如沙朗·斯道伯（Shalon Staub）开始关注不同族群在日常生活之中具体的文化互动与交流，特别是那些处于主流社群之外的边缘群体如也门人社区，如何在坚持本民族传统和适应移居地生活之间建构和重塑自我身份。可以发现，在这一过程中，如斯蒂芬·斯特恩（Stephen Stern）和约翰·艾伦·西卡拉（John Allan Cicala）所示，不同个人和群体回应现实语境的方式和策略并非一味对抗或者刻意迎合，而是极富创造性地进行着协商和有效应对。个人或群体身份也因此而呈现出多重面向，可以依据不同的场合随时进行调整，或遮蔽或凸显。普遍的情况是，当移民或者其后代在移居地开始新生活后，他们的行为模式和文化身份通常会发生极大地转变，成为纳哈切夫斯基（Andriy Nahachewsky）所谓的“新裔代”（new ethnicity），具有“杂糅性”（hybridity）和“克里奥化”（creolization）等特征。与此文化身份相应的，如张举文所言，是既不完全等同于母国文化也不完全被本地经验同化的、具有融合性和创造性的“第三种文化”（the third culture）。本文即是基于以上有关移民/族裔民俗以及与之相关的身份认同问题的讨论，探究北美犹太人和华人是如何在北美的政治经济文化语境中互动与交流，创造属于他们共同经历的“第三种文化”和重塑自我族裔身份的原因和过程，并以此为基础阐述多元文化社会中跨文化传播的可能路径与方法。
一、北美犹太人背景概述
在今日美国，从人口构成角度而言，犹太人是最大的具有明显辨识度的非基督徒群体之一（相较而言，在人口体量上，加拿大的犹太人数量很小，2011年不足40万），而且，从主观意识上而言，他们非常明确地拒绝接受和融入主流的圣诞传统。基于深刻的宗教和历史根源，特别是西方世界长期以来的反犹主义偏见和浪潮，大部分犹太人更倾向于庆祝自己民族和宗教的传统节日，如希伯来历法中通常落在公历十一月或者十二月的光明节（Hanukkah），以标示自身独特的宗教和民族意识。依据2020年的犹太人人口统计及预估分析，美国犹太人的人口数量达到了715.3万人，较2019年增长了2.6%，而较1899年则增长了610.9万，较1980年增长了123.2万人。而与此同时，加拿大的犹太人数量则增长十分缓慢。需要注意的是，在美国的人口普查系统中，被调查者可以依据自身的宗教、民族、文化等一系列观念，自行进行犹太人身份的勾选，这与以色列等地由国家内政部根据犹太教法进行的身份确定不同，具有更多的主观性和开放性。不过，虽然统计方法本身是开放的和主观的，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而言，调查数据仍是较为准确和客观的。在迄今为止较为正式的一次美国全国犹太人人口调查（National Jewish Population Survey (NJPS)）（2000~2001年）后，乔纳森·阿门特（Jonathon Ament）在一份基于调查结果而撰写的有关“美国犹太人宗教教派归属”的报告中说道：“很多美国犹太人是通过自己归属的教派来确认自身的犹太人身份的，这与拥有大量犹太人口的国家如以色列和苏联采用的方法不同”，因为，由于美国犹太人数量并不显著，在总人口中占比很小，如果缺乏此类犹太人个体相互之间直接和坚实的联系，有关自身犹太身份的意识便会降低，在这个意义上而言，犹太人的教派归属在美国的现实语境中便显得十分重要。
目前，在美国的犹太教派大体可以分为正统派（Orthodox）、保守派（Conservative）、重建派（Reconstructionist）和改革派（Reform）。当然，在世俗化成为世界趋势的今天，个人身份定位中宗教因素的重要性已经极大地降低，出现了非教派认同（“Just Jewish”）或者从文化上进行认同（cultural Jews）的犹太人群体。根据前述美国全国犹太人人口调查统计，在2001年，全美犹太人中有34%为改革派，26%为保守派，13%为正统派，2%为重建派，而非教派认同的犹太人占25%。而根据2013年的数据，34%的犹太裔美国人认为自己属于改革派，18%的犹太裔美国人自认为归属保守派，而正统派、重建派（以及其他教派）和非教派犹太人则分别占比10%、6%和30%。由此可见，虽然承认自己具有宗教信仰的犹太人人口已经下降，而且，归属在宗教态度上更为开放的改革派犹太人数量占比最大，但是大部分美国犹太人（即使是改革派）仍将宗教视为生命体验中的重要环节。
