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孔建勋，任欣霖 | 南亚东南亚中资企业的人员属地化管理与风险规避实证分析
引 言
根据中国商务部最新公布的数据，当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呈现三方面的特点，一是“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增长较快，承包工程稳步推进；二是多个领域对外投资持续增长，地方对外投资占比近八成；三是对外承包工程项目集中在基础设施领域，部分行业走势良好。在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形势下，中国依然有序推进对外投资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中，海外中资企业是共建“一带一路”最主要的参与者和行为体之一。
但是，由于中资企业大规模投资的历史并不算长，所以企业防范风险意识稍显薄弱，风险防控的相关公共产品存在缺位，导致近些年来中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频频遭遇东道国各种危机。例如在缅甸的莱比塘铜矿项目在停工和复工中折腾多次后才最终得以持续投产；密松水电项目搁置；泰国东海岸铁路被迫暂停。因此，如何精确评估东道国的各种风险，并针对性地预防和降低东道国风险对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负面影响，确保中资企业“走出去”能够行稳致远，已经成为“一带一路”中资企业对外投资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
从自身发展来看，海外中资企业逐步增强国际化经营能力，不断提升项目管理水平，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坚持实施属地化管理。尤其是属地化管理作为企业管理的重要范畴，几乎涵盖海外管理的方方面面，其中主要有经营属地化、管理属地化、人员属地化和待遇属地化4个方面，且这4个方面相辅相成，密切联系，但从狭义上来看，属地化管理主要是指人力资源的属地化。具体而言，管理人员属地化是属地化管理发展的基本方向，建立健全各项制度是属地化管理的基本原则，用工管理方式多样化是属地化管理的基本保障，开展属地化员工培训是影响属地化管理成败的关键。只是海外中资企业属地化管理的益处固然很多，其面临的现实困境也相当棘手。伴随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中资企业在东道国的生存环境日趋复杂，令他们需要应对的属地化问题也愈加尖锐，除了企业内部在当地员工的技术水平、文化差异以及中方员工的海外管理能力等方面的障碍以外，还有部分国家近年来国内政治局势动荡，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等因素的影响，从而造成负面的叠加效应。因而，中资企业亟须在海外投资过程中及时地调整其属地化管理策略，从而有效地推进属地化管理进程。
此外，南亚东南亚地区作为中国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区域，中资企业同该地区国家有着密切的发展合作，各类项目正在推进实施。据中国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1~11月，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对57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达1162多亿元人民币，主要投向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老挝、印度尼西亚、越南、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孟加拉国等国家；其中，我国企业对南亚东南亚国家的投资趋势显而易见，对于该区域稳定的投资环境需求亦显得格外关键。
总之，相比以往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所关注的地缘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宏观影响因素，属地化管理可以促使企业跨国直接投资风险的观察聚焦于诸多微观影响因素，例如人员、管理与制度等方面。因此，本文将结合海外中资企业的人员结构以及人力资源的属地化视角，利用“海外中资企业与员工综合调查（OCEES）”的相关数据，对南亚东南亚中资企业的人员属地化管理与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相关性进行实证分析，为“一带一路”中资企业如何规避投资风险提供思路，同时也为南亚东南亚研究以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提供有关数据支撑。
一、跨国投资风险与属地化管理的研究综述
