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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萱 | 当代边界治理中的安全与流动——以霍尔果斯口岸为例
自19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初步形成，民族国家边界的两项基本的功能也逐步确立：一是作为“屏障”（barrier），旨在确保国家主权与领土的完整，着眼安全；二是作为“桥梁”（bridge），用以沟通政府及民众间的交往交流，强调流动。但两项功能之间同时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着眼安全的“屏障”将边界视为堡垒与前线，监控跨界流动，防止外部威胁因素的进入，最典型的例证包括美国政府为阻碍拉美移民大规模北上，在美墨边界修建的边境墙；反过来，“桥梁”则需要尽可能地为内外流通提供便利，确保流动速度和效率，例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盟申根国家体系的形成与扩展，推动欧盟内部的去边界化。
自民族国家成为现代国际关系以及跨国事务中最重要的行为体以来，边界的两项功能间的紧张关系从未消减，但是二者之间的关系却又不断发生调整。随着现代交通以及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实现安全与流动之间的统合而非对立已上升为当代边界事务中最核心的议题，意在为民族国家打造一个高安全——高流动的边界治理体系。
在新的诉求下，安全与流动不再被认为处于此消彼长的二元对立状态，而是相互支撑，既要在流动中实现安全，又要通过安全促进流动。尤其是在21世纪，国际反恐战争、大规模移民潮以及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发生并没有减缓全球一体化的步伐，反而进一步刺激了世界各国在边界治理上同时实现高安全与高流动目标的决心。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边界治理并不是完全由国家所建构和支配，而是一个复杂的“组装”（assemblage），其由一系列异质性的话语、知识、制度和行动者甚至非人因素构成。由此，在复杂多元的情境中，追求高流动——高安全的边界治理安排并不一定总是能够达到其预期的“统合”效果，反而可能出现“翻转”，比如出现低安全——低流动。
围绕边界的安全——流动关系，当前学术界的主流思路更偏重于从宏观层面讨论两者之间的取舍，或强调两者之间的协调，将安全与流动分别看作是相互独立的两个领域。较少从微观和日常层面考察两者之间如何具体实现统合，以及在怎样的情形下实现统合的努力却带来翻转的效果。着眼于微观层面的日常实践，本文认为可以从两点进一步把握当代边界治理中的安全与流动的关系。第一、安全与流动并非必然对立，甚至也不是相互独立的两个领域。在风险社会和全球流动的双重背景下，安全通过流动来实现，流动则是安全的最终目的，两者之间相互包含和指涉。我们可以在日常边界治理实践中捕捉两者之间相互统合的过程。第二、由于边界治理体系的“组装”特性，安全和流动并不必然能够实现统合，而是可能在日常治理实践中出现翻转，呈现意外结果。
一、安全——流动关系的历史变迁
在当代国际政治经济语境下，由于全球化进程的日趋复杂化，开放还是关闭边界已经不再成为一个重要问题。二战结束以来，人口、资本、信息以及技术的全球流动使得民族国家的边界管理充满挑战，边界的意义似乎在频繁的跨界流动中不断消解，甚至连民族国家本身也遭遇前所未有的质疑，各类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和区域事务中扮演着越发重要的角色。冷战结束后，应着“无边界世界”（borderless world）的乐观构想，20世纪90年代“去边界化”的浪潮逐渐兴起，但随着“9·11”事件的爆发，尤其是近10年难民危机、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新冠疫情等全球性危机的蔓延，“地球是平的”这一开放观点业已消退，随之而来的是对于民族国家边界管理的强化和安全话语的不断涌现。
