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清云丨 何为美好生活？「美好生活要由当事人去定义」

  何为美好生活？「美好生活要由当事人去定义」

《新异化的诞生》：在加速中追问美好生活（二）

嘉宾丨周清云（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助理研究员）

文字整理与编辑丨叶彬霖

读者：竞争带来的加速是否破坏了我们的美好生活？

周清云：所谓的竞争其实是市场竞争。我们之所以需要市场，是因为整个社会的某些资源是稀缺的，因此共同体用某种方式去决定社会资源的使用，而谁使用则需要通过程序来决定。这个程序就是竞争。而竞争的意义就是以一个大家公认的程序去分配社会资源。这是竞争的本义。只有回到这个地方，我们才能进一步去谈论竞争和加速的关系，及其与美好生活的关系。

罗萨的论述其实暗地里将竞争和美好生活之间的关系对立起来了：因为我们要参与竞争，要不断投入精力、越来越卷，就破坏了美好生活的基础。但就像刚才讨论加速一样，我们也需要讨论什么样的竞争是合理的竞争。这是更为重要的问题。

在法治化的市场秩序当中，竞争意味着各方提供他们认为好的生活方案，比如一款衣服，穿着它就很光鲜或能够穿出感觉来，这就是一种关于穿着的美好生活提案。竞争的方式就是竞争者提出方案，然后通过品质来说服消费者，就是提出我对好生活的理解，然后征求大家的意见。市场竞争和美好生活不是对立的，它是相关各方关于美好生活方案的竞争和对话过程。（可参阅四川大学蒋荣昌教授《消费社会的文学文本》第一章第十节“提出主张、征求同意”相关论述）

这是竞争的正面意义，然后我们再来讨论竞争失败的意义。罗萨在某种意义上夸大了竞争失败的后果，好像竞争失败就一无所有，随时都在担心失败。人们不仅要卷入其中，而且还担心失败之后一无所成，诸如此类的表述。我们如何在规范意义上理解竞争失败？在法治化的市场之下，失业可能是产业转移的结果，也就是说社会不需要这个产业了，比如说智能机出来以后把照相机、收音机、手电筒等很多产品的功能都取代了。失业其实意味着作为人力资源，从业者从原来社会需要而现在社会不需要的地方中解放出来，投入下一个社会需要的地方。

读者：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1843年）中有段话和罗萨说的这种竞争逻辑比较契合：“资本对资本、劳动对劳动、土地对土地的斗争，使生产陷于高烧状态，使一切自然的合理的关系都颠倒过来。要是资本不最大限度地展开自己的活动，它就经不住其他资本的竞争。要是土地的生产力不经常提高，耕种土地就会无利可获。要是工人不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于劳动，他就对付不了自己的竞争者。总之，卷入竞争斗争的人，如果不全力以赴，不放弃一切真正人的目的，就经不住这种斗争。”

周清云：回到恩格斯所说的早期资本主义竞争，不断投入土地、人力等各方面的资源，白热化的决战式竞争。我认为马恩时代的产品生产，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工业化大生产，就是将火力开到最大档位，然后去生产比较均质化的产品，比如钢铁、成衣之类有标准化使用价值的物品。因此，当所有人都生产同样的东西时，必然会导致早期资本主义生产规模的内卷化，因为大家都生产同样的产品，盘子生产出来是为了装东西的，杯子是为了装水不漏。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工厂和你的工厂实质上只是生产同一件产品的不同车间而已。这些生产者都在同一条赛道上拼规模。

在我们进入消费社会以后，竞争方式已经很大程度上发生了改变。竞争不再是规模优势导致整体成本的下降，不是规模的PK。比如衣服，涉及到品牌、设计、营销等多个方面，它的最终使用价值是消费者能穿出自己想要的那种风格来。再比如大家今天用的水杯，都是外形看着很乖，很有设计感的，也就是说你最终买的就是它带给你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们会看到今天就算是日用品的生产者，都不再是均质化的。今天不再是投入的东西越多越好，比如说我生产五万个盘子，就能战胜你只生产五千个盘子的。恰恰相反，你生产五万个盘子出来可能是没有人需要的垃圾。那么大家现在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能够满足个性需求的那些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其实我们的时代比马恩时代的赛道更多了。就算是生产一件衣服，也有可能是成千上万个厂家。厂家之间比的不是谁的规模大谁就能够胜出，而是谁的idea更好。这个idea就是关于美好生活的独特理解。

