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庆厦，中央民族大学荣誉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族语言学会荣誉会长；云南师范大学汉藏语研究院院长；泰国清莱皇家大学荣誉博士。社会兼职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咨询委员；国家语委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审定委员会委员；《汉藏语学报》主编。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组成员；国家社科基金评审组成员；中国语言学会副会长；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副会长；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院长。主要从事汉藏语系语言和语言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出版专著30余部，发表论文340余篇。主要著作有：《景颇语参考语法》《景颇语词汇学》《汉藏语研究方法讲稿》《语言调查教程》《戴庆厦文集》（1至7卷）等。

引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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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国情研究是国情研究的一部分，对制定国家的语言方针、政策，如何科学地用好语言文字十分必要。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多语种、多文种是语言国情的一大特色。如何认识我国多元一体的语言特点、协调好语言关系、充分发挥各民族语言资源的功能、牢固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建设好社会主义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大任务。而要做好语言工作，必须以系统的、深入的语言国情研究做依据，按语言客观实际办事。因而，语言国情研究成为文科研究不可缺少的部分，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为了更好地建设我国的语言国情研究学科，自2008年第3期开始，设置“语言国情研究”专栏，至2022年11月共办了86期，刊发了261篇文稿。文稿内容包括：语言国情的理论方法，语言使用状况的个案描写及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下的语言关系，语言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国家、民族、社区和家庭的语言规划，语言接触与语言和谐，语言的数据库建设，母语的语言活力，国家通用语的学习，语言保护和语言服务，语言交叉学科的形成及发展，中文的地位及传播，古文字研究，濒危语言的现状及保护，语言结构特点的新发现，国外语言状况与语言规划，等等。这些内容涉及我国语言问题的方方面面，自成一个符合我国特色的语言国情研究体系。其中，既有语言国情新变化的个案描写研究，又有语言国情理论问题的新探索；既有语言现状的分析、描写，又有语言演变趋势的估量和展望，系统地反映了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语言国情研究的新成就，是认识我国语言国情现状及历史演变的重要窗口。

语言国情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有助于国家语言规划、语言政策的制定。每个国家都要有符合本国实际的语言规划、语言政策。但要制定好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必须以语言国情事实为依据。二是有助于语言研究。语言研究要以语言事实为依据，语言国情调查获得的语料，是语言研究的依据。三是有助于其他人文学科的研究。语言是符号，国家、民族、社会、经济和文化等特点都会在语言上有所反映。语言国情研究，能够为以上的人文学科提供助力。

进入新时代，由于社会的发展比以前更快，国际环境更为复杂，语言问题也必将出现更复杂的新变化，出现新的研究内容，语言工作者将面临新的挑战。根据我国新时期的任务和历史发展经验，我们认为新时代的语言国情研究将会出现以下四大热点，成为语言工作者必须面对的任务。下面，我们就这四大热点谈谈一些认识。

一、新时代语言国情研究的首要任务是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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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国独具特色的一种重大社会现象，是中国长期社会发展形成的客观大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各民族发展、繁荣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保证，是全国各民族的共同愿望。

语言是人类重要的交际工具，是社会发展的资源，做好语言工作有利于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语言又是一面镜子，能从各方面强烈反映社会、文化的状态和变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辐射，我国的各民族语言，都打上了共同体的烙印，含有共同体的元素，凝成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不可分割整体。因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语言国情研究，必须深入挖掘各民族语言中存在的各种共同体的因素，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证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然性和重要性，使之成为武装人们头脑的精神力量。

语言是博大精深的，能通过各种形式反映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特征，因而在语言国情研究中，必须善于发现发掘能够证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各种证据，包括显性的，隐性的，现状的，历史的。比如，我们能从我国浩瀚的历史文献包括汉文文献、民族文字文献中，看到许多关于我国各民族交流、交融的记载，以及各民族语言相互影响、相互学习语言的记载，特别是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的密切关系以及少数民族兼用汉语的记载。我国不同民族的语言兼用由来已久，其延续性和普遍性强烈地反映各民族汇聚共同体的意志和使用通用语的愿望。在各民族语言的文化词中，如人名、地名、族名、亲属称谓名、文学艺术名、经济作物名等名称中，都不同程度地含有共同体形成的特征。在口传史诗、谚语、故事、戏曲等传统文化里，也保留着许多共同体的认同。

通用语的形成和发展，是共同体国家的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在语言国情研究中，必须深入调查研究我国通用语的形成和发展的具体过程。证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出现，必然会出现对通用语的需求。在过去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广袤大地上从先秦起就有建立全民族共用使用的标准语的需求，出现了“雅语、雅言、通语”等名称。汉代扬雄所纂《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用了“通语”概念。“雅言”“雅语”“通语”的出现反映了汉语不同方言区的人们对汉民族共同标准语的需求，并受到各民族的认同。清末民初学校教育提倡“国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规定的“普通话”，是对通用语言要求的进一步发展。2000年10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语言文字法》，明确提出了“通用语”的新概念，是对我国多民族国家语言关系认识的一次新飞跃。