具体而言，欧盟虽然在不断取消自身的内部边界（internal border）以实现区域一体化，但其“外部边界”（external border）却在同一时间内变得更加牢固；美国在稳固世界贸易龙头地位的同时，却不断加强对美国-墨西哥等边境地区的管理。于是，有关跨界流动的两种观念和实践被提出，一者指向强调流动效率的“地缘经济”（geo-economics），另一者则指向重视领土安全的“地缘政治”（geopolitics）。
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的理论分野进一步佐证了安全与流动作为国家边界最重要的两个面向，二者在观念上看似存在严重冲突，但随着现代治理理念和科学技术的革新，围绕安全与流动的实践却变得可以协调，无需取舍。在现实领域，例如“智慧边界”（Smart Border）计划与“NEXUS项目”的开展，其目的都是希望依靠先进科技的运用，协调或克服两种边界观念所造成的紧张和冲突，从而达到高安全与高流动的双重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在较早的历史阶段，高安全——高流动却不是民族国家边界治理的一贯追求，相反这样一种安全与流动的关系是十分晚近的历史产物。在更长的时间内，安全与流动更多地表现出一种相互取舍和分离的二元关系。为了更清晰地呈现这一历史演变进程，本文尝试以“低”与“高”作为标准，将安全与流动之间的关系划分为4种类型，并指明在不同历史时期某一种类型的相对主流地位。需要说明的是，这并不意味着4种类型处于相互接续和替代的关系，相反，不同类型往往在现实治理情境中并存，只是在不同时期的侧重点不同。
流动与安全之间的关系变化可划分为4个时期与4种类型：低流动——低安全（前民族国家时代）、低流动——高安全（民族国家高涨时期）、高流动——低安全（后“9.11”时期）以及高流动——高安全（全球化高涨时期），4种类型之间既存在替代也可以共存，从而构成了一幅复杂的跨界流动关系图景。这里的流动与安全不仅指向现实中流动的高低或安全与否，更是明确了流动与安全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边界治理和国家日常实践中占有的位置与变化方向。
由此，我们可以观察到，流动与安全之间的高度紧张是民族国家进程中的产物，因为边界清晰划定了民族国家的范围，所以领土主权的排他性与跨国流动的合作性之间存在着必然的紧张关系。而在前民族国家时期，边界并非政治关心的焦点，也不存在一个清晰有效的国家边界，而“边界就是一个地带而不是一条线，是一个没有定居者或者价值，但是等待一方或者另一方进行垦殖和分配的‘边缘’（march）”。所以，边界地区并不会酝酿出明显的流动与安全的张力，因为在模糊、破碎的边缘地带尚未出现频繁的、具有明确跨界意涵的人类活动，也不被认为具有实际的政治和经济价值。因此，前民族国家时代反映为一种低流动——低安全的跨界流动形态。
随着人口的增长，地缘竞争的加剧，各政权之间主权与领土范围的不断清晰，边界才成为理解社会与人口分类的重要概念，流动与安全也在政权对跨界活动的管理中变得重要。19世纪之后，民族国家浪潮向全世界传播，促成了这对关系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提升，如何划定边界，管理边界，将威胁隔离于外部，进而建立起一个能够保持自身内部完整性的民族国家，成为当时民族国家重要的政策语境。在两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民族国家进程主要体现为旧帝国的解体和新国家的诞生，致使边界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增多；无论是老牌资本主义强国还是新兴的民族国家，主要的任务都是通过扩张或防御以确保自身资源和利益的最大化。
