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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强，保跃平 | 论西南联大红色资源的当代转化
作为中国教育史上一所特殊的大学，西南联大在极端的艰难困苦中坚持教书育人和学术研究，保存了知识和文明的火种，赓续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培养了一大批为革命建设改革作出重要贡献的栋梁之材，创造了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2020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调研西南联大旧址时作出的重要指示，为新时代传承西南联大爱国主义精神、讲好西南联大教育救国故事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注入了强大动力。然而，相关学界对西南联大红色资源挖掘不足，对“中国共产党与西南联大”这一红色主题由此缺乏深度阐释。因此，深入挖掘、搜集、整理与研究西南联大红色资源，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在西南联大的组织发展史以及爱国进步活动，客观呈现中国共产党在西南联大的影响和作用，对于引导社会各界全面正确认识西南联大历史，发挥西南联大红色资源资政育人功能，赓续西南联大红色基因，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继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多次强调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西南联大红色文化是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挖掘西南联大红色资源，讲好西南联大教育救国故事，全方位推进西南联大红色资源的当代转化，是当前做好西南联大研究、有效发挥西南联大文化育人功能的基础性工作。
一、已有研究对西南联大红色资源的挖掘不足
西南联大研究在史料整理、办学治校、学科建设、学术传统、校园文化、联大精神等方面产出了丰硕成果，有关反映西南联大主题的影视及文学作品也广为传播。但仅有少量成果对西南联大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发展情况、中国共产党在西南联大引领的爱国进步运动等红色资源作出爬梳。其中，万福麟等对西南联大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发展历程及其领导的爱国进步活动作了梳理；杨燕江概述了中国共产党在西南联大的主要工作及特点；成实等对“一二·一”运动在昆明发生的历史必然性、中国共产党对运动的成功领导、运动策略、基本特点、主要经验及其影响作了分析。
统而观之，当前西南联大研究存有以下不足：一是对西南联大红色资源挖掘整理薄弱，缺乏对中共西南联大地下组织及其领导的革命活动的系统梳理。西南联大文献资料为开展西南联大研究提供了丰富素材，但已有成果多聚焦于西南联大办学成就，对中国共产党在西南联大的组织发展史，对中国共产党在西南联大办学过程中的地位、作用及影响力研究不够，尤其对中国共产党在西南联大传播爱国进步思想，领导爱国民主运动，团结爱国进步人士，培养、历练爱国进步青年这一红色资源的挖掘、梳理及阐释付之阙如，未能全面客观地呈现中国共产党与西南联大的关系。因此，新时代的西南联大研究与阐释，应以爱国进步为主线，讲好西南联大故事，挖掘西南联大校史中的红色资源，拓展西南联大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二是对西南联大革命传统的研究视野不够开阔，不能全面反映西南联大精神内涵。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弦歌不辍，书写了建构“学术社会”的理想，谱写了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史上极为辉煌的篇章。然而，作为一个特殊时期的大学，西南联大不仅涵养了优良的学术传统，更延续了光荣的革命传统。北京大学是“五四”爱国运动的发祥地；清华大学则是“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指挥部；在“五四”和“一二·九”期间，南开大学是天津地区学生运动的领导和中坚。西南联大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组建，与生俱来地继承了三校的光荣革命传统，并在其后八年的艰苦岁月里发扬光大。目前学术界对西南联大革命传统的研究不仅数量少，而且挖掘不深、视野不够开阔，未能深入揭示西南联大血脉中涌动的红色基因。三是对西南联大红色资源当代转化的研究仍有较大空间。潜力巨大的爱国主义及红色教育观摩教学及培训研学功能未得到充分发挥；对西南联大精神及历史文化资源挖掘不够，展陈内容亟待丰富、展陈布局亟待优化、文创产品亟待开发；西南联大精神及历史文化的研究、爱国主义教育培训、文化遗存展陈等工作的顶层设计不够，联动不足；西南联大旧址作为全国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未得到整体提升改造，制约了西南联大旧址在观摩教学及培训研学方面的功能发挥。
