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正风｜如何准确理解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摘要:党和国家近年来高度重视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一方面反映了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当代国家发展及国际竞争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方面还存在不足。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丰富内涵、时代特征、形成规律缺乏系统研究和准确把握，在认识上存在较大分歧和偏差，没有形成必要的思想共识，也导致实践上存在一定的混乱，难以形成应有的战略合力。本文从国家、战略和科技力量这三个关键词出发，探讨如何全面、准确理解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丰富内涵，并回答三个与之相关的重要问题。

0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度重视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中科院时肯定了中科院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作用。2016年5月，习近平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以国家实验室建设为抓手，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2017年10月18日，“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写进党的十九大报告。2018年5月，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发表讲话，再次强调要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把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为在新发展阶段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的首要任务。2020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列在2021年八大重点任务的首位。2021年5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党和国家如此密集、高度强调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一方面反映了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当代国家发展、国际竞争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国目前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方面还存在不足。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丰富内涵、时代特征、形成规律缺乏系统的研究和准确的把握，在认识上存在较大分歧和偏差，没有形成必要的思想共识，也导致在实践上存在一定的混乱，难以形成应有的战略合力。本文从国家、战略和科技力量这三个关键词出发，探讨如何全面、准确理解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丰富内涵，并回答三个与之相关的重要问题。

1  谁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谁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认定，一方面关系到国家科技体系的重构，涉及到对特定科研机构地位与作用的重新定义，另一方面关系到特定科研机构在科技体系重构的体制机制改革、科研资源再配置中可能获得的资源与机会。因此，该问题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

有学者认为，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有两种理解，一是“国家战略的科技力量”，二是“国家的战略科技力量”，并倾向于主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指的是国家的战略科技力量。事实上这两种理解并非截然对立，前者是从功能的角度强调这种科技力量对国家战略的支撑作用；后者是从结构的角度强调这种科技力量在整个国家科技体系中具有“战略”使命并因此具有特殊的意义。正是从其在国家科技体系中的地位和使命角度，人们经常用国家队、国家意志、国家使命等概念来描述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认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科技创新的“国家队”，代表了国家科技创新的最高水平，是国家创新体系的中坚力量，进而主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需要国家的稳定支持。科技创新的“国家队”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甚至是核心的组成部分，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否应把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等同或固化为“国家队”？这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涉及到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国家队”？谁能够代表国家？“国家队”是否意味着政府所有？

回答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理解“国家”的概念，以及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形成的机制。一般来说，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认定，基于两个重要的基点：一是制度设计意义上的战略使命；二是现实中可发挥战略作用的能力。从前一个基点出发，“国家队”往往指面向国家战略需求专门设立的特定建制，通常为政府所有，也得到政府的稳定支持。从后一个基点出发，在国家竞争中能够适应或满足国家战略需求的科技力量，固然包括具有战略使命的各种国家科研机构，但也包括原本不在“国家队”范畴的科技力量。这说明我们一方面要从广义的角度理解“国家”这个概念，避免简单地把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等同于“国家队”，另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形成机制的多样性和开放性。

“国家”是一个政治地理学的概念。民族国家首先是一种政治架构，是一种具有特定特征的政治秩序。从最本质的角度来说，民族国家是在特定国界范围内对既定的领土进行统治的政治体系。法学家凯尔逊认为，国家包括三个要素，即领土、人民和权力，其中权力又被具体化为“有效的政府”。领土、国土(Country)有家园之意，既规定了人民居住生活的地理边界，又划定了政府行使权力的疆域、国家拥有主权的空间范围。国民、民族、人民(Nation)泛指全体国家公民，意味着国家由拥有共同语言、文化、种族和历史的社会群体构成，具有历史性的文化、民族等身份认同。国务、政府、政权(State)指的是治理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权力结构，政府作为国家行政管理当局是国家的象征，是拥有治理社会权力的国家机构，在领土的疆域内代表了国家主权。

从“国家”这个关键词的丰富内涵，我们可以看出，政府所直接拥有的、可以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和拓展国家发展优势的科技组织无疑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但这不意味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指的就是“政府所有”的科技力量。事实上，一个国家范围内能够为国家服务、具有“战略性”的科技力量均有可能成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比如，在当下的中美贸易战、科技战中，美国及其盟国的一些拥有核心技术与产品的私有企业，便在以“维护国家安全”等名义出台的国家法令和政府法规下，成为遏制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战略科技力量”，区别只是在于同政府直接拥有的科技机构相比，政府调动这些战略科技力量的方式和机制有所不同，更多利用了市场和法律的手段。

