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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东，肖建乐 | 近代昆明城市人口变动及影响探析（1840~1949）
一、问题的提出
二、近代昆明城市人口变动阶段性特征显著
鸦片战争前夕，云南省人口呈增长态势。以云南府为例，从1773年的26794人增至1820年的1334005人，47年间量增长了近50倍。道光年间仍保持增长势头，道光十年（1830）云南府有265935户、1448101人。彼时城市人口资料记载无多，如果按区域总人口的6%测算昆明城市人口数量，“前清季年，由四万余增加至八万余”当较为客观。
但昆明城市人口数量，因咸同年间的战乱和自然灾害急剧减少。战乱期间，为防御回民起义军进攻昆明城，地方政府“尽闭各门，城外杀声震地，为贼所杀与自投滇池、盘龙江死者不可胜算”。昆明城区清真寺“皆毁于兵火，居民死亡略尽”。云南各州县“（咸同）自军兴以来，各属久遭兵燹，百姓死亡过半，田地多有荒芜。……其被害较重者十存二三，约计通省百姓户口，不过当年十分之五”。
与此同时，道光至咸同年间昆明频发自然灾害。水灾，道光九年（1829）“昆明、晋宁大雨雹”。道光十年（1830），“昆明、晋宁、安宁大水”。同治十年（1871）六月，昆明大水灾“东南城不没者数版，浸坏东城小鼓楼，圯民房无数”。旱灾，道光二年、同治六年、同治十三年，昆明出现严重旱情。地震，道光十三年（1833），“昆明等十余州县，同时大地震，坍塌瓦、草房八万三、四千间，压毙男妇六千七百余口”“损害之至巨实为近代罕见。”瘟疫，云南“清代以来，生齿日繁，交通渐便，传染瘟疫，播区尤广。道光五年、同治元年、十一、十二、十三年，以至光绪元年，大疫几遍三迤。一地发现后，尤不易消灭”。同治二年（1863），“安宁、昆明大疫”。咸同年间，昆明城因鼠疫而死亡人数占人口总数的一半。
面对频发的自然灾害，封建统治者预防、救灾不力，致使灾害一发生“便饿殍载道，哀鸿遍野，惨不忍睹”。灾疫饥馑导致昆明城市人口凋残。光绪十年（1884），云南府“实在民户七万九百一十二户，男妇大小共二十五万四千二百九十五丁”。这一数字与道光十年（1830）比户数减少195023减幅达73.3%，人口减少254265减幅高达82.4%，昆明城市人口因之降至低谷。云贵总督岑毓英曾上奏朝廷蠲免云南钱粮纾解民困，自同治十三年（1874）年起云南“予限十年，将各属钱粮暂行蠲免”，期满“再照旧征粮”。地方政府采取恢复发展云南社会经济的措施，为人口增长创造了物质条件，昆明城市人口变动从低谷迅速爬升。
（二）开埠通商、滇越铁路修通和工商业勃兴，昆明城市人口快速增长
鸦片战争前夕，昆明不仅是云贵总督和云南巡抚驻地，同时又是云南府、昆明县治驻地，成为云南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有40多种行业，活跃着京帮、广帮、川帮、赣帮、三迤帮（迤西帮、迤南帮和迤东帮）等10余个商帮，大小商店2000余家，旅馆、酒肆50余家，钱庄、汇号40余家，当铺20余家。鸦片战争爆发后，蒙自、腾越、思茅等地通商开埠，昆明亦自辟为商埠，成为云南省进出口贸易的总枢纽。从全国的情况来看，开埠通商“促使中国人口向城市特别是通商口岸城市转移，从而启动了近代城市化的发展进程”。随着区域人口增多，昆明城突破原来砖城界限，向城南、城东拓展。1906年，昆明城南门外辟为开埠区，“省城南门外得胜桥地方，为官商往来孔道，货物骈集，市廛栉比。”清末，土桥、东寺塔以北一带，街道纵横、店铺林立。东城外的盘龙江至今北京路则兴建了笔直的大街。开埠通商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店铺、洋行、银行林立，省内外商帮云集。1907年，昆明有59个商业行帮。1910年，滇越铁路开通运营，为城市人口增长提供了契机。昆明百户以上的行业城内6217户，城外3624户，总计9751户。可见，开埠通商和滇越铁路开通，与近代交通相伴生的行业使城市人口得到增加。因为“年轻的国家或新开发的地区，交通线对移民来说起着‘先锋线’作用，交通原则即占优势”。“交通发达，促进大都市商业之勃兴。”“移民的分布也与交通极有关系。”因之，近代“云南人口，增加率甚速，盖因滇越通轨，交通便利，各省各埠之旅居及游历者，日见增多。”