关于风险评估的研究，国内外学者从综合评估的角度出发，不断深化对风险分类的研究，并且多数采用因子分析法、突变级数法、模糊综合评价法等方法进行量化分析。其中，有学者基于既有指标对OFDI的国家风险进行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另有学者通过构建投资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揭示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流向及其原因；国内相关机构则在《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2021）》中表示，该评级报告经过历年评估体系的优化升级，已然从中国企业和主权财富的海外投资视角出发，构建了经济基础、偿债能力、社会弹性、政治风险和对华关系五大类共42个子指标；国外著名的化险集团（Control Risks）亦于近期发布了风险地图，并从政治监管风险、公共安全风险、恐怖主义风险、网络安全风险、企业运营风险、声誉及ESG风险这六个维度对中国企业将在全球面临的风险进行宏观展望，以期为企业提供最新的风险全球图景。就跨国企业属地化管理研究而言，企业内相关人士明确指出国内在该方面的理论研究起步较晚，且对海外工程项目的研究缺乏实际经验，再加上项目所处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局势、社区关系、投资政策、安全环保等方面存在差异，理论研究对企业属地化管理的指导比较有限。因此，学界有关跨国企业属地化管理与对外直接投资风险之间关系的研究就呈现相对较少的状况，具体到人员属地化方面更是论及甚少。不过，通过企业内人士的相关解析可以发现，跨国企业属地化管理研究仍具有部分同东道国风险的关系探讨得以参考，其中主要涉及属地化管理方式中风险管控属地化的大致内容，亦或针对海外项目管理属地化过程中面临的经营风险做较为笼统性的阐述，最终旨在提出推进企业本土化建设的改善措施，但总体上都未进行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关联思考的指标细化以及定量分析。综上所述，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风险在相互关系方面，以东道国风险作为调节变量或被解释变量的对外直接投资研究相关内容仍可以拓展；在风险评估方面，具体评估东道国投资风险维度时需要多关注政治风险以外的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和自然环境风险等，且可以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混合方法；在风险防控方面，由于优化预警机制和防范能力的实现路径仍在跟进持续升级的研究方法，所以该方面需要不断充实相关的调查数据以作研究支撑。至于跨国企业属地化管理与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关系的研究方面，人员属地化管理与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关系并没有得到直接相关性分析，尤其是实证检验。而在中国对南亚东南亚直接投资相关研究方面，目前几乎未涉及跨国企业属地化管理与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关系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因此，基于调查数据分析南亚东南亚中资企业人员属地化管理对于东道国不同维度投资风险规避的影响将成为本文研究的核心突破问题。
二、南亚东南亚中资企业人员属地化与东道国潜在投资风险的测量指标
（一）OCEES项目调查数据相关内容
1. 调查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海外中国企业与员工综合调查（OCEES）”的企业数据。该调查中的每个东道国中资企业抽样数均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对外投资企业名录中相应国家的企业数量来分配样本比例；在实际执行中充分考虑各国的现实情况，采取方便抽样等多种方式进行抽样和采集数据。该调查利用计算机面访系统（CAPI）进行数据采集，并在各个环节进行严格的质量监控和数据核实，最大限度地减小抽样误差。最终，该数据库收集到东南亚、南亚、中东、非洲等18个国家的861个中资企业样本和13205个东道国员工样本数据，其中涉及南亚东南亚12个国家（孟加拉国、尼泊尔、斯里兰卡和缅甸、泰国、老挝、越南、柬埔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的企业有效样本为609份，员工有效样本为9739份。原始数据已通过STATA统计软件初步清理，本文将运用该统计软件对企业部分相关数据做进一步研究。
2. 问题设置
