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 陈峰 王雷《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

踌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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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4月25日，《南方都市报》以《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为题率先刊登了由记者陈峰、王雷合作完成的长篇报道。该报道发表后，被各大媒体纷纷转载，使孙志刚案成为当时的社会焦点，最终促使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深入调查“孙志刚案”，并最终废除了《收容遣送制度》，出台了相关的“救助”规定。

当谈及《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这篇报道时，社会公众更多的是从情感出发，赞赏南方都市报的“敢言”，对报道本身的专业性提及不多。然而如果仅仅是“敢言”，而事实不扎实，媒体的影响力越大，越容易容易误导读者。《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的震撼力完全来自于事实本身，而绝非记者的评论和情绪的抒发。

一般来说，优秀的深度调查报道不只是就事论事，还需要具备一定的深度和广度，或者追问制度的缺陷、追问人性的弱点，但是在这篇报道，作者克制自己加入任何主观情感，仅仅用冷静描述客观事实的笔调就足以在读者心中达到平地一声惊雷的效果。陈峰曾表示：“不渗入一个带个人感情的词语”的客观中立的新闻写作风格，和对国内形势和孙志刚事件的精准判断，是《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取得成功的两个重要因素。

社会缺少的不是事实，而是那些能让事实说话的力量。让我们通过记者陈锋和王雷的采访手记来学习作者在报道采写过程中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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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国内知名的媒体人士，拥有超过20余年的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工作经验，曾先后供职于《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等中国主流平面媒体，并多次发表有深度和有影响力的评论和报道，是国内新闻界的知名媒体人士。

陈峰曾荣获CCTV讲述栏目评选的风云记者称号。此后，陈峰进入互联网媒体，历任搜狐新闻中心副总监，和讯网总编辑，酷6网副总裁兼总编辑等重要职务。

“孙志刚案”是中国法治社会进程中具标志性意义的媒介事件和社会事件。该报道也让陈峰一度成为传媒界的“名人”。但陈峰坦言在此之前，“自己根本没有几样能够拿得出来的东西。”刚从历史系毕业的陈峰被分配到郑州一家报社工作时，连简单的消息都写不好，只能艰难地摸索新闻报道之路。 

陈峰于1998年开始接触互联网，并在网上看到《南方都市报》招聘广告后应聘进其报社，他表示自己从此“拓宽了自己的视野，改变了前途”。在南都工作一年后，陈峰应邀到《郑州晚报》任副总编辑，负责报社的日常采编工作。但很快地，他由于自己的性格不适合整天跟着报纸的经营发行、和跟上级宣传部门打交道而毅然离开其单位，并于2003年再次加盟南都，成为该报“特别报道”版面的一名记者。 

进入南都不久，陈峰就在网络上拿到了关于孙志刚事件的第一手资料。当时报社的领导和同事都给予他极大支持。尽管他知道完成该事件报道的可能性很小，但还是下定决心把孙志刚事件公诸于世。谈及当年的收容制度时，他说:“当时的收容制度，从我看到的报道和亲身经历来讲，收容已经变化成为一种地方政府随意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制度，而且已经演化成一种牟利的方式。” 

“南都是一个追求新闻本质的地方，这里总有一种氛围鼓励记者去“触红线，”陈峰感慨道，“在南都，我完成了一个真正记者的训练。” 

孙志刚事件采访记

陈峰

到孙志刚案的线索是在2003年3月底，当时我刚刚来到《南方都市报》，岗位是深度报道记者。虽然我以前做过6年媒体工作，甚至做到了某媒体的高层管理人员，但这个岗位还是没有接触过，所以心里还没有底气──最发愁的就是线索从哪里来。现在回过头来看，孙志刚案件其实是我在深度报道组所接触到的第一个线索。 

那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常去一个名叫“西祠胡同”的BBS，这个大BBS里，有一个小的讨论区“桃花坞”，里面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媒体的朋友。孙志刚死在广州的消息，最早就是被一位北京学传媒的研究生──一个非常善良的姑娘在这里公布的。她说一个同学的同学，莫名其妙的死在了广州，家人正在四处奔波想弄明白原因。 

不知道这则消息为什么没有别人追问，但是出于一个记者的习惯，我还是打电话与那位研究生联系，拿到了孙志刚的同学的联系方式，想先了解一下怎么回事。当时，孙志刚的父母正在广州奔波，希望为自己孩子的死讨一个说法。这个孩子，是他们家里的希望，据说，还是他们村里的第一位大学生。 

