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淑梅||马克思的文明演变思想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第130期

在马克思之前，思想家们从三种路向探讨了资本主义文明社会：一是论证资本主义文明社会的永恒合理性，二是主张返回到人类简单需要的原始状态，三是提出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社会的未来社会的空想。马克思从人的物质生产劳动出发，提出了人类文明演变的思想。马克思认为资本具有二重性，资本打破了人对狭隘的人群共同体的依赖，但又迫使人依赖物化社会关系；资本为了逐利刺激生产力发展，却又无法驾驭生产力；资本通过缩短工人必要劳动时间榨取剩余价值，使社会有了大量自由时间；资本以殖民侵略和掠夺方式促使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在资本的统治下，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社会生活关系、政治关系和精神文化关系都扭曲了。资本的内在矛盾促使其走向解体，被社会主义的高级文明形态所代替。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使它们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文明；资本；社会主义；人类文明新形态

     在西方近代，生产力迅速发展，社会交往关系日益普遍化，社会生产和生活显著变化，文明、进步成了引人注目的话题，一些思想家对文明、进步进行了考察和评判。近代思想家提出三种不同的研究路向，有人论证资本主义文明社会的永恒合理性，有人主张返回到人类简单需要的原始状态，还有人提出超越现代文明的未来社会的空想。与上述思想家不同，马克思通过剖析资本的内在矛盾，提出了人类文明演变的思想，揭示了超越资本统治、实现人类解放的历史必然趋势。我们要以马克思关于人类文明演变的思想为指导，认清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条件下，全面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自觉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01

西方近代思想家考察资本主义文明社会的三种路向

     文明体现着人类特有的生存方式和发展方式，然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的交往关系狭窄，人类文明的发展极其缓慢，以致人们难以觉察到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工商业的兴起，使得经济迅速发展，社会面貌显著改观。与此同时，各种社会问题日益凸显。这种巨大的社会变化使得社会文明、进步及其社会问题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有人赞扬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进步，有人指责文明、进步是为了粉饰社会退化和野蛮。具体而言，近代思想家分别提出三种理解和评价资本主义文明社会的路向：资产阶级思想家往往肯定现代文明社会，论证其永恒合理性；粗陋的共产主义者针对现代社会人与人不平等的弊 端，主张返回到人类平等的原初状态；多数空想社会主义者尖锐地谴责资本主义文明社会包含的 野蛮和退步，主观构想出未来理想社会，用来同资本主义文明社会相抗衡。马克思基于现实个人的物质生产劳动，具体、历史地理解人类文明及其历史更替，提出了科学性和价值性相统一的人类文明演变的思想，阐明资本主义文明社会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过渡性阶段，它的内在矛盾使得它终将解体，被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高级文明形态所代替。

      在历史上，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兴起，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人们的社会交往关系日益普遍性。人们的商品交换好像遵循自愿交易、等价交换的原则，古典政治经济学根据商品交换的这种表面形式，断言资本主义社会是人人自由平等的永恒合理的社会，是国民财富永续增长的社会。不可否认，古典政治经济学也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阶级差别，亚当 ·斯密就提出，文明社会由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三个不同阶级构成，但他认为各个阶级以平等的权利分别获得工资、利润和地租，这是他们各自应得的收入 。^[1](P240) 马克思批判道，古典政治经济学虽然自称研究经济事实，却停留于资本主义交往关系的表面形式，把资本主义社会永恒化了。

