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孩子 | C计划周末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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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的家非常穷。为了养活三个孩子，他只有初中学历的爸爸要打两份工，从早上七点开始一直到晚上十一点结束。在当时的美国80%的家庭都有一部汽车，90%家庭都有一台电视时，他家既没有汽车，也没有电视。但是，在父母的敦促下和邻里的鼓励下，唐依靠助学金坚持完成了大学学业并且成为了一名成功的职业牧师。
弗兰克生于当地小镇上最富庶的家庭之一，家族生意包括了渔业、农场、购物中心和餐厅。弗兰克和同学们一起打暑期工，和各色人组成的邻里玩耍。他在父母的资助下进入了大学，后来成为了一名海军，退役后担任了报社编辑。
唐和弗兰克，虽然家境迥异，但都是美国俄亥俄州克林顿港高中的1959届毕业生。他们也是《我们的孩子：美国梦的危机》一书作者、哈佛教授罗伯特·帕特南的同班同学。
作者：[美] 罗伯特·帕特南
出版社：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原作名：Our kids: The American Dream in Crisis
译者：田雷 / 宋昕
ISBN: 9787562070146
在《我们的孩子》这本书中你会看到，在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无论贫穷或者富有，孩子们都有机会走向成功。穷人家的孩子并不觉得低人一等，而富人家的孩子虽然有更好的物质财富，但这种财富还不至于让他们能够绝对遥遥领先于普通人家的孩子。
但是，《我们的孩子》这本书真正想展示的，是在半个世纪以后，美国社会正在走向严峻的贫富阶级分化。穷人家的孩子和富人家的孩子面对的机会不再平等，而认为努力就能取得成功的美国梦，也正在破碎。
以克林顿港东湾路为界，在1990年，路北和路南的儿童贫困率基本一致，都低于5%；但是到了2011年，路北区域的儿童贫困率为1%，而路南区域的儿童贫困率为51%——也就是，每100个儿童里就有51个贫困儿童。
切尔西就生活在路北的富人区。她的祖辈和父辈都是富裕家庭。她拥有硕士学位的母亲温蒂放弃了全职工作，全身心投入到两个孩子的教养过程中，包括在婴儿时期就进行大量的亲子阅读，以确保孩子们在幼儿园时就能够独立阅读。在孩子们上学时，包括上大学时，温蒂对孩子的学业和分数都看得很紧，甚至去向老师投诉判错的分数。每天晚上温蒂要求全家必须一起吃晚餐，以教会孩子们如何与人交流、谈论时政。而温蒂也是孩子学校事务的热心参与者，一如现在我们所了解的家委会成员。切尔西一直也非常优秀，是中学各项社团活动的活跃参与者和领导者。现在她在父母的资助下正在美国排名前十的一所大学读书，并且希望以后继续深造成为一名律师。她的前途，一片光明。
而生活在路南贫民区的大卫，则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父母离异，父亲吸毒、进监狱，大卫从来没有体验过全家人共进晚餐。因为父亲居无定所，大卫仅小学就上了七处不同的地方，平常也不怎么学习。大卫和朋友一起吸食大麻，违法被监禁，四处打零工，在20岁的时候，成为了一名单亲父亲。
克林顿港的这两个例子，并不仅仅是个例。
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维持了数十年之久的平等化趋势开始逆转，之后就以残酷的加速度加剧贫富分化。比如，从1979年到2005年，金字塔底层1/5的美国家庭，收入每年增长900美元，而金字塔顶端1%的家庭，每年收入增长74万美元多。随着经济鸿沟的拉大，阶级隔离的壁垒也越来越森严。穷人家孩子想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越来越困难。
作者从家庭、学校和社区三个方面，来展现这样一种机会不平等的现实和趋势。
在家庭方面，经济收入在前三分之一的上层阶级家庭，往往有更稳固的家庭结构。夫妻认同婚姻的价值，共同努力承担家庭义务。他们会向孩子进行全方位的投资。包括科学的、精细的养育，更多的时间投入，更优质的托儿所服务、夏令营和其他教育服务、用品。
但经济收入后三分之一的下层家庭，由于贫困和性自由等文化因素的影响，夫妻双方更难维持稳定的婚姻。这个群体有更大的比例去低年龄生育、未婚生育、计划外生育，也有更高的离婚率。
在这样的家庭里，父亲和母亲由于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和往往多孩的抚养压力，加上自身文化素质的限制，并没有足够的耐心、时间和能力去教育孩子。相反，除了任意放养，肢体暴力和语言暴力，更容易成为他们的管教方法。而研究证实，成长于精神压力巨大的家庭环境，孩子的大脑会被损伤，孩子更容易出现抑郁、焦虑或者孤僻的症状，学习能力和表现也会更差。
学校教育也是这一阶级分化加剧的“共鸣箱”。富人进好学区，穷人进差学区。那些好学校从富人家长那里获得更多的额外智力支持和经济支持，学生们也因为更向上、正派的学习环境，而彼此获益。穷人在差学校，则会遇到更多的吸毒、犯罪的同学，更嘈杂的班级环境，而老师们也往往因为无法忍受这样的教学环境而流失到别处。
学校的课外活动是提升学生能力的重要途径。作者在50年代的高中生活中免费学会了吹长号和打橄榄球，但是现在已经有超过半数的高中对课外活动采取收费政策。这对于富人也许只是毛毛雨，但对于穷人来说，则基本是关上了课外活动的大门。即使有些学校提供申请免费的机会，但是谁愿意为了课外活动背上“贫困生”的标签呢？
而在邻里支持方面，富人的社会关系更加丰富，可以给自己的孩子提供更多的资源，孩子会更有见识。但是，穷人由于社区的凋敝，周围都是穷人在聚集，他们其实更难以信任周围的人，越来越孤岛化；而穷人的孩子也很难结交更高阶层的人，获得有效的指导。
作者指出，这种日趋扩大的阶级分化，将给美国社会的经济、民主政治和道德，带来巨大的挑战。穷人的孩子无法得到良好的培养，将造成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也无法应对雇主的更高需求。穷人的孩子缺乏教育与途径接触、参与政治，就会与公共生活渐行渐远。正如《群众社会的政治》一文所指出的，从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到斯大林主义，甚至包括美国本土的麦卡锡主义，这些煽动性的群众运动最容易掌控的公民，正是那些“最无门进入正式或者非正式的集体生活的那部分人”。而容忍穷人的孩子继续向深渊滑下，也将强烈叩问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道德标准。
怎么办？这是一个世纪难题。但作者仍然坚定地呼吁各项社会政策的改良，包括向低收入家庭提供经济支持、税收抵扣、专业的托儿服务和社工辅导，为穷人学区学校提供更大的资金支持，遏制学校有偿付费的课外活动项目，发展职业培训和社区复兴项目等等。
社会阶层鸿沟扩大化的问题，不仅仅美国有。在中国，富裕家庭对孩子们的教育无微不至，从早教、学区房到课外班无所不包；但贫穷人家的孩子，比如农村的留守儿童，从一出生，就面临着经济、家庭教育、优质学校教育、邻里支持的匮乏，缺乏学习与成功的能力，与前者完全不在一个起跑线上。但是，我们要做的，不是用“懒”、“笨”去给这些穷人家的孩子贴标签，而是应该意识到这些现象背后的结构化不平等，去为这些孩子争取更平等的机会。
作者在文章结尾写道，“我们和穷孩子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们，也是，我们的孩子”。在美国是这样，在中国，亦如是。
作者：C计划—叶明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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