其实，有关犹太人的宗教意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和象征性表征，即其家中是否有圣诞树，当然，在许多改革派或者从文化上认同自身犹太身份的人们，如第一位被任命为美国高等法院的大法官路易斯·布兰戴斯（Louis Brandeis）看来，圣诞树并不一定具有宗教象征意味。据1990年进行的美国全国犹太人人口调查数据显示，在夫妻双方都是犹太人的家庭中，低于3%的家庭拥有圣诞树，而82%的犹太人家庭（至少夫妻中的一方为犹太人，而且对外宣称自己为犹太人家庭）则从未拥有过圣诞树。在很多情况下，许多犹太人家庭拥有圣诞树的原因并不在于自身皈依了基督教，而在于为了不让家中的孩子（特别是年龄较小的孩子）觉得与周遭浓厚的圣诞氛围格格不入。在2013年的一次调查中，犹太人家庭中仅有三分之一的家庭拥有圣诞树，而且这些家庭大部分是跨族婚姻家庭。另外，在跨族婚姻家庭中，拥有圣诞树的犹太人家庭为71%，少于美国普通的非犹太人家庭，后者拥有圣诞树的比率超过90%。而根据最近一项新的调查显示，犹太人家庭中拥有圣诞树的比例（无论是一直拥有、经常拥有或者有时拥有的情况）已从2005年的15%增至2018年的25%。例如，杰西卡(Jessica Turnoff Ferrari)是出生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南部的犹太人，在其年少时，父母（双方均为犹太人）出于犹太传统的考虑并未为她准备圣诞树，她在心理上感觉被“排斥”在周遭的节日氛围之外。而当她自己组建家庭，丈夫来自天主教家庭，虽然共同决定以犹太人的方式抚养后代，但是，作为更为开放的犹太人，她决定让孩子与其他的美国孩子一样有机会体验圣诞节，因此在家中和孩子们的房间都安放了圣诞树。虽然由于样本选择和被调查者对于问题回答的真实性问题，统计数据在准确性上存在出入，但是，总体而言，基于上述有关圣诞树拥有度的调查情况和笔者对在北美社会中的长期观察，犹太人家庭中拥有圣诞树的数量近年来不断增加，许多犹太人在坚持自身身份认同的同时，仅将圣诞节视为一个世俗节日加以庆祝，但是，绝大多数犹太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坚守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
在对犹太人圣诞节活动进行调查的过程中，出于对自身华人研究的兴趣，笔者发现，虽然部分华人（特别是在北美生活时间较长的华人）并不专门庆祝春节，但是他们对于祖先传统的认同并未改变，而且，其他绝大多数华人仍然热衷于依据传统中国历法、庆祝中国新年，将该节日作为自身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仪式，而仅将圣诞节作为单纯的文化节日或者商业节日看待。例如，在圣约翰斯的苏记食家，员工们在圣诞节时仅休息一天（即每年12月25日圣诞节当日），而在中国新年时则会停业一个多月，餐馆主们还会离开加拿大，返回香港过年。基于民族文化中对于圣诞节的基本态度，同属主流基督教文化之外的犹太人（特别是身处纽约的改革派以及不分教派的犹太人群体）和华人，在全美浓郁的圣诞节氛围中，逐渐共同发展出了符合他们自身宗教习惯的“圣诞节”传统。这一新传统，便是本文在开头部分提到的，许多犹太人会在圣诞节当日（12月25日）到中餐馆就餐，并到电影院看电影。美国高等法院法官、哈佛大学法学院前院长艾琳娜·卡根（Elena Kagan）曾在高等法院审议听证会上，曾被参议员格雷厄姆（Lindsay Graham）问及圣诞节的去处，她回答说：“你知道的，就和其他所有的犹太人一样，我很有可能当时是在一家中餐馆中。”2007年，音乐教师布兰登·沃尔克（Brandon Walker）在视频网站（Youtube）发布了一首名为《圣诞节的大中餐》（Chinese Food on Christmas）的单曲音乐视频，获得了数百万的点击量。其歌词如下：