      同古典政治经济学一样，资产阶级哲学也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合理性作论证，这在黑格尔哲学中典型地表现出来 。黑格尔把历史理解为自由意识发展的历史，在他看来，在东方专制制度下，只知道君主一个人的自由，在古希腊罗马时期知道一些人的自由，在现代日耳曼民族则知道所有人的自由^[2](P149)，他以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合理性作辩护。黑格尔虽然承认现代市民社会存在各种特殊 利益的对立，但他认为那只是国家观念的外在形式。国家政治生活代表着普遍利益，是保障人人自由的制度。马克思批判道，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法哲学是其逻辑学的应用和补充，黑格尔的逻辑学描述的是哲学范畴逻辑推演的过程，不同范畴之间的矛盾运动和转化只是外在形式，它们在思想本质上是同一的 。黑格尔的逻辑学是如何构造的呢？马克思指出：“逻辑学是精神的货币。”^[3](P202)逻辑学与货币相似，货币是衡量各种不同商品的一般等价物，而逻辑学则是描述各种不同范畴在思想实质上的等同性、同一性。也就是说，商品交换采取的是不同商品之间的抽象同一、等价的形式，逻辑学表述的是不同范畴之间抽象思想上的同一 。作为逻辑学的运用和补充，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描述的是观念的发展史，他的法哲学所说的否定私有财产和国家等只是精神活动，实质上是为私有财产和国家 等进行哲学论证。马克思由此认为，黑格尔哲学在实质上是非批判的、保守的。

     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和黑格尔等人将资本主义文明社会永恒化的观点不同，一些思想家看到了 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的弊端 。卢梭描绘了人人平等的“自然状态”，认为人类由自然状态向文明状态 转变虽然带来了科学、艺术等文明的进步，但这同时也是人的异化，他留恋非异化的“自然状态”。他承认人们无法返回到“自然状态”，但可以通过自由地订立契约、达成“公意”，建立人人平等的“人民主权”国家 。^[4](P22-25)粗陋的共产主义针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有财产和无财产的对立，主张倒退到没有私有财产、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原始状态 。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对私有财产的否定不是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而是“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贫穷的、需求不高的人——他不仅没有超 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的简单状态的倒退，恰恰证明对私有财产的这种扬弃决不是真正的占有”^{[3] (P184)}。在这里，马克思既批判了粗陋的共产主义，也批判了 卢梭的“自然状态”观点，认为“自然状态”是“非自然的”，是违反人类文明发展趋向的。

      近代许多空想社会主义者尖锐地批判资本主义文明社会的弊端，提出要建立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社会的未来理想社会 。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从抽象的人本主义出发，认为资本主义文明社会并不等于进步，而是包含着野蛮，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与群众的贫困并存，人类精神的进步同损害群众的社会倒退伴随。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一切共产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著作 家都从这样的观察出发：一方面，甚至最顺利的辉煌行动看来都没有取得辉煌的结果，并且还蜕化为平庸的行动；另一方面，精神的一切进步到现在为止都是损害人类群众的进步，群众陷入了日益严重的非人境遇。因此，那些著作家宣称（见傅立叶的著作）‘进步’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抽象的空洞 词句，他们已推测出（见欧文及其他人的著作）文明世界的基本缺陷；因此，他们对现代社会的现实基础进行了深刻的批判。”^[3](P290)圣西门把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实业制度作为保证一切社会成员发展自 身才能的理想制度 。傅立叶将人类经历的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蒙昧制度、宗法制度、野蛮制度和文明制度，认为现代文明制度是反社会的工业主义制度，工业虽然造成了物质财富的增多，但少数人通过对穷人的残酷掠夺而发财致富。他尖锐地指出：“文明制度的机构在一切方面都只是一种 巧妙地掠夺穷人而发财致富的艺术。”^[5](P114)傅立叶主张超越“文明制度”，代之以理想的和谐制度 。但是，在圣西门、傅立叶设想的理想社会中，仍然保留着私有制。欧文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私有制，认为私有制“使社会上一小批人手里积累了巨额无益的财产，而人数占绝对优势的群众却被迫生活在贫困之中，或生活在几乎同样恶劣的对贫困的经常恐惧之中”，“私有财产将被认为是巨灾大祸，是各国的一切阶级之间的纷争的永久根源”。^[6](P146) 欧文进行了建立新和谐公社的实验，但最终归于失败。空想社会主义者受到当时时代条件和早期无产阶级不成熟状况的局限，是从抽象的人本主义出发抨击资本主义文明社会的，并未找到克服其弊端的现实路径。