从广义的角度理解国家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意味着要充分认识到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成的多样性，并注意其复杂的结构性特征。从“使命”和“能力”两个维度，可以把科技力量划分为四类（见图1)：一类是有明确战略使命且有战略能力；二类是有明确战略使命但缺乏战略能力；三类是无明确战略使命但有战略能力；四类是无明确战略使命也缺乏战略能力。

在界定谁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这个问题上，不能单纯从使命这个维度出发，还需要充分重视提升能力这个维度的重要性。缺乏必要的能力，即便有明确的使命，也难以扮演战略科技力量的角色，反之，即便不是“国家队”，也可以发挥战略科技力量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一方面要防止“泛化”，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固化”。“泛化”会模糊战略导向、淡化战略重点；“固化”则会忽略可调动的战略科技力量，弱化战略动态机动能力。由此，我们也可以更好地理解2021年5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大会上讲话的内在精神，习近平强调“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都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广义的角度理解国家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也意味着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国家科技力量形成路径的多样性和开放性。一方面，人们可以根据既有的认知和需求，做出理性的选择和有意识的设计，如确定具有明确使命的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基础设施等，并予以重点支持。但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由于人类理性（也包括政府理性）的有限性，以及战略需求的动态变化，我们很难完全通过预先的制度设计，以及由此形成的国家战略科技机构来应对国家所有的、不断变化的战略需求，需要以多样化、开放性的科技体系来有效支撑和凝聚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因此，我们在认定谁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时，既要肯定负有明确战略使命的科技力量的地位和责任，也要保持必要的开放性，并充分注意在这个多样化、开放性的科技体系中成长出未来新的战略科技力量的巨大潜力。特别是要高度重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全球开放经济体系中具有极大发展潜能的新型科技企业。

2  科技如何应对国家战略需求的多样性？

科技如何应对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应对国家战略需求的多样性，这是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需要思考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涉及到第二个关键词“战略”。战略最早是军事方面的概念，英文strategy源于希腊语strategos，原意为部队领导者的艺术(art of troopleader)，指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实现一个或多个目标的总体计划，现多指针对当下和未来竞争、发展的全局性、整体性的谋划与设计。

战略性的谋划与设计，关键在于评判并把握影响生存与发展的决定因素，发现至关重要的战略问题，确定国家发展的战略需求。一般来说，国家的战略需求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从坚守底线的角度出发，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需求；二是从塑造发展优势的角度出发，增强国家发展主动、主导地位的战略优势，开拓新的发展空间的战略需求。进入21世纪，特别是我国进入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这两个层面的战略需求表现出以下两个突出特点：

第一个特点：这两个层面的国家战略需求都具有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一般来说，战略需求的确定与国家特定阶段所秉持的安全观、发展观密切相关。进入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我国明确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了新发展阶段的发展新理念、规划了未来发展的新格局等，重新确立了国家战略目标，大大提升了国家战略需求的高度，丰富了国家战略需求的内涵。

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2020年10月29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步明确了我国新发展阶段的发展理念和思路，强调“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构建新发展格局，切实转变发展方式，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从总体国家安全观和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出发，当代国家的战略需求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都要复杂，国家的安全不再单纯指国防和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都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意义。塑造国家发展新格局的战略需求，也广泛渗透到经济、社会和政治、文化多个领域，特别是在新科技产业发展过程中，在中美剧烈竞争新形势下，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需求与塑造新发展优势的战略需求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当前和未来的国家战略需求更加多样、更加丰富。

第二个特点：科技在应对国家战略需求方面的重要性空前提高。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不断走向“知识社会”，知识、信息成为日益重要的资源，科学和技术日益广泛地渗透到人类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科技创新能力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支撑，成为国家竞争的关键因素。改革开放之后制定的一系列战略和政策，从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到制定“科教兴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从明确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到提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远大目标，都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社会对此的广泛共识。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指出，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由此产生的问题是，科技如何能够应对多样化的国家战略需求？

科技工作与战略需求的对接具有不同程度的不确定性。有些战略需求对应使命明确或路径清晰的科技任务，可以通过建立专门的研发机构或研究力量加以实现，如面向国家安全建立“国家实验室”等。有些战略需求与科技活动的关系比较复杂，一方面，科技发展和产业发展会不断触发新的战略需求；另一方面，科技活动满足战略需求的路径和方式有很大不确定性，需要多样化的探索或长时间的持续积累。

