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与革命行动同性恋阵线

德菲尔与福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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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与革命行动同性恋阵线

文/ [美]理查德·沃林

译/ 董树宝 

节选自《东风》

副标题：法国知识分子与20世纪60年代的遗产

本文为节选，标题为编者所加

监狱信息小组只是加塔利提及的“新科学精神”一种表现而已。到1971年，左派分子与反文化狂热分子不仅开始调查工厂工人的生活，而且还调查农民、移民、精神病人、妇女和同性恋者的生活。1970年8月，“妇女解放运动”在很大程度上诞生于同促使监狱信息小组产生的一样的毛主义背景。“妇女解放运动”立即开始调查，对此前有关妇女日常生活的禁忌主题或压抑主题产生了影响。在后五月的岁月里，日常生活在微观政治层面的转变已经列入议事议程。

几个月后，法国第一个同性恋解放团体“革命行动同性恋阵线”成立了。在最初的几年里，“妇女解放运动”和“革命行动同性恋阵线”仍紧密地与“无产阶级左翼”这样的毛主义团体保持合作，只要他们能共享一种同源的革命观点。居伊·奥康让贴切地描述了有利于同性恋解放运动创立的解放思潮：“我们称自己是‘革命行动同性恋阵线’，这正是因为，对我们来说，最基本的不是同性恋，而是革命行动。这种表达方式意味着不仅革命者也可能是同性恋的，而且成为同性恋者大概是成为革命者的最佳方式。”

彩虹旗

1971年和1972年，当福柯正在调查监狱的时候，“革命行动同性恋阵线”激进分子开始探讨同性恋者的生活——不是安德烈·纪德、让·考克托（Jean Cocteau）或让·热内等“精英”同性恋者（他们的声誉为他们提供了一定程度的自由），而是不知姓名的、“日常的”同性恋者，他们从事低收入的蓝领工作，居住在巴黎郊外的贫困区或贫民窟，或者成长于巴黎的移民区。像监狱信息小组一样，“革命行动同性恋阵线”通过考察和问卷来收集有关同性恋者日常生活以及工作条件的信息：他们经常光顾的阴暗酒吧和午夜寻欢的地方，还有他们当中许多人最终葬身的监狱和精神病机构。

因为勒内·谢雷和居伊·奥康让，同性恋激进分子在文森大学频繁亮相。1971年，他们召开了第一场讨论同性恋的大学研讨班。几乎没有任何指定的演讲或阅读材料。他们反而邀请性工作者、易装癖者和变性人——他们当中没有人跟学术界有联系——来主持广泛的讨论。许多人是从臭名昭著的同性恋猎艳地点招募过来的，如巴黎西部地区布涝涅森林公园（the Bois du Boulogne west of Paris）和圣丹尼斯地区（the Saint Denis District）。

福柯

在早期阶段，“革命行动同性恋阵线”努力支持无产阶级事业。当工人们开展对工作场所的斗争时，“革命行动同性恋阵线”发动一场“轰轰烈烈的同性恋运动”（tourbillon des folles）［借用股票短语“狂风扫落叶”(tourbillon des feuilles)的谐谑用法］，向资产阶级的利益与习俗发起攻击。但是这样做的话，首先就不得不劝服其他人“暴露真相”（come out），加入到他们反对资产阶级“常态”的斗争。在一篇“革命行动同性恋阵线”最早的武装号召中，激进分子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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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福柯支持新一代同性恋积极分子，但是他与“革命行动同性恋阵线”保持着十分谨慎的距离。他接受“革命行动同性恋阵线”的存在，但是他担心一种积极的“同性恋认同”的真正观念可能会变成一种压迫性的社会建构。它以其特有的方式证明其与主流的异性恋成见一样是有限制性的、有约束性的。

