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律师刘华英：为企业重塑价值观是我的终极目标

刑事律师刘华英是土生土长的浙江金华人。二十年前，她可以选择留在北京，却选择回到老家。“北京这么浩瀚的大海，对于毫无经验的我来说，巨大的压力直面而来，感受到我的无力与渺小，而回老家就算混得不好，至少还能有口饭吃。”

于是，她的律师生涯从金华开始，辗转至省会杭州，今年春天，她又毅然选择离开浙江，来到了繁华的上海CBD。“我想得很清楚，也没有纠结犹豫过我快50岁了，到上海会怎么样。我觉得这完全是一件好事。”

如果翻开刘华英的人生词典，“选择”一定是高频词之一。她做选择的风格，果断又伴有一丝感性，正如她通常留给别人的印象：豪爽、直率、热情、有侠义风范。

这种性格特点可能是一种家族遗传，“其实我们家是刘邦后裔”，她有些骄傲地说，“我爷爷当年是知识分子，复旦医学院，留过洋。我父亲为人也很仗义，很能闯荡，就是不安于现状，要改变命运。”

前段时间，恰逢《觉醒年代》热播，刘华英也在热血沸腾地追剧。“我确实就是骨子里流淌着热血的那种人，如果我生在那个年代，我一定也是像李大钊一样站在街上挥舞着发表演说的人。”

刘华英坦言，自己讨厌那种一眼望到底的、一成不变的生活。当初坚定地选择律师职业，就是对命运的第一重反击。如今来到上海再次出发，她说了三个“对”字：“人对了，平台对了，时机也对了。”

以下是她的自述：

我是奔着当律师才去学的法律

我参加工作是在90年代，当年最有地位的职业是国家干部，其次是国企员工，再次就是学师范、学医。而我阴差阳错被服从分配到了工科专业，与我的兴趣并不一致。

上学时我很喜欢演讲朗诵，在那个年代还多少受了点港片影响，一直非常向往大律师在庭上叱咤风云的样子。读书期间，我仗着工科女生少的优势，在学校里积极参加学生会、广播站的各种活动，参加演讲比赛、辩论赛等等。这些活动锻炼了我，也挖掘出我一些潜在的兴趣和能力。

于是，踏出学校第一步，我就去报考了法学的成人自考，准备再系统深造一下。

那时我已分配工作进了国营企业，白天上班，晚上，我就自己在家看书、学习、备考。这样“半工半读”的日子前前后后坚持了一年光景，几乎每晚都看书看到后半夜一两点，我现在的黑眼圈就是那会儿来的。

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我的刑法和刑诉法都考了90多分——一般人能考60分都不错了。这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和信心，我因此坚定了去学校系统学习法律的决心，走上了这条北上求学之路。

刘华英在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就读时（后排左一）

这应该是我为自己的人生做的第一个重大决定。无论是家族基因也好，性格使然也罢，我骨子里涌起一股热血，要自己努力改变命运。

与绝大多数人不同的是，我是奔着当律师才去学的法律。当年学法律的人大多数还是想当公务员，想去公检法，很少有人会愿意选择做律师。但我在1993年高中毕业时就想当律师了，律师职业仗义执言的正义感成为我内心涌动的力量源泉。

当年我们浙江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律师——曹星。他曾经是陈佩斯和刘晓庆的律师。在律师身份外，他还是一名音乐家、指挥家，集法律和艺术于一身。

20多年前，我偶然读到他写的一本书《曹星办案艺术及业务实录》。他把辩护当成一种艺术，办理每一件案子，都能同时调动生活的经验和艺术的涵养来处理化解。

在那个没有电脑，也没有太多庭审实录可以看的年代，这本书给我带来了极大的触动，这么多年我一直把它带在身边。曹星律师也深刻地影响了我对律师理想以及律师形象的看法，他让我发现：律师是优美的，律师是多样的。这也更加坚定了我做律师的决心。

影响我人生的三个案子

虽然做律师的决心坚定了，但如何真正走进行业的大门却把我难住了。

那个年代的律师基本分为两类：一类是司法局、公检法的人员，转型做律师或公职律师；另一类就是这拨人的子女。而我当时从北京读完书回到家乡，没有任何司法背景与人脉资源。我四处打听询问金华哪一家律所规模最大，凭借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直接跑到这家律所跟主任毛遂自荐。

