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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永久，杨龙文 | 边境牧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与路径——基于内蒙古A旗的田野调查
一、问题的提出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简称民族“三交”）在我国民族政策叙事框架和民族工作实践导向中存具颇为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与现实应用价值。自2010年召开的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正式提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这一概念以来，民族“三交”的内涵意蕴就被不断地重申与明确。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在2014年召开的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和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指出：要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让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这为新时代民族“三交”赋予了明确的内涵指向。随后在2017年党的十九大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更是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内容一同载入了党的十九大报告这一“面向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民族“三交”在党的民族工作中的重要性愈加凸显。在2019年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民族“三交”被确立为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民族工作的一大重要经验。而在2021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民族“三交”不仅被总结为“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12个方面之一，还将其概念内涵及实践导向进一步延伸至“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通过对新时代以来民族工作领域政治议程重大时间节点的梳理可以发现，实务界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视程度在不断加深，并且已经从政治话语概念的提出转向实践可行方式的探索。
除实务界外，学术界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研究也富有极大兴趣，对民族“三交”从理论内涵到实践路径进行了多维度、多层次的全景式勾勒。就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路径而言，现有文献主要形成了两大研究进路。一方面，从宏观理论层次分析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可行路径，此类研究可以归结为4类代表性模块：一是从空间结构互嵌的视角，认为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的公共社区空间环境和社会结构，可以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创造良好的空间基础和结构基础。二是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之间的关联性探讨，认为通过保障民族平等、促进各民族发展繁荣、增进国家认同等方式可以促进民族“三交”。三是基于社会心理学理论分析视角，通过强化民族交往认知、促进民族文化适应等来改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社会心理基础。四是从构建民族“三交”教育体系的视角，注重依托教育这一社会化有效载体来探讨促进民族“三交”的现实路径。此外，亦有部分研究者从促进民族法律规范体系科学立法、激发各民族主体自觉等视角来探索实践路径。另一方面的研究进路则是借助于具体经验案例来讨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现实路径，此类研究大致归结为3类代表性模块：一是立足于区域性视角，聚焦某一民族地区地域范围内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经验，结合对当地民族社会结构、民族分布特征、地理区位特色的分析，因地制宜地提出本地域内民族“三交”的对策建议。如专门针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四川藏区等地民族“三交”的区域性研究。二是关注城市场域，结合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等特殊群体的社会融入问题，侧重从城市族际互动和公共资源支持等方面构建实践路径。三是以某一民族群体为分析单元，重点关注该民族在历史维度和现实维度中与其他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经验案例与实践路径，如对黑龙江柯尔克孜族与其他民族“三交”的个案研究等。