因此，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关于边界的主流讨论尚未围绕跨界合作展开，而是强调在最大程度上维持本民族国家的切身利益。对于那些处于扩张的国家而言，如何在全球性的殖民竞争中划定势力范围成为其重要事务，不难看出，众多现有的国家边界正是在殖民历史中继承下来，诸多政治缓冲地带也在不同殖民势力之间确立起来。在民族国家话语最为蓬勃的百年间，边界不是“桥梁”而是“沟壑”，不是促成流动的机制，而是实现区隔的介质。于是，安全议题要优先于流动的需求，低流动——高安全反映出彼时民族国家跨界流动治理中的实际状况与基本理念。
20世纪60年代之后，基于对两次世界大战的反思，以邻为壑的边界治理不仅无法满足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并且成为国家间相互仇视的导火索，应运而生的全球化开始作为民族国家之外的另一套话语为边界管理和跨界流动提供了新的选择。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也逐步成为理解全球经济关系的权威理论，这直接促成了现代政治的转型，政府从经济的主导者转变为“看门人”。在边界议题上体现为，“不同领土和国家之间的封闭性被打破……在政治领域……主权朝上走向了超国家实体，朝两边走向跨国组织和社会运动，朝下走向次国家组织和社群……这种转变趋势降低了国家的竞争力和效力并且使得边界变得更可渗透也不再那么有意义”。
全球化进程于20世纪90年代达到一个高潮，边界似乎再次在话语体系中变得不再重要，作为民族国家重要表征的边界反而成为了现代性反思与直接批评的对象。在这一时期，流动被视为价值创造的来源，而安全则被视为民族国家的守旧观念。混合、杂糅、多样性、模糊性等语义成为人们提到边界是最常使用的概念；相比之下，民族国家对于边界的控制和管理不再受到重视甚至被否定，流动成为边界研究的基本面，甚至是唯一的面向。正是在这一时期，高流动——低安全成为跨界流动表述中的常态，也成为边界治理的一种主导理念。
但是21世纪初期频繁爆发的恐怖袭击以及不期而遇的经济衰退却颠覆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去边界化”的乐观主张。以打击恐怖主义与应对全球风险为名，全球范围内的边界管控变得愈发严格，地缘政治观念下的边界取向重新获得优势，民族国家的边界安全再次受到重视。但面对全球经济和政治一体化的不可逆性，以牺牲流动价值实现安全已经不再可能，如何在保持边界流动性的前提下提高边界的安全性成为必然的追求。所以在这一时期高流动——高安全演变为边界治理的根本理念。无论是对城市空间的规划、边界管理制度的设计还是先进技术的应用都是为了解决流动与安全之间的张力，边界既不是划定主权范围的界限，也不仅是通道或者屏障，而是一种能够同时实现促成流动与阻挡威胁的防火墙（firewalls）——即“作为滤网能够在保持高循环和高流动的情况下同样维持高安全”。
当然，4种安全——流动的关系类型无法呈现为线性替代的形态，除了第一种类型作为前民族国家时代的普遍状态而与后三者存在明显的时间差异之外，其他3种类型完全是可以在同一时期甚至是同一国家中并存。边界本身的多样性决定了即便同为边界但是其流动的条件与可能性并不完全相同，例如一些具有强烈地缘经济内涵的边界相对于那些被视为存在地缘政治威胁的边界更容易被跨越，或者说“安全边界要比同样的经济、通讯（telecommunication）和教育边界更不容易被跨越”。
基于上述对边界治理中安全——流动的宏观历史变迁的讨论，下文将聚焦于高流动——高安全的边界治理体制的建构过程，通过具体的民族志案例从两个层面展开分析。首先，如何通过对城市格局的重新布局、边界管理制度的调整和先进技术的运用来实现高流动——高安全的治理意图，使两者达成协调和一致；其次，通过对比合作中心内外管理上的差异、合作中心内部边界管理的动态过程以及合作中心修建对人与物流动方式的影响，说明高安全——高流动的治理“组装”如何造成低安全——低流动的治理效果。
