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平、薛俊文||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总体性”阐释
第129期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的重要讲话中庄严宣告:“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随后,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再次强调,“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2];新时代要“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并同时强调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独创性、特殊性与创造性,即“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2]。
那么,应该如何科学看待我们创造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学界普遍认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具体形式”[3]。我们认为,“现代化”是“现代文明”和“现代社会”的必然趋势。“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内置、表征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文明形态”的核心架构和内在逻辑。那么,马克思恩格斯怎么看待“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又应该作何阐释呢?本文在揭示马克思主义“现代化”释义的基础上,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总体性”构成及其特征。
为科学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也为增补学界所遗漏的“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释义,我们首先揭示马克思恩格斯视域中的“现代化”概念。
现代化“由谁以及在何时提出都还没有确切的答案,不过,它的内容与人类对社会变迁的认识有关”[4]。“现代化”可追溯至西方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它表达了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相较于过往文明所发生的“无与伦比”和“横扫世界”的深刻变革。“‘现代化’一词,作为一种广义概念用来取代早先的一些概念,目的在于把握、描述和评估从16世纪至今人类社会发生的种种深刻的质变和量变”[5]。但由于民族史及其制度因素等差异,加之“现代社会”包罗万象,因而人们对“现代化”的起始、特征、标准及意义尚无统一说法。甚至在诠释学层面形成了如“经典现代化”“后现代化”“多元现代化”“反现代化”“依附现代化”等众多学术流派。尽管存在分歧,但较多认可“现代化”是指“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6],即“人类社会从以手工劳动和自给自足的小生产为基本特征的社会,向以机械化、社会化大生产为基本特征的社会的转变过程”[7],其特征是“工业化”“市场化”“民主化”和“科学化”[8]。
碍于时代特点和语境差异,马克思恩格斯并未明确提出今天意义上的“现代化”概念。但通过视域融合的解读路径我们会发现,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年代正值资本主义经典现代化急速发展之际,因而在某种意义上不仅有现代化思想,而且极为深刻。“现代化”一词曾在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中多次出现,并在用法上专指“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的现代社会”。对于前者,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虽然已扎根于英国,但是封建残余仍在,资产阶级新政权的任务就是要使“带有封建外表的古老英国变成按资产阶级方式组织起来的较现代化的国家”[9]。对于后者,马克思曾明确指出,“‘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它或多或少地摆脱了中世纪的杂质,或多或少地由于每个国度的特殊的历史发展而改变了形态,或多或少地有了发展”[10]P313。那么,“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现代化”概念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视野中应该作何种阐述呢?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人的依赖关系阶段”,社会发展受制于自然经济形式,因此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政治体系缺乏民主、人身依附关系笼罩、生产力与分工水平低下、交往被局限在区域史和民族史的“传统社会”。在“物的依赖关系阶段”,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人类社会在各方面都朝着“现代性”不断演进,形成了以大工业和雇佣劳动为主要标志的“现代社会”。“现代资产者”和“工业中的百万富翁”[11]P273 通过商品交换消灭了生产、财产、生产资料、劳动力的分散状态,组织起来了现代意义的政党、法律、阶级、关税等国家法权体系,使得民族史转变为世界史,“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1]P277。因此,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尽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严重弊端,但它比之“人的依赖关系”的“传统社会”则是一种历史性的文明进步。这也是他们把资本主义社会称为“现代社会”“现代文明”的重要原因。
马克思恩格斯曾论述了“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对“传统社会”及其“传统性”的颠覆和对“现代性”的构造。如权力本位弱化、理性主义凸显;民主型、契约型关系开始取代依附型、特权型关系;工业生产开始取得支配地位;人口、资源等生产要素开始大规模流向劳动分工细化、生产率水平高的中心城市;集权与分权开始协调分配、公权得到民主宪政制衡;大众文化开始取代文化垄断;个人财产保护和自由观念深入人心等。若我们先不论资本主义这一“现代性”的本身缺陷和局限,而仅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现代社会”的起源出发,则“现代化”就是“现代社会”不断破除“传统性”并不断获取“现代性”的发展过程。当然,这种“传统性”和“现代性”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民族国家和不同制度体系中都有不同内容。比如,就拿马克思眼中的共产主义来说,这种“现代性”构建“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由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11]P462。但就“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来说,受生产力水平影响,这种“现代性”并不排除“劳动是谋生手段”“同一交换尺度”等“资本主义权力”,即“旧社会的痕迹”的“传统性”。
马克思恩格斯在阐述“现代化”概念和肯定资产阶级在历史上的革命作用的同时,也指明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弊端和历史暂时性。直言“不论它较之旧制度如何合理,却决不是绝对合乎理性的”[12]P526,因为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11]P273。由于这一现代化模式根植于西方特有经济哲学传统,现实中一味夸大私有制、市场化、资本逻辑的主导性社会功用,相比之下缺乏公有经济基础与宏观干预之手,缺乏对社会两极分化的根本遏制,其结果只会造成人与人本身、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对立状态和全面异化,使人类现代化陷入资产阶级为自己挖掘的陷阱中。所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局限性和它的仅仅历史的、过渡的性质;证明了它不是财富生产的绝对的生产方式”[13]P270,无产阶级“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的那种更高形式”[10]P60,“现代社会主义力图实现的变革,简言之就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以及通过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来建立新的社会组织”[10]P272。
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历经各种艰辛探索,最终由中国共产党人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的现代性批判与重构理论和关于东方社会“亚细亚生产方式”特殊的社会结构理论,在跨越“卡夫丁峡谷”过程中采取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现代社会主义”定向。随着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加之历经40多年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在取得两大“世界历史奇迹”中开辟出了一条区别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新型现代化道路与新型现代文明。