总体而言，自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概念提出至今，学术界立足于民族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视角对民族“三交”路径进行了深入探讨，实现了较为丰富的知识积累。但目前学术界对民族“三交”的路径研究仍以宏观理论探讨和宏大历史叙事为主，具体的现实经验案例研究仍然不多，田野调查仍需进一步细致化和深入化。同时，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地域性研究还有待拓展，特别是“针对某个地区具体而微地考察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实践方面的研究还远远不够”，且“缺乏对乡村社会的普遍关注”。基于此，边境牧区作为我国边疆场域的特殊板块，兼民族要素、边疆要素、牧区要素为一体，以安全、稳定、发展为主要区域治理目标。它主要分布在内蒙古、新疆、西藏、甘肃四省区的边境县（自治县、旗）与牧业县（自治县、旗）的交叠复合区域，是以畜牧业为传统产业结构支柱的边疆基层地区。目前学术界对边境牧区场域内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研究仍然不是很丰富。通过聚焦边境牧区各民族“三交”的现实实践，可以为思考如何促进新时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一个较为鲜明的经验证据和具体案例。
基于我们此前的研究积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可以理解为不同民族之间在族际行为互动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社会关系。民族交往是族际间以经济交往为基础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心理等领域全方位、结构性的互动接触。民族交流是族际交往主体借助语言文字等客体介质进行平等性、交互式的主体间双向沟通。民族交融则是族际间在建构起全方位交往结构、实现双向式交流过程后，所体现的一种族际共同性增进的功能导向。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基础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为一组系统性、整体性、连续性的族际互动行为序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持久性强化机理。内蒙古自治区于1947年建立以来的75年来，各民族团结的光荣传统持久延续，各民族间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不断深化。族际交往广泛，族际交流频繁，族际交融有序，不仅使得内蒙古自治区荣膺为“模范自治区”，也为观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地方实践和区域案例提供了一个生动翔实的良好样本。A旗位于内蒙古中部，人口约20万人，辖区面积2.55万平方公里，牧区面积2.08万平方公里，农区0.47万平方公里，草场面积约占该旗国土面积的81%。该旗共有蒙古族、汉族、回族等11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比11%，农牧业人口占比达83%，边境线长度为104千米，北部与蒙古国接壤，是一个较为典型的边境牧区样本。2021年1月至3月，课题组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4月选取了A旗的X苏木、Y苏木、Z苏木等地进行了田野调查，深入机关单位、农牧区、易地搬迁安居点、农牧民家里，对当地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各族农牧民、乌兰牧骑负责人、嘎查（村）干部等进行了深入访谈，获取了一定访谈资料。在田野调查中，A旗民族事务委员会等政府部门也为课题组提供了当地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情况的部分资料。2021年5月至8月，课题组整理了调研资料，为后续研究做好了准备。本文将以边境牧区A旗作为案例支撑，基于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理论积累，分析当地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现状与可行经验，并就进一步提升民族“三交”成效提出路径选择。
二、四维互嵌：边境牧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经验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族际关系演进过程中3种族际互动行为的不同表征，具有递进性、层次性、系统性的逻辑关联。民族互嵌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方式，通过促进空间互嵌、经济互嵌、文化互嵌、社会互嵌、心理互嵌等全方位民族互嵌，从而推动各民族全面交往、双向交流、有序交融。由于我国边境牧区大多分布在地理位置较为偏远或地形地势较为复杂的地带，边境地州市盟的平均人口密度仅为20.35人/平方公里，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内蒙古、新疆、西藏三个自治区一些边境地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还不到1人。这就使得严格意义上的边境牧区基本呈现出地广人稀的人口分布格局，各民族居住空间互嵌体现得并不鲜明，这是边境牧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特性之一。因而，边境牧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主要表征在各民族经济互嵌、文化互嵌、社会互嵌、心理互嵌四个维度。