二、安全——流动的日常治理实践：统合与翻转
笔者曾于2016~2018年先后3次前往新疆伊犁的霍尔果斯口岸进行调研，主要对象是当地最具代表性的地理空间——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下称“合作中心”）。作为我国进一步加深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合作中心也是国内首个两国共建的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合作中心建设的时间起点可以追溯至2004年9月24日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访问伊犁期间与中国政府签订《关于建立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的框架协议》。2005年的7月4日，中哈两国政府进一步签署了《关于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管理协定》，明确了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的功能定位和发展目标。2006年国务院做出正式批示之后，合作中心进入到具体的规划和建设中，并于2013年封关运营。
整个合作中心被划分为两个区域，一个是本文所关注的中心区，其总面积为5.28平方公里，其中中方区域为3.43平方公里，哈方区域为1.85平方公里；另一个是往南10余公里处的配套区，规划面积为9.73平方公里。中心区是一个由两国领土共同构成的封闭运营的区域，游客和商户无需签证，只用持有身份证和护照或者当天办理的临时通行证就可以进入合作中心，在合作中心范围内的两国领土上自由穿行。相较于配套区以发展产业园区为主，中心区则主要面向国内外游客，发展旅游服务业，中心区内建有各式各样的免税店与商场。
合作中心修建之前霍尔果斯口岸的旅游业已经有了长足发展，“国门小市场”以及“霍尔果斯国际商贸中心”等商场先后成为当地重要的边境旅游景点。合作中心运营之后，由于其巨大的规模、丰富的商品、完备的基础设施，尤其是无需办理签证即可实现跨境的特殊优势很快就吸引了全国范围内的商户和游客的关注，如今已经成为霍尔果斯最重要的旅游景点。虽然因为气候原因合作中心在正常情况下每年的1月份到4月份都需要闭关，但是在每年的7月到10月份都会迎来众多游客，有时仅仅进入合作中心就要排队两三个小时。作为当地的经济支柱与名片，合作中心为霍尔果斯带来了巨大的流动性，不仅是商品更是人口，不仅是国内流动更是跨境流动；同时作为跨境合作的新尝试，合作中心又将边界安全治理的“一线”推到“二线”，两国领土边界线不再设防而是可以自由穿行，这为边境安全带来了新的风险和隐患。由此，无论是合作中心的建设理念还是日常的治理安排都指向了高安全与高流动的同时实现，在这种治理安排之下边界治理既有成效、也存在翻转和分化。
（一）高安全——高流动目标下的统合与分化
虽然在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1992年老边贸中心开始营业，霍尔果斯的跨界流动现象大幅增多，但是与今天的合作中心相比，当时的跨界流动依旧算不上是高流动。老边贸开业之后，哈萨克斯坦人的确可以进入中国境内购买商品，但是必须持有中国签证。与护照不同，签证必须由目的地国家签发，这就使得能否获得签证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而合作中心则完全不同，进入中国领土一侧的哈萨克斯坦人不需要中国签证，而只需要持有哈方的护照就可以进入。反过来，中国游客进入哈萨克斯坦领土也不需要签证，过去只能在国门前面拍照留念，最多能看到界碑，如今在合作中心则可以自由穿行，形成了完全不一样的旅游体验。
