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治亭 邓树平｜论清代边疆研究的三把钥匙

自改革开放，迄于今，四十余年，清史研究独树一帜，一跃而成为中国断代史中的一门显学。而边疆研究之兴盛，正构建一门新学科——“边疆学”，尤其彰显清史研究的独特学术价值与现实应用价值。

清代是我国边疆与版图最后形成即“中国”定型的时期，与边疆息息相关，大一统的中国多民族国家，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亦同时形成。

清代边疆，是历史问题，也是现实问题，不容忽视的，又是个理论问题。以往边疆研究虽盛，却存在诸多缺陷。要而言之，如何正确解读历经千百年至清代边疆的历史演变？清统一边疆与历代有何不同？以及清对边疆管理体制的历史性变革等重大问题，更缺乏理论的认知，以致误判误断，人云亦云，在一些论著中随处可见。

纵观中国古代边疆演变的历史进程，本文提出：当以大一统、华夷之辨、长城来解读解析清代边疆史的演变。这是解读的3把钥匙，缺一不可。本文据此展开论证，求诸方家关注。

一、中国边疆定义的由来与历史演变           

在阐述本文正题前，有必要对边疆的定义作出解释。按当今世界共同的定义，所谓边疆，是指一国之内，邻近或靠近与此毗连的国界地带，或者说，连接两国或几国交界的地区。这个定义无须深入解释，不言自明。当然，有的国家如梵蒂冈、摩纳哥等，被称为“袖珍”国家，自无边疆可言，即使比这些“袖珍”国家再大一些，也很难区分内地与边疆。

中国自古国土广阔，内地与边疆格外分明，甚至无须区分，人们也明边疆之义。需要强调指出，在清以前，中国的边疆之义，并非专指与外国交界的地带。道理很简单，因为在一些边远地带，或者说，国境已达到边缘，却无国家毗连，如西北、北部、东北的东北角，直到清初，沙俄东扩，与我国“三北”连接，自康熙、雍正朝分别签订边界条约，才使这些地区获得了真正的边疆之义。但也有些地区却很早与外国毗连，如缅甸、泰国、柬埔寨等，这些国家自秦汉以后就成为中国历代王朝的属国，还有公元10世纪独立的越南，与此毗邻的中国广西、云南、广东等，就是边疆地区。又如朝鲜，远自商周立国，成为中国历代王朝的属国，与此毗连的今辽宁、吉林地区，称为边疆，也是名副其实。

在中国古代，边疆早有一个更重要的含义，就是指华夏与四周少数民族毗连的地方，称为“边”，即华夏以外之地区，如称“边地”“边陲”，就是“边疆”。《史记》载：秦、赵、燕“三国边于匈奴……匈奴不敢入赵边”。在“边地”居住的人，称“边民”；在此为官者，称“边吏”。在此设关口或关隘，则称“边关”，如，“司马长卿便略定西夷……除边关，关益斥。”此系指为防御“西夷”而设的关隘。从《史记》所记，已知古代边疆之义甚明。其后，历代修史，皆沿袭不变。以《明史》为例：其中《食货志》以“边地”与“内地”对称，凡与“边地”相关的人或事，皆书之“边地”。“沿边开田……边方多事……边人称便”与永乐时“边外军无月粮，是以边饷恒足”“边储”“屯边”，等等，这是论述辽东边疆史事所用的术语和名称，皆明指为边疆无疑。再看清代边疆之义：清人称明在辽东军事布防为“明季昔日边防”，在辽东沿海布防，称为“（辽）河东边海”，指山海关以东至今之锦州这条防线为“北面皆边，南面皆海，所谓一条边耳”。明自辽东沿长城至甘肃，共设九个军事重镇，号称：“九边”。这是以长城为界而设的防边关镇。

无须征引，清以前，中国古代边疆所指并非与外国接壤之地，恰恰相反，凡靠近或者与“夷狄”聚居地相连接的地方，概称为“边”亦即今之“边疆”之义。

前已指出，古代中国也有部分地区与外国接壤，但这些国家多为中国属国，因称之为“外夷”，与中国本土的“夷狄”对称为“内夷”，两者并无本质的区别，一概认作“边地”。由此可见，在清以前，历代王朝传统的边疆观念，是以华夏（汉）居地为中心，与“四夷”接壤的边缘地带为边疆。在秦筑长城后，长城就成为内地与边疆及“三北”（东北、北、西北，合称“三北”）“夷狄”的分界线。

在清代，已有部分地区变成国与国交界的边疆地区，如前已指出，沙俄扩张到东北等“三北”地区，共同定约划界，才使这些地区真正获得当代边疆之义。同时，清代边疆观念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实行“大一统”，合天下华夷为一家，将“四夷”纳入“中国”，把边疆之义推到“四夷”地区，又与外国交界的边疆之地重合。到了近代，西方列强侵华，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其中部分包括对国界的认定，才使中国人的观念发生改变，使周边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变成名副其实的边疆地区。至此，历经千百年变迁，中国边疆最后定型。

可见，中国古今边疆定义存在明显差异，古人视邻近“四夷”的地区为边疆。“四夷”不在边疆之列，只当作边疆的附属部分，亦即“中国”的附庸。至近代，清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确立新的国际关系，才使中国边疆固定下来，沿袭至当代不变。

当今一些学者论边疆，只按当代对边疆的界定，却忽视中国古代对边疆的定义，因而不能揭示中国边疆历史演变的历史真相，将古今边疆定义混同，尤其不能科学地解释边疆地区如何成为中国领土主权的一部分，也难以说明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共同体形成的过程。所以，谈论边疆就是以当代中国的边疆为准，好像自古边疆就是这样，不增不减，亘古不变，研究边疆就难以取得突破。这实际是一种静止的研究方法，既不科学，也不符合中国边疆演变的历史，因此，我们必须进行动态地考察，揭示边疆演变的具体情况，才能给清代边疆作出科学评断。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研究清代边疆有何学术的及现实的重要意义。