本研究基于人员属地化管理和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研究问题，筛选OCEES项目调查问卷的相关内容发现，人员属地化管理内容涵盖的问题设置主要有管理人员属地化和普通员工属地化，其中会涉及填空题：中资企业员工总人数、东道国员工人数、东道国中高层管理员工人数系列指标；对外直接投资风险所包含的问题设置主要是关于东道国潜在投资风险来源的多选题，具体包含选项：1）员工工资逐步增长（当地最低工资水平提高）；2）市场竞争不断上升；3）资源和原材料可得性由易转难；4）技术和研发升级后劲不足；5）当地政府政策限制性加强（如环保政策、税收政策）；6）原先享受各项优惠政策效用降低或到期；7）政党争斗激烈或政局不稳；8）中资企业增多；9）产品或服务标准在国际上没话语权；而每个企业从上述九项中选择最主要的三个方面。
（二）测量指标设定
1. 人员属地化指标
依据上述问题设置，本研究中人员属地化与调查问卷相互匹配且可以考察的对应指标主要概括为：管理人员属地化和普通员工属地化两项测量指标；其中，管理人员属地化是指东道国中高层管理员工人数占东道国员工人数的比例，普通员工属地化是指东道国员工人数占中资企业总人数的比例。因此，人员属地化的二级指标主要包括管理人员属地化、普通员工属地化双层维度，其中，管理人员属地化为东道国中高层管理人数占比，普通员工属地化为东道国员工人数占比。
2. 东道国潜在投资风险指标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发现，集合国家、市场和社会层面来看，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是目前东道国风险研究领域普遍采用的多维分析视角。具体而言，经济风险主要是指东道国经济形势变化或经济政策调整导致对外投资收益降低的可能性；政治风险主要是指能够引起一个跨国商业运作的利润潜力或资产损失的任何类型的政治事件；社会风险主要是指与各个国家的社会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差异所引起的环境、宗教以及劳工等方面的风险。但是，有学者在既有研究基础之上，结合国家和地区的实际情况，将人文风险之外的自然环境风险纳入国家综合风险评价体系，将其总结为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和自然环境风险4个维度。同时，也有学者利用PEST理论将企业对外投资面临的主要风险归纳为政治和法律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和技术风险；其中，技术风险包含技术开发风险和技术使用风险等。因此，基于上述风险分类并结合调查问卷中相关的问题设置可知，本文涉及3个方面的东道国潜在投资风险，其中东道国潜在经济风险主要是指员工工资逐步增长（当地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市场竞争不断上升，资源、原材料可得性由易转难以及东道国的中资企业增多；东道国潜在政治风险主要是指当地政府政策限制性加强（如环保政策、税收政策），原先享受各项优惠政策效用降低或到期，政党争斗激烈或政局不稳；而东道国潜在技术风险主要是指技术、研发升级后劲不足，产品或服务标准在国际上没话语权等。
综上所述，基于人员属地化指标和东道国潜在投资风险指标的设定，本研究将聚焦于南亚东南亚中资企业人员属地化与东道国潜在投资风险关系的实证分析，其研究思路具体如图1所示：
依据以上研究思路，本文对相关变量进行数据处理。首先，企业总人数、东道国员工人数、东道国中高层管理员工人数这一系列的变量通过STATA统计软件相关命令将其重新编码为东道国中高层管理人数占比、东道国员工人数占比的连续变量。其次，由于原始变量的东道国潜在投资风险来源是多选题，本文通过STATA统计软件相关命令将该变量重新编码为单选题，即以上9个方面都转化为1是0否的虚拟变量，并借助相关分组命令得出3种不同类型的风险，即经济风险、政治风险和技术风险。再者，本文参考既有文献和研究目的引入适当的控制变量。第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法规制度与对外直接投资研究领域直接相关，本文将把调查问卷中是否了解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法规制度作为控制变量之一；第二，商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是实现政府与商人、商人与商人、商人与社会之间相互联系的重要纽带，引入企业是否加入中国商会的控制变量可以检验其优化和链接作用在对外直接投资领域发挥的效果；第三，国内是否有母公司可能会对属地化管理决策和风险规避策略的部署和安排有所影响和侧重，可以将其纳入控制变量的考虑之中；第四，企业对预投资的国家事先进行可行性考察是对外直接投资不可或缺的准备环节，本文会将其纳入控制变量之中进行考量；第五，员工属地化培训的作用不仅仅是增强员工工作的技能水准，更是提升风险应对能力的重要保障，所以将该指标纳入控制变量中进行考察是有必要的；第六，全国性行业工会于东道国通常具有较大的规模和较强的影响力，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保护员工的共同利益，员工是否加入行业工会也许会对防范预期的投资风险产生一定管控效果，其应该作为本研究的控制变量进行观测。最后，由于本文以南亚东南亚地区为依托进行数据分析，因而仅保留涵盖在调查数据中的南亚东南亚12国相关变量。具体如表1：
