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疫情就是命令，命令就是规律

疫情就是命令，命令就是规律

作者：Charles Jouy

纵使经历过非典和禽流感，当隔离、物资限制和登记再次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人们还是不由得想起了福柯。除了无暇顾及其他的重灾区，我们正像齐泽克所说的那样在超我命令不断加速旋转而造成的透明中凝视着它。

辩证法一：自然与社会

我们在中国官媒上听到最多的一句话便是“疫情就是命令”，乍看上去这句话不能再唯物了：客观环境的变化对主观实践提出了不可辩驳的要求，人们必须积极主动地去回应、适应和克服。但仔细想来似乎并非如此：以病毒为对象的是生物学、医学之类的自然科学，只有它们才能回答新病毒是什么、怎么传播和该怎么治愈，可这里已经转变成了政治问题——只要想想谁来替不能开口的自然发布命令，谁又通过宣布当下的例外情形而使命令绝对化，就不难理解。 

这不是一种僭越——福柯在阐述生命政治的时候就通过指认（虽然这种指认不被现代医学体系认可）卫生学早于医学表明权力在本位上要早于知识的内容——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它能正确地反映问题，相反，它是面对矛盾时的局促和自我破坏。每一场大疫情最终得以被控制，往往并非归功于科研的直接成果，而是归功于更公共的生活方式的新治理。在笔者撰稿期间，新型冠状病毒不仅没有特效药和可靠的治疗方案，甚至在快速诊断上也不能将其与感冒区分开来——在傍晚起飞的不只是哲学。因此疫情防控就需要两种隔离，一类是对确诊患者的精准隔离，另一类是更普遍的无差别隔离甚至是自我隔离，后者毫无疑问是对社会关系和生产的中断。

米歇尔·福柯与《临床医学的诞生》

治理问题归根结底是经济的，但面对自然的突袭也只能宕机。宕机的不是社会而是当下社会的治理方式也即其存在的方式，因为无差别隔离的命令不是来自自然而是来自治理的经济要求：虽然总有人给跟不上人口增长的公共空间建设和省去人力物力的社群隔离找不少客观理由，但真正客观的只有行为本身。经济面对未知会陷入弱智，当生产即将遭受不可逆损害的前夕它又会盲目乐观起来，坚定恢复生产。就像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新的阶段性生产关系诞生的分娩，但无论是剧烈的震荡还是新生点都不是经济本身能够预见的。因此两种现象奇异地结合到一起：一方面是医疗人员和物资的极大匮乏，另一方面是众多行业被要求的消极怠工，甚至医院的非疫情相关部门都陷入了停滞（人们忘记了让出床位的其他病患与求诊者）。任何等级制在这种情况下都成了被允许的。

回到“疫情就是命令”上。命令不是来自沉默的自然——后者带来一波又一波的震惊——而是来自缺失科学这一理性中介的社会治理权力，它自以为替自然代言，实际上却是把自己的命令当成了规律：这就像科学与科普的区别，如今科普已经能脱离科学自我繁殖了。人们认为它失职与过分，实际上不知自己已成为其值得付出的成本。它看似精明异常，却因为未知而患得患失，祈求科学的奇迹。

辩证法二：技术与官僚

从03年的非典，到10年的禽流感，再到今年的新型冠状病毒，东方土地的人民对重蹈覆辙感到疑惑：明明经历了两次疫情灾难，收获了医学和治理的各种教训，这次从国家到社会各个方面又都如此重视，为什么还会沦落到这般境地呢？让我们把视角转向治理体系本身。早在韦伯那里，现代国家的治理就被认为只有技术官僚才能承担：官僚从技术中获得其正当性，技术通过官僚才得以实现，官僚的地位层级与技术的重要性趋同吻合（这与韦伯把社会稳定和统一看做非常重要的目标有关）。可事实并不随人愿：在电话、购票实名制的今天，与患者同乘一舱的接触者依然无法被定位，仍需要后者主动报告；各个公共场所门口均安排了手持电子测温仪的人员对进出者进行测温，但因为测量精度非常差而形同虚设；更有甚者，某些地方的红十字会劝捐赠者尽量捐物资而非金钱，因为购买物资需要层层审批，跟不上实际需要的紧迫度。似乎看得见的举措与看不见的效果产生了分离。

制度自信

像大数据这样的技术原本被认为十分契合现代社会治理，福柯的生命政治借此获得了清晰外貌。现代资本主义的传统批评者们惊呼在大数据和区块链技术上治理技术不仅对每一个个体加以分析和分类，甚至还预测了其思想和行为，迎接无产阶级的将是一个黑客帝国式的资本主义。但即便没有这次疫情，这些新式技术也总是在治理上显得非常敷衍。只要回想一下魏延年对中国的研究，这个问题也就不难理解了：官僚与维系社会存在的具体目标之间就像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关系，两者不存在固定的组合搭配，反而前者必须通过不断否定后者才能彰显自己的本质——这就是为什么魏延年会说官僚体系是对每个官僚的反对。官僚体系的自我增殖是任何一种具体技术都无法解释的，它创造着只属于自己的需求。