以史为鉴。通用语出现历史的连续性不是偶然的，是各民族共同体意志不断增长的表现，反映了我国各民族、各地区相互都希望有一个能够沟通、便于交流的通用语。这条“通用语路线”从古到今一直延续下来，不断完善、规范，照亮了共同体语言交际的通道。

我们还看到，在中华民族的文库里，有一大批汉族优秀文化题材用少数民族语言创作的诗歌、戏曲、唱词，涉及壮族、侗族、毛南族、仫佬族、苗族、瑶族、藏族、白族、达斡尔族等一大批民族，如《三国孟姜女哭长城演义》《封神演义》《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西厢记》《藏王与汉女》《董永与七仙女》等，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文化上的一大奇葩，是各民族长期用来发展文化、教育子孙后代的教科书。它是不同民族长期、密切的文化交流、交融，以及少数民族学习汉族文化的结果。没有共同体的“基因”，没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和相同的审美观念，这些优秀文化是不可能在各民族中扎根发芽，长期流传的。在新时代的语言国情调查中，我们要重视收集研究这一领域不同民族共同创造的优秀文化。

总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一大特色。世界上多民族国家很多，但不一定都能形成共同体，而我国的民族情况与社会历史发展的条件，决定了必然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上述在语言上反映共同体的特征，不同于一般的语言接触、语言影响，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背景下语言关系的产物。二者是有区别的。

二、研究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进入新时代后我国各民族语言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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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变化而变化的，这是一条普遍的规律。所以，不同历史时期语言的发展、变化是语言国情研究的一项重要的任务。弄清语言的变化，才能有的放矢，也才能根据语言实际解决语言问题，使语言能够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我国的民族关系进入了一个平等、团结的新时期，中华民族从此步入伟大复兴的新时代。这是我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一个大变化，这个变化必然会引起社会、文化、教育、语言等各方面的巨大变化。因此，研究新中国建立以来各民族语言的变化，是新时代语言国情研究的一大任务。只有深入认识我国各民族语言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变化和发展，才能掌握我国语言现状的新特点及其发展趋势。

新中国建立后我国各民族语言在各方面都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包括语言地位、语言功能、语言活力、语言结构特点、语言表达能力、语言接触和语言影响、语言转型等各个方面，但其中最大变化应是语言地位的变化。

语言地位的变化是容易见到的，但必须在理论上进行深入的论述。因此在语言国情研究中，必须汇集丰富的语料进行系统的论证，揭示其变化的特点、规律及其成因。而且，还要进一步调查研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变化的差异，区分出不同的层次，找到出现不同层次的原因。

新中国建立后出现的语言地位的变化，其特点和规律有其历史的承接性。所以，在语言国情调查中除了现状调查外还必须追溯过去，揭示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和语言关系，做到古今沟通。语言地位的变化，还受中华民族共同体威力的制约。在中国，各民族的命运、发展、变化都是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命运紧密相连的。没有共同体的繁荣、昌盛，就没有各民族的繁荣、昌盛。语言也是这样，只有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旗帜下，各民族的语言才能得到保护和尊重，也才能得到不断繁荣发展。

三、研究各民族语言的关系，特别是通用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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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共同体背景下的多民族国家，存在多样的语言关系。我国的语言关系有多种类型：通用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关系；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关系；汉语方言和标准语的关系等。目前，由于语言交际的需要和语言功能的新变化，通用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关系凸显而出，成为语言关系中的主要矛盾，并对其他类型的语言关系产生制约。这是语言国情研究中必须特别要注意的一个问题。一些重要课题必须深入研究，如怎样认识我国通用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关系，怎样从历史发展的趋势来认识处理好通用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关系，怎样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来认识少数民族掌握通用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怎样认识语言关系中的多元化和一体化的关系，在语言规划、语言教育中怎样处理好二者的关系等等。

必须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高度来认识语言关系。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通用语是各个民族都要学习、掌握的，处于全局的地位；而各个少数民族的语言是本族所使用的，处于局部地位，局部服从全局，这是必须遵守的原则。尽管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情况、条件存在差异，不能“一刀切”，但这一总趋势都必须共同遵守。