三、南亚东南亚中资企业属地化管理与潜在投资风险的数据分析
（一）描述性分析结果
由图2可知，南亚东南亚中资企业潜在经济风险包含4种风险事件出现的频率，目前经济风险发生的概率总体较高，其中未发生的概率低于10%（9.63%），发生1次和2次风险的占比都超过40%，而发生3次和4次风险的比例虽低但仍然存在发生的可能性；南亚东南亚中资企业潜在政治风险包含3种风险事件出现的频率，目前政治风险发生的概率总体较低，其中未发生的情况居多（44.66%），发生1次的概率低于40%（37.77%），另2~3次的概率都以低比例存在；南亚东南亚中资企业潜在技术风险包含两种风险事件出现的频率，目前技术风险发生的概率总体极低，其中未发生的情况占比最大且超过八成（82.27%），而1次和2次风险发生的概率都极低。因此，南亚东南亚中资企业的潜在投资风险切实存在，尤其需要正视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
人员属地化指标在表2有效回答样本中整体呈现两极分化的水平。其中，南亚东南亚中资企业的管理人员属地化平均值为0.065，程度较低；普通员工属地化平均值为0.707，程度较高。可见，南亚东南亚中资企业在属地化管理的基本方向上是针对当地员工进行角色安排。
此外，控制变量描述性数据显示，首先，已经有过半的南亚东南亚中资企业是了解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法规制度的，但是仍然有不足四成的企业并不了解；其次，超过六成的南亚东南亚中资企业有参加中国商会组织，不过尚有超过三成企业并未加入；再者，超半成的南亚东南亚中资企业在国内都有母公司，只有不足四成的属于天生国际化企业；还有，未进行东道国投资可行性调查的南亚东南亚中资企业不足二成，大部分都进行过该类调查，且其中开展4项内容调查的企业最多并超过四成；此外，超过八成的南亚东南亚中资企业已经对员工进行了正式培训，仅不足二成的企业暂未开展员工正式培训；最后，接近九成的南亚东南亚中资企业员工并未加入全国性行业工会，只有剩下不足二成的企业员工加入该组织。总体上，南亚东南亚中资企业在经营投资相关领域活动中的活跃度相对较高，但员工参与全国性行业工会组织的积极性相对较低。
（二）模型分析结果
由表3的回归分析结果可知，在经济风险方面，普通员工属地化与潜在经济风险呈现极为显著的负相关，表明普通员工的属地化程度越高，南亚东南亚中资企业所认为的潜在经济风险发生可能性越低；不过，企业加入中国商会与潜在经济风险呈现较显著的正相关，说明加入当地中国商会的南亚东南亚中资企业相比未加入的企业认为潜在经济风险发生的可能性高。在政治风险方面，普通员工属地化与潜在政治风险呈现较为显著的正相关，表示普通员工属地化程度越高，南亚东南亚中资企业所认为的潜在政治风险发生可能性反而越高；此外，企业了解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法规制度与潜在政治风险呈现极为显著的正相关，可见了解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法规制度的南亚东南亚中资企业相比不了解的企业，会倾向于担忧潜在政治风险的发生；而从企业进行东道国投资可行性调查程度与潜在政治风险的显著正相关来看，东道国投资可行性调查越深入的南亚东南亚中资企业相比粗略调查的企业会更加顾虑该地区的潜在政治风险；另以企业对员工正式培训与潜在政治风险所呈现的显著负相关来说，对员工进行正式培训的南亚东南亚中资企业相比不进行的企业可以更加有效的规避潜在政治风险。在技术风险方面，管理人员属地化与潜在技术风险呈现显著的正相关，指明管理人员属地化程度越高，南亚东南亚中资企业所认为的潜在技术风险发生可能性也越高。
因此，目前从本研究的结果论证过程中可知，首先，南亚东南亚中资企业人员属地化中管理人员的属地化水平远不如普通员工，同时，潜在的经济风险发生概率较大，政治风险、技术风险相比前者发生概率虽小却依然存在。可见，对南亚东南亚中资企业而言，不论是人员属地化管理的水平还是潜在投资风险的发生概率都需要得到进一步控制和改善。其次，本研究进行相关性分析后发现，南亚东南亚中资企业人员属地化的两个构成要素分别对3类潜在投资风险呈现出不同趋向的作用，一是普通员工属地化程度高可以有效规避潜在经济风险；二是普通员工属地化程度愈高面临的潜在政治风险却愈大；三是管理人员属地化程度越高反而不利于规避潜在技术风险。结合南亚东南亚的人文环境来看，中资企业对潜在政治风险和潜在技术风险的担忧，与该地区整体政治局势动荡以及技术发展落后不无关系，因为中资企业在如此条件下生存与发展，普通员工和管理人员属地化程度越高就意味着企业本土化水平推进的同时，受当地政治与技术风险波及的可能性也将增大，所以中资企业对于东道国潜在投资风险的预判就有可能展现出上述的趋势。再者，加入当地中国商会的南亚东南亚中资企业出现所谓显著的潜在经济风险担忧，这往往与商会组织本身的纽带作用有一定联系，该地区企业通过加入当地中国商会实现企业利益的联动和商业信息的共享，但同时也与东道国社会的羁绊加深，无可避免地会受当地经济环境发展态势的影响。此外，南亚东南亚中资企业愈熟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法规制度且进行过东道国投资可行性调查，反而呈现愈加担心潜在政治风险来临的状况，这正说明充分了解企业自身投资规定以及东道国投资空间的深度和广度后，海外中资企业更为忧虑正当的手段和合理的预判可能会被南亚东南亚国家不稳定的政治生态所威胁或阻碍；不过，南亚东南亚中资企业较为乐观的是仍可以通过对员工进行正式培训从而降低潜在政治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四、南亚东南亚中资企业投资风险规避的政策思考