主任也是一名女律师，她当时非常惊讶，说：“我们律所第一次遇到没有任何人脉关系，自己找上门来的。”于是，我就这样留了下来。

然而进了律所我才发现，考验刚刚开始。所内的主办律师大多是处级以上的干部出身，年轻的助理也都大有来头，我反而成了律所中最“特殊”的一个。

没有工位，就在办公桌旁搬了张椅子，哪里空了就坐哪里；我也没有确定的师父带，任何人都可以使唤我，哪怕是个人的事务也来找我做；没有人给我报销，一切路费、电话费、伙食费等等全部都要自理。

我想要靠近这些主办律师，学习办案经验，但我又确实没有能力靠近他们。就连最基本的法院在哪儿、公安局在哪儿、走哪个流程、需要哪些材料、文书怎么写……我都一概不知。

于是，我的助理生涯就在最早到单位拖地、烧开水、打扫卫生中开始了。我认真观察每一个律师，琢磨我能帮他们干些什么，希望我能找到我的师父。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名资深刑事律师，拿出他积攒多年的案件卷宗，让我帮他装订。他是检察官出身，卷宗字迹工整、条理清晰，写的辩护词逻辑性特别强。我在这看似永无止境的重复工作中，认真地看了好多他的出庭材料。

就这样，在不断地观察、学习、偷师后，我遇到了这辈子对我的执业生涯影响很大的一位良师，对我而言既是师父又像父辈。让我感触最深的事情是，他经常自己贴钱帮助当事人，只要是弱者、困难的人找上门，他从来没有拒绝过，也不计较得失收益。

师父的这种精神，直接塑造了我对律师职业的认知。

刘华英和师父如今还会每年小聚一下

而在后来我经手过的案件中，有三个案子让我印象最为深刻，它们深深地影响了我的观念，以及我在律师职业生涯中所做出的选择。

第一个案件是一起金店员工抢劫案。案子发生在90年代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它让我意识到，实践中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有时可能是矛盾的。

在这起案件中，A金店遭抢后，证人证言部分显示，犯罪行为由B金店的店长指使。但当我去会见她的时候，我发现她的十个手指上有明显的针戳痕迹，她声泪俱下地和我哭诉其被刑讯逼供的过程。当时初涉刑事案件的我惊呆了。

我在跟她的谈话中了解到，实际上抢劫的主犯应该是B金店的老板。他和A金店的老板因为经营问题发生了矛盾，便实施抢劫以达到报复目的。虽然老板是幕后主使，出面实施的却是店长，因此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老板主谋的客观事实，店长就这样背了黑锅。

这个案件给我一种深深的无力感，作为刑辩律师能发挥的一点微薄作用，是尽力找到大量证据链的矛盾瑕疵，以保证当事人不被处以无期徒刑以上的重刑。

办这个案件的时候我还很年轻，很不能接受这类事情。我忍不住怀疑，刑辩律师的价值究竟是什么。办理第二起案件时，我才真正回答了这个问题。

这是一起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案件，发生在金华的磐安山区。一位老父亲为了争取儿子不被判处死刑，找到了我师父，描述了事情经过：原来，他儿子的媳妇和村干部好上了，被发现时，这名村干部态度嚣张，对其不断地挑衅，导致他儿子一时冲动，把村干部砸死了。

接受委托后，我们通过几番调查取证，找到了杀人动机、犯罪工具的获取、被害人过错等一系列酌定从轻情节，最终在死刑复核阶段，为当事人争取到了死缓判决。

案件办结后，最让我感动的是，这位老父亲为了感谢我们，每年都亲自来给我们送当年新摘的香菇。那时从磐安山区到金华市区要倒好几趟车，连续坐四五个小时，但老人家风雨无阻，从来没有间断过。直到有一年，老人家自己没来，是他的侄子来的。我们这才知道，他已经去世了，但特别跟家人交代，一定不要忘了来给我们送当年的香菇。

这件事让我切身感受到，刑辩律师所特有的价值，就在于拼尽全力地为每一个微小的个体争取权益，这种价值感如同涓涓细流，能够让我受用一生。

最后一个案件关于选择。那时我已经做了几年律师了，这个案件让我认识到：不同的人生选择，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这是个公安民警杀人案，非常让人意外，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当事人和我差不多时间参加工作，妻子也和我同龄，就连女儿也和我女儿一样大。他原本是前途光明的公安民警，却渐渐地染上了赌博的习气，连续赌博输了很多钱后，却自作聪明，唆使他的表弟绑架了一个当铺的老板，在这个过程中把人给杀了。