不仅是合作中心特殊的准入制度使得跨界流动变得便利，合作中心的整合功能也使得跨界流动的效率大大提高。在合作中心之前，老边贸市场和国门小市场是两个相互分离的贸易区域，哈萨克斯坦人只能选择其中之一购买商品，且一旦进入该区域之后就不可以随意出入。但是有了合作中心以后，哈萨克斯坦人只需要在合作中心之内就相当于进入了过去的两个甚至更多的市场。相较于老边贸时期，合作中心时代的跨界流动无疑更具效率。但这种流动性的提升势必在安全性上遭遇挑战，“非安全是与流动这一主题结合在一起的：正是移动、循环以及非法群体的出现会侵犯到民族国家边界”。围绕着合作中心所形成的新的城市格局、边界管理制度以及技术运用，就是希望在不牺牲流动效率的前提下同时保障其安全性。
在这一系列的措施中，最为明显但也最容易被忽视的就是城市格局的调整。我们常常关心具体的边界管理实践，而对于更为宏观的城市格局的调整却由于没有直接的体验而容易轻视。事实上为了同时提升通行效率又避免安全威胁，靠近配套区的“南国门”的修建和定位就是针对这一高流动——高安全诉求的回应。
在霍尔果斯政府的规划中，南国门而不是与合作中心比邻的老国门将是未来对外贸易功能的主要承接者。在南国门修建之前，老国门其实承担着双重的经济功能：其一是传统的贸易功能，其二是20世纪90年代末逐步兴起的旅游功能。这种混合状态造成了很多潜在的安全问题，并且阻碍了高效的跨界流动的实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大型货车经常出现因国门通行容量不足而在霍尔果斯城区滞留的情况，许多货车停靠在公路两侧等待通关。这不仅造成了通关效率低下，而且车辆长时间滞留在边境地区会造成更多的安全隐患，例如生鲜商品的腐坏、车辆夜间被打砸以及外国司机可能在中国境内从事违法活动。除此之外，游客和货车在霍尔果斯城区相互交错本身就在制造风险，当这些长达20甚至是30米的重型卡车在从公路两边行走的游客身边穿过时，也存在风险。
南国门建成后，大型货车将逐步改为从南国门通行，直接进入绕城的高速公路，而老国门一带完全发展为一个景区，成为合作中心旅游体系的一部分。新的功能设计不仅提升了在中哈两侧进行跨境贸易的商人群体的流动效率，同时对于到国门参观的游客而言也拥有了更好的旅游体验。两个国门的功能区分之后，老国门的旅游文化内涵得到了完全确立，旅游景区的开发得以更为全面地开展。反过来，南国门一带配套有联通中哈两国的高速公路，而且还建设通往欧亚的铁路，货物通行的效率和数量得到极大提升。所以，南国门的修建所体现出的城市功能区位的分化使得城市管理变得更为清晰，不同的流动方式——贸易流动与旅游流动被区分开来，采取差异的方式进行管理。
除了城市格局的调整之外，合作中心自身的制度安排同样指向了流动提升与安全保障。正如在上文中介绍的，进入合作中心不需要办理签证，而只需要护照或者持有临时通行证，所以进行跨界流动的门槛大大降低。以往办理一个哈萨克斯坦的签证至少需要一周，并且还要缴纳一笔不小的签证费（按照2017年的价格，一次往返的旅游签证是130元，多次往返商务和工作签证则是1300元）。更为麻烦的是，哈萨克斯坦执行的是“返签”政策，所以必须持有邀请函才能办理签证。合作中心修建之后，持有护照的情况下可以免费进入，没有护照也只需要花费20元办理通行证即可。
当然，用真正的出境与进入合作中心进行对比并不完全合适，因为持有签证可以进入到哈萨克斯坦的腹地城市，持有通行证则只能在合作中心这个区域内活动。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到，如果考虑到大多数中国游客只是希望象征性地进入哈萨克斯坦的国土并且购买免税的旅游商品的话，那么合作中心已经可以满足这一层次的需求，而不再需要通过签证才能实现。当我们将视角转向哈萨克斯坦的消费者，合作中心的优势就更为明显。来自哈萨克斯坦的消费者并非游客，而是和过去老边贸时期的哈萨克商人一样采购产品回到哈萨克斯坦进行销售。不同的是，过去需要签证才能进入中国，但是现在不再需要签证，他们每天乘坐巴士进入合作中心购买货物，之后乘坐巴士返回哈萨克斯坦，无须经历繁琐的检查和手续，合作中心的免税政策还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成本优势。合作中心的中方商户打趣地将哈萨克斯坦人这种购物方式称为“中国一日游”。合作中心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那条划定中哈两国的领土界线对人们而言几乎没有什么意义，既不会阻挡他们的到来，也不会成为他们眼中的风景。
