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岳史风 || 张焕君：青草连天处 数点沙鸥飞——怀念常金仓先生
青草连天处 数点沙鸥飞
——怀念常金仓先生
张焕君老师
有一种哀痛，因为轻淡，最让人不堪。遭逢了丧失亲人师友的苦痛，却因为要日日营生，有许多貌似生生不息的坚强理由，便需要尽快节哀顺变，化悲痛为力量，开始生者的正常生活。于是，该上班的仍然上班，想游玩就去游玩，笑语喧哗中，觥筹交错时，痛苦、磨难乃至死亡，都变得梦幻般遥远。遗忘，即便是刻意地遗忘，也能给人以解脱，以及解脱后的轻松与从容。这被称作生者为大。
然而，那些重大的事情，一旦发生，又怎能忘记呢？
五年前的夏天，家父突然去世。半夜接了家里的电话，黎明时赶赴车站，回到家中时已是午后。父亲在冰棺中，由于温度低，发黄的脸上结了一层霜。同时奔丧归来的二姐已是放声大哭，哭声明明在耳边，却又似乎很遥远。事后想来，那或许只能形容为一种怆然，并未理解死亡的真正内涵。停灵九天，时时有人来吊唁，烧香磕头，行礼如仪。也开酒宴，与亲友们喝酒吃肉，虽然有时会停箸不语，有时会语带哽咽，但是一带而过，并没有书上看到的那种揪心的疼。出殡时，作为长子，从县城回村里的祖坟，一路撒纸钱，也只是想到父亲如果在天有灵，可以安心返乡，陪伴他逝去的亲人。这些场景，虽然未曾经历，却都是耳熟能详的。就这样，按部就班的，埋葬了世上最爱我的亲人。没有号啕大哭，没有椎胸顿足，更没有什么寝苫枕块、朝夕之哭。死去一个人，人世间少了一个最亲最爱的人，二者似乎并无区别。小小的哀痛之后，生活还在继续。
处理完丧事，回到北京，还要读书写论文。然而，一贯清静的书生生活却不再清静了。无论在寓所还是什么地方，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众人闲谈，蓦然想起父亲躺在冰棺中结霜的脸，就意兴全无，黯然不语。突然就很厌恶这样的读书生活，认为是浸淫其中太久让我忘却了真感情，习惯套用书本上的言语与思维，来权衡真正的生活。就想抓紧毕业，到有乡土气的地方工作生活，以为那可以接地气，不虚浮。于是又振作起来去查找资料，不分昼夜地敲键盘。因为要脱离，所以更亲近，亲近之中，又时时想如何脱离，书本与现实，书生与儿子，不断倒错交织，人就显得暴躁浑噩，写作进度十分缓慢。痛苦袭来时，人淹没其中，随手抓住一块，无论那是父亲蹲在地上的一个侧影，还是他为了犒劳儿子亲手炒的一个菜，都令人鼻酸心痛，无法遣怀。或许，对于我这样迟钝的人来说，只有通过老牛反刍一样的磨砺，才会知道什么是丧失亲人之痛。父亲过百日时，约了几个人喝酒，大醉如泥，寻衅滋事，好歹回到家中，放声大哭，口中念念有词，一直到天亮。或许是在那一夜，最终明白了死亡，明白了一旦逝去永不再来，所以才有那样的撕心裂肺。
就这样，五年过去了。如愿到了有乡土气的地方来接地气，哀伤还在，尤其是每年的清明和父亲的忌日。每到阴历六月，就有些心神不宁，就想着抛散食物，摆些瓜果香酒，古人说这叫“终身之忧”，或许有些道理。在这些仪式背后，隐藏着的是一种哀伤，如拆去长棚后的袅袅余音，不剧烈，但持久。有时候也想，所谓达观，所谓通脱，是否正是存在于这般的哀伤中？千帆过尽，一心永存，有取有舍，岳峙云停。这样说来，哀伤固然持久，却未必就一定不堪。走走停停间，多少事，在眼角，在眉梢，更在黄土漫天，日落青草。
日落青草，二月的西安，格外清冷。郊外的灞桥，没有可以折取的柳条，萧萧散散数十人，排作两行，依次前行，正对墓碑，鞠躬行礼。新坟土未干，妻女仍幽咽。那里埋葬的是一位老师，小先父十岁，同样的出身布衣，关爱晚辈。不过，他是一位壮志未酬的布衣书生。