为了解青年学生对西南联大的认知情况，笔者于2021年12月中旬对云南省高校学生进行了网络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7752份，其中云南师范大学4166份，云南省其他高校3586份。调查结果显示，91.8%的大学生不知道西南联大党组织是当时云南中共党员人数最多、力量最强的党组织；90.6%的大学生不清楚中国共产党在联大师生中传播救国救民真理、涵育家国情怀的史实；96.2%的大学生不了解西南联大培养的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和超过四分之三的“两院”院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从另一个层面反映了西南联大红色资源挖掘不足的问题，也凸显了在新时代推进西南联大红色资源当代教育转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二、西南联大红色资源的类型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利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弘扬好红色文化，他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国共产党在西南联大领导的爱国民主运动团结联合了进步力量，涌现出一大批投身抗战救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进步知识分子；联大师生对国家、民族的使命感、责任感，在争取民族独立、反对独裁统治的爱国进步运动实践中，升华为爱国进步精神；西南联大北返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辟了反蒋反美的“第二条战线”；留在云南的联大党员和“民青”成员在解放云南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共产党爱国进步思想的感召下，西南联大涌现出一大批先进青年和进步知识分子，成就了中国教育史上的辉煌，为革命建设改革储备了大量杰出人才。
“七七事变”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均建立了中共地下党组织，其中北大、清华分别有地下党员46人、42人。抗战爆发后，三校被迫南下，辗转长沙，承接了党在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的组织关系，于9月下旬建立了长沙临时大学党支部。至11月，长沙临时大学党支部党员数从18人（其中原清华党员12人，原北大党员6人）发展至29人。
1938年2月，长沙临时大学西迁入滇，改称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师生继承“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的光荣传统，建立中共地下党支部和党的外围组织，推动了昆明地区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1938年秋，西南联大蒙自分校迁回昆明，被党组织派到大后方开展工作的原北平崇德中学地下党支部书记力易周，与其他3位党员成立中共西南联大临时党小组，后发展为临时党支部。1938年11月，青年工作特派员王亚文受中共中央长江局指派赴昆明开展工作，他根据叶剑英、黄文杰同志的指示，在西南联大建立了以徐贤议为书记的另一个党支部，该支部分两个党小组，共有6名党员。由此，在西南联大党组织建立初期，出现两个党支部并存的局面。
1939年1月，由周恩来同志任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统一领导南方国统区和沦陷区党的各项工作；同月，南方局决定成立中共云南省工作委员会。3月，按照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正式建立由中共云南省工委直接领导的西南联大党支部，王亚文领导的党支部党员组织关系转入该党支部，自此联大两个平行党支部合二为一，党的领导力量、党组织的凝聚力得以增强。
随着党的组织架构不断优化，党员发展工作稳步推进，西南联大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1940年3月，西南联大在党支部基础上成立党总支，下设分支和小组。这一时期，西南联大地下党员人数达到83人，其中文理法学院男生党分支46人，文理法学院女生党小组11人，师范学院党分支15人（男生党小组11人、女生党小组4人），工学院党小组3人，叙永分校临时党分支8人。西南联大党员人数约占当时云南全省247名党员总数的三分之一。在西南联大学习和工作过的地下党员累计达206人，西南联大党组织是当时云南党员人数最集中、力量最强的地下党组织。
此外，为做好一线总支被破坏或转移后的工作接续，云南省工委领导下的省青委还在西南联大建立了二线党总支，即秘密总支。同时，为团结群众参加爱国进步运动，联大党的地下组织还组建了“民先”“社研”“群社”等多个党的外围组织。“民先”即“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云南地方队部”，由云南“抗先”和南下“民先”于1938年底合并而成，1939年“民先”队员达近百人，是宣传党的主张、方针、政策的主要载体，在联大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39年底，为保护“民先”成员中的共产党员，中共中央南方局决定撤销“民先”。随后，联大党组织成立了“社研”（即社会科学研究会），“民先”部分成员被吸纳入党，其他成员大多转入“社研”，继续开展抗日救亡工作。这些党的外围组织成为党的基层组织吸纳和培养新党员的重要阵地。