办理这个案件，真是让我的心情百味杂陈，尤其是当事人被执行死刑的那一天。人生的选择往往就是一念之差，我想，人还是要始终迎着光亮走。

我很庆幸，自己始终是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工作和生活，在我的字典里，从来没有过“消极”和“颓废”。所以后来我们在做刑事业务时，许多检察官也都愿意与我们敞开聊案情、分析法律观点，这一份信任，是我们通过专业能力与积极正面的态度赢取来的。

第一次吃螃蟹，就吃得血淋淋的

从我进入律师行业起，从没有经历过“授薪”阶段，也从没有“安稳”过，我对律师职业始终抱有一种“危机感”，这种危机感迫使我努力创新，拓展个人的思维边界，寻求更多的可能性。

我在这家当地最大的律所做到2008年，实在做不下去了，因为所里的律师都走光了，纷纷去开自己的律所（后来我们自己笑称是当地的黄埔律校）。我之前从来没想过要开律所，但也“不得不”做出选择，当时还觉得挺轰轰烈烈的。

然而当上律所主任后，责任和压力扑面而来。从前我只需要考虑自己手头的案件，现在律所内的年轻律师，每个都嗷嗷待哺要案件、要成长，我该怎么培养他们？

那段时间我考虑很多，压力很大，苦苦思索不得其解。正巧2010年，我办理了一起股权争议的案件，一审、二审一路打赢，对方仍不甘心，向最高院提起再审。于是我陪着当事人到北京去寻访律所，几乎走遍了北京的大所。

后来，有人给我推荐了天同律师事务所的蒋勇律师。我和当事人见到蒋律师后，从当天下午一直聊到晚上十点，第二天早上8点半我们再去拜访的时候，天同的陈耀权律师当场拿出了一个可视化的案件分析，这天下午，相关的策略、方案、法律分析就已经全部呈现在当事人面前了。

短短一天的时间，就提供出了这样专业且高效的服务，我和当事人都暗暗吃惊。这也促使当事人决定舍弃那些所谓“有背景、有关系”的大咖律师，而选择一位当时还没有任何大咖推荐的蒋勇律师团队。

蒋勇律师受邀去金华与刘华英律师团队交流

我有幸通过此事与蒋勇律师结识，也通过他了解到“专业化”的理念：律师本就不应依靠关系打动客户和同行，而是依靠自身的专业能力。我感到一直以来思索的问题终于有了答案，回到金华后，就大刀阔斧地在所内进行了团队化和专业化的改革，成为金华地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但是没想到，第一次吃螃蟹，就被螃蟹咬得血淋淋的。虽然我在所内划分了专业板块，实行案源共享、薪酬共享，并且身先士卒地把自己的业务和客户都拿出来所内分配。但在推进的过程中，我发现，当时的合伙人和我其实仍在观念上有分歧，导致专业化的改革不彻底，根本没有实现真正的团队专业化。

这样的状况坚持了不到两年，大家就“用脚投票”，选择离开了。而我也深刻地认识到：毫无过渡的改革其实是很鲁莽的。专业化固然好，但随之而来的具体问题是：客户该如何维护？专业化如何坚持？客户流失怎么办？最重要的，如何让团队成员真正发挥主动性？

我意识到，想要真正推行专业化改革，最重要的因素是找到三观相近、理念契合的人。价值观相近，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能够达成一致；人生观相近，彼此兴趣、爱好相投，增强团队凝聚力；而世界观相近，是要找到同样带有“英雄气质”（臭味相投）的人，有理想、有使命。

刘华英和她的团队小伙伴们

2014年，机缘巧合下，总部位于杭州的泽大律师事务所要到金华开分所，泽大当时的理念是打造一个专业多元化、服务多元化、平台统一管理系统化的律所，这与我当时的想法不谋而合。泽大金华分所成立后，我担任主任，一共吸引到5位合伙人，一年的业绩也冲到了1500万。在当时，金华地区的千万所也是屈指可数的，而我们作为一家新所，通过采取专业团队化的模式，算是尝到了一点甜头。

因此，我们决心走出一条专业化的道路来，首先就是集中案源，统一市场划分，团队开拓，各自分工；然后拿出钱来，高薪招聘高学历的年轻人。出乎我意料的是，在金华这样的三四线城市，我们成功招到了一批一线城市的人才，甚至还包括王泽鉴老师的关门弟子，他们中的一些人一直跟着我走到今天，成为促使我后来去上海打拼的勇气来源。