天色有些阴沉。赵世超先生主持仪式，并亲自为常金仓先生撰写了悼词，对先生一生学术评价甚高，尤其是先生在史学理论方面的成就。常先生认为历史学是社会科学，注重从长时段的角度理解历史，发掘其中的社会文化原理。为此，他广泛结合文化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哲学，提倡文化史，反对注重一时一事的政治史，更不屑于对孤立事件的琐屑考证。所以如此，在于他心中有一种大情怀，就是要从历史发展中抽绎出规律性的原理，用之于现实社会的改善与和谐。具体观点，或许可以商榷，但这样的情怀，在以蝇营狗苟为特征、以经费项目为追求的当下学界，虽不敢说是空谷足音，但其境界、胸怀，却使人仰慕不已，堪为师表。
人生多变故，人与人的交合也毫无规律可循，有时甚至显出些怪异。1991年，我考上山西师范大学历史系，那时常老师是历史系的副主任，也是学校仅有的几个博士，据说还是山西省文科第一个博士。有这样的光环，自然容易得到青年人的景仰与追随。大二的时候，他开了一门选修课，好像是《中国婚姻史》，其中讲到《周礼》。结合课程，他通过系里的自办刊物《史学经纬》，搞了一次论文演讲比赛。在90年代的大学里，这样的比赛并不多见，更何况还有那样一位学识渊博的博士坐镇指导，轰动情况可想而知。报名的人很多，我也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图书馆泡了十几天，弄出一篇论文，初生牛犊，不知天高地厚，题目与祝总斌先生的《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十分相似，字数不过五六千，现在想来真是无知无畏。演讲那天，我本来排序第四，每位同学讲完，常老师都有简短的点评。或许是因为太想听到他的评价，虽然平时很怯场，这时却主动要求将自己的顺序提前。常老师坐在第三排，很认真地研究，用他独有的原平话，字正腔圆地说了不少鼓励的话，大致是说文章虽然题目过大，但是有思路，有资料，论证也很清楚，云云。这是我上大学后第一次如此近的接近学术，当时站在台上，面红耳赤，热血澎湃。后来研究魏晋南北朝礼学史，不知是否与这次经历有关，但平生第一次写有注释的史学论文，却是在常老师的指导下完成的，这让我受用终生，至今难忘。
1993年，借助老校长陶本一先生的创举，我有幸选拔到北师大读书。临行前，到常老师家中辞行。他说了很多勉励的话，因为知道我对文学感兴趣，还特意提到他当年在原平时与几个同仁办刊物，写诗写剧本的事情，让我意外看到常老师史学之外的另一面，活泼、求新，心态很年轻。
第二年春天，常老师到北师大，让我陪他去拜访刘家和先生。他们要去香港开一个关于《左传》研究的会。刘先生的住所不大，到处是书，还有文稿。两人开始对谈，说的内容我听不懂，但是很享受这样的过程。常老师话多，可谓侃侃而谈，刘先生大部分时间在倾听。过了半天，刘先生突然轻声说：“常先生，对不起，请您起来一下。”说着指了指他坐的地方，原来常老师讲的兴起，不知不觉间坐在刘先生的文稿上了。常老师低头一看，赶忙起身，将文稿放到书桌上，挺身而坐，继续畅谈。
此后十几年间，再无缘聆听教诲。虽然从同学友朋口中，知道常老师先去了西安，在那边过得很好，最受学生爱戴，也带了不少博士生；后来不知何故，又去了大连。因为专业相近的缘故，也翻看了他的不少著作，其中《周代礼俗研究》、《穷变通久：文化史学的理论与实践》印象最深，帮助最大。去年七月份，接受学院的委托，邀请常老师回母校作学术讲座，他一口答应，并把时间定在国庆前后。八月底，我去北大访学。在和常老师通话时，了解到他对回校讲学竟然十分迫切。本来计划是九月底过去，作两场报告，就可以利用假期四处走走看看，访亲探友。但是他说车票已经买好了，22日到北京，一同转车回临汾。言谈间，似乎经历了十七年的阔别后，已经无法再忍耐一朝一夕的等待。
常老师也用手机，但是这次出门前却换了一个号，而且忘记告诉我了。22日一大早赶到北京站，打电话不通，在车站前前后后转悠了将近四十分钟，最终才找到常老师。他安静地站在车站外边的廊檐下，拎着箱子，就像处于思考状态中。赶到北京西站，坐动车到太原。一路长谈。他说自己的人生到目前为止可以分为两个十七年。头一个，从77年到94年，是在山西渡过的；后一个，在西安十年，大连七年。前一个阶段，主要是读书，在临汾读，在长春读，读书会友，快乐很多；后一个阶段，除了写书写文章，就是“跑腿”，十分疲惫。话里话外，感慨无限。