“群社”是1938年底由4名地下党员、10多名积极分子、20余名青年学生发起成立的学习生活社团，先后聘请曾昭抡、余冠英等为导师，下设学术、时事、服务、文艺等股，组建了歌咏队、救护队、读书会等，在党组织领导下开展一般性群众活动。社员最多时达200多人，累计100余人参加活动，是西南联大前期校内外影响最大的学生进步社团。1939年秋，在距离西南联大本部较远的西南联大工学院，成立了以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为核心成员、与“群社”相似的社团“引擎社”，组织学生秘密学习中国革命基本知识，邀请革命人士作报告，通过其机关报《引擎》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抨击社会上的不良风气，该社团逐步发展为工学院进步学生的活动中心。
总之，在云南省工委的领导下，西南联大党组织以及“民先”“群社”“社研”等党的外围组织，联合校内外爱国进步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开展爱国进步运动的重要阵地，在党领导的全国青年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和爱国进步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西南联大爱国进步运动是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长沙临时大学党支部在中共湖南临时省委、长沙临时市委的领导下，接续了党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的活动，组织学生开展抗日宣传、劳军、战地服务等爱国进步活动，举办话剧演出慰问抗战部队，联合长沙全市大中学生举行“一二·九”两周年纪念会，编辑出版刊物开展抗战动员。针对国民党军政要员的避战宣传，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主任徐特立到长沙临大做报告，在学生中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鼓励学生到延安去参加敌后抗战，拯救民族危亡。之后，周恩来同志在武汉大学作了“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的演讲，号召动员学生“到军队去，到战地服务去，到乡村中去，到敌人占领的地方去”。这些宣传动员激发了长沙临大学生从军抗战的热情，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多达295名学生在学校教务处申请保留学籍、参加抗战，占全部学生的20%，其中有13名学生赴延安参加八路军。
西南联大党组织依靠“民先”“社研”“群社”等青年团体，依据形势的发展变化，积极发展社会各界爱国力量，不断壮大以青年学生、工人及各界爱国人士为主体的抗日救国队伍，组织并推动了广泛且形式多样的抗日救国和爱国进步活动。在1938年的“九·一八”七周年纪念活动中，联大学生联合昆明大中学校学生，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歌曲；10月，演出《暴风雨的前夜》等救亡戏剧，鼓舞民众抗日热情。1939年初，针对汪精卫的卖国投敌罪行，联大党组织推动1000多名学生发表了讨汪通电。
话剧团和歌咏团是联大地下党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重要载体。1938年底，在联大地下党组织负责人王亚文的提议下，联大话剧团成立，排演抗日话剧《祖国》，在校内和昆明郊区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最后一计》等独幕剧，并与“金马剧社”“艺专”“云南剧教团”等剧团合作，演出《原野》《全民总动员》等剧作，抗日题材的话剧也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1940年，因三青团组织的“青年剧团”对联大话剧社的分化，地下党推动成立联大戏剧研究会，在国民党云南省部礼堂公演了15场《阿Q正传》，为昆明学生救济会筹集基金。“群社”于1938年组建“群声歌咏队”，每逢开会、演剧、下乡宣传，演唱抗战歌曲，进行抗战宣传。“群声歌咏队”后发展为“联大歌咏团”，广泛开展演唱活动，不仅丰富了学生课外生活，也产生了良好的抗战动员效果。
在联大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群社”下设各股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时事股和学术股邀请联大教授讲述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形势，邀请战地记者介绍八路军在华北抗战的情况。服务股在做好日常服务工作的同时，每逢日机轰炸昆明便积极组织力量抢救伤员。康乐股组织的体育活动、文艺表演、抗战宣传等深受广大师生欢迎。联大地下党组织还在学生中宣传进步理论和思想，增强学生抗战必胜和建立新中国的信心，党组织的影响力也不断提升。