      由上可见，近代思想家们对资本主义文明社会的研究路向不同，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但是，他们都未深入分析资本主义文明社会的内在矛盾，都未揭示出人类文明演变的客观规律性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哲学家虽然看到了资本主义文明社会的积极方面，却将其绝对化、永恒化了。空想社会 主义站在早期无产阶级立场上，批判贫富两极分化的资本主义现实，但是粗陋的共产主义为了坚持人人平等试图倒退到人类的原始状态。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等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资本主义文明社会的弊端，但是他们是从抽象的人本主义出发的，其社会主义学说具有空想性质。

02

马克思对资本双重历史特性的分析

     马克思通过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通过反思批判近代思想家关于文明社会的各种观点，提出了人类文明形态历史演变的思想。马克思用历史的观点看待资本主义文明社会，“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7](P64)。在马克思看来，在阶级社会，人类文明是在阶级对立中发展的，文明与野蛮相伴而行。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文明对抗性的最后一个历史形态，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占据主导地位，它既具有文明的作用，又有野蛮和残酷剥削的本性。马克思对资本的双重历史特性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批判。

      文明同野蛮相对而言，文明与人的生存和发展方式密切相关。马克思立足于现实个人的物质生产劳动考察人类文明，阐明物质生产劳动在满足人们需要的同时，又会引起新的需要，从而促使生产劳动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整个人类文明。文明指的是有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创造活动及其成果。人类文明是一个历史生成和演变的过程，马克思把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人的依赖关系”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以及“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阶 段。^[8](P107-108)资本主义社会处于人类文明发展的第二个历史阶段，在这一阶段，存在着资本与雇佣劳动的矛盾，资本呈现出双重特性。

     第一，资本打破了人对狭隘的人群共同体的依赖，但人的独立性又“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人的依赖性占据主导地位，个人从属于某个狭隘的人群共同体，受到狭隘的血缘、地缘关系的限制，少数所谓血统高贵和有教养的人享有支配其他人的特权。资本的发展瓦解了狭隘的人群共同体，打破了人们在血统、教育等方面的等级差别，个人具有了独立自主的外观，但这是建立在“物的依赖性”基础之上的，人在实质上受着物化社会关系的支配，依附于货币、资本等抽象的共同体，所谓人的独立性是人与人的相互冷漠。马克思说：“这种独立一般只不过是错觉，确切些说，可以叫作——在彼此关系冷漠的意义上——彼此漠不关心。”^[8](P113)

     随着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普遍化，货币成了一切物质财富的象征和代表，每个人都要通过货币与他人相联系，获取自身需要的产品。当货币持有者用货币购买劳动力、榨取劳动者剩余价值时，货币就转化成了资本。谁拥有的货币多，谁就拥有支配别人的权力。“他在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8](P106)资本家通过掌握生产资料控制工人的行为，迫使工人为了获取生活资料而出卖自身劳动力，受资本家剥削，没有独立自由可言。“在作为支配模式的异化和剥削中，一些个人通过控制另外一些人的活动条件从而控制着他们的行动范围和方向。以这种方式，一些个人剥夺了其他人全面实现他们自由的条件，从而否定了他们的积极自由。”^[9](P142)在资本主义社会，货币是人们自发联系的纽带，是抽象的共同体，是个人无法控制的异己力量。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在货币上共同体只是抽象，对于单个人来说只是外在的、偶然的东西；同时又只是作为孤立的单个人的个人满足需要的手段。”^[8](P178)在抽象的货币、资本面前，人的个性和独特才能都被抹杀和忽视了。为了使人获得自由解放，就必须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颠覆货币、资本等“物的依赖性”基础，消除货币、资本权力的统治，建立生产资料由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的制度。这既能够避免一些人通过占有生产资料支配和奴役别人的可能性，使每个人平等地享有物质财富，又能够使社会把劳动时间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保障每个人在劳动时间之外享有自由时间，发展自身才能，成为具有高度文明的人，从而实现社会发展和每个人发展的一致性。