那么，中餐，而不是其他民族的饮食文化，是如何成为犹太人（特别是纽约犹太人）圣诞节经验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呢？同时，为什么是在圣诞节，而不是其他的基督教节日中产生这样的习俗呢？除了上述歌词中所提及的营业时间外，中餐的某些特点、犹太人的饮食习惯和身份认同等方面，是否同样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呢？
二、犹太人与中餐之间的关联
在每年圣诞节将至的时节，北美犹太人在脸书上常会转发一条具有城市传说性质的谣言：“美国中餐馆联合会在此希望送上对犹太人的感谢。虽然我们并不能完全理解你们节日的用餐习俗，但是我们非常自豪且感激你们的神要求你们在圣诞节食用中餐。”由此，可以发现犹太人与中餐之间在节庆活动中的紧密关联，而事实上，食用中餐对于犹太人而言的重要性并非仅限于固定的节日，而已然成了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常态。“当犹太人满三岁时，这是他们开始学着如同大人一样吃饭的时候，他们就到中餐馆吃中餐了。”在杰西卡·克拉夫特（Jessica Carew Kraft）看来，许多犹太人已经成功地将食用中餐仪式化为北美现代犹太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使得“很多犹太人在学习希伯来文字母之前就已经会很好地使用筷子了”。关于幼年时期便开始食用中餐的问题，米兹塔奇（Mizducky）回忆说，在1958年她刚满两岁时，自己的父母便将她带到了当地的中餐馆就餐。回顾历史，有关犹太人食用中餐的最早记录可以追溯至1899年。那时，一份每周发行的刊物《美国犹太人期刊》（一说是《美国希伯来周刊》）发表了一篇批评犹太人不守教规、涌入中餐馆就餐的文章;而在1936年时，一份名为《东区新闻》（East Side Chamber News）的杂志提到至少有18家位于犹太人社区附近的中餐馆备受犹太人喜爱。那么犹太人为什么会喜食中餐呢？
就表层原因来说，中餐馆或许是圣诞期间唯一营业的餐厅，因此，不信仰基督教的犹太人只能赴中餐馆就餐。而从历史上看，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移民浪潮中，来自东欧的犹太人和先前在美国西部淘金和修建铁路的华人均居住在纽约曼哈顿的下东区，两大族群之间从那时起便交往密切。据《纽约时报》1935年12月26日的报道，一位中餐馆老板（Eng Shee Chuck）在圣诞节这天将食物免费赠予纽约近旁新泽西州纽瓦克市的犹太孤儿院。这也使犹太人增加了对于华人和中餐的好感。然而，单从食物本身的属性而言，中餐究竟具有何种魅力呢？
对此，两位犹太人社会学家塔奇曼（Gaye Tuchman）和莱文（Harry Levine）认为有以下几个可能的原因。首先，犹太教规对犹太人的饮食规范非常严格（Kosher），根据犹太教规，犹太人不可食用猪肉和贝类海鲜，不可食用用奶制品烹饪的肉类等。虽然猪肉是传统中餐的重要食材，但是由于中餐绝少在烹调肉类时食用奶制品，因此它在食物制作和烹饪方式上较之其他族裔或文化的饮食习惯（safe treif），如意大利菜品而言，要更为符合犹太教规，因此也更为“安全”。再者，与塔奇曼和莱文的研究发现一致，根据笔者的观察，除了制作叉烧时会使用猪肉外，在北美的中餐馆中，中餐馆很多时候会使用大蒜和鸡肉（当然也包括牛肉）作为主要食材，这是来自东欧的犹太人非常熟悉的菜肴。从中国厨师的角度来看，中餐可以非常容易地进行改良以适应犹太教规的要求，即使是那些正统派或者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如居住在洛杉矶费尔法克斯社区的犹太人群）也能欣然接受。除了饮食文化本身的原因，北美社会曾经广泛存在的反犹主义倾向与排华风潮，使得这两个群体具有非常相似地受到压迫和排斥的种族和文化经验，同时，由于华人在北美社会体量很小，是使得犹太人在中餐馆中不会感觉不安或者受到威胁。除了上述原因以外，塔奇曼和莱文还提及了一个更为深刻的文化功能方面的缘由。他们认为，20世纪时期的犹太人将中餐视为一种世界主义和城市化的表征。对于很多生活在纽约的犹太人而言，在中餐馆中就餐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宣告了自身不再是狭隘和闭塞的“乡巴佬”，而是具有开明思想的现代美国人，尤其是“纽约客”。而且，许多拥有犹太移民父母但是生在美国的二代或三代犹太人通常将自身视为与父辈不同的现代美国或者纽约犹太人。自从食用中餐成为纽约犹太人的重要习俗和日常生活重要组成部分以后，这些数以百万计新成长起来的犹太人便通过（往往是成群结队的）食用中餐来追忆和怀念“温和且雅致的过去的味道”。