1941年“皖南事变”后，在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陷入低潮。西南联大党组织在南方局和云南省工委的领导下，根据党中央提出的在国民党统治区实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以及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提出的“勤业、勤学、勤交友”的三勤指示，结合云南实际情况，提出了具体的贯彻措施。要求创新斗争方式和组织活动形式，工作重心由侧重校外转为侧重校内，工作形式由大型集体活动转为小型分散活动，并把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严格分开，积蓄力量挫败顽固派“限共”“溶共”的阴谋，击退国民党制造的反共高潮。这一时期，联大党组织还通过“三勤”工作，深入各县、各中学、社会各阶层中隐蔽地开展群众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培养了一批进步学生骨干，进一步开展组织群众、服务群众、团结群众的工作。联大党组织掌握了学术、文化、体育等群众组织的领导权，为民主运动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1940年底到1945年5月，随着爱国进步运动的深入，西南联大地下党组织为更好地联络、团结进步青年，在云南省工委领导下，先后成立了“民青”“新联”“工盟”等党的外围组织，成为联系党与广大群众尤其是进步青年的纽带。经过1945年“五四”纪念周系列活动，党通过“民青”逐步掌握了昆明4所大学学生会和十多所中学学生自治会（或班联会）的领导权，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拥护共产党主张的昆明学生联合会。到1945年11月，“民青”成员发展到300多人，在昆明近30所大、中学校和东方语文专科学校建立了分支部或小组，还在周边各县中学建立了“民青”分支部，掌握了昆明学联和29所大、中学自治会（或班联会）的领导权，从而以“民青”为核心，实现了党对昆明学生运动的直接领导。
联大党组织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还积极开展对云南地方实力派人物和联大教授的统战工作。云南省工委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利用龙云与蒋介石集团之间的矛盾，从各方面加强了争取团结龙云以及当地护国元老、名流学者、开明士绅和各界人士的工作，使云南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阵容逐渐壮大。1944年，中国民主同盟云南支部成立，西南联大的闻一多、吴晗、潘光旦、费孝通、曾昭抡等知名教授先后加入“民盟”。他们积极参加各种进步活动，并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闻一多和吴晗等人的影响下，联大校长梅贻琦及教授会也转向支持爱国进步行动。
抗战结束后，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以西南联大为中心，爆发了以学生为主体，社会各阶层参与，席卷整个国民党统治区的反内战、争民主的“一二·一”爱国进步运动，开启了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战场的序幕。运动配合解放区军民的自卫反击，促使国民党反动派接受停战谈判。这次运动继承了“五·四”“一二·九”的传统，在中国青运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
在西南联大爱国进步运动中，教授群体扮演着重要角色。1945年“五四”纪念周活动、“一二·一”运动中，联大教授与学生及其他大中学校师生并肩，同反动当局进行了坚决斗争。在“11·25”联大师生反内战讲演会上，费孝通、钱端升、潘大逵等教授呼吁迅速停止内战，成立联合政府。在国民党军队枪炮威胁下，费孝通高呼：“在枪声中我们还是要呼吁和平！”“一二·一”惨案发生后，联大教授会通过多项决议，抗议当局的暴力行动。12月4日，教授会以罢教支持学生。重庆《新华日报》在社论中指出，教师以罢教声援学生运动“是过去任何一次学生运动中所未曾有过的”。
1946年6月至7月，三校陆续复员北返，联大党员和进步师生相继离昆，昆明爱国进步力量遭到削弱，反动派借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李闻惨案”，激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大愤慨，联大共产党员、“民青”成员及爱国进步力量通过主办壁报、发表宣言等方式揭露反动派罪行。
复员北返的西南联大地下党员按个人意愿和工作需要回到各校。北京大学于1946年7月至1947年7月间，成立由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的，由复员北返党员组成的“南系”党组织，分设“南系”第一和第二党支部，后合并为党总支，下辖12个支部。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颁布《沦陷区专科以上学校学生、毕业生甄审办法》，设立的“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用以甄审沦陷区的大学生。此后“北平临大补习班”学生分别转入北大、清华、南开，其中转入北大的学生党员，成立了北京大学“北系”党组织。清华大学党组织同样形成了“南系”党组织和“北系”党组织并存的局面。“南系”党组织主要由西南联大复员北返到清华的党员组成，受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北系”党组织主要由北平各大中学校转入清华的党员组成，受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南系”与“北系”党组织在上级领导机关的协调下，发起成立了“北平学生团体抗议美军驻华暴行联合会”“反饥饿、反内战罢课委员会”，举行大游行，掀起了轰轰烈烈爱国民主运动。
