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二十大精神笔谈 | 关于对“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理解

关于对“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理解

2022年10月16日，党的二十大隆重开幕，习近平总书记代表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在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

一、从西方哲学发展史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转向”的伟大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哲学发展史上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哲学就是爱智慧，是追问，是反思。我们不妨以一种非常粗略的方式简要回顾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进而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西方哲学体系中的地位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作用。

西方哲学26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一般分为四个阶段：古代、中世纪、近代和现代。

古代哲学也就是古希腊哲学，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以公元529年最后一所柏拉图学园被皈依了基督教的罗马皇帝关闭为止，时间跨度约一千年。古希腊哲学，以客体为原则，最为主要的是以自然的本源为研究的对象，追问千变万化多种多样的自然现象统一的“本原”是什么。比如，西方哲学之父泰勒斯提出“万物的起源是水”，赫拉克利特认为“万物起源于火”“万物皆有逻各斯”，留基伯及其弟子德谟克利特提出“原子论”，他们都是在寻求世界统一性的终极存，以“一”来统摄“多”。当然，古代哲学还追问作为“知识统一性”的终极解释和作为“意义统一性”的终极价值。

中世纪哲学，主要包括教父哲学、经院哲学、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间从公元2世纪到16世纪。其中，公元2世纪至5世纪的教父哲学与晚期希腊哲学在时间上重合。中世纪哲学在一般地认为是基督教哲学，可以说是哲学在基督教神学背景之下的特殊形态。基督教接过古希腊哲学的一些术语、词句和学说来论证和阐述自己的信仰。教父哲学主要关注理性与信仰的关系、上帝与世界的关系、信仰与伦理、罪与救赎等问题。经院哲学时代，一些学校成为研究神学和哲学的中心，特别是大学诞生后，经院哲学进入了繁荣时期，哲学家们试图从哲学上逻辑地思辨地证明上帝的存在。文艺复兴时期（14-16世纪），也被称为“人的发现”的时代，人文主义反对中世纪抬高神、贬低人的观点，肯定人的价值、尊严和高贵；反对中世纪神学主张的禁欲主义和来世观念，要求人生的享乐和个性的解放，肯定现世生活的意义；反对封建等级观念，主张人的自然平等。人文主义在宗教神学领域的延伸，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震撼教廷的宗教改革运动，要求消解教会的权威，变奢侈教会为廉洁教会，让外在的权威返回个人的内心信仰。

近代哲学，主要指从17世纪初到19世纪末的西方哲学。近代哲学在宗教迷信中冲杀出来，消解此前塑造的“神圣形象”和“彼岸世界的真理”，并以种种“非神圣形象”和“此岸世界的真理”取而代之。科学取代了宗教，成为知识的权威；人的经验与理性取代了神学，成为我们了解宇宙与人生的基本依靠。近代哲学分为两大阵营，一边是以笛卡尔开始的理性论，一路发展，到康德建构了完整的唯心论系统；另一边是从培根开始，经过洛克发展下去的经验论，后又有费尔巴哈提出唯物论。在近代哲学中，认识论的问题占有重要的地位，于是有人称之为“认识论转向”。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讲：“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指出“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因而两者在自己的结果中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统治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它是我们的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 其实就是人们觉察到“思维与存在”之间的矛盾，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当做最重要、最基本的哲学“问题”来进行研究。

现代哲学，则指公元19世纪后期到今天的哲学。短短的一百多年百家争鸣、流派众多，但西方哲学从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的“实践转向”和“语言转向”不可忽视。这是因为这两个转向超越了近代认识论转向的主观与客观的二元对立，从思维与存在统一的现实基础（实践）或文化中介（语言）出发，去回答和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语言转向”认为世界在人的意识外，但世界在人的语言中，人只能在“语言”中表述世界，语言是思维和存在相统一的中介环节，要以“语言”为出发点去反思思维与存在、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马克思的“实践转向”，认为人的思维的最本质最切近的基础是人类自己的实践活动，“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所蕴含的全部矛盾关系都植根于人类的实践活动之中，只有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出发，才能正确地理解和解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指引着人民改造世界的行动。马克思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实践的观点、生活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是啊！马克思的“实践转向”强调指出了实践活动在认识和改造世界中的决定作用，揭露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以及所有以前的唯物主义的根本缺点——对人的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不了解。