读者：但是我们会需要这些吗？我们需要这么多花样的杯子吗？

周清云：你不能这样问。传说苏格拉底有一次到雅典的市场上去，看见琳琅满目的商品，他就问：“我真的需要这么多东西吗？”对苏格拉底而言他是不需要的，但是对相关者而言，对当事人而言，别人是需要的。当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包括对消费主义的批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回到当事人去考虑这个问题。什么是当事人？大家去看义乌小商品城有三万多类商品、一百多万种单品，那么我们会不会问一句：这么多小商品谁需要？只有需要的人才知道他需要。

我们不能脱离需要的人去问需不需要，就像你需要的东西对我而言很多都是不需要的，我的东西对你而言也是一样的，但我不能因为我不需要你的东西，我就说你的需要是不存在的，是不重要的。这是两件事情。有很多东西我都不需要，但是有人需要，而市场就是这样一种体制，就是说凡是有谁需要什么东西，他就可以在市场中找到另一个人给他生产。当事人之间相互去沟通。我们不是别人生活的当事人，我们就只能站在外面去看，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自己不需要这个东西，就说它无价值，或者说没有人需要。

读者：但是“需要”不是一件绝对好的事情啊！

周清云：这个也要从当事人的角度来谈。我们不能离开当事人去对他的需要做一个价值评价。

读者：这个需要总会对应到一个生产，比如说你有一个需求，肯定会影响到生产的人。因为生产者无法了解到每个消费者需要什么，所以就要按照最顶格的标准去生产，但是其实并非所有人都需要最高的标准。这种生产看起来很美好，但是另一面是很多的浪费，也是对生产者的剥削，造成罗萨所说的社会加速。

周清云：其实市场的买卖是一个交流过程。生产者会去调研，会去揣摩购买者的心理，然后推测什么样的产品会畅销。这其实是沟通的环节。如果生产的产品消费者不再需要，以后就不会再生产这款产品。生产是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不断的对话中进行的。反过来，消费者的需求本身也是被发现的。到底需要什么东西有可能消费者自己都不那么确切地知道。比如说逛街可能正是因为想买点什么，但是又不确切知道要买什么，所以在不断地逛。

你说的浪费其实是这个沟通探索过程所必要的代价。这种代价毫无疑问是存在的，它本身是我们探索好生活的代价。消费者的美好生活就是在这样的对话中展现的。没有这样一个有浪费的沟通过程，生活无法进展。但是采用市场竞争无疑是浪费最小、效率最高的沟通方式。将这种浪费认定为剥削是有问题的，因为生产者是有风险和收益的，是投资行为。在投资的过程中，生产者是在明确知道收益和损失的情况下去进行投资的。如果工人做了没给钱，我认为这是剥削；但老板亏本，是他要承担的与收益相对应的风险。

读者：但是我们基于这种代价获得的生活，就是美好的吗？社会学能否回答什么样的生活是美好的生活？

周清云：美好生活不能脱离当事人去定义，要由每个人自己去回答美不美好。我们不能站在外面给一个标准去评判别人的生活好不好。这是一种越权的行为。我每天在教室里面给大家上课，然后宅在书斋里面读书，对很多人而言这种生活可能比较枯燥，但这就是我喜欢的生活。要生活的主权人自己去评价他的生活好不好。

读者：社会学到底在研究什么呢？如果我们不能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的话。

周清云：没有谁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没有人有权去定义什么是对所有人而言的好生活。好生活只有每个人自己去定义，而共同体生活的进化则是由大家共同定义。市场就是每个人去定义好生活的地方。共同定义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合力。现代社会是一个自由人的集体，只有把自由人都取消，才可以给定一个对所有人而言的好生活的定义。

社会学主要是对社会现象进行描述性的解释，比如韦伯解释资本主义的诞生，涂尔干解释宗教生活的团契，都只是描述性的。罗萨这本书是对现代社会进行病理诊断的批判理论著作。关于好生活，哲学家可以提供参考意见，和生产厂家提供的参考意见是一样的。哲学家提供精神上的或观念的参考意见，与羽绒服厂家提供的参考意见，在提供关于好生活的参考意见这件事情上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是观念竞争市场或者产品竞争市场上的参考意见。但我们不能说你必须要买这件羽绒服才会幸福，就好像不能说必须按照我的定义去生活一样。我们只能说服别人去相信，而不能强迫别人去相信。这就是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