合作中心的另外一个优势在于为跨界流动的稳定性提供了保障。经常在中哈两侧走动的老居民常谈到一个话题，那就是一旦“闭关”，整个城市就失去意义，这里的“闭关”指的就是两国之间的海关停止通行。与现在国内游客逐步增多的场面不同，过去霍尔果斯主要的消费群体是外来的哈萨克斯坦客商，他们在此购物、用餐、住宿和乘车，养活了整个城市。所以一旦出现闭关，哈萨克斯坦方面的车辆无法进入中国，霍尔果斯整座城市的经济活力就会衰减，用一位本地出租车司机的话说，就是“瘫痪”。比如，在当地人的眼中，1994年之后老边贸市场的萧条，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经常性的“闭关”。时至今日，哈萨克斯坦方面关闭国门的次数仍然远远超过中国，即便没有地缘政治上的冲突，也会因为假日闭关。但是合作中心改变了这一状况，其闭关的次数要远低于国门与海关，这无疑使得跨界流动变得更为稳定，更少地受到其它因素的干扰。
在技术运用上，2017年6月，“分流集运中心”在合作中心投入使用，进一步提升了稳定性。中心的价值在于“旅客只需要在入口处的自助通道上刷身份证就可以在自己的名下设立一张空白的购物清单，商家只需要将旅客购买的商品信息录入到购物清单中，再将商品运送到分流集运中心，就向海关完成了电子申报、货物查验等手续，旅客出区时只需要在出口处提走自己的商品，或者选择以快递的方式将购买的物品送到家中”。我们可以分别从流动和安全两个角度评价“分流集运中心”的实际意义。
在流动意义下，游客购物结束之后走出合作中心所遇到的最麻烦的一道检查就是海关申报，游客需要手提物品等待过安检仪器，然后才能离开。大多情况下，大量人群拥挤在安检仪器前后，物品往往被匆忙且随意地放置在传送皮带上，人们还要赶紧走到对面等候物品传送出来。由于需要经海关检查，所以皮带传送速度并不快，货物量大的时候，人们的体验并不好。尤其是在每日下午4点之后，大量面粉、饮料、糖果等大件商品会往合作中心外运送，而那些大多由游客购买的，尺寸虽小但价格昂贵的小件商品往往要和这类巨大的纸箱和包裹争抢空间。在“分流集运中心”运营以后，游客购物结束之后不需要提着物品经过海关检查，而是只需要空着手出去就可以了，这就避免了经历安检仪器前后的拥挤和混乱，通行的效率也大为提高。
在安全的意义下，出入合作中心最大的风险其实并不在于持有假护照和伪造通行证，因为这两种证件本身需要身份证在公安机关办理，已经有着严格的限制，并且在合作中心也要接受边检逐一检查；最大的风险实则来自携带过量或者违禁物品进出合作中心。比如，按照规定每个人只能携带两条香烟，但是如果游客购买了四条并且每两条装成一份，一份提在手上，一份背在包里，那么经过安检的时候，忙碌的海关人员只会看到两份香烟，而很难知道这两份香烟其实是一个人购买的。类似的情况还有像乳制品这样本来不允许携带的违禁品，也可能在最拥挤的时候混放到安检仪器上，过检商品过多往往让人很难注意到其中某一件商品是违禁品。“分流集运中心”的价值正是在于将商品检查过程分离出来单独完成，每一个游客都会生成一份自己的购物清单，这时候再想携带过量商品或违禁物品出关已不现实。
正是在这样一系列的空间格局和制度安排下，合作中心以封闭运营的形态为跨界流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与稳定性，同时也进一步确保了边境地区的安全。城市空间格局的精心安排使得不同类型、速率和意图的流动群体都能够相互分离互不干扰，在大大提高跨境流动速度和效率的同时也实现了流动中的安全。合作中心的独特制度安排也达到了相似效果，封闭运营的管理方式使得风险可以被控制在极小范围内，而合作中心内部的流动得以畅行无阻。分流集运中心解除了游客与货物的僵化绑定，在便利游客通行的同时也实现了对流通货物的监管，降低走私风险。可以看到，在合作中心，安全与流动并非是一种相互紧张的关系，仅仅看作是安全与流动的协调也并不充分，二者已经被统合在一起，成为一种内部性关系，即只有在流动中才能实现安全，安全的目标则是更高效的流动。