“走出去”的中资企业是中国“一带一路”建设中公共外交的重要主体，也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关键的参与主体；而南亚东南亚地区又是中国周边外交中的重要方向。因此，通过窥测南亚东南亚中资企业的人员属地化管理与对外直接投资风险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具有针对性的风险规避策略，于中国而言是一项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应用价值的研究。
基于以上数据分析的结论，本文在此提出有助于南亚东南亚中资企业投资风险规避的3方面建议，其中包含人员属地化管理角度的中资企业路径以及政策制定者角度的国内政府路径：
（一）经济风险方面
第一，南亚东南亚中资企业可以适当加强普通员工的属地化程度以规避经济风险可能引起的不良后果。普通员工属地化是明确有助于规避南亚东南亚中资企业潜在经济风险的人员属地化管理要素，因而南亚东南亚中资企业可以适量增加东道国员工人数在企业总人数中的配比。不过，顾及该地区中资企业面临的潜在政治风险，东道国员工人数需要制定更加合理的分配方案，比如依据南亚东南亚地区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环境，比较与评估潜在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大小以及先后，从而研判形势做出适时的抉择。
第二，国内政府应当增进与南亚东南亚各国的贸易交流，为中资企业属地化管理过程营造稳定的地区营商环境。面对国际经济环境内外部不确定性挑战日益严峻的现实状况，作为政策制定者的政府，在国内不仅需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还要借助政策优势鼓励中资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指导中资企业利用相关政策协议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为他们于南亚东南亚地区的项目投资保驾护航；在国外则需要注重双边关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积极同南亚东南亚各国建立互信机制、增进共识和深度合作，具体探讨有利于排除外部政策不确定性的贸易活动，包括商榷自由贸易区的设立、签订自由贸易协定、降低出口关税不确定性以及开通疫情防控期间贸易往来的绿色物流通道等。
（二）政治风险方面
第一，南亚东南亚中资企业在逐步实现属地化建设的过程中要找寻人力资源配置的平衡点，有效规避政治风险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尽管普通员工属地化程度越高会令南亚东南亚中资企业忧心潜在政治风险的到来，但是中资企业的海外发展仍要持续推进企业的本土化建设，因此，该地区中资企业需要通过优化人力资源的属地化配置，合理分担潜在投资风险，从而降低政治风险的发生概率。例如，南亚东南亚中资企业可以转化思维，通过不断提升当地员工的属地化培训水平，最大限度地规避政治风险。具体而言，南亚东南亚中资企业应该兼顾培训项目的数量和质量，从而培育企业能够有效应对政治风险的防控能力。一方面，认清培训项目是企业自身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环节之一，另一方面，明确南亚东南亚中资企业国际话语权有待提升的目标，然后从广度和深度上着重培训东道国员工，即培训项目不仅要覆盖更广泛的东道国员工群体，还要以能力建设为出发点坚持授人以“渔”，激发东道国员工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此外，南亚东南亚中资企业在规划整体的人力资源属地化管理策略时，需要兼容短期的利益诉求和长期的发展目标，从而防治政治风险的发生，实现该地区中资企业健康且稳定地运行；同时，普通员工属地化的节奏与步伐要参考国际贸易环境的形势变化而进行适当调整。