与塔奇曼和莱文的研究相似，唐纳德·西格尔（Donald Siegel）同样探究了犹太人与中华饮食文化之间的关联并试图阐释犹太人喜食中餐的可能原因。总体而言，西格尔的结论与塔奇曼和莱文的发现大体相同，但是西格尔尤其关注的是犹太人的传统食物三角馄饨（kreplach）和美式中餐中的馄饨之间的相似度。关于这一点，琼·内森（Joan Nathan）在其题名为《所罗门王的餐桌》（King Solomon’s Table）一书中进行了更为深入地探讨和说明。而且，西格尔非常强调1880年至1920年期间犹太移民和华人移民在纽约的移民历史，认为两大族群在地理空间上（即前述纽约曼哈顿下东区）的接近很可能是造成上述现象的重要原因。另外，非常有意思的是，西格尔还颇具创想性地将现代美国犹太人的这一习俗与古时曾在中国（特别是河南开封地区）生活的犹太人社区相联系。西格尔在讨论中提及一位自己教授过的中国学生，他怀疑这位学生具有源自开封犹太人的犹太血统，因为这位学生姓李，而李和金是许多犹太人在来到中国之后用以取代原有姓氏的名字。而且，该学生从小被教导不吃猪肉和贝壳类海鲜，在特别的日子里，家里会烹饪一般被认为源自伊比利亚半岛的塞法迪（Sephardic）犹太人的传统名菜——洋葱辣椒炖羊肉。
至此，虽然上述学者对于犹太人喜食中餐现象的阐释已经非常具有说服力，但是，进一步的问题在于，为什么是中餐而不是其他饮食文化与犹太传统相关联呢？为什么唯独圣诞节具有这样的传统呢？换句话说，为什么越来越多的犹太人会将中餐纳入其“圣诞”传统中，他们甚至会因为非犹太人的“侵入”而抗议？当亚当·杰拉尔德（Adam Gerard）看到许多非犹太人在圣诞节这天到中餐馆食用中餐以及到电影院看电影时，他和自己的犹太朋友们会觉得非常生气，他们认为基督徒们过于“贪婪”，居然对如此浓烈的圣诞氛围仍不满足。这些非犹太闯入者们造成了电影院人满为患，中餐厅的侯餐时间无限增长，实际上破坏了犹太人的节日传统和氛围。对此，杰拉尔德颇为不满地说道：“你们基督徒就好好享受收到礼物的快乐吧，我们犹太人继续吃我们的中餐和看我们的电影。各安其分，大家都开心，好不好呢？”
在塔奇曼和莱文以及刘海铭（Liu Haiming）看来，犹太人在特定时间节点食用中餐（当然，他们在平日也经常食用中餐）的潜在原因，是为了创造一种在新大陆宗教式微的语境中区别于主流社会的崭新犹太身份。犹太作家莉娅·莱勒（Lia Lehrer）甚至将中餐（与电影）用于定义北美犹太人宗教信仰的独特之处：“非常之多的犹太人会在圣诞节这天聚集在中餐馆中通过蛋花汤和木须豆腐来庆祝这个节日，除此之外，他们还会租借像《V字仇杀队》（V for Vendetta）这样的影片来观看，他们践行的就是犹太教最新宗派的教规，这个最新的宗派就是北美犹太教！”在莱勒更进一步的表述中，她将圣诞节与光明节等犹太传统节日相提并论，并将中餐认为是该节日中北美犹太人习俗的核心：“我们在逾越节（Passover）时有逾越节的家宴（sedarim）在光明节的时候吃土豆饼，而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圣诞节时吃中餐。”显然，一个与中餐相互联结的犹太人圣诞节非常不同于基督徒（或者说大部分非犹太人）所庆祝的圣诞节，这种庆祝方式或许也并非那些坚守犹太教规、不过圣诞节的正统派或者保守派犹太人（以及俄裔犹太人）在该日的所行。