复员北返后，西南联大党的秘密外围组织也得到较大发展。隶属“南系”的“民青”在北平、天津建立了“民主青年同盟”，其盟员到解放时发展至近万人，成为国统区规模最大的党秘密外围组织。“北系”的秘密外围组织有“中国进步青年联盟”“中国民主青年联盟”“中华民主青年联盟”等。这些组织的成员人数，前后累计达七八百人之多，成为地下党有力的助手和后备队伍，在学生运动中起到了骨干作用。西南联大留在云南的部分地下党员、“民青”成员等，共计60余人，先后投入工农群众运动和武装斗争中。1949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正式建立，很多西南联大校友都成为“边纵”部队的骨干，为云南解放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总之，党在西南联大对三校进步青年工作的成效与复员北返后党组织对三校学生运动的接续领导，开辟了反美反蒋的“第二条战线”，为解放战争超乎预期地取得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三）西南联大培养的杰出人才及其在伟大历史进程中的贡献是传扬联大爱国主义精神的鲜活典范
西南联大从诞生之初就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广大师生结茅立舍、教书救国、读书报国、薪火相传。八年办学史是一曲筚路蓝缕求报国的教育壮歌，是一部国难与共勇担当的爱国史诗。西南联大传承三校家国情怀，并在抗日救亡、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背景下赋予了新内涵。在中国共产党的引领下，联大师生对国家、民族的使命感、责任感，在争取民族独立、反对独裁统治的爱国进步运动实践中，升华为爱国进步精神。联大学子为国家、为民族而读书，教师为国家、为民族而育人蔚然成风，涌现出一大批投身抗战救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进步知识分子。陈省身、华罗庚等教授当时已在国际数学界赢得广泛赞誉，惊闻祖国被日寇入侵，毅然回国赴西南联大任教。在联大讲坛，教授们把教学与抗战紧密结合，培根铸魂。体育教师以“东亚病夫”激励学生强健体魄，西南联大校歌借鉴岳飞《满江红》词牌创作而成，充分表达了联大师生众志成城的爱国心声。
在中国共产党爱国进步思想的感召下，在中国共产党的引领下，西南联大培养和蓄积了一大批爱国进步的先进青年和知识分子，成就了中国教育史上的辉煌，为革命建设改革储备了大量杰出人才。统计表明，联大培养的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和超过四分之三的“两院”院士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三、西南联大红色资源当代转化的路径思考
（一）厘清西南联大叙事逻辑，讲清楚“中国共产党是西南联大爱国进步思想的传播者、爱国进步运动的领导者，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民族的独立与解放”的历史命题
西南联大有丰富的红色资源。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云南省工委高度重视西南联大党组织的建设工作，西南联大成立之初就建立了党的地下组织，并通过党的外围组织团结广大师生，联合进步力量，坚持团结抗战，开展了系列爱国进步运动。长沙临大时期曾有大批青年学生参加抗日革命队伍；联大学生党员曾深入到云南各地播下革命的种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昆明市大中学校广大师生和社会各界爱国民主人士结成进步力量，西南联大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中发挥了“堡垒”作用，在抗战初期推动抗日救亡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皖南事变”后隐蔽精干，改变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掀起国统区争取和平、反对内战和独裁的群众运动；抗战结束后，联大等昆明大中学校学生反内战、争民主的“一二·一”运动拉开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第二条战线的序幕。
因此，西南联大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创造的辉煌不仅与其深厚的学术传统相关，更与中国共产党在西南联大传播爱国进步思想和救国救民的真理密不可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进步的政党，在救亡图存时代背景下，自觉担负起抗战救国、为民族谋独立的时代使命，与抗日硝烟中诞生的西南联大有着共同的使命。西南联大地下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基层组织，但由于发挥着特殊历史作用，又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基层组织，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国革命史和中国青年运动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中国共产党在西南联大的组织建设史和组织发展史，是中国共产党光辉历程中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是对青年一代和广大干部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西南联大的中共党员在抗日爱国民主运动中持续发挥了卓有成效的引领、助推作用，在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情报工作乃至为全民抗日所做的宣传鼓动工作等领域