（二）翻转：意料之外的低安全——低流动
上述的治理安排却并不意味着高流动——高安全的边界治理格局在合作中心内外已经完全实现。相反，正是为了实现高安全——高流动的治理安排意外地使得一种低安全——低流动的治理现状出现。
如前所述，合作中心的设计原本是希望在确保安全的同时能够最大程度地提高流动效率，方便商户和游客便利和自由地进出合作中心。但也正是合作中心独有的免税政策以及便利的进出手续，在现实治理中带来了流动效率的下降。按照合作中心政策规定，每一个游客都可以购买价值8000元人民币的免税产品。但事实上，合作中心内一些较受欢迎的商品却没有严格按照这项政策执行，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香烟。在日常的海关管理中，一名游客一般只能携带两条香烟，一旦携带更多香烟，即使总价值未达到8000元也会被要求完税。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因为合作中心的商品种类繁多，价格不一，无法对每个消费者具体的消费金额进行记录，所以很难简单地依照8000元这个数字进行管理。但是免税香烟十分受青睐，甚至内地有大量商家购买这种“专供出口”的免税香烟，用以返回内地销售。为了避免大量香烟回流内地，冲击烟草市场，于是就只能对这些商品流出合作中心进行限制，类似的限制还存在于红酒、面粉、糖果等商品。这些限制不仅使得8000元的免税额度几乎成为一纸空文，更关键的在于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消费者的购买热情。
在合作中心购买香烟时，一旦一个人购买的条数超过了两条，销售人员就会赶忙询问，是否有人帮你带出。销售人员打包香烟时不是将所有香烟放在一起，而是十分默契地将香烟分成两条一份打包，这样可以方便游客找人把香烟带出去。所谓的找人，就是找在合作中心帮人带货的“骆驼队”，他们专门负责将这些受到政策约束的商品带出合作中心并换取一定的辛苦费，一般两条香烟需要给他们5~10元钱。所以，购买了超量香烟的游客不仅需要支付香烟本身的价钱，而且还要支付“骆驼队”的费用，才能真正把香烟带出合作中心。可想而知，合作中心内存在着规模庞大的“骆驼队”群体，尤其是在旺季。每天进出合作中心最频繁的群体并非商户或者游客，而是帮助他们带出商品的“骆驼队”成员，越是游客进出最繁忙的时候越是“骆驼队”生意最好的时候，他们不仅替商户和游客带出香烟，还包括很多其他商品。
“骆驼队”成员有着较为明显的形象特征，他们通常会背着一个巨大的自制背包，手里面还提着几个打包好的纸箱，与游客挤在一起占用进出合作中心的通道。并且由于他们每次携带的商品很多，所以在出入和安检的时候反而大大降低了合作中心的流通速度，也影响到游客的体验。虽然“分流集运中心”的建立使得问题得到了改善，但是“骆驼队”作为合作中心的主要流动群体依然带来了两个问题：（1）频繁地进出造成安全检查压力的增大，尤其是在高峰期，伴随着诸多安全风险；（2）一个商户和游客的多余货物需要相当数量的“骆驼队”成员才能够应对，其不仅没有使口岸的商品流动变得更为快捷，相反变得复杂和琐碎。
如果我们将针对商品流动的观察从香烟扩大到更多的商品，尤其是那些从哈萨克斯坦进口的商品，就会发现高安全——高流动的治理安排也会带来低安全——低流动的治理结果。在合作中心启用之前，哈萨克斯坦的商品进入中国需要通过国门并且完成正规的海关申报手续，其中一项就是关税。但是合作中心却有着单独的免税政策，无论是哈方还是中方，进出合作中心的商品免缴关税，随之带来商品流动路径的改变。