清代的昆明曾采取坊、铺治理模式。“城郊共有三坊、十八铺或二十四铺，城厢内外约有大小街道一百五十余条，大小巷道四百几十条。”坊、铺治理模式于光绪年间发生了变化且人口统计数字已较为明晰，彼时昆明分七区（崇东、崇西、世恩、报功、外东、外西、外南等）进行管理，七区总计20440户、85064人。1912年，昆明城市人口94280人。1917年，昆明“城内七万一千六百余人，城外二万三千六百人，合计九万五千二百余人。”可见，民国初年，昆明城市人口数量已接近10万人。
开埠通商、交通条件改善和工商业勃兴，客观上为昆明城市人口增长创造了条件。1918年至1934年间，昆明城市人口持续增长（见表1，表2，表3）。1918年昆明城市人口数量突破10万（见表1），1926年超过12万（见表2），1928年升至14万，1932年增至20万（见表2）。
要准确统计城市人口，首先确定城市空间范围，但是城市空间范围的界定又较为模糊，仅以四围城墙为界统计城区人口有缺陷，近代昆明城市拓展打破了原有城墙界限。正如有的学者所论城市空间范围包括城内、关厢和附城地区。滇越铁路通车时，昆明城南门外的“三市街、东寺街、金碧路、塘子巷、拓东路，东门外的米厂心、咸和铺、太和街，西门外的庆丰街、大观街、凤翥街，都成为商业区，面积超过3平方公里”。抗日战争时期，“城市西北扩大学校区，西南开发靖国、复兴等居住区，东南建设吴井新市区。1949年，昆明城区面积7.8平方公里。”1922年设立昆明市时，“把东乡（东关外5里大树后营）、南乡（南关外20里官渡堡）、中乡（南关外10里小街子）、西乡（西关外20里渔街子）、北乡（北关外20里黑龙潭）划为省会区域。1935年将昆明县与城区相邻的27个村划属昆明市，市域面积近25平方公里。1943年，昆明市域面积30平方公里。”但近代昆明“县市界限未显，……县境户口数目，系与市境户口数目混合计算”“妄报隐匿，在所难免”。因之，昆明城市人口“在当时之调查，敢断定其不甚周密。”以1932年为例，申报年鉴社统计的昆明市人口145390人。这一数据与上表相差5万余人。各种资料记载昆明城市人口数据不同，原因是历年调查机关不同，调查方法不同，调查所得之数目显然会存在差异。
（三）抗战爆发，工厂、金融机构、学校等机构迁滇及军队入滇驻防，昆明城市人口数量再创新高
抗战爆发，昆明成为抗战大后方重要的工业、文化、军事重镇。滇越铁路、滇缅公路、驼峰航线，以及滇黔公路和省内公路网形成的立体交通网络，昆明均是重要节点城市。内地一些工商企业、金融机构和学校等迁滇,至1940年底内地迁来昆明及新建的工厂多达80余家，1945年昆明注册商户达20000余家，“昆明的商务，实在太繁盛了。”1945年，昆明有48家金融机构，昆明的金融机构达到了空前规模。一些高校、文化机关、艺术团体、报刊杂志社等也先后迁到昆明，加之躲避战乱而来的难民，人数不下三、四十万，外省在滇驻防军队60万人，在滇盟军及技术人员亦有2万余人。抗战时期先后进入云南的人数达百万以上，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集聚在昆明及其周边地区。昆明城市人口再次出现增长势头。1943年，昆明城市人口超过26万人（见表4），1948年已超过30万人（见表5）。“自抗战军兴，昆明市成为后方重镇，扼国际交通三门户，奠复兴民族之础石。国营与民营之新兴事业，荟萃于此，工厂学校内迁于此，沦陷区民众流亡于此，因之，人口剧增，市况繁荣，凡此现象，固可认为因军事关系而造成之畸形发展。”