中午到了太原，师大派车来接，常老师嫌破费。不过，回到故乡，到处是乡音，他还是十分高兴。找了一个做乡土菜的小饭店，他还破例喝了好几杯啤酒，说如果能买上些晋北的月饼就更好了，好多年不吃了，很想念那个味道。后来，耀亭专门托他姐姐从右玉老家买了一大箱子，寄到大连，算是了了一桩心愿。
常老师在师大一共做了三场报告，听的人很多，有学生，也有老师，现场气氛很热烈。报告按照师大最高的规格举行，武海顺校长还专门设宴款待。每天晚上，当年的老友同学，更是轮着请饭，他的房间里也总是人来人往，既有阔别友朋的叙旧闲谈，也有后生晚辈的虚心求教。这几天，常老师一直很开心。有些同事，曾经有过节有不快，也不再计较了，“都过去了，还说那干啥？”这是他的原话。在酒桌上，真心诚意地敬酒，心怀坦荡地交流，一笑泯恩仇。最让他激动的是武校长的一个建议：回师大当客座教授，为母校再作贡献。他毫不犹豫，并且说不用考虑待遇问题，有个房子住就行，吃饭自己都可以解决。随后我代表学院，草拟了一个“关于聘请常金仓教授担任我校客座教授的申请”，学校很快就通过了，房子也找好了，计划2012年2月开始实行。可谁料天不遂人愿，不过短短两月，一切均成泡影！斯人已去，夫复何言！
常老师的勤奋在同学中是有名的。在福州举行的追思会上，他当年在东北师大助教班以及在吉大读博士时的同学，都提到他读书的用功和生活的不讲究。捧一部古书，盘腿而坐，一坐就是一天，饿了，一个馒头两根咸菜，不以为苦，乐在其中。在临汾讲课之余，我陪同他出去转悠。尧庙、丁村、王家大院，有些地方，近在咫尺，也从未去过。在灵石王家大院，他兴致很高，虽然因为腿疼气喘，中间歇了两次，但还是绕城墙走了一圈。指着牌坊上“寅宾”二字，说：“寅者迎也，寅宾就是迎宾的意思。”因为对那里的楹联感兴趣，还特意嘱我买了一堆书，说要带回去慢慢看。临行时，因为行李有些多，放了两本在我那里，说明年来了再看。现在，书就在我的书桌上，人却已飘然远去，哪里还有明年呢？能不令人黯然神伤？
在临汾住了七天，常老师说那边还有课，得回去了。不过他有个老朋友在榆次看病，好多年不见了，要去看看。那是个老中医私人办的小医院，不好找，下了高速，一路打听，七拐八拐，好不容易找到。进了小院，老人蹒跚着要出来迎接，常老师赶紧跑上去，紧紧握了手，相携入屋。我们在外边等着。二十多年不见，想说的话当然多，又是原平时期的老朋友，四十年前的“文学青年”，写剧本，弄剧团，写小说，精彩事太多，有多少时间能够？司机暗示该走了，怕赶不上飞机。犹豫几次，终于进去说明，常老师说：我明年就回山西了，你好好养病，我到时再来看你。老人送出来，在院子里又说了不少话。没带相机，却深为这样的友情感动，手机拍了几张，想着等下次来的时候，就可以洗出来，也是一段佳话。
11月20日，我在回临汾的火车上，听到常老师病逝的消息。此前回老家，与老母亲住了几天，因为时间仓促，也未能去为父亲上坟。听到这个消息，人就有点愣怔，有些不敢相信。四十几天前还在一起，还有那样多的美好设想，一幕幕全在眼前，怎么说没就没了呢？父亲当年也是死于心梗，没有半句遗言留给子女。人在火车上，心已经有些迷糊了，似乎又回到当年，不知今夕何夕。早上下了车，去学院报了到，随即与海桦上车，去太原赶飞机，再去福州奔丧吊唁。在机场见到山西大学的王谨、岳谦厚两位老师，他们也都是常老师的学生，一同前往。晚上十二点到了福州，王晓德老师接待。他是常老师念大学时住一个宿舍的同学，交情深厚。第二天上午告别仪式，献了花圈，下午追思会，大家说了很多，更有诸多门生弟子语带哽咽，让人心酸不已，气氛凝重。
有人说常老师是累死的。是为了帮助大连的单位申请博士点，费尽心血，才这样的。具体情况我不清楚不便胡言乱语，但是在临汾期间，常老师提到这些年很累，现在欠账已还清，要做些自己的事情，把手头的两部书尽快完成，却是事实。