首先一个问题，今天的中国是怎么样形成的？众所周知，四五千年前，当黄河流域的华夏人开始建立国家政权，其所居地域就是中国的雏形，随着疆域的不断开拓，版图也在扩大，所称边疆不断外延。事实表明，外延越大，中国的疆域就越大！一句话，版图之大小，皆视边疆之增减，此即中国之演变。历代王朝中，疆域或增或减，皆以边疆之得失为转移。当边疆大面积外扩延伸，其原为边缘之地即为内地。直至与外国版图国境相遇，中国的边疆即停止变动，中国的版图也达到了极限，不再发展，到晚清，中国各边疆才最后定型，这正是中国边疆历数千年演变的最后结果。美国“新清史”代表人物欧立德宣言：“中国的概念只是一种设想。”中国只是一个“设想”吗？欧立德无视自商周以来，直至清代存续四千余年的中国的客观存在，在他的心中，中国只是一种“概念”，一种“设想”，如此“灭亡”中国，堪称是举世第一人吧！

再看“新清史”另一个代表人物米华健声称：清朝“帝国主义”对新疆实行“大规模武装侵略”，向新疆“大量殖民”。欧立德则对东北边疆发出同样的声音：满洲（东北）不属于中国。“新清史”力图从历史上就把新疆、东北等边疆从中国分离出去，用以瓦解当代中国。可见，中国的边疆史为美国“新清史”特别关注的问题之一。他们论证清代边疆不属于中国，实则是否认或不承认当代中国的存在。

很清楚，我们研究清代边疆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从理论与实践上解决一个重大问题：中国是怎样形成的？边疆演变的历史，与中国的形成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可以说，没有边疆就没有中国的最后形成！边疆地区各民族与中原汉民或称华夏的千百年互动，促进边疆归入中国版图。

同样，边疆各少数民族与中原的华夏交往，相互依存，相互吸引，即使发生短暂的冲突或战争，仍是内向凝聚，不离不弃，至清代，各边疆地区归一统，遂凝聚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故研究中华民族文化，不可不研究边疆民族文化与中原华夏文化的相互吸引，相互影响，进而融汇为博大的中华文化。

研究清代边疆，可知国家的盛衰兴亡与边疆的得失息息相关。诸如汉代匈奴，魏晋之际的“五胡”，辽之契丹、金之女真，元之蒙古等诸民族，皆崛起于“三北”的边疆地区，多得中国半壁。如元，则一统天下。入明，汉族独强，再建一代江山，其衰至亡的过程，还是为边疆问题所累，与长城外“三北”的蒙古游牧民族征战200余年，元气大伤。女真——满族继其后，兴于辽东边疆，努尔哈赤向明朝宣战，明之危亡自此始，验证了“天下有难必自辽始”。正如已故著名明清史学者孙文良教授指出：“明亡始于辽亡，辽亡影响明亡。”精辟之论，完全揭示出明亡的历史真相。一言而概之，明亡始于失辽东边疆。是故边疆之得失，关系一代王朝的兴灭命运！明朝之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所以，研究边疆问题，可知一代王朝之兴替，即使不亡，也已被削弱，走向衰落。反之，边疆安，国家亦安。

研究清代边疆问题，使我们获得又一个重要认识：作为国家政权的一代王朝，是否有能力，有智慧化解边疆地区的各种矛盾，包括用武力，或用和平方式，将矛盾消除，从而保持边疆的安堵如故，与内地一样，长治久安。据此可知这个王朝国力之强弱，统治能否成功，进而可知其所行政策是否得人心，是否为边疆民族所接受。在这方面，清朝提供了大量经验教训为我们的认识做出判断。如，蒙古族于九世纪登上历史舞台，成为北方草原上的一大霸主，很快，飞驰欧亚，所向无敌，剑指中原，飞渡长江，南宋拱手让出江山，蒙古人遂一统中国，大元君临天下。100年后，被农民军击败，退到长城以北，与明又展开了200余年的武力角逐……就是这样一个强大的民族，却被后金——大清招抚，双方结盟联姻，与清朝共命运。在清朝统治下，蒙古族始终是维护清朝政权的一支可靠的政治军事力量，实际是清朝立国的一基石！清收拢蒙古族，结为同心，应是清朝创造的一大奇迹。

清朝对西北主要是新疆地区民族分离势力，以军事打击为主，伴随着“和平招抚”，成功地粉碎了厄鲁特蒙古及准噶尔部的谋取分离而自立的图谋，远胜明代束手无策的窘况，终使这一广阔疆土完全统一。那些叛乱的头子们，如噶尔丹、噶尔丹策零、阿睦尔撒纳、达瓦齐等纷纷破败。在西藏设治，在西南改土归流等，无不显示清朝国家实力强大，政策正确，举措得当，表现出超常的政治智慧！

通过研究清代边疆，才使我们对清朝有一个本质性的认识，给予清朝以正确评价，同时，也驳斥了西方将清朝妖魔化的恶劣行径。

研究清代边疆，为我们当代治理边疆提供重要借鉴。事实证明：清代治理边疆理念，领土主权的意识强化，乃至行政管理与制度，等等，有多方面变革与创新，也创造了多方面经验。当然也有某些失败和教训，对于我们当代边疆的管理，是直接可以借鉴与实践的有效办法。当代边疆，还是清代边疆的延续；我们面对的少数民族，也是清代遗留下来的民族。我们因应时代的变化，有选择拾取清代治理边疆的经验为我所用，必收取积极的效果。研究清代边疆问题，其实际意义在此。