抗战期间，昆明是遭遇日本飞机轰炸次数最多（41次）、出动飞机最多（849架次）、投弹最多（2602枚）、炸毁房屋最多（22316间）的云南城市。由于日机对昆明的轰炸，死伤及躲避日机轰炸等原因，昆明城市人口在1939、1942等年份一度减少至20万以下。
（四）抗战结束后，迁滇工厂、学校等返迁，但昆明城市人口数量仍保持增长势头
1948年，昆明城市人口超过30万人（见表5），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多数寄籍人口并未回迁。根据《云南省档案史料丛编近代云南人口史料（1909~1982）》可知，20世纪40年代，昆明市本籍与寄籍人口数量大体持平，足见抗战结束后未出现寄籍人口大量返迁现象。另外，昆明市家庭人口平均数量增加，人口自然增长也是城市人口增加的一大因素。20世纪20年代，昆明城市家庭平均人口数量在4.4~4.7人（见表2）之间。30年代，家庭平均人口数量在5.2~5.4人（见表3，表4）之间。40年代，家庭平均人口数量在5.4~5.9人（见表4）之间。显然，抗战期间，昆明作为抗战大后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重镇，为人、财、物的聚集提供了社会基础，工商业的迅速兴起和社会行业增多，为城市民众谋生创造了条件。因之，抗战结束后，不仅昆明寄籍人口未大量返迁，而且家庭平均人口数量呈增长势头，城市人口数量未减反增。昆明一度成为云南省人口密度最大的区域，1939年，昆明市人口密度达到10942.4人/平方公里，当年云南省平均人口密度仅为26.88人/平方公里。
综上所述，近代昆明城市人口增长阶段性特征突出，晚清时期昆明城市人口不足10万，“民国以来，由八万而十三四万，复由十三四万增至十八九万。”至1948年已超过30万人。自辟商埠、立体交通网络建构、本省贫困民众和外省移民（学校、企业、军政机构人员）等涌入，成为昆明城市人口机械增长的外部推力，家庭平均人数的增加则是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的一大影响因素。
三、人口结构的复杂性
（一）籍贯构成多样性
近代，云南省农村受土地兼并、苛捐杂税、高利贷、天灾与战乱等因素影响，破产农民涌向省城昆明谋生成为常态。1919年前，迤东曲靖、沾益、马龙、东川、宣威及山区贫苦农民，受天灾人祸影响，流入昆明“想寻找一条生路。”另外，昆明周边农民“或为遭遇凶年灾害，或家庭疾病婚丧，或为遭遇祸害，或讼事牵连，或兵差压榨；或将田地向放高利贷者押借，转瞬本利累积超过田价，押死杜断，或为遭土劣估迫，权势觊觎，……亦属比比皆是。”统计资料表明，近代昆明周边6个村庄受高利贷剥削而负债的农民约占37.2%，1934年昆明地区全无土地者占人口总数的32%，再加上以上28%的半自耕农，昆明当时的雇农已达60%。昆明的“租率之高，足以惊人。”从1919年至1929年，由于土地兼并，“昆明郊区特别是官渡区一带较为富庶的地方，农民也纷纷破产，向城市流动”。可见，近代，昆明周边和本省其他地区贫民，由于天灾、土地兼并等原因涌入昆明城区，“土地对剩余劳动力的推力是促使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根本内在动力。”
近代，“寄籍”和“外侨”也是昆明城市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早期，“滇黔各处，无论通衢僻村，必有江西人从中开张店铺，或往来贸贩，反客为主，竟成乐土”。清代，云南有移民会馆151个，其中江西馆多达58个，赣商人数“为外地商人寓滇之最”。甚至形成云南“城市中皆汉人，山谷荒野中皆夷人”的现象。晚清时期，昆明城区东南一带“全属四川人占籍”。随着昆明自辟为商埠、滇越铁路通车等，外省移民来昆明谋生人数更多，“附省各县，地方未靖，迁移入省（城）者，时有所闻。”1917年，昆明城区人口“其大半为四川或湖南人移居于此者”。1935年，昆明市“寄籍”2796户、10722人。1943年9月，昆明市本籍人口92371人，寄籍人口92289人，两者数量大体相当。因之，近代昆明是一座移民城市，省内外贫困民众涌入壮大了昆明城市人口基数，是近代昆明城市人口增长的主因。与此同时，昆明外侨人数缓慢增长，成为城市人口特殊组成部分，因之昆明的城市属性具有了国际性。