     第二，资本为了追求高额利润极力刺激生产力发展，但又缺乏控制生产力的能力。资本的逐利性使得它通过采用新科学技术等方式刺激生产力发展，使生产力快速发展，这体现着“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8](P390)。但是，资本又具有历史局限性。由于生产力的提高以资本增殖为目的，因此，生产力的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都被扭曲了。资本在刺激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却使最主要的生产力——工人的生产能力片面化、畸形化；自然界也只是被作为牟利的“有用物”来对待。同时，资本虽然刺激生产力发展，表现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巨大能动作用，但资本又无法驾驭它所刺激起来的生产力。资本对生产能力的刺激力和驾驭力的严重失衡，暴露了资本的内部矛盾。资本主义生产的自发性造成市场供需矛盾增加，产品滞销，导致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资本以破坏生产力的方式达成供需平衡，然而，这种平衡只是暂时的，资本又以破坏生产力的方式重新寻求平衡。资本无法摆脱周期性破坏生产力、损害文明果实的厄运，从而充分暴露了资本的历史局限性。可见，“资本并不像经济学家们认为的那样，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资本既不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也不是与生产力发展绝对一致的财富形式”^[8](P396)，决不能把它绝对化、永恒化。“只有当生产力需要外部的刺激而这种刺激同时又表现为对生产力的控制的时候，才表现为生产力发展的条件。”^[8](P396)这是扬弃了资本统治的更高文明形态才能做到的。在那里，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能动作用是全方位的、健全的。

      第三，资本为了榨取剩余价值不断缩短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使得社会自由时间增多。为了增加剩余价值，资本极力缩短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相应地增加剩余劳动时间，以致整个社会用来满足物质需要的劳动时间逐步缩短，游离出越来越多自由时间。这样，资本就违背自己的意愿成为创造社会自由时间的手段，为每个人能力自由发展的理想社会的到来准备条件。然而，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一样，在资本主义社会，占人口少数的统治阶级成员占有大量自由时间，把持人类能力发展的垄断权，统治阶级成员能力的发展以限制劳动阶级能力发展为基础，这体现着人类能力发展的对抗性。马克思指出：“迄今为止的一切文明和社会发展都是以这种对抗为基础的。”^[10](P214)资本对工人的剥削和奴役必然会激起工人的反抗，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秩序，资产阶级以凶残、野蛮的暴力方式进行镇压，巴黎公社起义被血腥镇压就是明证。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每当资产阶级秩序的奴隶和被压迫者起来反对主人的时候，这种秩序的文明和正义就显示出自己的凶残面目。那时，这种文明和正义就是赤裸裸的野蛮和无法无天的报复。”^{[11](P173-174)}然而，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工人阶级终将推翻资本的统治，获得自由解放。

      第四，资本以殖民侵略和掠夺的方式促使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交往方式制约着人类文明的保存和传播。在交往不发达的时代，许多发明在不同民族和地区重复进行，致使人类文明发展缓慢，有的发明甚至失传。“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3](P560)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大工业使得产品不断增多，资产者到处寻求产品销路，从而开辟出世界市场。同时，资本家为了牟利到世界各地建立工厂、获取原材料，这样，历史就转变为世界历史。普遍的世界性交往打破了各个民族、国家相互隔绝的状态，使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创造的文明成果都具有了世界意义和影响，人类文明得到保存、继承和传播，从而加速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但是，资本采取的却是殖民侵略和残暴掠夺的野蛮方式，是迫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农业民族从属于工业民族。