福柯

在大部分的人生时光中，福柯的性征始终是一个棘手问题。20世纪50年代末，当他在华沙做文化专员时，他在一次鬼鬼祟祟的同性幽会中陷入了华沙警察的圈套——他的伴侣是一名政府“间谍”。这一偶发事件迫使他突然离开华沙，返回法国。几年后，他因其性偏好的诽谤性谣言而未被考虑进教育部一份有声望的任命。性取向极有可能是促使福柯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就研究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因素之一。当一种粗鲁的、不受约束的同性恋文化开始在20世纪70年代初出现时，福柯像许多同代的同性恋者一样无法真的适应这种同性恋文化。福柯是一名属于阿尔卡迪协会（Arcadie）那代人的同性恋者：阿兰·包德利（Alain Baudy）于20世纪50年代创建的、羞羞答答的、上流社会的、彬彬有礼的同性恋组织。像美国的“玛塔欣协会”（Mattachine Society）一样，阿尔卡迪协会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非公开的同性恋者提供了一个考虑周全的、紧密团结的共同体。1978年，福柯是阿尔卡迪协会年会的特邀演讲嘉宾。他拒绝了演讲费用（2000法郎），俏皮地说没有一个同性恋者应该收取费用去给其他同性恋者做演讲。他的传记作者迪迪埃·埃里蓬（Didier Eribon）证实道：“显然福柯属于‘石墙骚乱事件’（Stonewall）之前的、‘五月风暴’之前的那代人。”福柯最关注的是“暴露真相”会对他的知识分子名声所产生的后果。

同样，福柯明确地认同和支持“革命行动同性恋阵线”对资产阶级“常态”的彻底批评。他认为，他自《疯癫与文明》以来就一直以自己的方式进行着类似的批评。1961年，福柯开创性的著作似乎有可能提前完成，而十年后左派分子仍然十分迷恋他。德勒兹和加塔利，反传统精神病学运动（一种视弗洛伊德学说和整个精神病学为内在压抑的趋势）之后出现的知识分子名人，他们清楚地认识到福柯早期试图撰写作为理性所压抑的“他人”的疯癫史的重要意义。他们在1972年出版的鸿篇巨著《反俄狄浦斯》中十分信赖福柯的方法。考虑到这是法国反传统精神病学运动最重要的文本，《反俄狄浦斯》也许最好理解为对拉康巨大影响的批评性回应，引申开来是对弗洛伊德传统的批评。（加塔利是一名拉康派的分析师，他曾接受过拉康本人的精神分析。）在一次与皮埃尔·诺拉（PierreNora，福柯在伽里玛出版社所出著作的编辑）交谈中，福柯将1976年出版的著作《性经验史》描述为他自己对拉康所进行的批判性反驳。

德勒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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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酝酿良久，打算写一本性史——更具体的说是同性恋的历史，对他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具有重要的存在主义意义的主题，一个他自20世纪50年末期以来就始终迂回地进行探索的主题。不过，20世纪70年代之前，他沿着与《疯癫与文明》一样的方法论策略构思了这一计划：视之为一部谴责同性恋为隐秘和羞耻的排斥性行动的历史。但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当福柯最终迫切地决定着手这项计划时，同性恋的观念正经历着一场引人注目的蜕变。

首先，同性恋者开始大批地“暴露真相”。最著名的例子出现在1972年1月，当时在一篇题为“同性恋者的革命”（“The Revolution of Homosexuals”）的文章中，居伊·奥康让在《新观察家》上公开了同性恋身份。奥康让以坦诚的细节叙述了他意识到自己是一名同性恋的经历——正如他后来所承认的那样，“不是不可以适当地出点儿风头”。也许比任何单一事件更具影响的是，奥康让“革命的”行动——在蓬皮杜领导下的法国，需要巨大的勇气来公开宣布自己的同性恋身份——有助于牢牢地在法国公众意识中确立同性恋解放事业。这也促使奥康让一夜之间成为法国知识界的明星。

当年，奥康让出版了第一部关于革命同性恋的理论著作《同性恋欲望》，在风头上胜过福柯。在宣言的开篇叙述中，奥康让就通过转换以前关于同性恋争论的术语来获得一个理论和政治的转折点。奥康让写道：“问题与其说是同性恋欲望，倒不如说是对同性恋的恐惧。”换言之，真正的问题不是同性恋是什么，而是社会为什么如此地惧怕同性恋。奥康让使用“同性恋偏执狂”（homosexual paranoia）这样的术语来描述盛行的反同性恋情感［当时“恐同症”(homophobia)这个词还没有被创造出来。］在考察了法国许多关于“同性恋偏执狂”的例子（例如，围绕让·热内的著作展开的争论）后，奥康让继续挑战社会改革者宣扬的观念，这些改革者认为社会正平稳地走向对同性恋态度的自由化。奥康让断言说，随便看一看当代欧洲同性恋压抑的历史，就会暴露出这种想法是荒唐的。20世纪前十年对同性恋刚刚出现的宽容已经随着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消失了。在“二战”后匆忙慌乱的重建过程中，对同性恋的反感继续增强。实际上，同性恋在法国直到维希时期（1940—1944年）才被宣告是非法的。正如奥康让有说服力的论证那样，逮捕的人数和惩罚的严厉性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开始平稳增加。

