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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雨品古诗词丨27:陶渊明《归园田居》

杨雨 经典诗词国学 2021-03-04



中国人爱写诗,也爱读诗。长期读诗的人,不鸣则已,一开口就让人惊艳。长期读诗的人,让人久处不厌,闲谈不烦。在杨雨看来:诗不是胭脂,却会使女人心颜常驻;诗不是羽毛,却会使女人展翅飞翔;诗不是万能的,却会使女人千变万化。今天请一起跟杨雨老师品读古诗词吧!



归园田居陶渊明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说起陶渊明,估计我们脑海里都能马上浮现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桃花源”,一个是“采菊东篱”。他的那篇《桃花源记》我们读书的时候是要求全篇背诵的,最好玩的是,他笔下的“桃花源”原型到底在哪儿,好几个地方还抢得个不亦乐乎,最具有竞争力的两个地方当然就是陶渊明隐居的江西庐山,还有就是湖南常德的桃源。


好了,这桩公案我们暂且按下不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写的应该是庐山,这个倒是应该没有疑问的,因为毕竟,庐山是陶渊明主要的隐居地,也就在今天江西的九江。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首《归园田居》诗,应该也是写于他隐居庐山的时候: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归园田居》是一组诗,有的版本认为有六首,但第六首也有版本认为是江淹的仿作,因此通常的版本认为一共是五首,今天咱们要聊到的是其中的第三首。


《归园田居》组诗都写于东晋晋安帝义熙元年(405)之后,例如其中的第一首,也是最著名的那一首:“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就是写于义熙二年,也就是406年。因为405年,这是陶渊明一生中的最后一次做官,当然也是他最后一次辞官,从此开始了彻底而纯粹的隐居生活。《归园田居》第一首很可能是写于他辞官之后的第二年春天。至于他辞官的原因,就是那个大家都熟知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了。


陶渊明的最后一任官职是江西九江彭泽县县令,就在义熙元年十一月,当地督邮要来视察彭泽县,秘书提醒陶县长:“督邮大人是郡太守派来的上级长官,您得穿好官服、束上带子,穿戴得整整齐齐,备好礼品了才能去拜见。”


陶渊明看着秘书战战兢兢、小心谨慎的样子,不由得长叹了一口气,心想:这位督邮大人在本郡早已是臭名远扬,谁都知道他仗着是奉太守之命巡视各地,每到一处都是耀武扬威,到处搜刮民财。可是,彭泽县并不富裕,我本人更是一贫如洗,拿什么去侍奉这位贪得无厌的督邮大人呢?难道当一方父母官,主要工作就是是一天到晚赔着笑脸、恭恭敬敬地伺候上司吗?


陶渊明一边想着,一边又是一声长叹:“罢了罢了,看来我天生就不是当官的料。我怎么可能为了五斗米的区区工资,就去向那种小人打躬作揖呢!不干了,我还是回家种地去!”说完,他转身就把身上的官印取下来交给秘书,收拾行李就回了老家。


就这样,陶渊明这年八月被任命为彭泽令,十一月主动挂冠,辞去了仅仅上任八十多天的官职,也结束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出仕,回到老家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当了一名真正的“田园诗人”。


从此,陶渊明再也不接受官府的任何征召,与他天天朝夕相处的就是山水田园、父老乡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虽然辛苦,却也自由自在,了无挂碍。春天到了,他起早摸黑,带领妻儿童仆去南山(即庐山)脚下开荒、耕种。每天早上太阳刚探出头来,他就和家人下地干活了——他在前面耕田,妻子翟氏在后面播种,孩子们虽小,却也要帮着砍柴挑水。农活很累,他的心情却很轻快,更难得的是,妻子和他志同道合,并没有一句埋怨的话。


这首《归园田居》其三就是这种农村生活的写照。从诗意来看,这首诗应该也是作于春季或者春夏之交,诗歌描述了陶渊明一天的劳动情形。“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他在南山新开垦的荒地里种下了豆子,高兴地看着豆种发芽成长。因为土地荒芜太久的原因,野草丛生,豆苗稀稀疏疏地长在草丛里,看上去,反而是野草比豆苗还要茂盛得多。


有的老师根据这两句诗,开玩笑调侃陶渊明:“你看他哪里像一个合格的农民?根本就不懂种田吗,忙活了半天,一看就知道没啥成果。”