   综上所言，马克思阐明，在阶级社会，人类文明是在对抗中发展的，文明和野蛮交织在一起。马克思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阐明资本在历史上既具有文明作用，又作为物化社会关系支配人、奴役人。资本的发展越来越表现出其历史局限性，只有建立高级文明形态，才能扬弃资本，克服其野蛮性的弊端。

03

分析资本在社会结构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

    马克思揭示出，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占据主导地位，它对社会结构各个领域都具有制约和影响作用。资本在促使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社会生活关系、政治关系和文化关系等不断扩展的同时，又使这些关系受到资本的侵蚀，带来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社会关系的扭曲。为了克服资本的统治，需要根本变革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结构。

     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资本为了增殖自身不断扩大对自然的开发和利用，发展起普遍的产业劳动。资本打破了人对自然狭隘的地方性联系的局限，从一切方面探索和利用地球，发现地球上各种自然物的新属性。人们过去对自然的崇拜被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所代替，这表现了资本的文明面。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8](P390)。然而，资本只是把自然当作有用物，当作用于生产和交换的原材料，当作发财致富的手段。“在这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8](P390)资本主义工业虽然使整个自然界成为人化的自然界，但是，人对自然的科学探索和审美活动受到资本牟利性的扭曲。马克思在讲到资本主义社会人对自然的改造和认识活动时指出：“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12](P580)

    人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不仅表现为劳动产品数量的增加，而且表现为新生产部门的增多，劳动产品的丰富多样，这会促使人们的需要日益多样化、全面化，因而有利于培养人们多方面的享受能力，提高人们的消费能力。“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须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8](P389)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的需要是两极分化的，资产者的需要精致、讲究，而工人的需要只是勉强维持生存的粗陋需要，却被文明的伪装所粉饰。正如马克思所说，这是“包容在需要的粗陋野蛮之中的文明”^[3](P230)。

      资本的存在和发展需要资产阶级政治法律制度的保护，在历史上，资本主义国家代替封建专制统治虽然实现了政治解放，但是政治解放并不意味着人的解放。资本主义法治国家只是抽象地承认法律平等地保护每个人的财产权，却并不过问个人实际上是否都拥有财产。它所维护的只是少数有产者的财产权，对于无产者而言，这种抽象的法权没有现实意义。资产阶级思想家宣称资本主义法治国家废除了强者的权力，体现着政治的进步、文明的发展，但马克思揭示出，由于资本主义“法治国家”维护的是占人口少数的统治阶级的权益，因此，它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强者的权利。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时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只是感到，在现代警察制度下，比在例如强权下能更好地进行生产。他们只是忘记了，强权也是一种法，而且强者的权利也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于他们的‘法治国家’中。”^[8](P29)

      在资本主义社会，物化社会关系的统治反映在人们思想中，就出现了对商品、货币和资本等的崇拜，这表明，人们不仅在经济活动中受到抽象的物化社会关系的支配，在观念上也受其统治。然 而，哲学家却陷入幻觉，以为现代社会的特点是受抽象观念的统治，好像只要同抽象观念作斗争，就能使人获得自由。其实，抽象观念是对现实的物化社会关系的观念反映。现代社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要消除货币、资本等物化社会关系的基础，同资本主义制度作斗争，消除拜物教观念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

     总之，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一方面具有促进人类文明的历史作用，另一方面又是剥削和奴役工人、阻碍人类文明进一步发展的力量。在资本逐利的普照之光照射下，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在社会、政治和文化上的关系都扭曲了。无产阶级只有联合起来，推翻以资本为基础的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全面建构新的文明形态，才能实现自身的自由解放。