法国情境主义国际领军人物魏延年重返中国大陆

但就像价值需要使用价值这个物质承担者，官僚也需要对技术保持征用与遗弃。既然任何技术的贯彻都可能导致现有权力关系的破坏——以隔离为例，病房隔离成本太高，家庭隔离又存在社区污染，那么最可靠的方式应当是对几十万个体实施一对一的单独隔离，而那样做势必需要对政府组织和社会生产进行大规模调整，既有的权力关系也就必然受到挑战——那么官僚就必须对技术加以阉割：不仅需要使用价值向价值宣誓，而且“无用”的价值要模仿使用价值的形式来使自身理所应当。萨德的意义就在于此，他解释了权力的色情和色情的权力：色情就是无论环境如何变化，都能回归到生殖器的耗费上，仿佛一切都在为此调情。

被阉割技术的另一个体现便是在知识上。知识现在成了科学的常识化，除了专家无论谁都只需要掌握简单的经验迁移——知识与谣言是相互需要、相互强化的。疫情变化形势对那些远离重灾区的人来说，就像股票交易软件上跳动的数字，只不过换了文字而已。走上电视的专家隐去了科学的复杂和深刻，让无知者深得自在。经过半自觉的阉割，专家在大众面前要么成为侃侃而谈的邻家大叔大妈，要么像死去的李文亮医生那样被塑造为时不我待、含恨而终的体制内英雄（这大概是中国传统的“清官梦”作祟）。尸体招致苍蝇，已逝的事件见证者也招致了作秀的虚假纪念：这些作呕的仪式不是尝试去表达某种不可言说的东西，而是为了掩盖千疮百孔的遗体，好与“理所应当”的无知生活达成和解——丧葬作为意识形态的关键就在于不能把铺张浪费、嚎嚎大哭看作是对死者的挽留。

李医生去世后，很多长期坚持“不信谣不传谣”的人也吃起了人血馒头

辩证法三：家与国

在逆练福柯的人看来，瘟疫会促进整个社会的现代化，正如鼠疫之于欧洲。但这只有在技术与官僚的矛盾激化、后者被打碎并重组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否则的话，治理权力只会在各个层面得到进一步加强。单子化的家庭是现代治理的重要组成：就隔离而言，社区隔离并非作用到个人而是以家庭为单位，街道与家长保持联系，后者就像监工一样负责其他家庭成员的定性以及物资的补充，而封闭的家庭住宅天然准备好了隔离的空间。中文里家和国通常不分，但这不是说中国人有西式的民族国家情节，而是说中国人把家的观念和模式贯彻到社会的各个层面。现代家庭的本质就是隔离。不仅单元化的住宅空间限定了家庭虚假的自给自足，而且社会关系也不允许家庭开放自身——在宫部美雪的推理小说《理由》中，悲剧的核心就是绕开法律和通常社会关系组建的家庭与正常家庭之间的冲突，后者的建立必须断绝任何其他的亲密联系。

家庭与个人主义无关，而是与市场有关。启蒙带来的个人主义实际上是对政治共同体的诉求，因为彻底消灭家庭就是消灭私人空间。认为市场把共同体打碎成一个个原子化个体的看法是错误的，市场反而具有将一切公共事务拉回到私人领域的倾向：这就是市场不可避免的垄断命运，只有尽可能把社会资源纳入到私人的控制下，竞争才会更有优势。家庭不会像垄断那样不断增生，在其存在形式越来越贫乏的今天其根本作用还是在于稳固功利主义的意识形态。国需要家庭，正如国需要市场。

作为这次疫情的标志，口罩不是意味着现代国家的非人性，而是意味着国与家庭的统一性。疫情下的社会生活对“不必要”的部分进行大幅缩减，口罩便是对此的具象化：对生活在疫情恐惧下的百姓而言，口罩不仅是对飞沫的格挡，也是对除了必要交流（交易所需要的交流）外其他社会活动的自觉禁止——在动漫《鬼灭之刃》中，女主角祢豆子因为竹筒封住嘴而凸显出大男子主义视野下极致的女性形象，当下的人们也通过佩戴口罩彰显了国-家对生存的定性和控制。实际上口罩的象征意义已经超过了其实际意义：佩戴什么质量的口罩变得不重要，甚至在有专家做客中国官媒承认飞沫沉降比飞沫喷射危害更大的情况下，人们也不在乎公共场所有无洗手液而只关心封住口鼻。

《鬼灭之刃》的女主角祢豆子

因此，地方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苗头都在家庭的隔离本性中得到了保存。当网民对河南各村暴力挖断或堵塞公路的做法表示赞赏时，人们是否想到了无锡各小区对外来打工者的无差别排斥以及西方对东亚人的歧视呢？很快，对国的治理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特别是当隔离进一步演变成掠夺的时候：大理市政府对重庆市口罩的“征用”让人瞠目结舌，在电影中被塑造的末世个体之间的弱肉强食反而在现实中被看似更文明的社会组织印证了出来。如此看来，一场远不足以毁灭人类的疫情却很有可能诱发社会治理免疫系统的反应性破坏——治理权力各部分、各层级的相互攻伐，使其整体有崩溃的风险。家庭作为国的细胞却蕴藏了使后者致病的基因，它使自然与社会的矛盾得以实现。

这并不是说历史唯物主义者要移情乡土来完成历史的任务，相反，那样的蠢蛋只不过是幻想做未来的使徒约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