以往研究清代边疆问题，难见有突破性进展，就事论事，重复叙述而已。问题之一，研究方法不当。孤立的研究，看不出高低上下，必须用比较研究，可以收获新见解。所谓比较，就是以清代在边疆的各项举措及各种实践活动，与明代、元代做对比，找出不同或差异。也可跟更为遥远的汉唐做对比，首先看继承：清代边疆继承明及历代有多少；其次用发展来衡量，看清比明，比历代有了哪些实质性发展；再次，看改变：清代边疆在哪些方面改变明及历代所行旧制、旧办法；在哪些方面，实行新制、新办法，等等。通过比较，清代边疆与明及历代之差异立时显现出来，清之独特处，一目了然。

迄今，论边疆者，必将明清并论，统称之为“治边方略”；比之历代，概以“经略”名之，实则是把清混同明，混同历代，难见清代边疆历史真相。更有甚者，在学界、在民间，还不时出现“反清”“排满”的种种议论，在他们的头脑中，只存有“剃发易服”“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类的流传记忆，却对清在边疆与民族等多方面的重大建树略而不计。

清代边疆问题，是清史中最具特色的内容之一，尤其彰显清史的特质，与明及历代划清了界限，集中反映清统治集团的民族观与治国理念的划时代变革。不言而喻，其学术研究意义之大，以及现实借鉴价值之大，都使清代边疆问题独居清史乃至明史研究中一个特殊地位。

二、清代“大一统”理论的新发展           

终明之世，有国270余年，其治国失误，当推治边无策，从根本上说，未能将各边疆地区真正统一起来，也未能建立边疆管理体制，以致诸民族外向离心，与明纷争不已。如，在东北地区，先是蒙古，然后是女真崛起，战争不断爆发；在北与西北，蒙古称霸草原，明累世修长城，与之交战持续了两个世纪，明朝实际对“三北”疆域的控制不出长城；在西南土司盛行地区，包括今云南、贵州、广西及四川西南等，也从未安定过，土司与明之战，土司与土司之战，土民反抗土司之战，这里，战争之频，持续之久，几与明相终始！唯一安定的少战之地，就是西藏，向明朝贡时断时续。这就是明朝治下的边疆实况。

对比一下：清接续明朝，面对纷乱不定的边疆，如何整治呢？是否采取军事手段予以打击？对那些分离分裂势力，清朝会毫不留情地用武力铲除。但这不是主要的办法，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采用。从根本上说，清朝对边疆之策，与明与历代大不同，就是贯彻“大一统”的治国理念，付诸实践，边疆乱状迅速改观，纷纷归入清朝版图！

毫不夸张地说，“大一统”理论的奇特功效，考之历史，是中国历史演变的一条主线，是中华民族的一条生命线。

那么，清代力主“大一统”理论有哪些内容？与历代所行“大一统”是否一致？它又是如何付诸实践？

近年来，学界几乎无人不说“大一统”，有的著文专论“大一统”，说法种种。但这些议论，一是不了解“大一统”理论的由来，二是尤疏于对清代“大一统”理论的全面认识，也未与其实践相结合，来认识其取得的巨大成效。这就有必要首先阐明“大一统”的源与流，进而准确地揭示清代“大一统”的内涵，才明白清在边疆取得完全成功的秘密！

“大一统”作为一种政治理念或称政治理论，源自孔子著《春秋》，开宗明义写道：“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孔子并未直书“大一统”，尽在这“微言大义”中，《公羊传》作出了诠解：“……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孔子著《春秋》时，西周已“礼崩乐坏”，王室衰微，诸侯强大，又有“戎人”不断内侵。孔子以尊崇周王为号召，共同攘却“夷狄”。尊周王为天下主，是为“大一统”之本义，《礼记》作了最通俗的解释：“天无二日，土无二主，家无二尊，以一治之也。”可知“大一统”的本意是：天上一个太阳，地上一个统治者，一个家庭，也是一个当家的，其政治诉求，就是反对国家分裂，反对诸侯割据，必统一于一个政权，一个国君。“大一统”的政治主张，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需要，也符合天下百姓需要国家统一的意愿，亦成为后来那些政治家们追求构建一统政权的政治目标。用当代的语言来表述，“大一统”无疑是“正能量”的理论指导。

孔子表述的“大一统”之义，不过是他本人代表的儒家学派的政治主张，当时百家争鸣，各执一说，秦国却选择了法家的指导，迅速一统天下，又以法滥用而亡国。至汉兴，总结历史经验，由大儒董仲舒倡导，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为开端，儒家学说遂成为历代治世的统治思想，其中，大一统就是儒学的核心思想。如董仲舒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宜）。”接着，又有王吉对“大一统”做出同样的评断：“《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正如他们的预见，自汉之后，历代王朝皆奉“大一统”为建国与治国的指导方针，即使天下大乱，国家分裂，各政治军事集团，也必以“大一统”为目标，重新实现国家的统一。历史证明：“大一统”在中国具有恒久的生命力！在清代，连中国的邻国朝鲜也通晓中国的“大一统”：嘉庆二年（1797），李氏朝鲜新印制《春秋》一书，其国王正宗说：“《春秋》，圣人大一统之书也。”但是，《春秋》所倡“大一统”并非完美无缺，却存在一个重大的缺欠，学界都在讲“大一统”，很少予以指明。这个缺陷是：在华夏社会已形成“华夷之辩”的普世民族观，以春秋时齐国管仲首倡“尊王攘夷”的政治口号为标志，表明华夷不两立的民族立场：一方面，维护周王一统天下的统治；一方面，华夏人在周王的统辖下，共同对抗夷狄的入侵。正是孔子著《春秋》，把管仲的“尊王攘夷”进一步具体化、理论化，明确提出：“内诸夏，外夷狄”。其后，以华夏人居住黄河流域即中原地区为“内”，以散居华夏边缘的地区为“外”。当秦始皇筑长城后，即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内的华夏居地，称“中国”为内，而以长城以北的“三北”之地为“外”。合称“中外”。《春秋》之义，严格区分内外（中外），区别对待，以华夏（汉）为主为尊，夷狄次之，是为华夏附庸。明太祖朱元璋说过一段话，是对华夷区分，内外有别的最好诠释，他说：“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指长城以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即长城以北）以奉中国。”