第二，国内政府需要不断完善中资企业于南亚东南亚地区属地化经营的政治风险防范机制。政治风险的来源往往错综复杂，牵涉到民族、宗教和经济等综合因素，而南亚东南亚地区在上述问题方面又独具脆弱性和敏感性，因此，国内政府亟须联同中资企业做好该地区东道国可行性的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考察，尤其是了解东道国包括政府能力、社会结构、稳定程度等在内的政治状况，从而有效把握东道国的总体政治风向，给予中资企业在东道国开展投资经营活动的充足底气。目前，国内外相关机构都在建立和完善政治风险的分析与评估办法，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从中得到有力借鉴，但是，面对南亚东南亚地区政治风险给中资企业构成的境外投资利益阻碍，加诸中美贸易摩擦、新冠肺炎疫情等国际社会因素的附加影响，完善该地区政治风险的防范机制不啻为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程。首先，国内政府亟须对南亚东南亚地区政治风险及时作出识别与预警，这是该地区中资企业不断提升防范政治风险能力的基本前提；其次，国内政府应当对南亚东南亚地区政治风险进行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评估，这是该地区中资企业不断改善防范政治风险能力的基本方向；此外，考虑到南亚东南亚中资企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法规制度的了解程度越深且进行过东道国投资可行性调查，反而会愈加顾虑东道国潜在政治风险来临的缘故，国内政府还要继续加大对该地区中资企业关于国际规则、知识产权保护、东道国法律法规等方面的培训力度，以及完善境外中资企业商会联席会议机制，支持其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总体而言，国内政府若要有效防控南亚东南亚地区的政治风险，就需要有的放矢地完善该地区政治风险的预警机制与评估机制，以及企业培训力度和商会联席会议机制，从而做到审时度势、有备无患。
（三）技术风险方面
第一，南亚东南亚中资企业在积极塑造中方管理人才队伍的同时，还应足够重视对东道国管理人才队伍的培养与建设。多项实证研究表明，高管的价值观、学历素养等背景对企业的经营发展有着不可或缺的影响。面对管理人员属地化程度提高可能面临的潜在技术风险，南亚东南亚中资企业亟须在员工培训之外，着重提升东道国中高管理层人员的各方面素质，尤其是语言沟通能力、计算机运用能力以及组织协调能力等，并通过内部激励政策以促进东道国管理人才队伍保持持久的学习动力和创造热情。具体来说，南亚东南亚中资企业可以结合线上课程和线下实践的方式，为东道国管理人才持续输入相关技术知识，以中高管理层技能方面的不断改造与升级规避技术风险可能带来的发展困境，努力搭建中方管理人才队伍与东道国管理人才队伍之间相互信任的桥梁，并非一味为了企业本土化建设推进管理人员属地化程度。
第二，国内政府要监督中资企业在南亚东南亚地区的属地化管理策略，引导中国企业积极树立和维护兼具责任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地区形象。一方面，国内政府可以监督南亚东南亚中资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过程，包括是否以身作则成为该地区合格的企业公民，如关心利益相关者所关注的社会问题，减少企业经营过程中已经或者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等，最终努力为南亚东南亚民众留下良好的中国投资印象，并为中国品牌诉说附上值得信赖的“中国故事”；另一方面，国内政府可以激励南亚东南亚中资企业发挥自身的社会创造力，比如通过给予政策、资金、管理和技术的全方位支持，鼓励该地区中资企业培育出能够产生显著而独特社会效益与企业效能的特色项目（比如绿色产业等），争取引领在南亚东南亚地区（尤其是东南亚地区）的创新性发展，从而为社会谋取福利的同时提高产品自身现有的竞争力和话语权。
总之，本研究将以往独立看待的人员属地化管理与对外直接投资风险进行了关联解析；其中，基于南亚东南亚中资企业调查数据分析，得到人员属地化中管理人员属地化和普通员工属地化两项指标对东道国潜在投资风险中经济风险、政治风险和技术风险3项指标的影响效果，并从中总结出企业人员属地化管理角度和政策制定者角度的风险规避策略。不过，本研究囿于调查问卷内容和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等原因，在指标设定和研究范围方面仍存在一定程度的不足。一方面，拓展人员属地化指标以外的其他内容，增添人文风险中的社会风险指标以及增加自然环境风险指标等；另一方面，疫情好转后扩展包含印度、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的调查数据，以及持续跟进现有国家的发展变化以形成可检验的面板数据。整体而言，本研究希冀南亚东南亚中资企业拓展对外直接投资风险规避的新思路，助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走出去”中国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同时提升盈利水平，最终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注入持久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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