当时也没有料到会发生什么，只是隐约预感这里面有大事。说实话，在心里，当时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发表的报道。当然，没有谁说过这样的案件不可以报道。但是在内地工作多年以后，我已经习惯于先去衡量一个报道的风险，而不是这个报道的新闻价值。 

【分析：记者对新闻的敏感性在于，不仅发现了重大的新闻价值，还考虑到了新闻的敏感性：事件在当时涉及当地政府部门的收容遣送政策、流浪人员、社会弱势群体的安全问题。报道涉事部门都是公检法， 必须冒着被上级主管部门截止的风险。】

记不太清第一次见面都有谁了，好像有孙志刚的父亲和叔叔，还有他的同学。就在区域新闻部的办公室里，大家围坐在圆桌旁。 

孙志刚的家属手里只有一张情况说明，没有法医鉴定，甚至连律师都没有。也记不清当时他们的表情，只是能感觉到他们当时那种急于求助又无依无靠的心情，孙志刚的弟弟孙志国说，初来广州，连公共汽车都不会坐，经常坐过站，到处打听着可以到哪里告状，到处碰壁。当时他们一定希望能得到什么肯定的答复，但是我的答复一定让他们失望了。 

我告诉他们这个案子我们会尽力，但是不一定能够报道，希望他们不要放弃向公检法机关进行投诉，同时劝他们找一个律师，尽快做法医鉴定。 

【 分析：尽管陈峰对于这篇报道所能产生的影响力，甚至这篇报道能否公之于众抱有不确定性，从手记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陈峰对孙志刚一家人遭遇和困难处境的同情、对现实的无奈，但是在报道的行文中，并没有对孙志刚家境贫困的描述、甚至没有将孙志刚家人来到广州“讨说法”四处碰壁的情况写出来，尽管这种“桥段”极易引发读者同情与愤怒，但是作者通篇报道几乎没有用形容词、没有流露主观情绪，仅用流畅的叙述和清晰的逻辑呈现出来的事实，情感的震撼力却已经异常强大。】

后来孙志国说，他记得初见面时，我对他们说“不知道能不能报，报出来也不一定能解决，还是要依靠法律”。这些话让他心凉，以为我不肯帮忙。也许到现在他都不一定明白，对一个记者来说，这样的报道，并不是愿不愿意帮忙这么简单。 

在送走他们以后，我跑去找主任王钧，请示这件事可不可以报道，王钧说，可以报道。这是我最早得到的答复，实际上，一直到最后，上级给我的答复大概如此，除了加一些要采写扎实的附加条件。 

不巧的是我当时接到别的采访任务，要出差到外地，按当时深度组几个人的大概分工，王雷负责广州本地的深度报道，于是把这个线索交给了王雷，实际上，从4月初开始到20号左右，一直是老王在追踪采访这个线索。

【由于陈锋临时被分配到了其他任务，中间有一段时间由王雷继续追踪采访这个案子，王雷的采访内容后来被编辑整理成为了报道中“孙志刚死了”和“孙志刚是被打死的”两部分中非常重要的主要框架和线索。】

那段时间我连续出差，先去海南，然后去上海南京，在海南的时候，还接到了孙家人的一个电话，很绝望，说陈记者，你让我们去的部门我们都去了，没人管我们呢，我们得靠你们了。　 

大概在20号左右，我还在外地的时候，接到了王雷的电话，他说法医鉴定结果出来了，孙志刚是被打死的，虽然早已经想到可能会是这么一个结果，但是真听到了，一时间仍然很难以接受，毕竟这是一个年轻的生命，怎么能如此无声无息的逝去。 

其实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非常接近事实了。 

等我回到广州，看了王雷拿到的法医鉴定，当时他用双手比划了一下孙志刚背部的巨大出血区，弄得我浑身发凉———凶手下手太狠了。当时确实太震惊了，以前也看到过类似的报道，但是都没有像这次如此明确的证据。我们把情况向副总编杨斌做了汇报，再次得到可以报道的确认，杨斌反复叮嘱，一定要采写非常扎实，完全以事实说话。 

【做相关政府部门负面报道的深度报道的记者，采访过程难免碰壁导致信息采集不全面，如何运用手中十分有限的信息资源来组织一篇真实客观、“完全以事实说话”的报道，值得每一个新闻人深思。】

大家都知道事情很严重，不能出差错，两个人商量着来，总是比一个人强。严格来讲，我和王雷只合作过这一次，也是合作最成功的一次，从此我们成了好朋友。 

因为之前老王已经采访了很多，接下去，我们的任务就是分头去采访材料中所涉及到的各个部门和核实孙志刚生命中最后一段时光的行程。后一个任务比较容易，我们找到了孙的朋友和家人，一遍遍的核实他们所知道的细节，和孙志刚家人的每一次通话，他们很配合。 