新中国建立后我国各少数民族学习、掌握通用语发展迅速，超乎人们的预计。语言生活这一重大变化，需要我们在语言国情研究中做出科学的估量和理论的阐释。70多年来，少数民族掌握通用语从少量到大量，从大量再到全民性，其变化的速度是过去没有预料到的。有些民族，如白族、纳西族、基诺族、阿昌族等已实现了全民兼用通用语。分布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如拉祜族、傈僳族、景颇族等，过去兼用汉语的人极少，而如今多数人都能够兼用汉语。为什么我国少数民族兼用汉语的速度会如此之快，应当怎样认识其成因和变化？中国少数民族掌握通用语的巨大发展，对国际上多民族国家如何解决语言使用问题，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在语言国情调查中，我们必须全面认识我国少数民族兼用通用语的特点和发展情况，区分不同的类型，比如，人口多的和人口少的，聚居的和杂居的，有本族文字的和无本族文字的，内地的和边疆的，跨境的和非跨境的，同一语言类型和不同语言类型的，等等。还要分析、研究、总结少数民族兼用汉语的经验和问题，包括教学法、教材建设、师资培养等。

还必须研究少数民族掌握通用语带来的好处有哪些，除了语言交际、语言教育的好处外，在民族的文明发展上有哪些好处。这里举个山苏彝族的例子。

山苏彝族是云南省6个人数最少、最为贫穷的少数民族分支中的一个，主要分布在新平、元江、峨山3个县，人口两万人左右。新中国建立之前，山苏人多住在高寒山区，保持着原始社会形态，生产力极其低下。语言隔阂限制了山苏人的发展。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从经济发展、生活设施、语言教育等各方面对山苏地区进行了大力扶贫，山苏人的生活水平有所改善并大大提高。随着山苏人与外界交流增加，学校教育的普及，青少年除了保持使用自己的母语外，普遍掌握了普通话，做到了与其他民族语言通。推广普通话的语言政策在山苏彝族中取得较大成效，越来越多的山苏人能够使用普通话进行交流。语言通促进了信息通，在普通话的帮助下，山苏彝族与外界交流的障碍消除了，不少山苏青年外出打工，挣到了比在家务农更多的钱，帮助家庭经济得到了改善。此外由于山苏地区自然资源丰富，而随着山苏人走出去，把更多的投资引进了山苏村寨，一些企业开启了与山苏彝族广泛的经济合作。一些经济产业得以在山苏地区推广，山苏人开始承包田地、山林，种植核桃、紫薯、烤烟、水果等经济作物，大大提高了生活水平。学会普通话让山苏人有更多的机会接受更良好的教育。以前村内大多是文盲，仅有几个人上过小学和中学。而现在山苏青少年至少能完成初中教育，很多学生升入高中，上了大学，村里学历最高的学生考上了博士，很多山苏学生毕业后回到村里教书育人，把新的知识带给下一代，改变了山苏彝族传统的原始社会生活模式。信息通引导了心灵通，山苏人以普通话为媒介，接触到了很多在村里没有的事物，学习到了很多村内学习不到的知识，加深了对国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更多的山苏人走出村寨，到镇上、县里甚至全国各地工作和学习，消除了对外界的隔阂心理，积极与外界交流。同时在掌握普通话的山苏人的协助下，语言学者为其建立了母语资源库，出版了国家通用文字版本的《山苏彝语研究》等语言学专著。这既有助于山苏彝族的语言代际传承又满足了外界对山苏彝语语言研究的需求，推广普通话不仅让山苏人认识了其他民族，也让外界的民族认识了山苏人。各民族之间的了解逐渐加深，相互间的合作越来越多。

我们还必须重视语言保护问题的研究，研究语言（方言）衰变及濒危语言。在多元一体的中国，汉族人口占绝大多数，汉族的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都走在其他民族的前面。因而，在语言关系和语言功能的竞争中，少数民族语言会出现语言功能不足的困难，甚至会出现语言衰变和语言濒危。有些语言，出现了年轻一代母语水平下降的趋势，甚至出现了语言转用。应当怎样看待这一变化，应当怎样做出科学的估量，应当怎样做好中国的语言保护，这在国内外都将具有重要价值。

四、加强语言学理论方法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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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语言大国，有着丰富的语言研究资源。从语言类型上看，我国的语言分属五大语系——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亚语系、南岛语系和印欧语系。有分析型、屈折型、粘着型等不同语言类型，其中分析型语言居多，内部还存在强弱不同的层次。语言接触和语言影响在每个语言里都不同程度地有所反映，特别是汉语影响少数民族语言，有着不同的模式、不同的特点、不同的深度。在语言功能上，存在大小的不同。方言的分歧，是个普遍的现象，但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语言与文化、地理等的关系，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存在不同的特点。在语言关系上，出现不同性质的分化与融合，等等。因而中国语言的研究在语言学研究中，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有着取之不尽的资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华文化创新的宝藏。”这为我们的科学研究指出了核心内容和前进的方向。中国语言文字数量多，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是各民族长期形成的智慧和文明的结晶，在中华民族文明的探源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我们必须遵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在语言文字领域里大力发掘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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