那么，为什么那些不那么保守的犹太人会以这种方式度过圣诞节（其实，根据笔者的考察，许多正统派和保守派犹太人也会如此过节），而且将这一传统不断传承呢？答案或许可归因于许多犹太人所面临的身份困境和认同焦虑：是否需要融入北美主流文化，抑或是坚守自身独特的族裔和宗教身份？在一部采访纪录片中（Christmas at Shalom Hunan），除一人外，受访者皆为犹太人，他们在采访中表达了自己对于圣诞节的喜爱，其中的一些受访者还提及与他们的基督徒朋友互相交换礼物。一位犹太老妇人介绍了从她自己这一代开始，到其子女，然后至其孙辈不同代际的犹太人对于庆祝圣诞节态度的变化：在其年幼时，如果想要拥有并装饰圣诞树就会遭受来自其身为拉比（犹太牧师）的父亲的责骂；然而，到了其子女辈和孙辈时，虽然他们仍然坚持自身的犹太人身份，但是，他们既过光明节，也过圣诞节，而且他们还拥有着圣诞树。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犹太人逐渐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浓厚圣诞氛围中。
与此同时，也有许多犹太人对于完全融入主流社会的圣诞传统表现出踟蹰不前，他们中的一些人无疑对此十分排斥。虽然，对于很多北美犹太人家庭而言，圣诞节是一个能让远在他乡的亲人相互团聚的时刻，不过，圣诞节期间的家庭聚会对于某些犹太人家庭（特别是那些具有非常严格的宗教信仰的家庭）感到些许的负罪感，他们害怕会被他人看来是在庆祝圣诞节而被批评违背了自身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为了缓解此类压力，这些犹太家庭会不断地提醒自身：“我们不是在庆祝圣诞节，这只是一次在合适的时间举行的家庭聚会。”犹太人的这种对于融入主流社会的迟疑在很多方面均有体现，例如，在中餐馆就餐时，他们一般说来都是主动要求使用碗筷，而不是北美其他族裔的人们喜欢/擅长使用的刀叉。这一点在美国西部特别明显。诸如此类的做法实际上表明了他们刻意展现自身与美国主流社会不同的族裔和宗教身份认同，以及这种差异性所彰显的张力。
犹太人对于中餐的选择正体现了犹太人有关文化融入的困境。正如塔奇曼和莱文所说的，在旧时岁月中，被视为具有世界主义倾向的中餐（因为中餐具有异国情调且十分普遍）其实扮演着帮助犹太人成“美国人”或者“纽约客”的角色。许多犹太人提到自己在圣诞节时选择食用越南菜而非中餐，这种灵活性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作为世界主义表征的具体餐饮类别的当代转变。一些犹太学者如斯蒂芬·科恩（Steven M.Cohen）和塞缪尔·海尔曼（Samuel Heilman）等认为，一种发展的世界主义倾向是北美犹太身份的有机组成部分，犹太人特别是那些移民北美的第一代和第二代犹太人，是一个没有真正祖国的族群（因为所谓的犹太之国以色列是在1948年才成立的，而在此之前已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移民了北美），他们将自己视为在全世界流浪的“世界公民”。
诚如迈克尔·欧文·琼斯（Michael Owen Jones）所言，无论在过去或者现代社会中，饮食文化都扮演着展示或者建构身份认同的重要角色，如此，食用中餐作为一种文化实践，很大程度上帮助犹太人再现了自身作为犹太人和世界主义者的文化身份。如前所述的诸如三角馄饨与中国传统馄饨、符合犹太教规的食物与中餐之间的相似性使得许多犹太人接纳中餐，但是与此同时，正是因为在圣诞节当日食用中餐，犹太人又成了美国主流文化的局外人。因此，非常矛盾的是，在圣诞节食用中餐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表征了犹太人融入美国社会成为美国人的身份，同时又展现了他们不可能完全融入的逆向状态。总的说来，在圣诞节食用中餐的文化实践展现了北美犹太人身份的三个重要特点，第一是非传统性或者说异国情调；第二是公共性，第三是明显的世俗化倾向。
具体说来，首先，大多数北美家庭（包括笔者熟悉的许多华人家庭）在圣诞节时的主要菜肴是火鸡，而这一食材并非传统中餐的原料。在鲍勃·克拉克1983年的喜剧电影《圣诞故事》（A Christmas Story）中，一个基督徒家庭在自家的圣诞火鸡被邻居家的狗偷走吃掉以后，才不得不在中餐馆点了一只烤鸭。在这部电影中，圣诞节时食用中餐被认为是一件十分滑稽可笑的事情，它仅会发生在一些非常荒唐的情境中。实际上，在许多美国人看来，中餐馆特别是那些在和煦温暖的圣诞氛围中仍然营业的中餐馆是令人感到非常不可思议的。对于这一犹太人传统，有人认为它在《圣诞故事》播出之后更为流行了：“晚餐被爱宠吃掉了？让我们去中餐馆吧！”无疑，中餐在美国仍然是非常具有异国情调色彩的。