（一）经济互嵌：生计协作补足
由于自然环境和历史因素的制约，边境牧区的发展禀赋相对薄弱，与中东部地区相比存在着一定的发展落差，脱贫攻坚成果巩固和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的压力较大，这对边境牧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一定的影响。然而，边境牧区特殊的产业结构模式也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良好契机。边境牧区拥有面积辽阔的草原牧场和农牧交错区，尽管以汉族为主的农区和以少数民族为主的牧区在生产生活方式上存在一定差异性，但这种产业差异恰恰为不同民族之间的经济需求互补、物质交换互补和产业结构互补创设了有利条件，这是边境牧区有别于其他非牧区的主要特征之一。对于内蒙古A旗而言，根据当地政府部门的统计数据，2021年当地的三次产业结构比依次是30.3∶30.6∶39.1，与中东部地区相比，以农牧业为主的第一产业在产业结构中占有较大比重。同时，2021年当地马铃薯等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约为12.5万公顷，粮食产量达21.4万吨，肉羊、肉牛等牲畜饲养约260万头只，农牧产业发展态势良好，农牧产品在经济结构中联系较为紧密。例如，在谈及内蒙古边境牧区民族交往情况时，A旗X苏木的一位蒙古族牧民就向笔者谈道：
“
我们是牧区，这里没有耕地，只能养牛养羊，我们也不懂种地。咱们这里农牧区互相配合，（冬天）牧区也会向农区买草料。农牧区联系挺紧密的，平时我们也会把养的牛羊卖给汉族。
近年来，随着边境牧区草原生态环境的持续性恢复和产业结构的供给侧改革，草原旅游产业正逐渐成为边境牧区各民族群众实现增收致富和经济互嵌的又一产业载体。根据当地政府部门统计数据，早在疫情之前的2019年，当地年接待游客数量就达到了120万人次，旅游业综合收入约为7.6亿元，2017年至2021年之间的游客人数和旅游收入增长也分别接近20%和30%。而旅游业的兴起也丰富了各民族经济互嵌的形式，正如该蒙古族牧民还向笔者所提及的：
“
（我们这里）蒙古族雇佣汉族群众、汉族雇佣蒙古族群众是很常见的。以前是蒙古族雇汉族的多，现在是汉族雇蒙古族的多。这些年我除了放牧养羊，在夏天也搞旅游业。旅游忙的时候我们雇人，雇了十几个，有做饭的、端盘的、放马的、弄卡丁车的、滑草的，这些人平时放牧，夏天不忙的时候来我这打工。我们这附近还有个比较大的草原旅游景点，到夏天开业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去那里打工，蒙古族、汉族的都有。
（二）文化互嵌：精神双向交流
交往在本质上是一种以主客体关系为中介的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实践活动。因而，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是一个双向建构的交流过程，这种双向建构和互相演进的过程在各民族的政治交往、经济交往、社会交往、文化交往、心理交往中均广泛存在。对于边境牧区而言，民族成分十分多样，民族文化较为多元，各民族之间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存在不少差异性，这是边境牧区较为显著的特性之一。因而，与其他地区相比，边境牧区尤其应注重实现汉族与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等多极交往实践主体在文化交往中的双向交流。在内蒙古边境牧区A旗的20余万人口中，就包括了蒙古族、汉族、回族、满族、达斡尔族、锡伯族、东乡族、裕固族等11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比为11%，民族文化、草原文化、红色文化、藏传佛教文化等在此共存交织。因而，在A旗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践中，各民族文化双向交流的文化互嵌体现得较为明显。
一方面，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对于汉族文化的接纳吸收程度较高，少数民族群众主动向汉族群众学习。例如，在谈及对年轻人学习汉族文化的态度时，A旗X苏木某嘎查的党支部书记和一位牧民分别对笔者说道：
“
不学汉语也不行，学的越多越好，既了解的多了，也把自己的文化带出去了。
我们这辈四五十岁的蒙古族人大多数都懂汉语，遇到蒙古族就说蒙语，没遇到蒙古族就是汉语多，其实蒙古族之间也经常说汉语。我觉得年轻人多学点汉语挺好，只学蒙语出去不行，就只能在内蒙古范围里头，你要去了其他地方比如南方你蒙文再好也不行，施展不开。我的儿子、女儿上的都是汉校，为了以后出去外面方便，在大城市生活工作更好。
“
我们这边学校里蒙汉之间的民族文化是互相学习的，比如我们课间操所有学生跳的都是传统蒙古族舞蹈，再比如饮食上蒙汉也相互接受，汉族也认识到了奶食品的健康性。
（三）社会互嵌：族际结构整合
对于一个共同体而言，其最终具有决定性的评判标准是各民族之间的通婚率。因而，族际通婚是衡量民族交融与族际结构整合成效的一个关键性指标，也是判定民族社会结构互嵌是否良好的一个显在性象征。由于边境牧区地广人稀、居住分散的族际分布特殊格局，通过先赋性的自然空间互嵌实现民族交融具有较大困难，而通过后致性的族际通婚等社会结构互嵌则是推动民族交融的有效手段。在内蒙古边境牧区A旗的民族交融过程中，族际通婚现象的广泛存在极大地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例如，在谈及当地族际关系时，A旗民族事务委员会负责人向我们说道：
“
咱们自治区是一个70多年的自治区，有70多年民族团结的优秀传统。文化认同是根本，我们这儿少数民族群众和汉族一起生活、学习这么多年了，民族之间的隔阂、纠纷，特别是排斥性的东西几乎没有。一个能够很好地体现交往交流交融的就是，现在我们这里少数民族群众和汉族之间的通婚，比如蒙汉通婚，在干部之间、教师之间、农牧民之间都有很多。