各个部门的采访就不太容易了，4月24日那一天，我们先去了所在地派出所，派出所没有让我们进门，请我们直接到分局去联系。到了分局，又说此事很复杂，请我们先和市局联系。等到了市局，在门外站了一会，得到的答复是先传真采访提纲吧。 

传真提纲是要传的，但是我们没有抱希望得到答复。 

下午的时候，我们狂奔到收容站，一样是没让进门，转到上级主管部门民政局一个处。在那里，终于得到了孙志刚案唯一正面的回复——在别的部门我们都被扫地出门,出于这个理由，我一直很感谢民政局那位领导，真心感谢。 

之后我们坐着主任派的车，直奔医院而去。事发的医院很远，远到我不了解的地方。让我现在去，我还是一样找不着这地方，所以后来有人来想拍这家医院时，线路图就只能劳驾方位感比我强得多的老王了。 医院的保安非常好，什么都没问，就打开了大铁门让我们进去了──可能是我们开的车还比较气派。但是进去了之后很快我们又出来了——被轰出来了，出去的时候保安兄弟看上去就不是很高兴了，我一直怀疑他会不会挨训。 

在那个医院的一间屋子里，好像是有很多监视器的屋子里，有个人大声的让我们出去，没有任何解释，也没有让我们找任何人，只说“出去”。那个医院里有一股非常难闻的味道，收容人员救治站的小楼里味道就更难闻了，而且有莫名其妙的喊叫声，无论如何，在那里工作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很佩服那些医务工作者，当然下手打人的护工们除外。 

当天下午6点我和王雷按编辑的安排，开始写稿。之前编辑陈志华和副总编杨斌已经来和我们讨论过思路。晚上9点半，我们交了6000字的稿件。其间又麻烦老王打了几个电话补采了一些细节，新闻就是这样的，永远在你写的时候，才会发现有些地方没有采到。最后的标题是杨斌定的，本来大家觉得是不是应该突出一下孙志刚大学毕业生的身份，后来觉得不妥，杨斌觉得还是突出一下被收容者的身份，“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这个简单而有力的标题，就这样定下来了。

【事先商量明晰写作思路，两人在三个多小时里完成6000字的稿件，足见记者深厚的功底。

新闻报道最重要的是对新闻价值的判断和新闻核心意义的挖掘，语言的作用仅在于将事实交代清楚而绝非渲染或者煽情以至流露倾向性。】

配图是景小华的，他本来是我们的文字记者，因为对摄影有兴趣，转到了摄影记者上。他拍的那个孙志刚弟弟孙志国拿着哥哥自画相的那张照片，后来传遍了网上。孙志国在画相后面露出的双眼，也成了此案中流传最广的一个时刻。 

我们按领导要求，一直等到了夜里12点，一块看出来的大样。当天晚上回家一晚上没有睡好，也许是写稿印象太深了，躺在床上脑子里乱成一团，等到迷迷糊糊睡去，已经是早了了。没过一会，就又被主任叫了起来，说报道影响很大，让我快上班。 

等我到了办公室，王雷已经坐在办公室里，一手抓着传真，一边接着电话。当时新浪网上已经有了几千条评论，我们的热线几乎被打爆，一位老板说，他曾经被收容过6次。 

6月1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草案)》，“孙志刚”这个名字，终于将写入历史。那天我在湖南采访，为了庆祝，我专门找了个地方喝了一杯。 

孙志刚：公民权利的符号

王雷

2003年3月17日，孙志刚在广州街头被收容，三天后他被发现死在了收容救治站。这条新闻一度离我们那么遥远，孙志刚的家属们在各个部门忙于奔波，却没有主动找报社。经过一番曲折的过程，孙志刚一位高中同学的大学同学，与陈峰的一个网友认识，这名网友是北京的一位记者，她把消息告诉了陈峰。

这时，深度刚刚成立，我半年多前从内地媒体到《南方都市报》做机动记者，陈峰抛下河南一家报社副总编的职务，也来深度报道。我们还有很多同事以前是内地媒体的主任，大家来到广州，进入《南方都市报》做普通记者、编辑，大概都是为了那珍贵的理想。