然而，从心理上而言，许多犹太人将在中餐馆就餐视为他们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重要表征，当他们进入中餐馆的空间时，他们不再被当成“犹太人”，而是被视为“白人”。在一部名为《波特诺伊的抱怨》（Portnoy’s Complaint）的小说中，主人公亚历克斯论及犹太人与华人之间的有趣关联：“对于他们华人而言，我们不是犹太人，而是白人，或者说，可能甚至是盎格鲁-撒克逊白人。难怪他们不会蔑视我们呢。在他们看来，我们就是一群大鼻子的‘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再者，华人几乎是唯一一个向犹太裔美国人致以“圣诞快乐”祝福的群体（当然，很多保守的犹太人非常排斥此类祝福），这样的祝福使得犹太人意识到自身作为美国人的文化身份。在一本名为《犹太人的圣诞节》（A Kosher Christmas:'Tis the Season to be Jewish）的书中，身为拉比的作者提到，同为非基督徒的华人根本不会去刻意区分盎格鲁-撒克逊纽约人与犹太移民之间的不同，而是张开双臂极为开放地对每一位顾客表示善意。对于一些犹太人而言，这样的祝福是他们在中餐馆中度过圣诞节过程中最值得纪念的时刻：“我们家圣诞节吃中餐传统中最令人开心的时刻，就是当我们走出中餐馆的大门，虽然我们完全是犹太人的打扮（通常还会有一两个拉比模样的人），餐馆的服务生从来都不会忘记向我们道声‘圣诞快乐’。我每年都特别期待这一句‘圣诞快乐’这些可能信仰佛教的中国服务生向我们的犹太牧师和会众们祝福‘圣诞快乐’，这真是太棒了！这就是美国，这真的太棒啦！”其实，对于很多犹太人而言，他们可以同时既是美国人，也是犹太人，而这样的一种双重身份是在中餐馆中得以实现和展示的。
其次，北美犹太人圣诞庆祝的公共性也表明了其身份认同的二重性。无论是在中餐馆中就餐（疫情时期采用外卖的方式）还是在电影院中看电影（这在疫情期间受到了限制），都是在公共场所中进行的活动。然而，对于很多美国家庭而言，特别是那些较为传统的基督教家庭，他们更倾向于在家中与亲人和较为亲密的朋友一同庆祝。普莱克（Pleck）认为，在北美，尊重个体和家庭的传统是一种有效整合新移民以及乡村贫困人群、使之融入北美社会并最终建构统一的国家认同的方式。然而，虽然犹太人的圣诞庆祝形式具有公共性特质，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它同样具有私密性与家庭性。这是因为，在北美大部分的圣诞庆祝活动都是在个体家庭中进行的，而之前极具公共性的场所如电影院和餐馆（特别是那些非基督徒经营的餐馆）等，在这一情境下便临时性地转变成了具有“私密性”的场域。例如，在往常十分嘈杂、拥挤的大西洋城（Atlantic City）的赌场中，圣诞节期间仍在此中消遣的仅剩犹太人和亚裔等群体。同一时间，在北美很多城市的中餐馆中，顾客往往都是犹太人，如此，如沃尔克在其音乐视频作品中所展现的，中餐馆转变成了一个具有私密性的犹太人空间。这种具有私密性的群体（往往是以家庭或者社区为单位的）空间的创造，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犹太人对于北美传统以家庭为基础的节庆观念的尊重与接纳。
最后，犹太人圣诞庆祝方式的第三个特点，即明显的世俗化特质，体现了犹太人是以一种全然“日常”的态度面对这一对于基督徒（以及很多非基督徒）而言极具宗教象征意味的节日。刘海铭在关于纽约犹太人的研究中反复提及，对于很多犹太人而言，食用中餐并不是他们圣诞节的专属活动，而是其日常饮食的寻常之举。笔者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犹太人受访者将自己认定为无宗教宗派归属的世俗化犹太人，她曾说自己居住在纽约的家庭每周日都会到中餐馆就餐。在周末的聚餐上，他们会点诸如炒面、馄饨汤或者酸辣汤、蛋卷、炒饭、甜酸鸡和宫保鸡丁等菜肴，这些菜肴同样也是他们圣诞节时会食用的佳肴。