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当前西南联大研究和阐释的重点在于，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西南联大旧址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导，厘清西南联大叙事逻辑，讲好西南联大故事，旗帜鲜明地讲清楚中国共产党是西南联大爱国进步思想的传播者、爱国进步运动的领导者，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民族的独立与解放的历史命题，引导青年学生及社会各界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在西南联大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以爱国进步为主线，讲清楚为什么西南联大培养的人才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成就了教育史上的辉煌
西南联大产生于战乱年代，肩负着保护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火种的时代责任，联大师生在艰苦条件下坚持教学、科研，参与边疆建设、文化传承以及服务抗战等工作，承担起教书救国、读书报国的使命。
西南联大成为广大爱国进步青年追求真理、寻找党组织的重要目的地之一。在进入联大的学生中，洪季凯、方复等共产党员就是因追求真理、寻找组织归属而考入西南联大的。因“羡慕西南联大的学术声誉和民主空气”，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潘琰也考入西南联大。有志青年发出了“西南联大的倒孔示威游行让我的理想又抬头了，我应该到联大去！”的感慨。
在中国共产党的引领下，在爱国进步思想的感召下，西南联大形成了以中共地下党支部（总支）为核心，以“社研”“群社”等党的外围组织和“民盟”为分支，进步青年和教师广泛参与的强大的爱国进步力量。联大青年学生心系中华民族的命运与前途，积极投身抗日救国和爱国进步运动的洪流。西南联大教授群体也成为爱国进步运动的重要力量，闻一多、费孝通、吴晗、曾昭抡等教授积极支持学生运动；皖南事变后在白色恐怖中转移至云南的中共党员马识途，在西南联大党组织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是联大党组织联系闻一多等爱国进步人士的主要联络人。
复原北返后，联大教授或出国求学，或在国内继续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涌现出大量爱国典范。华罗庚听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毅然放弃国外优厚待遇回国，从事数学研究；邓稼先博士毕业9天后便谢绝多方挽留回到一穷二白的祖国，开展原子弹理论研究，曾只身一人抱起在航投实验中被摔裂的原子弹进行检验而身患癌症；吴征镒在而立之年举家迁往云南，扎根边疆，投入云南植物资源调查、植物区系地理学、植物资源保护与利用等领域的研究中，为中国植物科学事业鞠躬尽瘁；郭永怀痛感国家航空工业的落后改学航空工程，留学期间接连突破了航空和航空动力学领域的一系列世界性难题，在名利与地位面前，他毅然突破重重阻挠回国，为祖国科学事业效力，参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和第一颗热核弹头试验；朱光亚博士毕业后拒领美国经济合作总署（ECA）的旅费，决然回国，在轮船上与51名留美同学联名发出了《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一封公开信》，写道：
“
回溯西南联大师生的选择与行动，结合西南联大文化当代转化的现实要求，可以明确的是，西南联大精神与进步青年的家国理想高度契合，爱国进步是西南联大最宝贵的精神内核、最鲜亮的精神底色。
当前的西南联大研究和阐释应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讲清楚西南联大所培养的人才之所以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引领及其爱国进步思想的感召，涵育了以爱国进步为内核和底色的西南联大精神谱系，读书报国、教书救国蔚然成风，由此成就了西南联大在中外教育史上的辉煌。因此，要坚持以爱国进步为主线，聚焦人才培养，传承弘扬西南联大深厚的家国情怀，强化当代青年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当代青年为国家为民族而学习的自觉，丰富和深化西南联大研究和阐释的内涵，将西南联大爱国进步精神融入“三全育人”体系和思政课堂，更好地服务于培养有历史感责任感，志存高远的时代新人。
（三）讲清楚“自强不息、刚毅坚卓”精神的当代价值
“自强不息、刚毅坚卓”的西南联大精神品质，是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长河中形成的独特精神禀赋，与各个历史时期彰显的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共同构成中华民族的精神谱系。“自强不息、刚毅坚卓”的精神贯穿于西南联大办学的始终。作为一所战时为逃避战火而转移至祖国西南边陲的大学，从一开始就注定其办学条件的艰苦。西南联大迁址昆明后，最初靠分散借用或租用会馆、中学、祠堂等作为校舍。但东拼西凑的校舍仍然满足不了基本的教学和生活的需求，部分院系因校舍缺乏只能南迁至蒙自办学。购地自建的校舍由于物价飞涨，“只有一半的平房能用上原设计的进口的铅皮屋顶，而作为学生宿舍的其余平房就只能用茅草作房顶”。办学条件的艰苦只是其一，联大师生还要遭受日军空袭的威胁，“跑警报”成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其艰苦程度难以想象。