“
我们乌兰牧骑作为红色文艺轻骑兵，可以说是中国最基层的艺术家。我们的队员中，蒙古族汉族各占一半。所以我们乌兰牧骑演员本身就是民族团结的体现，我们自身就是蒙汉结合的单位，像我和他（指另一位乌兰牧骑工作人员）就是汉族，刚刚你们看到的很多舞蹈演员是蒙古族。我们这边汉族演员虽然不会说蒙语，但能简单听懂，蒙古族演员都会说汉语。我们去牧区和农区会分别演出不同的节目，有蒙古语的，也有汉语的。
“
我们这边少数民族特别是蒙古族干部比较多，疫情防控期间，大家都很团结，汉族、蒙古族党员都参加防疫工作了，很自愿的当防疫志愿者。除了党员干部，还有喇嘛、牧民、大学生等等，各族群众都非常积极主动地参与这个防控工作。
（四）心理互嵌：认同意识凝聚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基于此，心理互嵌建立于经济互嵌基础之上，心理互嵌是对经济互嵌、文化互嵌、社会互嵌等民族互嵌形式的能动反映。同时，从民族交往、民族交流走向民族交融的集中表现就是共同体认同意识的形成与凝聚。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交融过程中共同性的增进就集中体现为各民族基于心理互嵌基础上的认同感的强化。对于边境牧区而言，其与非边疆地区的主要区别之一就在于其地理位置的边缘性和地缘政治的国际性，边境牧区各民族的心理互嵌更加容易受到外部性因素的干扰与破坏。诸如分布在不同国家的同一民族群体族源文化的相似性、地缘政治局势的动荡起伏性、极端分裂主义等势力的域外介入性等，都会对边境牧区各民族的国家认同和边境牧区场域内的国家安全造成潜在的影响。因而，与其他非边疆地区相比，边境牧区的民族“三交”更加注重国家安全因素、国家认同因素、国土守护因素和边疆稳定因素的考量，应当注重通过各民族心理互嵌，凝聚起边境牧区各族人民群众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认同意识。在内蒙古边境牧区A旗的民族交融过程中，认同意识得到了有效的铸牢。例如，在谈及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解时，A旗X苏木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员向笔者说道：
“
感觉它和民族团结差不多，不过更加突出作为中华民族这样一个民族理念，五十六个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我们这边的蒙古族根本上都是很认同中国人身份的。
“
我们这里的民族关系一直就挺和谐的，各个民族要和平共处嘛，没必要谁欺负谁，那边（指蒙古国）落后得厉害了，没有人向往那边，那边人都想来咱们中国打工赚钱。我们和那边的人其实也不一样，那边蒙古族说话和我们这边的发音不一样，文字不一样。咱们这里无论是蒙古族、汉族，还是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
我们这边有人办护照去过那边（指蒙古国），那边可穷厉害了，有些人穿的都是烂衣服，那边都是沙漠，没人想过去那边，过去都是看一看，逛一逛。
三、三重面向：边境牧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路径选择
在A旗的案例中，民族交往体现在各民族以经济互嵌为基础的经济、文化、社会、心理等多方位交往结构互嵌之中，民族交流所强调的平等性、交互式的主体间交流则主要体现在各民族精神双向交流的文化交往互嵌中，而民族交融所意味的族际共同性增进则在各民族的社会互嵌、心理互嵌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既是一个系统整体，也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尽管内蒙古边境牧区A旗的实践经验有一定特殊性，但其注重经济性互补、双向性交流、认同性整合的实践本质，同样可以为进一步深化其他边境牧区、民族地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路径选择。
（一）厚植交往结构的物质基础：推动各民族实现高质量发展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族际生产关系和围绕物质生产展开的经济交往对于族际交往具有基础性意义。因而，要想实现各民族之间全方位的交往结构互嵌，首先需要改善各民族的物质生活基础。当前，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性目标已经达成，推动各民族实现高质量发展并走向共同富裕愈发成为“缩小民族差别和解决民族问题的必要条件”，应当在推动各民族实现高质量发展中厚植边境牧区各民族交往结构的物质基础。
1. 融入国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各民族在以物质交往活动为基础的交往中融为一体，塑造出稳固的文化形态，滋养了具有通约性的认同意识，产生了具有鲜明归属的共同体意识。内蒙古边境牧区A旗围绕农牧区互补、旅游业互补而形成的族际经济交往不仅为边境牧区各族人民群众就业创业、增收致富创造了积极条件，也为各族群众之间的接触互动、沟通交流进而实现彼此认同提供了良好环境。然而，边境牧区各民族群众的经济互嵌不应仅局限于本地域范围内，还应当主动融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使得边境牧区各族群众在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创收机会和市场环境中进行经济交往和族际互动。一方面，推动边境牧区产业转型升级，促使传统游牧方式向现代圈饲畜牧方式转变，提升畜牧产业的出栏率和商品率，提高畜牧经济的产业现代化水平。进一步破除边境牧区融入国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法律、体制、政策等层面的梗阻因素，面向全国市场组织生产经营，更好地融入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的国内大循环建设。另一方面，边境牧区基本处于“一带一路”建设中对外开放的前沿区域，应有效利用地缘区位优势发展口岸经济和边境贸易，提升畜牧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从而更好地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格局之中。
