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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晓伟 王 娟: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

任晓伟 王 娟 思想理论教育 2023-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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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

任晓伟 王 娟

(陕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摘   要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这一重大论断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把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从“中国实际”的范畴中相对独立出来,使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史上具有了相对独立的意义。从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角度来界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逻辑运动的结果,更是新时代中国实践发展客观要求的结果。这一重大论断从党的指导思想的高度彰显了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的处世之道、价值导向、精神气质、生存理念,同时彰显了中国人民在长期历史积淀中形成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和伟大梦想精神。

关键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中华文化 中国精神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1]这是《决议》提出的重大战略性的理论论断。该论断一经提出,就引起理论界的高度关注,成为学术界热烈讨论和深入研究的重大学理命题。总体上来说,从不同角度去认识和把握这一重大论断,无论是对于深入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还是对于深入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面向现代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抑或是对于认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明史意义都是非常重要的。


一、如何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概括史上把握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这一重大论断的意义?


一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从理论上来看,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是两个方面的统一,一方面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2]另一方面是对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的成果在科学总结的基础上进行精准概括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和创造成果的形成与对这一成果的科学概括往往是一致的,而且理论创新、理论创造的成果每前进一步,对其理论概括也跟着前进一步。这实质上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史上内容和形式辩证统一的关系问题。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概括史来看,这一概括的主要话语方式奠定于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党的七大上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阐述毛泽东思想时指出:“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3]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更是以简洁明了的理论语言对毛泽东思想作了进一步的科学概括,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4]毛泽东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形成的理论形态,也是第一次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进行的科学概括,奠定了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主线来概括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理论主基调。此后,对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都是依据这一理论主基调进行科学概括的。

在历史中比较地来看,新时代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果的科学概括体现出“两个结合”的思想逻辑,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5]显然,这一表述在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进行科学概括的理论主基调的基础上,鲜明凸显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新的理论基调。也就是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两个结合”的理论产物,第一个结合的结果是产生了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标识了新时代中国发展所达到的新的科学思维的时代高度;第二个结合的结果是产生了作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的观念形态,标识了新时代中国发展所达到的新的价值和精神高度。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继承与发展一直是高度重视的,与马克思主义不断结合起来的中国实际是作为一种认识的总体存在的,其中自然也包含着作为历史实践性范畴的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认识史表明,“不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就难以全面把握中国实际”。[6]中华文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民族化的文化和精神土壤,也是形成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7]必然要面对和解决好的重大问题。事实上,从毛泽东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客观上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精神认识以及继承与发展这一文化和精神的过程,而且每一次党的理论创新、理论创造都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精神发展的创造性推动,既为政治和社会领域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也为文化和精神领域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观念引领。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来看,《决议》强调“两个结合”,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括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质上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把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从“中国实际”的范畴中相对独立出来,使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开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理论创造史上具有了相对独立的意义,同时标志着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作为新的科学理论形态和新的文化理论形态的高度统一体出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人类思想发展史上。


二、为什么要鲜明地从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角度来界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决议》创造性地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这一重大论断,既包含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深厚的历史积淀,也与进入新时代后党对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一以贯之的强调、挖掘、重视和整理紧密相关。同时,也体现为从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视角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整个历史进程的回溯式思考和进一步的认识升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近代中国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8]这一重大观点的提出,正是十八大以来党对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认识升华的结晶。

当然,从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角度来界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逻辑运动的结果,更是新时代中国实践发展要求的结果。为此,就需要基于新时代中国发展实践来回答《决议》为什么要极其鲜明地从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角度来界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对于这一问题,首先需要弄清楚的是新时代中国发展的方位问题。关于这一问题,《决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9]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要干的事,归结起来说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过程和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过程。这就在客观上决定了必须从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的高度来认识和把握作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旗帜”、“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根本指针”[10]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从民族复兴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深层次上是一股强大的新的文化力量和精神力量的崛起。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就以深远的发展眼光指出:“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11]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历史成就的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出现,以其巨大的具有文化意义的发展成就充分证实了毛泽东的这一判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引领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表现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精神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洗礼后,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引领下走向新型文化形态,形成新的时代精华,涵养民族的文化血脉和滋养当代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

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不是简单的一种经济或技术意义上的物质生活领域变化和发展过程,或对其他现代化国家在经济上的追赶超越,而是物质领域发展和文化、精神领域发展相统一的过程,是作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并对其他形态的现代化道路进行具有质的意义的超越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来认识与把握,实质上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人民价值立场上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构筑起新型价值观,在价值观的层面划清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本质区别。