然而，在国难危机的时候，家国情怀和历史担当成为联大师生们最大的动力。即使是如此艰苦的条件下，西南联大教师生仍坚持教育救国、读书报国，承担起教书育人、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的时代责任和使命。以西南联大社会学人为例，在战时昆明，联大社会学系的教授们带领教师和学生以魁阁（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清华大学国情普查所、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等研究机构为平台，立足地方性社会实情，围绕边疆问题、民族问题、劳工问题、人口问题、生计问题等开展了一系列社会调查、学术研究、社会服务等工作。相关资料显示，西南联大恢复建立了十多个研究所，研究规模和水平超过战前，培养出大批优秀人才，抗战胜利十年后就有两位校友获得诺贝尔奖。一大批西南联大的名师巨匠在科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华罗庚写出了20世纪经典数论著作《堆垒素数论》，陈省身教授的微分几何、周培源教授的湍流理论、孙云铸教授的古生代地层研究等一批研究成果引领了世界科学研究潮流。联大学子在战火硝烟和艰难困苦中发奋读书，学生莫德昌在当时发表的文章中写道，在联大“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图书馆和实验室，终年都挤满了学生，倘若你偶然踏进图书馆，你会感觉到一种严肃的沉静，融溢其中，虽有数百人同时在忙碌地苦干着，但除了那书页翻动和笔尖飞划的声音，听不到一点喧哗的喧闹”。
西南联大之所以创造了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与联大师生“自强不息、刚毅坚卓”的精神品格密不可分。当前讲好西南联大故事就是要持续推进“自强不息、刚毅坚卓”西南联大精神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切实将“自强不息、刚毅坚卓”的西南联大精神与“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的新时代精神品质紧密结合，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丰厚精神滋养。
（四）建设传承和弘扬西南联大爱国进步精神的载体
西南联大成为抗战时期爱国进步运动的重镇，谱写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爱国故事，西南联大旧址遗迹也因此成为当下爱国进步精神传承、弘扬的重要载体。
西南联大旧址保留有“一二·一”运动四烈士墓、纪念柱，李公朴和闻一多先生衣冠冢等众多西南联大历史遗存，西南联大博物馆是目前展出西南联大历史及“一二·一”运动历史图文资料最多、最集中的展馆，浸润并承载着西南联大爱国进步精神，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民族精神教育的重要窗口。
讲好西南联大故事，传承、弘扬西南联大爱国进步精神，应以“西南联大爱国主义精神研修传承基地”为项目载体，围绕展陈、研学、开发3个层次，提升改造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旧址，优化西南联大旧址空间布局，丰富展陈内涵，把西南联大旧址打造为全国爱国主义及红色教育标杆基地。一是在已有的展陈基础上，充分挖掘历史文化资源、红色资源，建立“西南联大校友纪念馆”，展陈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做出重要贡献的杰出校友事迹；建立“西南联大红色文化展览馆”，客观呈现中国共产党引领西南联大进步师生为民族独立和解放而不懈奋斗的历程。二是充分发挥西南联大故事的干部教育和育人功能，构建分层分类学习培训模式，把“西南联大党组织发展史”“西南联大的爱国进步运动”“西南联大与中国共产党”等内容纳入干部教育培训；组织开展好“西南联大寻根之旅”“西南联大研学夏令营、冬令营”等活动，全力打造全国爱国主义和红色教育培训研学基地；丰富西南联大精神研学内涵，扩大研学规模，以丰富多彩的形式呈现“西南联大教育救国的故事”“西南联大读书报国故事”“西南联大地下党组织和共产党人的故事”“闻一多最后一次演讲、舍生取义的故事”“西南联大学生从军抗日故事”“两弹元勋故事”等，输出更高品质的西南联大红色文化教育、服务和体验。四是持续打造西南联大“组歌”“文库”“话剧”“纪录片”等系列文化作品，精心策划制作西南联大微视频故事，形成在全国有影响力的西南联大文化品牌。
此外，西南联大档案是研究西南联大历史的最宝贵最核心的历史文献，由于历史的原因，西南联大档案分别保存在不同的地区和单位，其中主体部分为保存于云南省档案馆的301卷“联大全宗”，其他主要分布于清华、北大、南开及云南师大四校，以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昆明市及呈贡区等地档案馆。要整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四校力量，挖掘、梳理西南联大红色资源，收集、整理散存于海内外的西南联大档案资料，尤其是收集整理西南联大红色档案；抢救性挖掘西南联大红色口述史，建立完备的西南联大红色档案数据库，赓续好红色血脉，传承好西南联大爱国进步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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