团队组建好后，我大力地推动“刑事专业化”的标签，做了很多新的探索。比如积极竞选金华市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有幸竞选到第一、二界刑委会主任；在金华地区大力培养刑辩律师的专业刑辩技能，举办了金华市第一届电视控辩大赛；和各地刑辩团队交流学习，引导年轻律师通过专业化提高市场竞争力。

金华市第一、二届控辩大赛

这一路走来，很多人质疑我在三四线城市做专业化的可行性，有同行看笑话的，也有前辈说教的，但我始终没有停下脚步。步伐虽然艰辛，但一直能看到光明。专业化改革以来，我的业务量和创收始终如同滚雪球一样往上涨，这就是对这一理念的最好证明。

我的终极目标：为企业重塑价值观

“合规”是最近的热门词，我最早在2014年就意识到了合规问题，那时甚至还没有“合规”的概念。

那几年，PPP业务一下子被政策推到了前面，而我在业务实践中发现，这一业务领域对我国经济发展动向、律师未来发展与市场变化有重大的影响，于是马上从自身经验出发开始研究这个行业。

通过去全国各地学习、与各种服务机构交流、尝试与咨询机构合作接触PPP项目等方式，我慢慢发现政府、央企和城投企业普遍存在管理结构老化、合规形式化、利益功利性等弊病，也渐渐觉察到这一领域未来将成为律师业务的蓝海市场。

在上海靖予霖律师事务所交流学习

如果重大项目缺乏合规管理思维、企业缺失合规管理体系，那么刑事追责将成为最后一道防线，为了避免企业事后陷入被动，企业和项目管理中的事前防范和合规需求将成为律师新的责任和业务。而通过构建事前合规制度、合规运行机制，全面预防、隔离、控制企业合规风险，做到未雨绸缪和防范于未然，则是律师价值的最大体现。

比如，有些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问题，并不完全是其自身原因导致的，更多的是制度问题以及政府在招商引资过程中的隐患所导致的。我在2018年左右办过一起环保污染案件，这家企业的排污系统不合格，政府要求其进行整改并要追究污染环境罪的刑事责任。然而这是一家建在工业园区内的小民营企业，是政府当初招商引资招进来的，整改排污系统需要整个工业园区来配合，那么，这其中需要花费的大量成本，是否应当由经不起风浪的一家小民营企业来承受呢？

这就是事后追责的弊端。当牵涉到多方主体时，所有主体一定都关注自己的利益而非责任，只有在事前把责任明确下来，合作关系才能健康、持续。

随着浙江民营企业的迅速发展，企业所面临的刑事风险也越来越大。近几年来，我办理的刑事案件类型逐渐从人身伤害型案件向经济犯罪型案件倾斜，而纷繁复杂的经济犯罪案件确实需要学习各种专业知识，为了办理好这些案件，我们团队认真分析了很多企业和企业家的犯罪成因，并亲身走进企业去了解他们的痛点和症结所在。

2019年，我办理了一起永康走步机案，这家企业是一家创新型的民营企业，他们基于都市白领办公室随时健身的需求，自主研发了不同于跑步机庞大体积和高速跑步运动特征的走步机，该走步机时速缓慢、与地面落差小，体积轻薄便于收纳。但因工商抽样检测不符合国家跑步机的标准，而以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移送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如果罪名成立，不仅企业濒临破产，法人将面临着巨额罚款乃至锒铛入狱的后果。

介入这起案件后，我们与法人做深入谈话、实地查看生产线、亲自反复试验，企业之所以涉嫌犯罪，是因为走步机是创新型产品，目前没有行业标准，因此建议企业在制定企业标准尽快申报行业标准，并对已出售的产品进行逐一回访、跟踪、市场调查。

向检察院提交企业整改报告，永康检察院接到此案后非常重视，第一时间及时做出反应，立马召集和指导企业做企业合规整改、市场调研报告。永康检察院邀请了人大代表、企业家代表以听证形式对案件进行审查，最终做出不予起诉的决定。而这个结果，对积极尝试创新发展的民营企业来说，无异于注入了一剂强心针，永康走步机案，也成为了2020年全国两会最高检公布的典型案例。