但其实,陶渊明真正想说的并不是他的种植水平是高还是低,他想说的,只是这种随心所欲的自由状态。因为这两句诗其实是有典故出处的,汉代杨恽曾经写过这样的诗句:“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箕。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报孙会宗书》)杨恽诗句的原意翻译过来大概就是:我在南山下开荒种田,地里长满了野草我也懒得去除掉它,我种下了一顷豆子,结果到了收成的时候只收到了一堆没用的豆茎。萁,就是豆子的秸秆,你还记得曹植的《七步诗》里那句“煮豆燃豆萁”吧?豆萁一般只能用来当柴火烧,吃是不能吃的。可是这又有什么要紧呢?人生苦短还不如及时行乐吧,你想要享受富贵那谁知到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看来,杨恽的原意就是想表达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意愿。顺便说一句,这个杨恽是谁呢?他就是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的外孙,司马迁的《史记》能够流传下来,杨恽是作了很大贡献的。杨恽是官二代、富二代,但他却不好钱财,为人既正直刚烈又狂放不羁,他的万贯家财主要都用来救济那些穷人了。


陶渊明一开始就化用杨恽的诗,这说明,他真正的用意并不是想写自己干农活儿的水平到底怎么样,而只是想强调他真心喜欢这种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田园生活状态。因为自由,所以通往自由必须付出的代价,他也心甘情愿甚至是欢欢喜喜的承担了下来。毕竟陶渊明和杨恽的生活环境是不一样的,杨恽是有钱人,钱多得花不完,他当然可以藐视富贵,表现出清高、桀骜的个性;可陶渊明没那个本钱啊,甚至可以说他就是个穷人。


其实说起陶渊明的身世,还是很厉害的。他的曾祖父陶侃是东晋鼎鼎大名的大将军,封长沙郡公,一度“家僮千余,珍奇宝货,富于天府”(《晋书Ÿ陶侃传》),可谓是富可敌国的豪门大户了。可惜的是,他的后代子孙却并没有将祖辈的这份家业好好传承下来。陶侃有十七个儿子,特别有出息的却并不多,其中几个不争气的儿子甚至在父亲死后为了争夺巨额家产兵戈相向,大打出手,这场内讧使得家道中落成了必然趋势。何况,陶侃本人出身也很贫寒,是凭借赫赫军功才挣得显贵高位,但在重视世族门第的东晋,陶氏家族的寒门出身仍然不被普遍认同,在那些世袭贵族看来,陶侃不过是一个“暴发户”而已,他的后代很难再像他一样建功立业。像陶渊明的祖父和父亲都是无名之辈,而且陶渊明又生逢乱世,水灾、旱灾等天灾不断,政坛上更是刀光剑影、血雨腥风,晚年还遭遇了从东晋到南朝宋易代的政变,生活的大环境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天无宁日”。


陶渊明这样性情淡泊之人显然不可能适应这种混乱的政治环境,但是家境的贫寒又逼得他不得不接受现实。他不喜欢做官,但因为养家糊口的需要,他又不得不违心地几次出来做官。就在他辞去彭泽县令的时候,他还写下了一篇著名的抒情小赋《归去来兮辞》,这篇小赋的序言就老老实实承认了他不得不出仕的原因:“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缾无储粟……”他有一群幼小的孩子,米缸里没有一粒多余的米,家里又没有足够的劳动力,光靠种几亩薄田实在是无法维持生计。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接受叔父的推荐,出任彭泽县令,当时县令除了有一定的俸禄之外,还可以靠种植官地来增加一部分收入。所以陶渊明断断续续的几次做官,主要原因都是穷。很显然,我们心目中那个高雅的隐士陶渊明并不是一开始就不食人间烟火的,相反,生活的残酷现实,曾经也把他压得喘不过气来。只是在几番挣扎过后,他终究没有让自己的精神与人格屈从于现实压力之下,而是及时地超脱出来,舍弃了大多数人都舍不得的官位,用自己的双手自食其力,维护他心中至高无上的自由与尊严。


那么自由的代价是什么?是没有了官方按时发放的工资,一切经济来源都得靠自己动手一点一点去获取了。更重要的是,在晋宋时代,名士们普遍是看不起体力劳动者的,那个时候的名士,享受着世袭的爵位和财富,穿着宽袍大袖的衣裳,挥着麈尾、高谈阔论着玄学才是时尚。当农民?那是要被人瞧不起的。


可是陶渊明呢,终究能够下定决心,从事别人看来最卑贱、最艰苦的活儿,我相信陶渊明在做这个决定之前,内心也是经历过反复的、痛苦的挣扎的。否则他为什么会在《归园田居》第一首中说到:“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呢?这两句诗也有的版本写作“一去十三年”。也就是说,这个挣扎的过程,对于陶渊明而言,无论是十三年,还是三十年,都可以说是一个无比漫长的煎熬过程。换句话说,陶渊明花了至少十三年的时间才想明白,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


陶渊明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一旦他想清楚了,就会毅然决然地去做,而且从此不再后悔。自从辞去彭泽县令归隐田园之后,陶渊明还曾被征为著作佐郎等官职,可他丝毫不为所动,安心地享受着从风雅的知识分子向最朴实、最辛苦的农民诗人的转型。


别人看不起那又怎么样呢?真正的尊严不是别人给你的,而是你自己内心的智慧与信念铸成的。只有你自己才能让自己活得体面而尊严,不被别人的眼光和说三道四所左右,才是真正强大的人。


陶渊明就是这样一个强大而自尊的人。哪怕他每天一大早就要起身,下地干活儿:“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他要先把地里的野草除干净,一直干到明月东升,这才扛着锄头,哼着轻快的歌儿往家里走去。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正是农民最日常的生活状态呀!