04

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

      马克思揭示了人类文明演变的规律，预示了资本主义文明形态被社会主义文明形态所代替的历史必然性。由于不同国家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不同、现实社会条件不同，因此，不同国家可以根据本国国情选择特殊的文明发展道路。我国把马克思主义与自身实际相结合，在社会主义时期不断进行探索，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占据主导地位不同，我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道路。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为了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我国实施“五位一体”发展战略，坚持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提升、协调发展。因此，我国处于马克思所说的第三个历史阶段的初期，开创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当前，我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我国大力进行物质文明建设，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进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不同所有制主体产权公平、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增强每个市场主体的独立自主权利，激发其市场竞争活力，提高经济效益。我国在充分利用资本的文明作用，使其为促进我国生产力发展、人民生活改善服务的同时，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国家宏观调控限制、管控和驾驭资本，避免其贪婪牟利、无序扩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现实基础。在政治文明建设中，我国加强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推进协商民主的发展，实行全过程的社会主义民主，使国家权力更好地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参加公共政策决策。民主以法治作为保障，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司法公正。如果说资产阶级法治只是在形式上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实质上仍然是“强者的权力”，那么，社会主义法治则在实质上保障人人享有平等权利，切实维护人民利益，守卫好公平正义的防线。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是在党的领导下不断推进的，党通过加强自身建设提高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的能力，提高领导法治建设、依宪执政、依法执政的能力，促进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

      精神文明建设是为了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提高人民的精神文化品质。我国精神文明建设把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与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滋养和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要的产品。针对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等不良影响，我国加强理想信念建设，增强文化自信、理论自信。在人们价值观多元化背景下，我国积极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人们共同的中国文化基因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增强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使全国人民紧密团结起来，为实现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而共同奋斗。

     社会文明建设以改善民生、提高人民的社会生活水平为目标，体现着党的宗旨。资本主义文明是资本至上，而我国则坚持人民至上，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努力解决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民生问题，防范资本向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无序扩张。为了坚持改革成果的共享，我国深化分配体制改革，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加强社会治理是改善民生的重要保障，我国依法发展公共服务性社会组织，使其接管政府的部分社会管理职能，加强基层自治，提高社会的治理能力和服务能力，保障社会和谐有序。

     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开辟的绿色现代化发展道路，它避免了西方国家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现代化道路的弊端。我国推进生态优先的高质量发展，积极建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命运共同体，营造人人共享的良好生态环境，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要，保护人民的身体健康，坚持可持续发展。因此，我们不仅要把自然作为满足自己物质需要的实践对象，而且要把自然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联系起来，通过对自然的科学研究、对自然的审美欣赏和艺术塑造，建构人与自然的多维度关系，自由全面地发展人的能力。

     我国社会主义文明建设是针对各种现实问题的，是在破解各种现实问题中向前推进的。改革开放以来，为了解决温饱问题，我国大力进行物质文明建设，并提出坚持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一起抓，不可有所偏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利益主体的分化，要求我国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公平地维护各种利益主体的合法权益，推进政治文明建设。为了解决改革深化带来的社会矛盾增多问题，我国提出加强以改善民生为主体的社会文明建设。针对经济高速度发展中凸显的生态环境破坏问题，我国又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是相互交织、相互促进的。物质文明建设是其他各种文明建设的物质基础和条件，又受到其他各种文明建设的制约和影响。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会为改善民生、建构和谐社会提供更好的物质条件和经济基础。政治文明致力于民主法治建设，保障人民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的权力。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的：“保证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不是一句口号、不是一句空话，必须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保证人民依法有效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权力。”^{[13](P291-292)}我国协商民主的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就是要在社会结构的各个层面和领域广泛进行自由平等的协商，并使之制度化，实现共商、共识和共治。民主的发展要求深化政府机构改革，使政府更好地发挥服务于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改善的功能。

     精神文明建设为其他诸领域文明建设提供价值导向和精神支撑，提升社会主义文化对人民群众的引导、感召和凝聚作用，鼓舞和激励人民以昂扬的斗志和坚强的毅力推进各个领域的文明建设。我国加强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建设，为道路自信提供深厚的文化根基和底蕴，为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生态制度自信提供有力的精神文化保障。