这起永康走步机案，还曾被央视新闻报道过

这个案子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事前的合规监管是很有必要的。律师作为中立的第三方，应当利用自身的法律知识、经验以及对国家政策的理解，从中平衡各方利益。我觉得这就是我的终极目标——做一个能够提供综合解决方案的律师，做好企业身边的合规专家，赋能企业自主创造合规价值。

当客户提到他未来打算参与某个行业的时候，我除了要了解这个行业，还要给他提供一个未来的发展路径，在这个路径中，包括了他可能会遇到的困惑或风险、每个阶段他应当重点考虑的问题、应该设定怎样的解决方案等，最后建立起一个完善的合规体系。

刘华英给房地产企业讲解刑事合规风险防范

然而，“合规专家”并不好做，在帮助企业规避风险的路上，我也碰过不少钉子。有一次，某城投公司的老总请我以法律专业人士的身份，与他一起参加一场重大项目的政府听证会。会上汇报的方案，之前市政府和投资人、金融机构早已开会审议通过了，然而当问到我的意见时，我却表示：不行。

之后，我接连出具了多份法律意见书，论证这个项目的投资回报率等方面可能存在法律风险，相关的负责人很不高兴，纷纷跟我摆脸色，项目也因此搁置了。

但值得庆幸的是，不久之后，相关政策就相继出台，明确规定该项目的原合同条款违背了法律规定。因为我的坚持，成功为城投企业规避了一次潜在的法律风险，避免了事后追责导致的成本损失。

所以，我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合规就应该以刑事合规导入，结合企业和项目特点，是一个动态机制加静态规制的结合，也是一家企业管理体系中独立运作的体系，即：真正能给企业带来价值体现的企业合规体系。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企业重塑价值观的过程，它相当于企业给自己打上了一个“规范守信”的标签。我可以预判，未来，合规价值将成为中国各大企业的重要市场竞争力。

因此，我们要更理性地看待世界，不要浮躁。我不建议年轻律师人云亦云地尝试刑事合规，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刑事辩护一定是基础，首先要通过每一个个案来关注法治社会的建设，然后才能在未来慢慢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路。而且，刑事律师的价值，已经不仅仅只体现在出庭辩护阶段，可能在侦察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就已经能够大量地发挥其专业水平和业务能力。

如果年轻律师确实想要涉足刑事合规领域的话，最好是以一家律所为平台。综合全所的力量、专业、知识和经验，专注一个点或一个领域，才能为企业提供优质的合规服务。我相信，刑事合规的未来发展和市场前景会很广阔，对专业人才的需求也会非常强烈。

这也是我选择去上海的原因。我在杭州也尝试过创新，和大家一起创设合规工作室、园区工作室。然而实践过程中，由于律所业务高度同质化，合规服务在市场竞争中并不突出，我们前进得比较缓慢。我不喜欢这样的状态，我想带领团队去到一个更广阔的市场，寻求更多元的合作机会和挑战。

去年年底，正巧在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适度多元化发展的背景下，国枫上海办公室向我发出了邀请，我被国枫关于合作的理念深深吸引了，上海办公室各个合伙人之间都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进行梯队发展。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作为一家以资本市场为业务主线的专业所，在IPO 领域一直保持在全国前列，但刑事团队目前还只有我们一个。我现在的目标首先是带出一个全国领先的刑事合规团队，聚焦建筑、房地产、医药制造、互联网等重点行业，专注“刑事+税务+数据”等重点领域，为客户提供全流程、全周期、全方位的“服务链”式合规解决方案。

其次，我希望未来能够集合全所的力量，发挥国枫对上市公司的服务优势，做好整个律所合规大体系的建设，打造完善的国枫合规体系，更好服务各类客户。希望未来我们的合规业务能够打出一块金字招牌。

这么多年来，我始终坚持自我，坚持不断尝试，坚持我认为是对的选择。我觉得我是一个奔跑的人，并且是一个快乐奔跑的人。每个人的人生都由选择构成，我选择用积极向上的心态去感染我身边的人。

在《曹星办案艺术及业务实录》这本书的扉页上，写着一首诗，结尾的几句话一直鼓舞着我、激励我：“像一匹狂奔的烈马，像一只上足了发条的钟，所以你一生都在企盼，一生都在拼搏。像一团炽热的火，一股灼热的风，所以你一生都在跳跃，一生都在攀登。”

回想二十多年的律师生涯，一路上遇到的那些障碍和风雨，早已不再阻挠前进。我想要过一种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的人生，我希望自己能够一生都在奔跑、一生都在攀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