《春秋》首议华夷区分，自秦汉以降，直至明代，历朝历代沿袭，“华夷之辨”，就是辨什么？辨别、识别华夷之不同，即指辨识其地域、服饰、语言、习俗，辨识的目的，用以区分华夏与夷狄这两个根本不同的族类，不可混同。请看《史记》的真实记述：“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圣贤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所说“中国”亦即华夏，其文化方方面面堪称优秀，其他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那么，“夷狄”是什么呢？《史记》是这样写的：“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绝外因也。是故圣王禽兽畜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

上述两则记载，已把华夷区分得一清二楚，在汉代人看来，华夏人最有文化，因而最高贵。而夷狄“人面兽心”，只能把他们当成“禽兽”畜养。直至明代，经过一千多年，从朝廷决策，到士大夫，到民间，还是把夷狄看作是“禽兽”，如明初，方孝孺声称夷狄若入主中国“是率天下人为禽兽也”。明中叶，理学家丘濬说帝王有负“攘夷狄”“驱猛兽”之责；又说“华必统夫夷，夷狄决不可干中国之统。”至晚明，“禽兽论”仍不绝于耳！著名的思想家黄宗羲对此明确地说：“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犹人不可杂之于兽，兽不可杂之于人。”另一个思想家王夫之的说法很特别：“夷狄”若效法华夏文化，是为“沐猴冠而为时之大妖”。在他们看来，华与夷，就是人与兽的区别，不可混杂，不可同等对待。正如唐人说：夷狄“或居绝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岖川谷阻险之地，与中国壤断土隔，不相侵涉，赋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

以上引证，足以说明“华夷之辨”的内涵，是千百年来恪守不变的一道民族分界线，已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民族观。据此民族观，夷狄被排除在“大一统”之外，进一步说，清以前实行“大一统”，就是长城内华夏（汉）人的大一统，如前已指明：夷狄只能是“大一统”的附庸，向中央王朝定期朝贡而已。“天子”的使命，“守在四夷”，如夷狄侵夺，即予“攘夷狄”“驱猛兽”，于是，一次又一次战争由此而爆发。

在清以前，历代囿于“华夷之辨”的历史局限，始终没有完成对边疆的真正统一，以致历代引发边疆的民族冲突不断，大小规模的战争，次数之多，持续之久，远远超过农民战争。如，以秦汉为开端，与匈奴争战近千年，至五胡十六国后才终止。明自立国，即与蒙古战斗不已，时断时续，与明相始终；在西南土司盛行地区，由土司而引发的战争，充斥于明朝编年史！历代统称之“外患”，主要来自世代生息在“三北”边疆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几度问鼎中原，构成中央王朝生存的严重威胁。

历史证明，在华夏（汉）内部实行大一统，人心所向，没有任何障碍。难的是对边疆少数民族实行大一统，其障碍无它，就是“华夷之辨”的民族观念，此观念不破，中国大一统长久徘徊在长城一线。

以上，简要概述“大一统”理论的提出及历代实践，那么，到清代又是如何实践大一统的呢？与历代比较，清代“大一统”从理论到实践又有哪些新变化呢？

毫无疑问，清代承袭历代“大一统”，并付诸实践。重要的是，从一开始它就突破“华夷之辨”的传统的民族观念，提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民族新观念，为未来全面实践大一统奠定理论基础。

清代“大一统”新理论，首创于清入关前，即皇太极时期，他针对满、蒙、汉及黑龙江地区诸民族共处一个社会、一个政权统辖，先提出“满汉一体”的新政策，宣布：“满、汉之人，均属一体，凡审拟罪犯、差徭公务，毋致异同。”10余年后，崇德三年（1638），他又把蒙古族列入“一体”之内，再次宣布：“满洲、蒙古、汉人视同一体。”解释说：“譬诸五味，止用酪则过酸，止用监则过咸，不堪食矣。唯调和得宜，斯为美耳。”是将“咸苦酸辛”等味调剂成一个味道。这是说，满、蒙、汉本是不同的民族，要调合成和谐的一个整体。长期以来，我们对皇太极的这些言论缺乏深刻认识，只当作一种普通的民族政策而已。其实，这只是看到表面，只要把它放到中国历史进程中去考察，通过比较历代，就会发现：皇太极所言，恰恰是对儒家所主、历代所行“华夷之辨”的传统观念的划时代突破。如前已阐明，在清以前，千百年来，华夷分立，严华夷之防，没有哪个王朝，也没有出现一个哲人敢于打破这种陈旧的民族观念，提出新观念，来改变旧的民族格局。现在，只有皇太极提出前所未有的新观念：消除华夷的民族界线，打破华夏（汉）一族独尊独大的垄断地位，将满（女真）、蒙古“夷狄”提升到与汉同等地位，“一体”对待。依据这一新的民族观，皇太极在其父努尔哈赤创建满洲八旗的基础上，又增建汉军八旗、蒙古八旗，这就从组织到制度，真正确立了满蒙汉一体并立的民族新格局，遂成为清立国的基石，直至清亡。以此三大民族为核心，生活在黑龙江流域的鄂伦春族、达斡尔族、鄂温克（索伦）族、赫哲族等少数民族也进入“华夷一体”之内，在东北地区率先实现了“华夷”合一的“大一统”，不言而喻，东北地区的疆域，也实现了完全的“大一统”。可以确认，在明朝治下，东北应是国内最先进的地区。