有人说常老师的突然去世与生活习惯有关系。他过于关注学问，对饮食从不在意，这也是事实。进而言之，正是因为他的醉心学术，他一生投入精力最多的就是学问与学生。无论在课堂上，还是指导学生论文，他从来都是认真投入，不厌其烦，一丝不苟。在与同道论学时，不讲人情，不道寒暄，单刀直入，不假辞色。因此，他一生投入精力最多的不是家庭，而是学问。他或许不是个好父亲，但绝对是一个好老师、好朋友，这一点无可否认。
闲谈中，王晓德老师说常老师去世那天，他似乎有所预感。他不爱拍照，出门也从不带相机，但是那天却一反常态，出门前惦记着要带，忘记了，又打电话让侯老师专门送过来。在常老师房间，几个老朋友分别与常老师合影“留念”，又专门给常老师拍了一张单人照，追思会上大屏幕中放的照片正好用上。不仅如此，事后回想，觉得冥冥中似乎有天意，甚至包括他出面召开的这次专家论坛，邀请的几乎全是常老师在东北时期的友朋同好，似乎在集体为他送行。联想到2011年这一年，常老师去了很多地方，见了很多朋友，莫非他自己有预感，要在临行前与所有的好朋友告个别？
或许世上真有宿命？以此推论，常老师这次决定回临汾，把自己的一生分为两个十七年；回临汾后与所有人握手言欢，前嫌尽释；离开山西前执意要去榆次探望老友，仅仅叙旧十五分钟，却几乎误了飞机；甚至那样思念家乡的月饼，反复叮嘱，一定要寄过去，莫非都在昭示同样的结局？联想到他这几年的不愉快，那么包括他的死在福州，与好友久别重逢后，由好友而不是那些所谓同事，安排身后之事，岂非也是一种最好的选择，如果死亡无可避免？
还在临汾时，有一天晚上，安排的是常老师与历史学院青年教师的座谈。桌子围成圈，摆上些小水果，大家边吃边谈。常老师讲了他对学术的理解，又针对每个人的研究方向提了不少建议。上世纪80年代，师大历史系成立晋国史研究室，常老师是重要的成员，与李孟存教授合作的《晋国史纲要》，至今仍有其学术价值。如何整合团队，利用山西丰富的地下、地上文物资源，推动晋学、区域文化研究，是常老师十分关心的题目，也是他决心重返师大、报效母校的重要理由。现在，哲人萎矣，梁柱摧矣，曾经的理由不复存在，但当初的憧憬却在激励后学，不敢轻言放弃。一瞥惊鸿，志向未泯，虽然仍会心痛。
父亲在世时，每逢我假日回家，他总要到巷口迎接。火车到家总是半夜，即便数九寒天，他也总在那里。出租车拐进巷子的时候，我往往下意识地去找那在暗夜中或明或灭的烟头，然后对司机说：那是我的父亲。五年了，这样的习惯还在，眼睛不自禁地在黑暗中搜索，看到的却是同样衰老、同样渴盼游子回家的母亲。有一次，因为巷子里结冰，母亲走得快，一下子滑倒在地，伤了腿，炕上歇了好几天。这是血缘亲情的力量。虽然年近不惑才有所体会，但一旦醒悟，似乎对生与死便有所参悟，知道背死忘生固然薄情寡义，但丧失亲人的哀痛总会内化为一种力量，一种视野，因为轻淡，却持久而内敛，以死观生，又能决定取舍，明白有所为，有所不为。
去年此刻，常老师还在临汾，朝夕侍立，言笑晏晏。再过两月，便是他的周年祭日，届时只有香花供果，坟头孤子。哀痛是一种永恒的力量，只要真诚，便不会消逝，父母亲人如此，师友同道，何尝不然？所以如此，不过是因为其中蕴含的情感、道义，如丝如线，融入生者的血液，成为继续前行的支撑与起点。
2012年9月
（作者张焕军，1972年生，山西灵丘人，山西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副院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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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奕世载德：常金仓先生纪念文集》，山西：三晋出版社，2012年，第162-168页。
责任编辑/黄宇迪
审核/周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