田间的小路很窄,草木长势很快,傍晚的露水沾湿了衣裳,让他感觉到阵阵清凉。但衣衫被沾湿没有什么可惜的,这丝毫都不影响他愉悦的心情。“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只要能这样过着符合自己本心的简单生活,不需要低眉顺眼看别人的脸色,他就心满意足了。


最后一句“但使愿无违”,无疑是整首诗的关键句,不需要违背自己的意愿。那么陶渊明自己的意愿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他在《归园田居》第一首中强调的:“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复得返自然”可以说是陶渊明一生追求的终极目标,这里的“自然”不仅仅是指大自然,更是指内心的自然,是一种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人生境界,这是陶渊明一生最大的梦想,如今,他终于实现了。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陶渊明的这个人生梦想真是独具一格,跟绝大多数人都不同。有人可能觉得官场就是一个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但在古代,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官场是削尖了脑袋想要进去,一旦进去就绝对不想、也不能够再出来的地方,因为一个人甚至一个家族的富贵、荣耀、名望包括子孙的前途等等都系于官场。辞官归隐这事儿放在嘴上说说容易,真要做到可是难上加难。而且陶渊明的辞官归隐跟别人还不同,魏晋时代隐士并不少见,可那个时代大多数的隐士本来就是出身于世族大家,即使他们不当官,就靠着自家祖传的成片庄园、成群奴仆就能丰衣足食,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他们根本不用亲身参与劳动甚至非常鄙视体力劳动;他们既有闲又有钱,既可以畅游名山大川,也可以邀集名士聚饮欢宴,更可以吟诗作赋或者著书立说,他们根本不用操心什么生计艰难的问题。像陶渊明这样放下身段,自食其力的名士,几乎可以说是绝无仅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陶渊明才是一个真正的、纯粹的隐士。


当然了,陶渊明毕竟不同于一般的农民,他更是一个具有独特审美眼光的诗人,因此他往往能够从艰苦的农业劳动中跳脱出来,以审美的眼光欣赏着田园里清新自然的春天,也抒发着自己独特的人生感悟。除了田间劳动之外,他最爱的事情大概还是读书和喝酒。“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劳动读书两不误,这是陶渊明最日常的生活方式。“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农村往往在冬季开始酿酒,春天正好酿成,所以称为“春酒”,初夏时节启开醇香扑鼻的春酒,园子里正是蔬菜成熟的旺季,这么好的下酒菜,新鲜水嫩,即使没有大鱼大肉,却是这么清新爽口。


陶渊明还会自己酿酒,著名的“葛巾漉酒”的故事说的就是他。有一次,当地郡守来请陶渊明,正好碰上陶渊明自酿的酒熟了,陶渊明就摘下头上戴的葛巾滤酒,过滤完后又将头巾戴到头上,丝毫不在意一旁等候了许久的郡守。要知道,郡守可是当地的最高长官啊!想想看,换了是任何一个人,自己的身份不过是一介平民,当地的市长专程登门来看望,还有谁能像陶渊明这样的洒脱率性呢?


“但使愿无违”的陶渊明,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绝对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另类,但他却拥有无数隔代知音。他有两个超级“真爱粉”,一个是唐代的李白,“梦见五柳枝,已堪挂马鞭。何日到彭泽,狂歌陶令前。”(《寄韦南陵冰余江上乘兴访之遇寻颜尚书笑有此赠》)李白连做梦都梦见到了陶渊明家,梦到和陶渊明一起把酒言欢、痛饮狂歌。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的宣言,也显然是受到了陶渊明“不能为五斗米折腰”的影响。


陶渊明另外一个“超级粉丝”是宋代的苏轼。苏轼公然宣称他对别的诗人都没有特别的偏好,“独好渊明之诗”,连李白、杜甫都比不上陶渊明,他甚至和了109首陶诗,把陶渊明当成了他这辈子要努力赶超的典范。


李白、苏轼之所以愿意对陶渊明献上自己的“膝盖”,顶礼膜拜,正是因为他笔下的诗句、他的人格风度,他的风骨气节无一不呈现出最真率、最自然、最有尊严的境界。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是不是能够做一个幸福的人,其实并不取决于世俗的标准,标准只有唯一的一个:那就是你是否能够静静倾听自己的本心,无须刻意地避开车马喧嚣,只需在自己的内心修篱种菊,尊重自己的内心世界,便自然而成一种悠然优雅的境界。这样看来,“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人生状态,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真是一样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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