首先,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些现代性因素。但从“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目标,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属性”[16] 的层面看,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制度建构阶段才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实质意义上的历史起点。原因在于这一阶段蕴含着中国现代化的真正展开。1949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使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地向着现代化发展”[17] 的任务,随后,党中央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掀起了生产资料改造与工业化热潮。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和苏联援助的156个重点项目开始,我们就正式以工业化为指标推进现代化。其次,依据时代条件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定向,可将中国现代化历程总体概括为四大阶段:改革开放之前以计划经济、单一行政主体、重工业优先战略为特征的现代化起始阶段;从改革开放到党的十五大之间以市场经济、二元所有制结构、二元分配关系和工业化为特征的现代性构建和现代化形成阶段;从党的十五大到党的十八大之间以新型工业化、城市化、市场经济为特征的加速发展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进入以新型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基本经济制度创新、现代化经济体系建构为特征的新发展阶段。中国现代化的不同历史阶段不仅映射着世界现代化、全球化的时代特征,在关联性上还呈现出相互联系、互为条件、层层递进的关系。
国外现代化理论范式多从制度安排来考察现代化进程,如“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但从本质上来看,西方学者对现代化的制度设计遵循个人主义与自由竞争原则,是名副其实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的现代化之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制度安排在价值理念设计上均遵循社会主义和现实国情的双重原则,既保证社会整体利益与社会公平,也注重社会活力与发展效益。中国现代化极具复杂性,因而在制度设计层面也呈现出总体性特征,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个领域及其各自领域的内部。比如,中国现代化在经济领域的现代性制度建构就体现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这一条主线,并具象化为公有制与非公有制、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组合而成的基本经济制度。在所有制、分配制度与经济体制的内部,又包含着公有制主体地位、国有经济主导作用、非公有制健康发展、按劳分配主体地位、要素分配市场贡献分配原则、市场资源配置决定地位与有效有为政府干预等具体制度安排。这种总体性的制度建构既遵循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也符合中国国情,昭示着它与以往任何现代化模式不同的独创之处。
从中国古代《礼记》中的“大同社会”,到西方社会《乌托邦》中的“财产共有”,从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到《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及其财产共有形式一直是人们不断追求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源于人类的社会改革理想和早期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后者为人类规划了一个“财产共有”“没有货币”“人人劳动”的美好图景,但是由于没有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因而无法揭示这一美好图景的形成过程,社会主义仍旧是头脑中的平均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凭借科学的哲学世界观与方法论,使得“财富源泉充分涌流”的“共同富裕”真正成为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但碍于时代局限,人们在实践中对社会主义的这一特征产生了一些误解。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人逐步认识到“贫穷”“平均”都不是社会主义,只有基于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随后,中国共产党人把“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之一。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又将“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作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21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内容与目标。针对未来国内经济形势,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是分阶段促进的战略,“要发挥分配的功能和作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的调节力度。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和社会群体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完善公共服务政策制度体系,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领域精准提供基本公共服务”[21]。就内在规定看,社会主义属性与现代化相结合,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必定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道路。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现代社会”或“现代文明”起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制度文明构建时期。对西方社会而言,“现代文明”和“现代化”是一场以“资本关系”为中轴的“现代性”构建过程。由于这一现代化理论范式与实践模式存在严重弊端,因而引来了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反思与重构。而这一“重构”却昭示了两种不同的“现代性”构建路径。前者主张在借鉴资本主义现代化文明成果之上对其制度文明的根本性改造,而后者本质上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框架内对其现代化模式的解构、修复与再造。
正当苏联和西方各自按照这两种不同路径进行“现代性”构建之际,中国被迫卷入了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历史潮流之中。鸦片战争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和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历经革命、建设、改革、复兴四大阶段的“现代性”构建,在取得“世界两大奇迹”中开创出了一条不同于以往现代化理论范式与实践模式的新型现代化道路与现代文明。
这条新型现代化之路并不是自然始发,也不是单线递进,更不是重复别人所走之路,除了曲折性与探索性之外,其内容与特征还都具有复杂性和独创性。为揭示这一规律,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之上,为区别于当前研究思路与研究范式,在论述、补齐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现代化”释义的基础上,鲜明提出“总体性”方法论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内容与特征。
[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07-02(2).
[2]习近平.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N].人民日报,2021-11-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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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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