过去很多从国门通过的商品如今从合作中心通过以此实现避税，其中最多的类型就是“骆驼队”常称的“大货”，主要是从哈萨克斯坦进口的饼干、饮料、通心粉、面粉、食品油和糖果等。它们并不是合作中心主要销售的品牌产品，也不是国内游客热衷购买的商品，但如今却大量地从合作中心运出，并且发往全国各地，运输的方式并不是依赖于车辆，而是“骆驼队”。“骆驼队”每天将这些商品从合作中心带出，就像蚂蚁搬家一样多次往返合作中心，一批货物可能需要多人数日才能全部运送出关，部分商品会被成件带出，比如糖果、饮料；其他的被分成小包装带出，比如食用油和面粉；随后将这些商品堆放在合作中心外面的广场空地上，有专门的人负责接收和清点，接着再利用小板车、三轮摩托车运送到周边的仓库，经过二次包装后发往国内市场。很显然，这样的商品跨界流动在效率上完全无法与正常的货车运送相比，甚至也违背了合作中心最初的诉求——提高跨界流动的效率。于是，意图高流动的合作中心反而促成了低流动现象的出现，蚂蚁搬家式的人力运输与合作中心具有超越时代思维的边界治理形成鲜明的对比。在看到“骆驼队”集中在合作中心出口处分派货物、将商品装进破旧背包和手提纸箱时，突然会意识到合作中心如同一个巨大的老式货场，仍然依赖最为古老的人力方式实现物品的流动。
建设合作中心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城市空间规划以及制度设计上的改变来实现边界治理的高安全——高流动。但有趣的是，合作中心这个高安全——高流动的治理安排恰恰也在生产低安全——低流动的结果。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翻转的情况之所以出现并非仅仅来自制度上的不完善，而是源于高安全——高流动的治理意图和实践，这里形成了本文所说的第二对内部性关系，正是合作中心的出现才使得“骆驼队”这一群体应运而生，他们并不是合作中心的副产品，相反是合作中心运营模式得以展开的前提和保证。没有“骆驼队”，游客无法尽情购买自己想要的商品，商户也无法将自己的业务扩展到合作中心以外的全国各地（“骆驼队”代替商户将外地顾客订购的商品带出并发货）。在某种程度上，低安全——低流动的出现是内生性的，并不在治理安排之外，相反是高安全——高流动治理安排的意外产物。
三、结论：从日常治理实践把握安全——流动
作为边界最基本的两个功能，安全与流动构成了19世纪以来民族国家边界治理核心的议题之一，正如本文所呈现的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历史中不断发生变化，并逐渐从相互矛盾转向相互支撑。随着全球政治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加剧，我们迎来的并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边界逐步消亡的世界，而是一个焦虑不安的时代。这一焦虑不仅来自大规模的商品、人口、信息和资本流动所带来的新的风险和威胁，更是我们无法回到过去通过以安全压倒流动的方式加以解决，换言之，我们只能在流动中实现安全，只能透过流动实现安全，安全本身是为了更高效的流动。但同时，正如本文案例所呈现的，两者之间的相互统合并不是治理的必然结果，相反由于边界治理体系的组装特征常常出现翻转。这由此提醒我们在一个安全与流动高度相互依赖但并不稳定的时代，应该更多从日常治理实践入手来把握两者关系，避免着眼于高安全——高流动的治理安排却带来低安全——低流动的治理结果。
边界治理中的流动与安全不仅涉及宏观的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和国家安全的顶层设计，同时还涉及微观和日常的城市空间格局安排、管理制度实施以及技术运用等方面。在强调从宏观层面审视全球流动和安全的同时，也应该关注从日常治理实践的角度把握安全和流动如何具体地统合在一起，形成一个高安全——高流动的治理体系，实现流动中的安全，安全中的流动。不仅如此，也正是聚焦于日常治理实践才会发现边界治理部署的效果并不具备一致性，而是往往会出现统合意图下的翻转，出现低安全——低流动的情形。由此着眼于日常治理实践不仅能够帮助我们发现这些翻转，同时也能够找出其中的制度和实践根源，从而能够更有针对性地加以应对，不断调整治理策略以更彻底和稳定地实现高安全——高流动的统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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