然而，根据笔者的观察，许多北美家庭（特别是基督教家庭）在圣诞节时所享用的美食与他们在平日所食用的餐食存在较大区别。一个全套的火鸡大餐绝无可能出现在平日简餐的菜单中，而是圣诞节（以及如感恩节等大型节日）的专属。可见，犹太人通常不会为圣诞节准备专门的节日餐点，然而，换个角度来说，在日常饮食中频繁食用中餐其实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某些犹太传统的重要性。如前所述，中国传统的馄饨与犹太人的传统食物三角馄饨十分相似，后者通常只在特定的节日中才会被准备，而作为犹太三角馄饨替代物的中国馄饨，则是北美中餐馆的每日必备之物。因此，三角馄饨在犹太传统中象征性和仪式性的重要地位，被作为世俗和常见之物的中国馄饨在文化功能的替代中被弱化了。
三、与犹太顾客同在的华人圣诞节
犹太人与华人之间在圣诞节时的互动不仅为犹太人群体创造了极具特色的北美犹太人圣诞传统，它同时也重塑了在美生活的某些华人、特别是那些在中餐馆中工作的华人的节俗。当犹太人在圣诞节期间的文化实践带动和刺激了原本可能停滞的中餐馆的经营活力时，餐馆的经营者和服务人员的“华人性”也被同时界定和重新确认了，后者在族裔之间的亲密互动中重塑了自身在北美社会的文化身份，即不再是单纯的华人，而是基于在地经验的“北美华人”或者“华裔美国/加拿大人”。从历史上看，相较于包括犹太人在内的许多欧洲白人族群，由于华人所具有的明显族裔特征（如肤色、宗教信仰等），华人在北美社会的融入经历了一个长期且十分艰难的过程（这一过程甚至直至今日也未能完成），伴随着诸多来自当地社会的歧视和制度性排斥（如美国和加拿大的排华法案）。在这一背景之下，那些审时度势而皈依基督教的华人似乎在北美社会更易融入和被当地社区所接受。在今天的北美社会，大量华人仍与包括华人教会在内的各种宗教团体保持着紧密关联。
然而，对于许多中餐馆的从业人员而言，犹太人的圣诞传统实际上在不经意之间阻碍甚至中断了华人为融入当地社会而选择进行的宗教实践。为了满足犹太顾客的餐饮服务需要，在较大的犹太人社区旁开设的中餐馆往往在圣诞节这天仍然开门营业，而非像许多当地餐馆、特别是那些地处郊区白人社区的餐馆那样停业休息。对于许多中餐馆的经营者而言，他们的目的是非常直白而明确的，即是要令顾客满意，以便维持良好的公共关系、确保生意的长久和稳定：“我们就是想让顾客们高兴，所以我们不会忽略圣诞节这一天他们的需求的”；有时候为了满足圣诞节当日的就餐需求，某些餐馆会延迟打烊时间至凌晨三点。而与此同时，作为基督徒的他们却会因为工作而不得不置身于浓厚的圣诞氛围之外。
不过，虽然犹太人的圣诞习俗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华人对于北美社会的宗教融入，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他们又利用自身的饮食文化参与了具有北美经验的圣诞传统的新建构。除了单纯地为犹太顾客提供中餐外，华人还创造出了融合族裔特征的新文化事项，其中较有特色的便是“华犹喜剧”（The Kung Pao Kosher Comedy）,即圣诞节期间在中餐馆中进行表演的犹太喜剧。1993年，华犹喜剧最早起源于美国西部的旧金山市，它的主要形式是将喜剧与中餐相结合，演员一般都是犹太裔的喜剧演员，演出时间一般从平安夜延续至12月26日（Boxing Day）,演出的场所通常是在选定的中餐馆中。例如，第28届“华犹喜剧”于2020年12月24~26日在旧金山的新亚洲餐馆（New Asia Chinese Restaurant）举行（也通过网络直播方式进行发布），受邀表演的喜剧演员包括朱迪（Judy Gold）、亚历克斯（Alex Edelman）和丽莎（Lisa Geduldig）等。目前，除了旧金山以外，纽约现已成为另一个重要的演出中心。华犹喜剧其实是犹太人圣诞节活动的创新形式，其中，在某种意义上，传统的电影院观影被中餐馆中的喜剧节目所取代，这在一定程度上更体现了中餐在犹太人圣诞传统中的中心地位。同时，华犹喜剧的兴起也使得中餐馆成了一个多族裔共存和具有世界主义倾向的新空间。在这一空间中，原先通常被认为是狭隘自闭的华人群体及其文化骤然消失，通过将中餐和喜剧进行融合的方式，华人经营者、服务人员以及当时餐馆中可能同在的华人顾客，都参与到了犹太人的圣诞传统中，使得后者专属的节日庆祝转变成了具有更大包容性的“北美的”圣诞庆祝活动。由此，可以说，具有世界主义的北美犹太人认同催生和重塑了同样具有世界主义的华人身份和中餐馆文化。