居伊·奥康让《同性恋的欲望》

奥康让继续描述了“资本主义社会如何生产同性恋者，正如它生产无产阶级一样，同时不断地界定了其特有的界限”。他说明了西方的基督教始终对同性恋存有敌意，而当代对同性恋进行的犯罪学分类和精神病学分类相对来说是新近出现的。“同性恋者”这一术语是19世纪60年代由德国性研究者和社会改革家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MagnusHirschfeld）最先创造出来的。随着19世纪末期把同性恋划分为一种疾病或弊病，“同性恋偏执狂”已经从宗教领域转移出来，并在某种程度上被世俗化了。随着精神分析的出现，同性恋成为一个固定的科学范畴。在这一点上，同性恋者开始内化并展示了资产阶级社会为他们制造的一成不变的特征。奥康让贴切地说：“我们为了支持精神地狱而逃离了地狱之火。”

支持所有这些发展的推动力是奥康让所称的现代社会的“成长的帝国主义”（growing imperialism）：控制人口和产量最大化的过度需求。在奥康让看来，为了保证持续地再生产健康的劳动者和消费者，资本主义把不受约束的性欲悸动的空间分割成“异性恋的”欲望和“同性恋的”欲望。异性恋欲望，在目的论上是为了繁衍后代，被确定为规范。同性恋欲望变成它的幽灵和陪衬。通过把同性恋欲望定位在一个特殊的被遗弃群体（“同性恋者”）之中，社会成功地限制了同性恋欲望。此前同性恋欲望曾被视为一种对于每个人的可能性，而现代精神病学将其视为一种与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相关的病态表现。社会既需要异性恋者，也需要同性恋者，但是这些范畴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建构，是资本主义创造的虚构范畴，以便将区分和限制强加到无限的欲望流之上。在重构同性恋历史的过程中，奥康让显然参考了《疯癫与文明》。像福柯的疯癫者一样，奥康让的同性恋者只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便利虚构而已。

一种大胆的、放纵不羁的同性恋亚文化出现了，它与奥康让轰动性的“暴露真相”和开创性著作《同性恋欲望》连在一起，这使福柯进退两难。这位哲学家觉得他被剥夺了一项长久以来触及内心的计划。他清楚地知道开创性的突破已经被实现了，他自己的贡献不再是“有冒险精神的”。此外，正如埃里蓬所暗示的那样，福柯开始估量他构想的方法基本上被误导了。福柯有意“公开指责某些禁令，打破某种沉默”。然而，从这一点看，形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人们正到处为自己辩护，包括在新闻杂志上”。正如奥康让在其发表于《新观察家》上“暴露真相”的文章中所写的那样，“我们都莫名其妙地在一个以性欲或性爱著称的领域中变得畸形了。我们必须开始揭露我们被迫隐藏的欲望。没有其他人会为我们做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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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法国知识分子与20世纪60年代的遗产》

[美]理查德·沃林 著

董树宝 译 

三辉图书/中央编译出版社

已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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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60年代法国知识分子

揭示“五月风暴”中的中国因素

20世纪60年代，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方兴未艾。法国最杰出的智识精英受“毛主义”鼓舞，极大地拓展了政治与文化想象。学生、左翼群体、智识精英一起推动了席卷整个法国的“五月风暴”，对当时的局势与日常生活政治展开批判，意图通过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社会运动来复兴法国的市民和文化生活。

理查德·沃林指出，60年代流行于法国智识精英中的“毛主义热”与中国现实并无实质关联。通过回顾60年代法国文化与政治生活，《东风》力图揭示“毛主义”是如何出人意料地影响了法国的民主政治进程。

编辑 | 蟹小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