2. 聚焦区域相对贫困治理问题
“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是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方式”，贫困问题的解决不仅使得各民族的生存发展状况得到明显改善，也对族际关系融洽和谐有着重要价值。精准扶贫战略、兴边富民行动计划等政策工具的运用使得边境牧区各族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较大程度的跃升，进而促进了各民族间的和睦相处，这在我们对内蒙古边境牧区A旗一些嘎查的调研中数见不鲜。在整体性贫困问题得到解决的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以贫困线为数值指标的“绝对贫困”可以消除，但由于不同地区发展差距、不同行业发展差距以及城乡发展差距造成的“相对贫困”却会长期存在。在今后一段时期，仍然需要通过实施乡村振兴、兴边富民、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等战略规划，聚焦边境牧区的相对贫困问题治理，继续改善低收入群体的发展境遇。进一步完善边境牧区经济利益分配机制，使得边境牧区经济利益分配能够兼顾效率原则与公平原则，在实现边境牧区各民族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为实现各民族群众全方位交往互嵌厚植物质基础。
（二）注重交流过程的主体间性：推动各民族形成双向互嵌交流格局
主体间性亦称交互主体性、共主体性，是指主体之间通过互识与共识而形成的共同性和共通性。双向交互式的交流有助于增强不同交流主体间的共性。在各民族交流过程中，应当促使各民族在空间、经济、文化、社会、心理等多结构层次中均形成双向互嵌的交流格局。对于边境牧区而言，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结构，应当着力丰富和拓展边境牧区各民族群众交流的客体媒介，为各民族主体间形成多结构互嵌创设积极条件。
1. 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为民族交流的介质工具
边境牧区A旗蒙古族与汉族之间的和谐交流案例表明，正是凭借着通用的语言文字，才得以消除民族间交流的障碍与隔阂，在民族交流中形成共主体或互主体关系。因而，在边境牧区各民族日常交流中，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当扮演着族际交流中枢纽的重要角色。要进一步宣传和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增进各族群众对于学习和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必要性与重要性的认知、理解和接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可以采取差别化、渐进化的方式。对于适龄儿童和学生，主要借助学校教育环境使得各族学生在个体社会化初始阶段就能及时性和全面性地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对于年龄较大的各民族群众，可以借助社区活动、扫盲班等形式使其掌握一些较为常用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即可。而对于有外出务工、流动迁徙等需求的少数民族群众，则可以组织专项培训班或结对帮扶等形式，帮助其尽快掌握基本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同时，综合运用媒体宣传、家庭教育、数字网络等形式，强化教材统编和师资配备，全方位营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场景和应用环境。
2. 以培育网络互动空间作为民族交流的有效载体
狭隘的地域性分割会阻隔民族之间的双向交流，“在这里，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不可能想象会有自由而充分的发展”。地广人稀的特殊环境使得诸如内蒙古A旗这样的边境牧区难以实现各民族的自然空间互嵌。尽管在一些实施易地搬迁工程、游牧民定居工程等较为集中的地域范围内可以尝试着探索建立各民族交错杂居、相互嵌入的社区环境，但对于大多数边境牧区而言，应当注重建立网络空间互嵌载体以突破狭隘的地域性因素对民族交流的阻隔。网络空间作为族际交往的有效载体，不仅为各民族群众之间实现平等性、交互式的双向交流沟通搭建了便捷桥梁，也为进一步实现各民族群众线下和谐族际往来、建立族际亲密关系乃至通婚关系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边境牧区应进一步改善偏远牧区的移动通信基础设施条件，加强大数据、区块链、物联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在边境牧区治理、牧民生产生活等现实情境中的数字化运用。同时，借助手机微信群、网络社交平台等信息交流载体，积极推动各民族群众跨越时空阻隔而在共同的网络空间中相互交流、相互了解、相互学习，进而相互借鉴、相互吸纳、相互融入。
（三）深化交融功能的整合成效：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从自在实体走向自觉意识