从对人类的贡献来看,这意味着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更开阔的世界历史视野中来思考中国与世界、中华民族与人类社会的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在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观指导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形成,既丰富了世界现代化的道路理论,为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了更多的方案选择和道路借鉴,又开创出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形态,并且以这一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宣告了走在和平中实现发展、把创新作为发展的动力、实现发展的共享、与自然实现和谐共生的文明发展道路的历史现实性。[12]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构筑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与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的基础之上,以其蕴含的深厚的文化和精神伟力推动人类文明史的发展进程,在文化和精神的深层次上回答了一系列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使马克思主义以崭新形象展现在世界上,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13]因此,用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来概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能够为这一思想在指导实践中发挥“引领中国、影响世界”[14]的重大作用提供更深厚、更直接的文化依据。

在《决议》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这一重大论断中,最为核心的一点就是必须从科学理论形态和文化观念形态相统一的高度来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新性和创造性。当然,这又不能简单地认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包含着关于文化和精神的具体问题,而是说这一思想本身在整体上是强大的文化形态和精神力量,这种文化和精神的力量体现在它的每一个基本原理和重大观点之中。


三、如何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的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


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及其时代精华是一个很大也很复杂的论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有许多重要的论述,为人们立足新时代的理论创新和发展实践来认识与把握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及其时代精华提供了遵循与指导。其中,有两处重要论述对于认识《决议》提出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这一重大论断非常重要。

第一处是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在这一演讲中,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中华文明的内涵时深刻地指出:“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惠民利民、安民富民是中华文明鲜明的价值导向,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气质,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存理念。”[15]这里讲的是中华文明,但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把这理解为是对中华文化的阐发,二者在观念的本质上是统一的。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在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理念时指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培育和形成的基本思想理念,如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惠民利民、安民富民的思想,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借鉴。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要大力弘扬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核心思想理念。”[16]中华文明中所彰显的处世之道、价值导向、精神气质、生存理念这四个基本方面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辩证统一于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实践以及作为这一实践反映的文化观念之中,贯穿于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人民的伟大斗争之中。

第二处是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在这一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中国精神时深刻地指出:“历久弥新的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培育的”,“中国人民的特质、禀赋不仅铸就了绵延几千年发展至今的中华文明,而且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17]在这一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把中国人民的精神概括为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和伟大梦想精神四个基本方面。显然,在这一重要论述中,中华民族精神、中国人民精神和中国精神是高度统一的。

习近平总书记上述关于中华文明和中国人民精神的两处重要论述是在整体上对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的理论把握。

《决议》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的论述表明,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在这一思想中具有鲜明的整体性的表现。从中华文化的时代精华来看,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推动形成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理论创造过程中,深刻汲取了中华文化的思想养料,把蕴含在中华文化中的基本向度发展到一个新的时代高度。具体而言,在“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中华文化涵养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造性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体现了对“人类万邦”共同命运的创造性思考。在“惠民利民、安民富民”的中华文化涵养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中的民本主义思想深刻结合,把人民立场作为党的根本立场,把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作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奋斗目标。在“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涵养中,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不断推动改革开放,勇毅前行。“以数千年大历史观之,变革和开放总体上是中国的历史常态。中华民族以改革开放的姿态继续走向未来,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深厚的文化根基。”[18]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中华民族在按照历史发展的逻辑中,既适应时代发展又实现了对时代发展的引领,以一系列开创性、原创性的思想贡献和实践创造丰富了时代发展的新内涵,把中华民族“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精神提升到新的时代境界。在“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中华文化涵养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赋予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世界观和历史观以深厚的中华文化内涵和思维特征,使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呈现出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并在尊重和顺应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焕发出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把“天”与“人”的统一推进到新的时代高度、认识高度和实践高度,推动构筑起人类文明新形态。

从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来看,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在几千年历史上中国人民形成的特质和禀赋,深刻影响和塑造着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境界与精神品质,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独特的精神标识。中国精神中的伟大创造精神深刻滋养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理论创新、理论创造,这正如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所说的那样,“历史的任务是判断过去并且为了将来的世代利益而教导现在”。[1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过程中,把内蕴于中国精神中的伟大创造精神弘扬到新的历史高度,特别是以巨大的思想创新能力和理论创造能力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发展的新形态,形成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把根植在中国精神中的伟大奋斗精神发展成为21世纪中华民族在实现自身复兴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程中的伟大斗争精神,用伟大斗争精神引领实现伟大梦想的伟大事业和伟大工程;把发源于中国精神的伟大团结精神一方面发展为在民主集中制和“两个维护”基础上锻造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内团结的新局面,另一方面又把这一精神发展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高度,锻造了维系中华民族团结和凝聚的新的纽带;把中华文化中以人类大同为理想的伟大梦想精神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思想,在这一伟大思想指导下,“今天,中国人民更加自信、自立、自强,极大增强了志气、骨气、底气,在历史进程中积累的强大能量充分爆发出来,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精神、历史创造精神,正在信心百倍书写着新时代中国发展的伟大历史”。[20]