皇太极提出“满蒙汉一体”的主张及其实践，具有划时代的理论意义，为清入关进一步发展“大一统”的理论、完成对中国的大一统，奠定了思想与理论基础，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清军入关，定鼎北京。从多尔衮到顺治亲政，共18年，完全贯彻皇太极的遗策，以“满蒙汉一体”的观念，来指导并完成对全国的重新统一。面对中原亿万汉民，多尔衮宣布：“满汉官民，俱为一家。”世祖进而说：“方今天下一家，满汉官民，皆朕臣子，欲其和相亲睦，莫若使之缔造婚姻。”允许满汉官民之间联姻联亲，真正结为一家，把皇太极的“一体”论，落实到社会生活中，推进满汉——“华夷和睦”关系进一步发展。如比之历代，把“华夷通婚”宣布为一项国策，尚未见先例。当然，满汉矛盾时有发生，这是在“俱为一家”中发生的，不足为奇，通过不断调整政策，总归获得解决。

继顺治之后，康熙时，又把“大一统”的理念向前发展了一大步。他说过一段很深刻的话：“朕君临天下，无分内外，视同一体……”又说过：“朕中外一视，念其人（蒙古）皆我赤子，覆育生成，原无区别。”这些言论，准确地表达了他对“大一统”的新解读和政治追求。

在皇太极及顺治、康熙诸帝对“大一统”的言论中，都从不同角度表达了他们对“大一统”的信念与追求。但对“大一统”作出全面系统的论证，当推世宗雍正帝，是他完成了对清代新“大一统”理论的构建与最后解释，从而把这一理论确立起来，与历代所行“大一统”划清了界限。不妨引述他的几段关于“大一统”的精彩论说，如：“天下一家，万物一源，如何又有中华、夷狄之分？……九州四海之广，中华处百分之一，其处东西南朔，同在天覆地载之中者，即是一理一气，岂中华与夷狄有两个天地乎！圣人之所谓万物育者，人即在万物之内，不知夷狄在所育之中乎？抑不在所育之中乎？”

概括这段话，就是一句：中华、“夷狄”同在一个天地中，同在圣人抚育之下，因此，内外华夷本为一家，即“天下一家”。世宗指出：“昔之历代人君不能使中外一统，而自作此疆彼界之见耳。”这又论到中国历史的一个根本问题：清以前，历代为何不能“中外一统”？原因就是划定“此疆彼界”，以长城为界，区分内外，而夷狄各部又各分疆界，自主其地，故难成大一统。如明，“终明之世，屡受蒙古之侵扰……先有畏惧蒙古之意，而不能视为一家，又何以成中外一统之规？”事实正是如此，明与蒙古争战200余年，始终未能统一蒙古！

雍正十一年（1733），世宗总结清朝新“大一统”理论，他是这样说的：“中外者，地所画之境也；上下者，天所定之分也。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

这就是世宗对清实践“大一统”的理论概括。自孔子首议“大一统”，又历经历朝历代实践以来，世宗是破天荒第一次对“大一统”作出如此准确、如此深刻的理论阐释，是千百年来一次中华民族观念的大飞跃，是划时代的理论创新！正如世宗自豪地宣称：“海隅日出之乡，普天率土之众，莫不知大一统之在我朝，悉子悉臣罔敢越志者也。”可见，大一统已成为全社会的共同信念和追求。

世宗所阐发“大一统”的新理念，为后世奉行不疑，继续贯彻于治国的实践中。高宗即位，一仍乃父世宗的口气，明白宣示：“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南北中外所得私。舜东夷，文王西夷，岂可以东西别之乎？”

仁宗又继承其父高宗遗志，大力宣讲“大一统”：“我朝中外一家，无论蒙古、民人皆系臣仆赤子……朕一视同仁。”

清朝以创建新“大一统”理论传国，历朝一脉相承，一直坚持到清亡。

纵观自清入关前，至入关后历朝所论“大一统”，清与历代“大一统”之根本差别是：历代主“分”，分内外，分华夷，各主其地，自主为政；清代主“合”，就是不再区分华夷，而是视同一体，可用“四合一”来概括：

合内外华夷为一家，即“天下一家”（世宗语），合内外疆土为一国即中国；合内外文化为一体，即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合内外之心”（高宗语）为一心，共尊清帝。

此“四合一”便构成清代新“大一统”的理论内涵，旧“大一统”终被取代，中国从此进入以新“大一统”为标志的时代！

三、完成对边疆的完全统一          

清以前，受“华夷之辨”大一统理念的支配，历代实行华夷分治，秦筑长城绵延万余里，就在华夷之间划了一条分界线，遂有“内外”“中外”之称。如汉时，认定：“天设山河，秦筑长城，汉起塞垣，所以别内外，异殊俗也。”又指明：“秦始皇攘却戎狄，筑长城，界中国。”唐代学者颜师古在“界中国”句后，注释：“为中国之竟（境）界也。”这就把长城的作用说得一清二楚。前文已提到，这里有必要再予以说明。为何说长城“界中国”？据考古发现，“中国”两字，最早出现在陕西宝鸡出土的“何尊”青铜器铭文：“宅滋中国”，内指周武王决定迁都洛邑时，对其下属的训诰。简言之，其周王所居之洛邑即称“中国”。为何称“中国”？武王所居之地亦为一国即“中国”，其义为“天下中心之国”，指周居于天下之中心，是为政治中心，统领天下诸侯国。如宋人解读：“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此论与历史事实完全相符。春秋时，楚国熊渠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秦国“穆公辟远，不与中国会盟。”楚、秦等都不在“中国”之内，皆以蛮、夷自称。西周处于以洛邑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亦即诸夏或称华夏聚居之地称为“中国”，内外区分明确。

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的范围不断扩大，凡遵奉周礼的诸侯国都进入“中国”，构成其一组成部分。历春秋至战国，数百年诸侯兼并，为秦重建新型的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秦灭六国，天下混一，废分封，建郡县，其设三十六郡皆属中国。以长城为界，不仅为华夷划界，也使“中国”疆域明确了具体界限。秦朝开创中国“大一统”的新纪元。