1912年，在昆外侨仅87人。随后逐年增多，至1939年有520人。这一数据未必十分准确，因为在昆“各国侨民迁徙无恒，其实数多难确定”。其中“法国及所属安南国为最多，英次之，日本又次之，美又次之，其余若希腊、挪威、丹麦等则为数甚少”。近代，在昆外侨主要居住在昆明的内中区、商埠一区、商埠二区等，洋行、公司、银行等多集中于金碧路一带，法国领事在巡津街组建了约四十人的警察队伍，“巡津街逐渐形成了外国人的安乐窝，和上海的租界一样。”当然，作为开埠通商口岸，在昆明的外侨数量和增幅与上海比较有很大差距。上海外侨人数开埠时外国人仅有20余人，到抗战时期增加到15万余人。昆明外侨人数增长缓慢，一个主要原因是云南进出口贸易总值在全国的占比低，1890年仅占0.43%，1910年占1.62%，1912年至1931的20年间，有11年占比不足2%，1931年甚至仅占0.66%。显然，这是近代在昆外侨人数不多的一个大原因。
（二）性别比例失衡
正如上文表1至表5所列，近代昆明城市人口性别比例失衡持续存在，1939年、1947年两年最高，分别为133.6（见表4）、128.5（见表5）。1937~1938年间，国内一些大城市人口性别比例，北京161、济南155、南京149、杭州147、天津142、青岛139、重庆136、汉口134、上海133、武昌132、广州130，其中有8座城市的性比例，高于昆明性别比最高的年份。性别比例失衡，究其原因，重男轻女传统思想、溺婴习俗的存在，城市工商业职业劳动倾向于选择男性工人。1935年，全国的一份调查统计表明，由于农村经济衰退青壮年离村入城者以男性人口居多。城市“地价高，许多生意人都试图减少不必要的开支，节省的外籍人把家眷留在原籍，独身住在城里”。凡此种种成为昆明城市人口性别比例失衡之影响因素。
（三）年龄结构呈“菱形结构”
近代，昆明市人口年龄统计标准和现行的指标体系不完全吻合，但是昆明市年轻型人口的特征十分突出。以1943年9月的统计数据为例，昆明市本籍和寄籍人口总数为184660人，相关统计分为13组，各年龄组的构成情况（见表6）。
从上表可知，1943年9月，昆明市人口年龄统计数据显示，不满1岁、1~5岁、6~11岁3组的人口占比为22.1%，12岁至59岁的人口占比70.4%，60岁以上的人口仅占7.5%（其中80岁及以上的仅占0.4%）。可见，少年儿童人口和老年人口比例小，青壮年人口比例大，形成两头窄中间宽的“菱形结构”，近代昆明市人口为年轻型人口。
近代，中国人口再生产的特点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中国婴孩死亡率，每百孩达六十多，此项死亡率之多，实属可怕。”从全国人口平均年龄来看，“世界大民族中人寿之短，以中国为最。而人民死亡率亦以中国为最高。”1942年，昆明人口出生率为45‰，死亡率为39‰，自然增长率为6‰，人口的平均寿命仅在35岁左右。1943年9月，昆明市人口死亡329人，其中，5岁及以下年龄段的死亡率21%，加上6~11岁年龄段增至28.5%；40~79岁年龄段的死亡率为27.1%。传染性疾病如疟疾、伤寒、赤痢等死亡率较高，1921年昆明“患白喉症而死亡的人者，达三四万人”。1934年至1937年，昆明地区因伤寒、脑膜炎等疫情，出现“死者枕藉，病卧床榻者，就不知凡几”的情形。1942~1943年，昆明“霍乱大流行，死亡上万人。斑疹伤寒，猩红热、回归热、白喉等传染病也经常发生，死亡率都很高。整个昆明的预防保健工作处于一片空白”。据统计1940年到1942年间，昆明各医院的住院病人，疟疾占18.9%、斑疹伤寒占10.4%、痢疾占5.8%。1946年7~9月，昆明市死亡213人，致死率高的疾病分别为：伤寒或类伤寒59人、班疹伤寒30人、发热及发疹病21人、流行性脑髓炎18人、腥红执热17人、天花7人、赤痢7人等。1947年2季度昆明市统计的死亡人数181人，其中，伤寒或类伤寒54人、发热及发疹病23人、腥红热14人、斑疹伤寒13人。医疗条件差，对传染性疾病的防治水平低，“瘟疫遍行，防范不周，蔓延无已。”