没想到，检验理想的风暴竟来的这么快。

陈峰见到孙志刚的家属们时，他们其实已经掌握了不少证据，包括孙志刚被收容的《城市收容三无人员询问登记表》、收容站的离站征询意见表、救治站病历和护理记录、死亡证明等文件。这些文件已能大体勾勒出孙志刚被收容后的经历，却无法回答孙志刚真正的死因。

《死亡证明》上写的是“猝死。脑血管意外，心脏病突发”，但家属印象里，孙志刚没有心脏病，而且在殡仪馆，他们看见尸体有许多伤痕。

对“猝死”的文字定义是：看来貌似健康的人或病情经治疗后已稳定或正在好转的患者，在很短时间发生意想不到的非创伤性死 亡，“猝死”的主要原因是心脏病。几年后我才理解猝死的真正含义，随后采访的几个案件，当事人莫名其妙死亡均被定为猝死，尽管他们都没患心脏病，但鉴定结论却与孙志刚的惊人相似——“心脏病突发”。

为了规避报道可能带来的风险，我们尽量小心，甚至宁愿违背新闻时效性原则。其实我们去殡仪馆，拍下孙志刚满身伤痕的照片，难道就不能发表吗？为了拿到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我们决定等，等中山医科大学的法医鉴定结论。

这种高度紧张的警戒心，恐怕是记者职业的特色之一。几天前福建的飓风报道，就让福建省高官大怒，公开指责媒体夸大死亡人数。在他们的逻辑里，记者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都是虚幻的假象，只有办公室统计的数字才是唯一真实。记者自己下去采访，写了报道，就违背了纪律，就应该受批评甚至处分。为了安全，记者只好发已经统一口径的新闻，或者干脆放弃。我们在中山医科大学做出正式的死亡鉴定结论后才报道，就是一种损失时效换取安全的不得已办法。

【点评：只有医生才能解释一个人的死亡原因，媒体不能。“抢新闻”早已植入新闻工作的基本价值观，而一次次在追求即时性中出错损害了媒体的公信力。对时效性的追求不能以牺牲真实、准确为代价。去年中国国际电视台发布了袁隆平先生去世的不实消息，即是为了抢先注意力，而非为满足受众的知情权。】

这份鉴定结论成为孙志刚案报道的基石，它写明“孙志刚符合大面积软组织损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翻译成通俗的话，孙志刚是被打死的。在同年的黄静案中，中山医科大学法医鉴定中心教授实事求是的工作尤其可贵，黄静案做了五次死亡鉴定，竟然每一次的结论都不一样，而孙志刚的鉴定则一锤定音。

孙志刚死了。孙志刚是被打死的。孙志刚是被谁打死的？要回答事实，只有继续采访，挖掘事实。

孙志刚被收容后历经三个场所：黄村街派出所，广州市收容站和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民政局的人说人死在医院，要我们去找卫生局，卫生局把我们支到了医学会，在孙志刚死的医院，保安连大门都不给进，想要回志刚临终前穿的衣服，他们说‘永远都找不到’，再去，没人理睬，还派五个人堵在门口不让进……”这是孙志刚家属奔波一个月的收获，现在，该我和陈峰去调查了。

【调查前前后后历时一个月，首先从孙志刚的朋友和同事开始，然后是相关的医疗机构，同时，他们走访了广州黄村街派出所、广州收容遣送中转站、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给事件的另一方以机会来说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调查是充分而且中立客观的，排斥了先入为主带偏见的眼光，事件的所有牵涉者都有发言的权利和机会。】

第一次，我扮做孙志刚的大学同学随着家属暗访。在天河区公安局一楼大厅，等了20多分钟，一名女警察下楼，让我们去找市公安局督察处；在检察院，工作人员开会，等了半个多小时也没散会，只好留下了一份材料；在收容救治站，果然连大门都没能进去。

门口的保安问我们找谁，孙志刚的父亲不知道该找谁，他说想要回儿子的衣服，保安说烧掉了，以后别来了。我亮明记者，用传达室电话和一名值班医生通话，医生根本不理睬我，我被激怒了，非要进去，保安们上来拽我，孙志刚的家属也赶忙把我拉开，保安们“哗”地锁上了大铁门。

真相也许就在门后，但你永远也无法接近。 第二次，我和陈峰去救治站，为了想办法混进去研究了半天，结果却简单无比，我们坐报社的车，在门口按了一下喇叭，保安根本没上前询问就开了铁门，我们噌地开了进去，把已经掏出来捏在手里的记者证又放回了包里。

我们走进救治站说明来意，里面的人倏地站起来，吼着：“出去！”