长城之设，给予中国历史的发展以深远的影响，它使商周时的“概念”中国，变为一个有疆界的有形的“实体”中国，如前已提出，长城内所设36郡就是一个新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的中国共同体。同时，以长城为界的边疆正式形成。这一疆域的格局一直延续到清代废长城才为之巨变。这就出现一个重大的问题：秦以后，历代如何统一并管治边疆？无须争辩，就让事实来说话：

秦始皇实践“大一统”，仅完成华夏地区的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三同”的统一，还未涉及夷狄的边疆地区，长城外“三北”广阔地带还是匈奴的天下。

至汉，与匈奴的战争还在继续，汉匈奴方僵持不下，遂以“和亲”暂缓战争。孝文帝向匈奴单于提出和解的方案：“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宝，朕亦制之，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汉方的主张是华夷分治，使双方百姓各自安居乐业。双方势均力敌，曾维持一段时期的和平安宁。

从三国到魏晋，中原分裂割据，无暇于边疆事，继匈奴之后，又有鲜卑、羯、氐、羌、突厥、党项诸游牧民族相继崛起，占据“三北”，进而越长城，入中原，所谓“五胡乱华”，各独自建立政权，华夏一度为“夷狄”所取代。隋统一中原，未及与边疆“夷狄”和解，却展开大规模战争：在东北战高句丽，西北战突厥，皆无果而亡国。唐兴而强大，将长城外诸强族逐一击败，第一次统一“三北”，向唐称臣朝贡。唐采取新制，开始在边疆地区设治，如，在西北设安西都护府；在东北之黑龙江设黑水都督府，以渤海国为忽汗州，该政权为靺鞨族所建，封其王为渤海郡王；在朝鲜平壤设安东都护府（后迁入东北境内）；等等。

唐代在边疆地区设治，具有首创意义，是统一边疆的一项重大举措，比之汉与匈奴南北华夷分治前进了一大步！唐所行边疆管理之制，史称“羁縻制”，其后主要为元、明两代大一统王朝所承袭，如《元史·地理志》所称：“官其酋长，因俗而治”，是为“羁縻”。与长城内之华夏地区即“中国”所行管理制不同处：夷狄地区由当地部落酋长或首领受命于中央王朝的官职，自行管理，如明制世居其地，自相统属。一句话，中央不向当地派官、不派驻军队，可拥有自己的军队，等等。换言之，中央王朝是委诸各部落头领来统治其部民，他们一般世袭，与中央是臣属关系。如唐太宗对侍臣们说：“中国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犹如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唐太宗为政开明，但对华夷关系问题，仍然重华夏，夷狄不过是附属于华夏的附庸。

唐亡后，进入“五代十国”的短暂分裂时期，边疆失去统属，各民族自行其是。两宋时期，仅得天下半壁，边疆完全不在它的统辖之内。诸如契丹、女真、党项、蒙古等族，皆兴于“三北”，除党项，皆进入中原建政，而蒙古建元朝，一统天下，包括各边疆地区皆入元朝版图。对边疆“夷狄”的管控，仍行唐之羁縻制，但比唐更广泛，达到边疆全覆盖。

明承元之羁縻制，如，在东北之今吉林、黑龙江两省广设羁縻卫所；在西南“蛮夷”地区，接续元创行的土司制，并进一步扩大建此制的地区。但在东北的西部及整个北部与西北，终明之世，没有建立过任何形式上的行政管辖机构，原因很简单：蒙古与明争战不已，互不统属，各自经理。至于西藏，不时向明朝贡，至晚明断贡，转向关外的清政权。

自秦汉以降，迄至明，历代与边疆实况，大致如此。这些都是学界众所周知的基本常识，无须论证，问题是，我们该如何认识？与以往认识不同，要而言之，清以前历代并未真正统一边疆，换句话说，没有完成对边疆的完全统一。最具统一实质的标志，就是在边疆设官治民，驻兵守土。与此相反，一种情况，根本不设治，失于管辖，如西藏，仅维持朝贡关系；如云贵一些“化外”之地，又称“生苗”之地，历代空缺，未曾入版图；一种情况，较为普遍，如上所指，“羁縻制”仅具形式上隶属，不具实际管辖的权力。如唐、元，疆域虽广，但边疆地区只是形式上统一而已。一句话，历代实行华夷分治的不同管理体制，以致由华夷对峙而引发的战争不断，已成历代无可避免的“老大难”。

这一切，皆根源于“华夷之辨”的民族观，已如前述。而长城之设，把“华夷之辨”固态化，又使华夷分界有了具体的界标，以致这一格局牢不可破，历千百年而不变！很清楚：旧的传统民族观不破，长城不废，“大一统”就无可能全面统一“夷狄”，中国也难成一个多民族共同体的国家！

现在，该说到清代对这一千百年难解的问题如何处置？

清代变革旧“大一统”理论，构建新“大一统”理论，是从破除“华夷之辨”的民族观念开始的，至世宗时，才完成这一理论的构建过程。本文的前部分已做了阐述，这里就记述它采取哪些实际步骤与重大举措，实践“大一统”，完成对中国边疆的完全统一。

以清定鼎北京为开端，率先在东北地区设置由中央直辖的行政管理机构。入关前，清已统一东北，但未设行政管辖机构。顺治三年（1646），在今沈阳设昂邦章京，康熙元年（1662）改称“镇守辽东等处将军”，四年，又更名为“镇守奉天等处将军”，至乾隆十二年（1747），改为“镇守盛京等处将军”，简称“盛京将军”，为东北地区最高行政长官，一直沿袭至光绪改为行省为止。

顺治九年（1652），派兵将驻防宁古塔，为清代在今吉林省设置管辖机构之始，随之改称“镇守宁古塔等处将军”；至康熙十五年（1677）移镇吉林乌拉（今吉林省吉林市），遂改称“镇守吉林等处将军”，与盛京将军并列，掌管吉林地区军政。