民族交融就是族际共同性持续增进的过程，而民族交融的功能和目的则是通过塑造认同观念，在增进共同性中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从自在实体走向自觉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非只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化认同，在本质上更是带有政治意义的民族-国家认同。”因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的交织叠加产物——政治文化认同的范畴。要深化民族交融的整合功能成效，增进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觉认同与归属，就需要强化各民族群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文化认同。
1. 以政治文化的共同性整合族群文化的差异性
在诸如内蒙古A旗这样的边境牧区，存在着牧区以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居多，农区以汉族居多的农牧区分化格局。特别是对于牧区而言，由于草场面积广阔，每一家牧民拥有的草场面积可达数千亩甚至上万亩，草场之间相距甚远，在农区可以进行的“撤村并居”改革在牧区并不现实。因而，在边境牧区居住格局分散化的客观环境下，许多牧民专注于从事自己的生产生活活动，客观上并不利于各民族之间在频繁的社会活动和社会联系中交往交流进而交融。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跨越时空距离的阻隔，除了网络互动空间的培育外，还需要促进边境牧区各族群众形成共同的身份归属认同感、共同的利益认同感和共同的价值理念认同感，特别是注重发挥政治文化认同的整合效能。政治文化作为“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其本身就意味着有益于塑造一个民族在民族态度、民族信仰和民族感情等层面的共同性和一体性，乃至可以通过政治文化的共同性、一体性来整合族群文化的差异性、多元性。因而，在边境牧区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可以考虑以共同的政治文化认同来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塑造，在辩证统一中把握好各民族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
2. 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社会化过程
边境牧区可以加强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改革创新时代精神、社会主义革命文化、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四史”等政治文化的宣传教育。特别是借助家庭、学校、社区、大众传媒等政治社会化途径，将有利于强化国家认同、政党认同、制度认同等具有增进共同性作用的政治文化，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扎根在边境牧区各族群众心里。作为巩固意识形态的有效工具，乡村文艺队伍“在公共文化供给上具有天然的人文优势，他们既能适应农牧民居住分散、交通不便的环境，也能满足部分少数民族特殊的文化需求，文化动员的力量极为强大”。近年来，一些边境牧区的乡村文艺队伍在促进政治文化宣传和政治文化认同方面也在不断创新形式。内蒙古边境牧区的乌兰牧骑作为“草原红色文艺轻骑兵”在宣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民族团结等方面就发挥了独特效用。因而，应通过线下表演和线上宣传相结合的文艺创作模式，在艺术形式中融入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政策理念，进一步获得当地各族群众的喜爱，在潜移默化中完成政治社会化和族际关系整合过程，增进边境牧区各族群众的政治文化认同，最终使得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自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四、结 语
作为中国特色族际关系整合的基本模式，民族互嵌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方式。在各民族空间互嵌、经济互嵌、社会互嵌、文化互嵌、心理互嵌中推动各民族全面交往、双向交流、有序交融是探索新时代民族“三交”路径的有效选择。边境牧区由于地广人稀、居住分散的地理空间特性使其场域内的空间互嵌并不显著。同时，由于边境牧区牧业性、民族性、边疆性要素的存在，使得边境牧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的经济互嵌主要表征为农牧生计的协作补足，文化互嵌更加注重在民族成分多样性和民族文化多元性基础上实现各民族双向性精神交流，社会互嵌和心理互嵌则更加考量社会稳定因素、国家安全因素、国家认同因素、国土守护因素在互嵌过程和互嵌导向上的重要性。这些构成了边境牧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特性，也是其区别于非牧业地区、非民族地区和非边疆地区的原因所在。但总体而言，内蒙古A旗的民族“三交”实践本质也仍然符合族际行为互动和族际关系演进的一般规律。其不仅可以作为边境牧区民族“三交”的一个微观性案例样本，亦希冀通过厚植交往结构的物质基础、注重交流过程的主体间性、深化交融功能的整合成效而为其他边境牧区和民族地区推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走向纵深提供一定的路径选择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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