回到报社，我通过114找到广州市脑科医院电话，终于采访到一名医教科负责人，她说医院里装有摄像头，医护人员随时监控，不可能是在医院挨的打。在广州市民政局，一名处长对我们说“有99.9%的把握可以保证，收容站里是不会打人的。”

时至今日，孙志刚挨打的录象仍没有公开，正如黄静尸检的照片没有公开一样。2003年4月24日晚12点，在《南方都市报》5楼编辑部，副总编杨斌，编辑陈志华，陈峰和我每人手里拿着一张小样，做报纸付印前的最后一遍检查。

【后来据王雷自己回忆，他第一次见到的是孙志刚的舅舅和弟弟，舅舅一直不停地哀求记者帮忙替孙志刚申冤，弟弟孙志国自始至终一句话也没说。在此之前，他们已经一次次到政府部门、各级人大、公、检、法、信访部门反映情况，却始终没有得到积极的答复，有的部门甚至连他们的申诉材料都不愿意收。城里的公共汽车也常常让人晕头转向。他们几乎已经绝望了。“孙志刚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座山，每一次行走，都会看见。它提醒我记者的职责，让我对个体的权利与命运投入更多的关注。”王雷如是说。】

“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几个粗黑的大字横贯两个板，五千多文字排列在一起，照片里孙志刚和弟弟孙志国的眼睛逼视着前方，评论部编辑孟波写的“谁为一个公民的非正常死亡负责？”也已经上版，一切采编工作都已完成，明天一大早，几百万《南方都市报》的读者就会读到这条新闻，而现在，报纸小样就静静躺在办公桌上。

这一刻，每个人心里突然都有些惴惴不安。文章见报后会发生什么？

【以下内容来自钱江晚报对原作者王雷的采访《他用生命唤起对个体权利的关注》：4月24日，王雷陈峰采访完回报社已是晚上六七点，本想第二天再写稿，但杨斌让当晚写出来、上版——怕夜长梦多。这个稿子不光关系到收容机构，还牵涉到公安和卫生系统，杨斌要估计到各种可能。“晚上9点多，稿子写完，编辑陈志华上版。我、陈峰、陈志华、杨斌一起捧着版样看。有人提议定个煽情的标题，突出孙志刚大学生身份，但很快被我们否定。我们就是用最冷静的方式陈述事实。现在回头看，《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没用多少技巧，但它仍是个好稿子。冷静地把事情说明白，这不就是新闻稿追求的品质吗？那天从报社出来已是晚上十点多，还没吃饭，我和陈峰在报社门口小摊上各要了一瓶啤酒，吃了碗河粉，相互开玩笑说明天报纸可能大卖……】

尽管从记者手记里我们作为读者嗅到了很多可以煽情的、可以引发公众愤怒的“桥段”，但是正如陈锋自己所说的那样:“一个记者，在任何时候，都要尽力做到冷静和克制，当然这很难做到。我们不能把自己的角色混同于一个普通的读者或者公众。如果一个记者报道的是事实，而且是经得起推敲的事实的话，你的任务可能就已经完成了。我们所做的，其实只是报道事实而已”。

“忠于事实”是新闻报道中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用简单而平实的语言使报道始终遵循着这一最基本的原则，保持一种客观冷静的风格，没有滥施同情、也没有煽情、偏激和冲动，任何先入为主的道德评判都会导致报道的倾向性从而破坏新闻的客观公正。

《南方都市报》对孙志刚案的报道使我们看到了我国舆论监督的趋向成熟，准确而客观地报道事实，尽可能完整清晰地还原事实，以此使事实本身具有其本身就具备的生活中真实事件的不同寻常性和震撼力。

记:孙志刚事件报道时，他已经死了一段时间。今天他的家人和同学找了很多部门，没有任何结果，但被媒体报道后，事件得到了比较好的处理。你怎么看媒体的作用？

陈:如果是记者能报道事实，经得起推敲的事实，你的任务可能已经完成了。之后的事件发展迅速，包括有关部门的回答，包括孙志刚家族得到的赔偿，包括废除收容制度。这是社会学者，包括政府相关领导，正在拨号努力。我们所做的其实只是报道事实。

记:可以说，之后孙志刚事件影响了收容制度的废除，推动了我们社会文明的进步。你如何评价记者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陈:是社会共同的舆论推动了孙志刚事件的进一步迅速发展。但是，正因为记者的存在，告诉别人事情的真相对很多参加者来说很重要。记者是社会的阿望员，不是发出警告，而是告诉别人这个社会怎么样。所以记者一定要报道事实。否则，你的作用就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