黑龙江将军设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至此，完成东北地区三省行政建置，同时，三将军下，还派驻八旗兵设镇驻防，很快发展成一座座城镇。三将军及其所属的行政机构，均为新型创制，为前数代所未有。东北边疆地区最先设立系统的行政管辖机构，也就实现对东北地区的完全统一。

北部地区是我国最重要的边疆之一。以蒙古族为代表的游牧民族世世代代生息在千里大草原，至明代，蒙古形成漠南蒙古（今内蒙古）、漠北蒙古（今外蒙古）与漠西蒙古（今新疆、青海地区）等三大部。清入关前，皇太极时，漠南蒙古诸部归附，以盟旗制编制，称之为札萨克制，管理各本部落事务。至康熙三十年（1690）五月，圣祖亲赴多伦诺尔（今内蒙古多伦）举行“多伦会盟”，内蒙古49旗及外蒙古喀尔喀王公贵族奉命赴盟。在圣祖的主导下，将外蒙古纳入清朝版图，按内蒙古札萨克制，编入盟旗，其名号亦与49旗同。长期陷入混乱而分裂的外蒙古，终于安定下来，在清朝治下，内外蒙古成清朝大一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持长期稳定，与清朝相终始。

就在解决外蒙古入版图的多伦会盟刚结束，五月初，在回京的途中，圣祖对扈从诸臣说：“昔秦（始皇）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外蒙古），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这正是他贯彻“中外一体”“天下一家”思想的生动解释，突出显示：以“夷狄”——蒙古为重，视长城为无用。同月，圣祖在答复古北口总兵蔡元请求修复已坏的长城时，宣布一项惊人的决定，他说：“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且长城延袤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

圣祖这道“上谕”，拒绝再修理长城，今后不在长城设防驻兵。还在康熙二十一年（1682），圣祖已表明他对长城的新认识：“万里经营到天涯，纷纷调发逐浮夸；当年用尽民生力，天下何曾属尔家！”这是圣祖东巡途中，经山海关，望长城而发出感叹。他又写道：“莫道岩关险，要荒总一家；戍楼无鼓角，战垒变桑麻。”这是对天下已变为一家，昔时战地已变为耕地的赞颂。在解决了外蒙古归清大一统这一重大难题之后，圣祖把对长城的新认识付诸实际行动：废弃长城。从秦始皇于公元前212年筑长城，至公元1691年（康熙三十年），共历1903年，至此，寿终正寝，长城的“历史使命”或称“作用”就此告终！

圣祖废长城，是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具有不可低估的伟大意义，这就是废除了横亘在华夷之间的一道长墙，合内外华夷为一家，合内外疆土为一国即中国，质言之，把限隔在长城外长达千百年的边疆真正进入清代大一统之内。这是一次历史性大突破，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巨变，一句话，具有广阔领土、众多民族与多元一体文化的共同体——中国宣告成立。

废长城，撤除华夷之间的一道藩篱，不再区分内外，不再划“此疆彼界”，为中国与多民族大一统创造了必备的条件。历史经验启示我们，真正实现全面大一统，必须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由中央王朝直接管辖下的各级行政管理机构，如同中原内地，一体进入中央王朝的管理体制内。这就把历代沿袭的名分上的隶属关系，变为中央王朝的管理者与边疆被管理者的行政隶属关系。

清朝按照内外“大一统”的理念，陆续在边疆地区全面设置行政管辖机构。

前已阐述，在顺康之际，废长城，先后在东北地区设置三将军，在内外蒙古按八旗编制，实行札萨克制。毫无疑问，清朝完全统一了这两大边疆地区，并保持了200余年的稳定。

在西北地区，对于刚定鼎北京的清朝来说遥远而陌生，新兴的满洲，与此地蒙古族、维吾尔族毫不相通。自康熙二十九年（1690）向敢于挑战清朝的噶尔丹展开大规模战争为开端，经雍正朝，延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平定叛乱，历69年，先后剿除噶尔丹、噶尔丹策陵、策妄阿拉布坦、阿睦尔撒纳、罗卜藏丹津、达瓦齐等分离分裂势力，最后统一了新疆。高宗宣称：“关门以西，万有余里，悉入版图，如左右哈萨克、东西布鲁特，及回部各城，以次抚定……以亘古不通中国之地，悉为我大清臣仆，稽之往牒，实为未有之盛事！”

新疆统一后，清朝迅速行动，着手创建新的行政管理机构。乾隆二十七年（1762），以“伊犁为新疆都会”，设“总管伊犁等处将军”，管理这一广大地区的军政财经庶务。其下分设都统、副都统、参赞大臣、领队大臣、管理大臣、总管等各级官职，分驻新疆各中心城镇。在南疆回部地区，废除世袭的伯克（维吾尔语，长官之意）制，改为任命制。同时，在各地城镇及军事要冲之地，派驻军队据守。在与甘肃相邻近的汉人地区，设置府州县；在厄鲁特蒙古各部牧民游牧地区实行札萨克制，编为八旗。一地多制，因族制宜，是管理新疆的一大特点。

在青海地区。雍正二年（1724）五月，在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后，世宗就批准实施《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和《禁约青海十二事》，建章建制，首设西宁办事大臣，执掌青海地区的军政大权。在这里，推行盟旗制，按内蒙古方式，将游牧各部落编入八旗。自明以来，青海长期混乱，处于无管束状态。至世宗平息此地叛乱，结束长达近300年失控局面，将其纳入中央王朝管理体制内。