（四）分布格局的动态性
明代，昆明城内“仅沐氏私第及衙门、寺庙为多，并有少数屯田卫兵大户，民户极稀”。清初，昆明“城内督抚、学政、司道、协参、都督衙门，及外镇、外道公馆或贡院祠庙等等，几占全城之半，加以衙门公职人员都住城内，一般士庶工商人户，俱在城外，故南门一带非常热闹”。城内官衙多，多为官员居住，是士绅与官员活动中心。城南则成为商业活动中心，是农工商等阶层的密集区域。
1821~1850年间，昆明的南门一带人口密布，“昆明市人民咸萃集于城外，尤其在南门外。”城外“房屋栉比连云，货物堆山塞海”。城内“街道虽多，烟户不众，商店虽有，面度不大，……所以城中冷淡”。城区北部、大西门、小东门等区域人口密度小，“非蔓草荒烟，即积水淤泥”。这种分布格局因咸同年间战乱而改变，为躲避战乱昆明城外的民众涌入城内，“城外住民都迁入城内，旧日繁盛之区，悉为瓦砾场矣。”昔日繁华的昆明城南一带顿显萧条。1900年后，“城内城外，始渐次改观。”南正街、文庙正街、二纛街、辕门口、东院街、西院街、福照街、城隍庙街、书院街、大东门正街等，市场活跃，商业繁荣，人烟密集。受开埠通商、滇越铁路通车、抗战内迁机构等因素影响，昆明城南门外人口密集的现象被打破，城内人口密度不断增大。
（五）职业结构的多元性
近代，昆明城市职业结构趋向多元，社会分工日趋细密化，新职业不断涌现，封建社会长期存在的“士农工商”传统职业结构被打破，从事工商业和社会服务的人数增多，以及数量庞大的公务行政人员群体、无业和失业群体的存在，使昆明具有商品消费型城市的特征。
鸦片战争前夕，昆明已“有四十多种行业。”1907年，昆明有57个行业，到1923年增至87个行业。1910年，昆明有千人以上从业的行业11个，其中，商贾9756人、工艺7201人、雇工6843人、学界3446人、贩业3404人、官吏2637人、书吏2498人、隶役1416人、种植1397人、挑夫1068人。1922年，昆明市职业统计人数94820人，其中，工业15031人、商业15006人、学生8243人、官吏4145人、农业2390人、其他21799人。1935年，昆明市民职业统计人数73548人，其中，商业13927人、工业13506人、农业2659人、交通运输837人、矿业87人、行政3428人、军务2274人、警务696人、党务112人、人事服务（自由职业、其他）30282人、无业4552人、失业1232人。1946年，昆明市职业人数总计201256人，其中，农业8487人、工业11276人、商业44914人、交通运输业8687人、公务19245人、自由职业8719人、人事服务人37236人、其他6518人、无业54212人。可见，近代昆明城市职业结构，从事工商业、人事服务、政府公职人员、无业和失业人员占比高，特别是在人事服务业中妇女人数远超男性。1946年，人事服务业37236人中，男性2489人、女性34747人，表明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教育程度提高以及城市经济发展，妇女人力资源开发有了明显进步，“妇女劳动力从传统的‘男耕女织’和农务领域向着新式工商业和文化教育等领域扩展。”妇女劳动力成为近代昆明城市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人力资源。