马克思“实践转向”指引我们形成理论应该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并对实践发生发作用的认识，轻视和脱离实践是错误的，从而在根本上与脱离实践、停留于理论的旧唯物主义者划清界限，并进一步形成“实践发展永无止境，理论创新就永无止境”“理论必须联系实际”的观点，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自带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从而能够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马克思“实践转向”指引我们形成动态的而不是静止的、发展的而不是凝固的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认识。我们不再把世界视作由一切既有事实构成的静态对象，而是当作可以通过实践改造并且不断孕育新要素的变动对象。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能动的、改造的性质，从而成为不仅能“认识世界”还能“改造世界”。

马克思“实践转向”否定了费尔巴哈抽象地、非历史地考察人的方式，用唯物主义来理解人类社会，提出人的本质实际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原理。“成为奴隶或成为公民，这是社会的规定。是人和人或A和B的关系。A作为人并不是奴隶。他在社会里并通过社会才成为奴隶”。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中，工人成为机器“活的附属物”被资本家剥削同样是社会的规定，工人本身不是“工人”，他在社会里通过社会才成为“工人”。指引无产阶级要构建的社会关系应该是摆脱了“抽象对人的统治”，与人的自由个性相适应的社会关系，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自由人联合体”。

二、从思维的“至上性”与“非至上性”矛盾中把握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人的的思维具有“至上性”与“非至上性”的双重特征。就思维的可能性、目的性来说，思维是无限的、至上的，但就思维的现实认识活动来说，每一次都是有限的、非至上的。认识是一个不断反复和无限发展的过程。理论作为认识的一种，它对于实践的价值，在于它以自身理想性的世界图景和目的性要求而超越实践，并促进实践的自我超越。但不论人的理论想象空间多么辽阔，归根结底要受制于时代的历史实践水平。所以，人类的任何一种认识，总是“历史的存在”，其合理性是一种“历史的合理性”。因而称之为“相对的绝对”。一方面，从认识的无限性和思维对“绝对性”的追求上讲，它是“相对的”，仍有继续完善的空间；另一方面，它又总是具有历史的合理性、时代的合理性，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是“绝对的”，因而我们需要接受它的规范、用它来指导实践。这种“相对的绝对”规律，造成了理论创新永无止境。一方面由于其“相对性”，决定了理论还有进一步发展和创新的可能性；另一方由于它具有“绝对性”的一面，人们需要用它来指导实践，否则就容易无所适从。公元2世纪右，托勒密的《至大论》提出地球是中心，日、月、行星、恒星都围绕它运行。这本书呈现出了天文学严密、精确而复杂的数学系统，能够近乎完全精确地预测天上行星看似随机的运动，即便在今天，我们只需一点知识，就可以借用这本书来计算火星的位置。然而，一千多年后，公元16世纪，哥白尼就对托勒密的《至大论》进行了修改——天体不再围绕地球运动，太阳取而代之成为中心，地球和其他天体围绕太阳运动。开普勒则证明了哥白尼体系比托勒密体系更加出色，只需借助几个新的数学定律就可以精准描述围绕太阳运行的行星的运动，并且可以达到前所未有的精度。牛顿的三大定律开创了经典物理学体系，但爱因斯坦刷新了我们的认知，都把牛顿力学纳入到了相对论体系当中，牛顿力学成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在宏观低速下的近似解。

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170年来马克思主义能够始终保持蓬勃生命力的关键，就在于它与时俱进地保持了“相对的绝对”。作为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它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使它总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总是能够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回答“时代之问”、进行自我迭代和自我升级，总是能让旧的“相对的绝对”在其“绝对性”难以满足现实需要时，发展为新的“相对的绝对”，持续释放出耀眼的真理光芒。

三、从“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角度把握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就在于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并用以指导实践。”这一部分我想重点突出“指导实践”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行、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不仅在于其本身行，更在于我们用它指导实践。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马克思主义的“行”离不开人的主观能动性，马克思主义自身是“批判的武器”还必须转化为“武器的批判”，才能“行”！运用理论指导实践是马克思主义行的“最后一公里”。这里重点说明两个关键点：

一是要做好理论武装。党的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党的理论武装就要进一步，这是我们革命建设改革的重要经验。我们不仅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还要推进其大众化，让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让最广大的党员和群众所学习、所接受、所掌握、所运用，推动理论成果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但这还不够，还必须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去争取胜利。” 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干，何愁“愚公移山”？

二是要切实联系实际。毛泽东同志曾经非常形象地批判过理论与实际相隔离的现象，至今值得我们警醒。他讲：“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有些同志却在那里‘无的放矢’，乱放一通，这样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坏。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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