从以上分析来看,可以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同时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两个结合”的产物,既标明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高度,又标明了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高度,是科学性和文化价值性、理论指引和精神引领的内在统一与高度融合。


四、如何从中国共产党继承与发展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历史经验来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新的文化自觉?


在认识和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内涵和历史意义时,一个重要的方法论要求就是要看到这一思想“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21]这表明,要在立足新时代发展实践基础上,把这一思想放置到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整体中去认识和把握。这对理解与把握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这一重大论断同样是十分重要的。也就是说,《决议》中的这一重大论断不仅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发展认识的结果,同样包括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的认识发展逻辑,是在新时代形成的新的文化自觉。

从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整体来看,文化自觉一直贯穿其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产生的强大精神力量一直鼓舞着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并推动中国共产党在伟大建党精神基础上构建起磅礴的精神谱系,形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族精神与无产阶级精神的有机结构,塑造了中国共产党“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22]的历史特征、文化特征和精神特征。同样,从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整体来看,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处于关键的具有转折性质的重大关头,党更是突出地强调文化问题的战略重要性,以鲜明的文化自觉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事业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事业的发展。

延安时期是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的一个重大转折发展时期。在这个阶段上,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到:“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23]1943年,共产国际的解散进一步推动了“使中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的思考和探索,党明确提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24]这一命题的形成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标志着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基于对中国文化自觉基础上形成的文化自信的界标,引领形成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

改革开放后,在反思发展的曲折和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实现了新的升华,提出“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线”[25]这一具有政治意义的文化发展命题,为汲取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奠定了科学理论基础。沿着对这一命题的思考和探索,党的十五大系统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纲领,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纲领的形成,是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认识的重大突破和重大成就,包含着中国共产党在总结世界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基础上,在更高水平上继承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自觉与文化自觉。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共产党不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的高度来认识文化建设,而且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走向复兴,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感召力得到鲜明彰显。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运用文化引领前进方向、凝聚奋斗力量,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以思想文化新觉醒、理论创造新成果、文化建设新成就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向前发展,文化工作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这一重要认识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不断觉醒的文化意识和文化自觉的重要标志。

很显然,在领导人民群众百年奋斗中,中国共产党既把自己锻造成为强大的政治力量、思想力量和组织力量,又锻造成为强大的文化力量和精神力量。总结起来看,中国共产党作为文化性和精神性的强大存在,深深地根植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之中。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赋予马克思主义以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形式和精神呈现形态,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为人们所喜闻乐见的文化问题。这正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一个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语言来习知那最优秀的东西,那么这东西就不会真正成为它的财富,它还将是野蛮的。”[26]同时,中国共产党又不断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宝库中汲取有益的思想成分,将其融入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的思考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融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创造的过程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过程,创造性地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如何在“中国化”中“落地生根”和在“本土化”中“深入人心”[27]的重大时代课题。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决议》关于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这一重大论断的形成,首先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弘扬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相结合的历史经验的进一步理论总结和理论升华,体现了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传承中的“持久性、不间断性和累积性”。[28]其次,《决议》的这一重大论断把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和指导思想与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直接等同起来,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在传承弘扬中创新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新阶段和新历程,标识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新的文化自觉。作为新的文化自觉的标志,一方面,这一重大论断显著标识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坚定的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29]这种文化自信集中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上。“指导思想是一个政党的精神旗帜。”[30]通过党的指导思想集中体现出来的文化自信,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更具有直接的决定意义。另一方面,这一重大论断体现着中国共产党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化内核建构的深刻思考。马克思指出:“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31]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对人类作出的重大贡献,新形态的文明既是全新的物质文明的生成和发展方式,又是在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支撑下构建起全新的价值文明的生成和发展方式,是新的物质文明和价值文明在人类发展新条件下新的统一。因此,这两个方面也就呈现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问题时,立足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通过充分汲取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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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理论教育》2022年第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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