另外，在昆外国侨民从事工商业人数最多，1935年外籍侨民的职业统计为例从业人数207人，其中，工商业73人，自由职业57人、人事服务53人、行政14人、运输业5人、其他5人。近代在昆外侨人数虽然不多，但他们把控云南海关管理大权，开设银行操纵云南金融市场、操纵云南进出口税率等。直到抗战结束，昆明市邮政局局长和会计长，分别为英法两国人担任，云南形成复杂的社会政治生态，外国资本主要流向商贸、金融和交通等领域，导致城市经济产业结构非均衡发展。
随着昆明城市人口增加、行业增多，社会阶层分化重组加快。比如产生新兴的工人阶层。1883年，云贵总督岑毓英从广东、上海、福州等招募工人来云南试制铜帽等。1935年，昆明有工人总数5146人。1940年，昆明的工厂企业有80个，数量位居西南地区第三位，工人数量增加到数万人。再如官僚、商人、地主等多位一体阶层出现，形成地方垄断资本。洋务运动过程中，云南出现机器局、造币厂等官办企业，滇蜀腾越铁路公司官督商办企业，以及个旧锡务公司、宝华锑矿公司等官商合办企业，创办者主要是地方政府、官僚和军阀，资本是地方财政支出而非私人资本。护国战争时期，云南地方国家垄断资本萌芽。抗战前夕，形成以缪嘉铭和陆崇仁为代表的两大云南地方国家垄断资本势力。抗战爆发后，缪系财团开办的工交企业有18个。1942年，缪系财团投资的企业增到54个，投资金额3.52亿元（新滇币）。陆系财团投资的矿业企业近10个，垄断了云南的火柴的生产和销售，开办新华制药公司、安达炼油厂、光华化学公司、云南纸烟制造厂等。缪系、陆系财团对云南工矿企业的垄断，是近代云南集官僚、商人等多重身份于一体社会阶层形成的缩影，并且这一社会阶层的构成日趋复杂。
清末，昆明近郊斗南大地主华衡文的5个儿子均集官僚、地主、商人等多重身份于一身。如长子华封歌担任滇军浑成旅旅长、师长、滇西镇守使等职，在昆明购得房屋五十余所，拥有银行、矿山、工厂、电灯公司、商号等二十多家企业的股本，在呈贡、昆明、宜良、晋宁等地买田地三千余工（工为计量单位，一亩等三工）。经营“同庆丰”和“天顺祥”的“钱王”王炽，被朝廷恩赏“荣禄大夫二品顶戴”，成为“三代一品红顶商人。”王炽长子王鸿图经营同庆丰，系全省工商第一大户，捐有二品道员四品京堂。兼具官僚、商人、地主多重身份，成近代云南民族资产阶级形成过程中有“特色的社会力量”。
（六）教育结构呈“金字塔形”
清末，云南逐步形成近代教育体系雏形。民国时期，云南各级各类教育亦呈发展态势，特别是抗战爆发后，云南的教育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仅昆明市就有大中专学校43所，在校生3万余人，约占昆明市人口的1/10。”特别是女子学堂的设立，增加了妇女受教育的机会，赋能妇女人口素质提升。
各级各类学校数量增加，为昆明市民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文盲率迅速下降。1932年，昆明市识字率仅为23%，不识字率77%。1946年，昆明城市人口文盲率，本籍人口为29.75%、寄籍人口为33.17%，两者平均为31.46%。昆明市本籍与寄籍人口的教育结构大体相同，现以1946年寄籍人口为例统计如下：
上表统计显示，1946年昆明寄籍人口，受过高等教育占3.42%（男性占比2.52%、女性占比0.9%），中等教育占19.55%（男性占比12.23%、女性占比7.32%），初等教育占35.23%（男性21%、女性14.23%），不识字者占33.17%（男性15.26%、女性17.91%）。显然，近代昆明教育结构呈“金字塔形”。受教育人数的性别比差距较大，即男性明显多于女性，女性受高等教育的占比最少。另外，私塾教育仍占8.63%一定比重，“反映了传统势力的顽固性”。
另外，近代云南地方政府派遣留学生，1912年至1948年，云南派遣留学生284名，其中留日学生141人，留美学生87人，其余的留学于欧洲、东南亚国家和香港等地，学成归来后多数在昆明就职，“很多从事教育工作，有的参与革命活动”。比如东陆大学创办之初，教师多数是从美国、法国、英国及日本归国的留学生。抗战爆发后，迁滇高校为云南培养了数以千计的高素质人才，西南联大培养的学生人数达8000余人。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对世界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亦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余 论