除了基于本地经验而兴起的华犹喜剧等美式节目，一些餐馆经营者还将中国传统文化引入了北美以及犹太人的圣诞庆祝场域。例如，虽然舞狮通常被认为是与中国传统新年庆祝或者其他与华人相关的重要仪式性场合（如商铺开张和结婚等）相互联结的文化象征符号，但是在这些犹太人聚集的中餐馆中，传统的中华舞狮时常成为被邀请进入其中进行表演。在此，中华传统文化元素成功地融入了当地的文化生活，实现了中华传统文化有效的跨文化传播实践。
最后，犹太人的饮食偏好，特别是他们在圣诞节时特殊的饮食要求，同样深刻地影响了北美中餐馆的菜品设置和菜单呈现。据笔者观察，北美犹太人，特别是其中的老年人和中年人，通常更倾向于食用唐人街传统的广式菜肴，而不是更晚进入北美的川菜或者湖南菜等以辣为主的菜式。因此，虽然许多中餐馆，特别是那些新移民所开设的中餐馆经常会推出新菜，但是，包括许多年轻人在内的犹太人群体仍然选择保留自身原来的口味，这其中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广东菜较之其他菜系更符合犹太教规。由于犹太人如此的饮食偏好，为了留住这部分重要客源，许多中餐馆（特别是那些与犹太社区距离较近）的经营者往往更倾向于制备所谓的 “美式中餐”，而非积极推介更为多样的中华传统菜肴，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传统中餐在北美地区的进一步传播。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来，这也正表明华人作为一个族群，已然不再是外在于北美日常生活的孤立群体，而是与其他群体共存于北美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网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华人也因此而成了具有世界主义倾向和作为北美社会“局内人”的“北美华人”。
结 语
至此，本文已经展现了北美两大族群——犹太人与华人在节庆和饮食文化方面的良性互动模式，揭示了在多族群共存的文化语境中跨文化交流和传播的可能，以及新的文化身份和新的民俗事象得以被创造或者重塑的可能。不过，可以想见，并非所有的犹太人（如特别保守的犹太人或者俄裔犹太美国人）都会在圣诞节当日到中餐馆就餐或者到电影院观影，也并非北美所有的中餐馆（如笔者所主要关注的纽芬兰地区）都会在这一天开门营业。对于一些犹太人而言，他们更愿意留在家中遵守教规或者赴宴于犹太餐馆，而非在中餐馆就餐，相应的，许多中餐馆也会选择停业休息而非延迟打烊。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的是，在过去不同族裔的长期交流中，无论是犹太人、华人抑或是其他族群，在北美的宗教和文化情境中，通过协商最终达成了某种意义上的一致，创造出了这样一种极富在地性和生命力的民俗形式。这一事件作为一种霍布斯鲍姆意义上的传统的发明，本身便体现出了民众天然的聪慧和创造力。当某一传统的创造不再是单由某一特定的族群或者文化群体所完成的，或者传统的发明超越了单个民族的边界，那么不同族群或者文化群体之间必定经历了长期深入的协商、争执和复杂且具有建设性的交流。在今日的北美社会中，不同族裔之间的共存可能和有效路径，一直是各方关心的重要敏感问题。犹太人与中餐在圣诞节的交汇，无疑提供了我们透视北美社会不同文化相互交流的独特经验和内在规律。而且，跨文化的传播并不会止步于某一终点，而是在不断地寻找新的目标地点，具有中华文化元素的犹太圣诞庆祝，也并未囿于北美的地理边界，而是随着犹太人（当然也包括华人或者其他族群）的再次迁徙而传播至更远的他方，甚至犹太世界的中心耶路撒冷。文化的旅程如文明的进程一般，永远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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