在西藏地区。清以前，历代历朝尚未在西藏地区设置管辖机构，至清入关前，太宗崇德时期，西藏达赖喇嘛遣使赴沈阳，与之建立了政治关系。顺治二年（1645），时为西藏最高统治者顾实汗遣使赴京，表明归附清朝的意愿，对清“无不奉命”。九年，五世达赖喇嘛进京，朝见世祖，封为“西天大善自在佛……达赖喇嘛”，同时也册封顾实汗，均颁发金册金印。以此为证：西藏与清朝正式确立政治隶属关系。康熙时，西藏上层争权，后又有准噶尔入侵，引发全藏动乱不已，清兵进藏，驱准保藏，消除蒙古诸部对西藏的干预，安定西藏，恢复正常秩序，显示清朝对西藏的绝对权威。迟至雍正四年（1726），世宗决定在西藏设立“驻藏大臣”全权管理西藏军政事务，“其大臣更换，皆由特简”。这是清朝在西藏正式设立的特殊管理机构，因地制宜，因（喇嘛）教制宜，与任何边疆地区的管理机构完全不同。西藏政情十分复杂，矛盾多多，清朝不断进行改革，不断完善“驻藏大臣”管理体制。从乾隆十六年（1751）制定《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到五十八年（1793）颁布《钦定西藏章程》，遂使此制得以完善，最终明确规定驻藏大臣的各项职权，确立其主导地位，包括西藏最高宗教领袖人物班禅与达赖的灵童转世人选，必由驻藏大臣主持，通过金瓶掣签规则来正式认定。

“驻藏大臣”制，实为清朝对西藏行政管理的一个独创，真正把西藏地区纳入中央大一统的管理体制内，成为中国领土牢不可破的组成部分。

在西南边疆地区。这里，包括广西、云南，连及贵州，以及四川东南，是一独特的生态之地，向来民族众多，又以“苗蛮”为盛。自元起，在此地区，创行土司制，以当地“蛮夷”部落酋长为土司，管理本部落“土民”。明承袭此制，广设土司。所谓土司，不过是由中央王朝授予当地酋长一官名，世袭不变，双方关系，仅是君臣名分而已。其属地一切权力归土司，故其“土民”只知有土司，而不知有朝廷。可见，土司制仍是唐所行羁縻制，是“华夷之辨”地区遗留的残余。土司制的弊端，与“大一统”的发展不相容，矛盾不断激化，冲突与战争不断。从《明实录》《明史》及方志所见，仅在云、贵地区，由土司引发的各类规模的战争达百余次，以明276年计，平均每两年就发生一次战争。在广西、四川等地，土司战争也频频发生。

土司制是个什么制度？土司制造成的危害已为明人、清人识破，如云南人刘彬所见土司：“彼之官，世官也；彼之民，世民也；田产子女唯其所欲，苦乐安危，惟其所主，草菅人命若儿戏然，莫敢有咨嗟叹息于其侧者。著名学者戴名世更把土司制看成是“天地间之缺陷”！

魏源著《圣武记》，指出：土司“自元迨明，代为边害。”

入清之初，西南土司暂时安定，当圣祖即位未久，康熙三年（1664）初，贵州水西土司发动武装暴乱；四年，云南昆明以东诸土司联合起兵反清，等等。这些土司被镇压后，即予废除。但对整个土司制未予触动。

至世宗即位，为推进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的“大一统”，于雍正四年（1726）夏决策，废除土司制。如云贵总督鄂尔泰说：“云、贵大患，莫如苗蛮。欲安民，必先制夷；欲制夷，必改土归流。”朝廷直接派官治理，一如内地。在“改流”的地区，一律设置府、州、县分级管理。当然，“改流”并非完全和平地进行，遭到一些不法土司抗拒“改流”，引发多次大规模战争，他们的反抗最终以失败告终，清朝为此也付出重大代价。雍正“改流”不彻底，还保留了少量土司，到乾隆时，其中一些土司发动战争，以大小金川土司战事最惨烈。土司制终究不符合历史的发展趋势，不得民心，尤其与清朝在“夷狄”地区实行“大一统”相对立，因此，废除此制，势在必行。自元至明、入清，实行400余年而终结。虽然还保有少量土司至清末，但作为一项制度已被废除。

雍正在西南地区“改土归流”，是一场社会制度的变革，也是管理体制的变革，将元明时推行体制外的土司制度变为大一统体制内直属管理，这才真正实现实质性的国家统一，其意义重大，不可低估。

最后，说到台湾岛，孤悬海中，是中国东南一海疆。早在元朝就在其附属的澎湖设过巡检司。直至清康熙时，圣祖以台湾为中国所属，不容郑（成功）氏政权在台湾搞独立，遂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派遣大军，一举攻取台湾。次年，就在台湾设置行政管辖机构，计有：台湾府，隶福建省，设凤山县、诸罗县、台湾县；军事上，设总兵、副将等职，在选定的城镇分驻八旗兵。这是有史以来首次在台湾设治，正式归入清朝版图，是为中国领土主权的一部分。

自清入关不久，先在东北三省设置行政管辖机构，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共约120余年，最终完成在各边疆地区的行政建制，实现对边疆地区的全面大一统。秦始皇开创的郡县制，直至清代，才把郡县制推行到各边疆地区，合华夷为一体，同属中央集权体制内管辖。至此，中国疆域版图告成，空前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中国”的国名矗于世界民族之林！

下面，引述世宗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他说：“世祖君临万邦，圣祖重熙累洽，合蒙古、中国，成一统之盛，并东南、极边番夷诸部俱归版图，是从古中国之疆宇，至今日而开廓……尚何中外华夷之可言哉！”这是世宗对清前期实现疆域与华夷大一统的准确总结。世宗之后，高宗实践边疆大一统所取得的一切成就，是对世宗这段话的最好诠释。

结  语       

清开国之初，独树一帜，提出一系列反传统的新思维、新思想，首倡“满蒙汉一体”，大破“华夷之辨”，重塑“华夷一体”新关系；再废长城，合华夷为一家，合内外疆土为中国；把秦始皇开创的郡县制，全面推行到边疆，与内地成一体。真正实现民族、疆域、文化与经济大一统，困扰千百年而无策解决的边疆问题、民族问题，在封建王朝时期得到合理解决，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清朝最终统一边疆，是清朝历史的重要篇章，是对中国数千年历史发展做出的一项重大贡献！

END        

文章刊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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