近代昆明城市人口增长形成了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与压力。一方面，昆明城市人口数量增加，为城市化进程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妇女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促进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行业增多，职业结构拓展，为民众提供了谋生的机会，工商业的发展为云南现代工商发展打下基础。教育转型发展，科学知识和民主思想的传播，社会风尚革故鼎新，不仅有利于提升劳动者素质，还使昆明成为民主思想的堡垒，在近现代史上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同一历史时期的成都、贵阳等城市的人口变动与影响亦有相似情形，清代前期移民引发成都人口增加，清后期则主要由于高出生率；抗战时期既是成都人口高峰期，也是成都城市经济快速发展期。1937年贵阳的城市人口126392人，1943年增至249721人。其中“直接或间接依靠商业为生活者近十万人，占全市人口几及半数”。1937年有商号1420户、资本1806万元，1942年增至3894户、7999.5万元，1945年再增长到5442户、2.1亿元。足见近代西南地区城市人口变动对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存在虹吸效应，人口不断向城市集聚，人口大规模集聚增加了城市能源消耗。近代昆明，粮食供应不足，“省垣人烟稠密，以致米价陡涨。”住房紧缺，房租涨价，“缘本市近年人口增加，住屋供不给求，房价暴涨”。有的贫困民众“只有露宿街头，甚至跑到圆通山住山洞”。贫困群体增大，昆明城市民众“不举火户数”曾数以千计。1922年至1925年间，昆明不举火户数从1200余户增至12000余户。社会治安混乱，近代昆明城里“电灯很暗，街巷里常有抢劫的事实发生”。仅1949年至1950年间，昆明市发生土匪抢劫居民大案十余起，杀人案件107起、抢劫案件71起。可见，近代昆明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尚不能满足城市发展所需，具体表现在粮食物资和住房供应不足，贫富差距加大、社会治安混乱等，复杂的社会政治生态，使城市对乡村的拉力和乡村对城市的推力弱，成为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瓶颈。
新时代，昆明城市社会经济已步入快速发展轨道，城市空间布局、人口规模和结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等已发生巨大变化。昆明不仅在云南的城市体系中处于核心位置，在西南地区乃至全国的城市体系中影响力日益提升，要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健全完善城市治理体系，提升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推进昆明城市社会经济在时代大潮中勇毅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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