     以改善民生为主体的社会建设是关乎党的宗旨的、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建设。民生和民主是紧密联系的，社会文明建设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在社会治理中的表现。我们要用民主建设促进民生的改善，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而社会的发展、社会公共领域的培育和成熟，又会促进民主法治的健全和完善。在社会建设中，增强政府机构服务于社会的职能，形成民生问题的顺畅意见表达渠道和有效解决途径，能够增强人民的满意感、获得感和幸福感。社会自组织性的增强，能够增强人民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和水平，增强人民的主人翁意识。

     生态文明建设与其他领域的文明建设也密切联系，我们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和全过程。生态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密不可分，生态环境问题是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逐步凸显的，为了解决环境污染、资源紧缺问题，我国转变高污染、高能耗的经济增长方式，建构创新驱动、绿色低碳循环的高质量发展方式，把发展经济与保护生态环境有机统一起来。同时，“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14](P805)。保护生态环境关系到人民的健康和幸福，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伟大复兴。因此，我们要把生态环境治理提高到政治高度来认识，作为重大政治问题来抓。生态环境治理要实行广泛的民主参与，实行严厉的法治保障。生态文明建设同社会建设也内在相关，改善生态环境、提供普惠的生态产品有利于改善民生；生态环境治理也是重要的社会治理任务。同时，我们要确立绿色发展理念，增强环保意识，养成环保习惯，克服利己主义、拜金主义、急功近利思想的影响，自觉把改造自然的生产劳动与对自然的科学研究和对自然的审美态度与艺术塑造结合起来，把促进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作为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由于生态环境的优化是最具普惠性、共享性和公平性的，因此，生态文明建设对其他领域建设的广泛持久融入，对于其他领域建设的公平性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对于全球环境治理、建构“地球命运共同体”也具有重要贡献。

     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进的，加强党的建设，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是实现我国各个领域文明建设全面提升和协调发展的根本保证。党推进人民依法参与国家事务、参与经济、社会和文化事业的管理，为人民参与管理、行使权力拓展新的渠道和条件，有效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全面满足人们的美好生活需要。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各种文明建设相互促进、协调发展，能够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人的全面发展，这体现着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一致性。我国已经如期完成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踏上了第二个百年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征程。在新的起点上，我们党把实现社会全面发展同实现每个人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到更为突出的地位。在新的征程上，社会的进步、文明的发展呼唤着高度文明的人，并会锻造出这样的新人。我国在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中，在全面推进高质量生产中，会创造出各种高质量的产品，全方位地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提高人们的消费能力，使人成为具有高度文明的人。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一个分阶段逐步推进的过程，随着社会的全面发展，随着共同富裕的扎实推进、教育等公共资源配置的逐步均等化，人民会生活于日益丰富多样的社会交往关系中，每个人的兴趣爱好和特长会得到日益全面的发挥和发展，每个人的素质会得到日益全面的提升。

    马克思从广阔的世界历史性视野阐明了人类文明历时性演变的三个阶段，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是，由于不同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和国情不同，因而选择的发展道路也不尽相同。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呈现出不同文明形态同时并存的状况。面对新的情况，习近平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阐明各国虽然在发展道路和文明形态上存在差别，却休戚相关、命运与共。各国应该加强合作，互利共赢，求同存异，携手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积极推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对于改善各国间关系，推进人类文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上述考察表明，马克思关于人类文明演变的思想是在批判近代政治经济学、哲学和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等基础上提出的，马克思深入剖析了资本的本质，在肯定资本的文明作用的同时，揭露了资本的剥削和掠夺本性。在“物的依赖性”基础上，人不具有真正的独立自主性，这表明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局限性，它必将被人类文明的新形态所代替。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需要经历艰辛的探索和发展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是社会结构各个领域文明建设的相互促进、相互交融、协调发展，以期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每个人的全面发展，这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开辟，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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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13]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

[14]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

文章来源：《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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