反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工作的发展历程，在充分肯定取得令人瞩目进步的同时，也应清醒地看到，我国在使科技工作有效应对多样化的国家战略需求方面，的确不同程度地存在缺乏明确、清醒和坚定的战略意识的问题，在攻克关键性的战略科技任务、集成战略性的科技力量方面，缺乏长期、持续和系统性的规划和努力。也正因为这样，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成为在发展新阶段我们必须面对的重大挑战和紧迫任务。

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过程中，科技要有效地应对多样化的国家战略需求，必须充分注意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工作的丰富性和系统性。为此需要解决好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第一，要全面增强科技工作的战略意识，把提升科技创新工作的战略性作为政府、学术界和产业界的共同任务。这种战略性突出表现在两个维度，一是以提高科技工作的质量、水平为导向，增强科技工作的前沿性、竞争力，这是一种普遍性的要求，也是使科技工作具有战略应对能力的广泛基础；二是以提高核心竞争力为目标，准确识别并着力解决深刻影响国家、产业和企业竞争力的关键核心科学和技术问题。

第二，根据不同类型国家战略需求的性质，以及科技工作对接国家战略需求的不同方式，系统整合和有序重构国家科技体系。对有明确国家战略使命和任务、需要国家稳定支持的科技工作，应在精准分析现有国家科研机构功能的基础上，建立精干、高效的国家实验室体系；对当下和未来具有不确定性、多样化的国家战略需求，应建立多样化、高质量的科技工作体系，特别是要强化基础研究体系、产业技术研发体系。

第三，加强应对国家战略需求的社会动员能力和系统整合能力。鉴于国家战略需求的多样性、动态性，以及科技工作对接国家战略需求的不确定性，应进一步加强科技工作应对国家战略需求的社会动员能力，以及协调相对分散的科技力量形成综合竞争优势的系统整合能力，特别是要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动员、协同创新的新机制，塑造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新制度优势，构建应对国家战略需求的新型举国体制，完善国家法律法规，形成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用经济、法律手段有效培育和调动科技领军企业这种重要战略科技力量的制度体系。

3  战略性科技力量体现在哪些方面？

提升科技创新工作的战略性，应成为政府、学术界和产业界的共同任务。战略性的科技力量体现在哪些方面？这涉及到第三个关键词“科技力量”。科技力量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是以科技为依托的力量；二是科技体系自身所具备或蕴含的力量。前者是作为结果的科技力量，是科技力量的外化形态，后者是作为源泉的科技力量，是科技力量的内生形态。这两个方面相互关联，但更为重要、更为长远的是打造作为源泉的科技力量。

从理论上讲，科技活动总伴随着一定的能力特征，但并非任何科技力量都能够扮演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角色，必须具备应对国家战略需求的现实或潜在能力。战略性的科技力量有多种表现方式，这些表现方式既具有一定的层次性，也有内在的相互关联。我们认为，战略性科技力量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先进科技产品和核心技术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在面临竞争者“卡脖子”产品与技术的遏制和威胁之际，人们会尤为深切地感受到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性。能够保障国家安全和综合竞争优势的先进科技产品和核心技术，可以说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直接体现。先进科技产品以最终产品或核心零部件的形式呈现，一是在国防方面具有强打击力、高威慑力的战略武器，如核武器、高性能战斗机、精确制导武器等；二是在产业竞争中具有决定作用的高性能技术产品、高精度技术设备等，如高端芯片、超高精度数控机床等。但真正使这些产品、零部件具有先进性和竞争优势的，是内嵌在产品中的关键知识和核心技术，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知识和技术往往不是单一知识、单项技术，而是多种知识、技术的集成，如高性能战斗机中的航空发动机、芯片制造中使用的光刻机等，都是汇聚了多学科、多领域知识和技术的复杂技术系统。要打破竞争者在先进技术产品中的战略优势，必须首先攻克这些复杂的关键核心技术，因此，拥有这些关键核心技术往往成为具有战略性科技力量的重要标志，攻克关键核心技术也成为塑造战略性科技力量的重要任务。然而，问题是先进科技产品和内嵌于其中的关键知识、核心技术是如何产生的？特别是如何能够源源不断研发出先进科技产品与关键核心技术？对这一问题的追问，使得我们从“战略性”科技力量的外化形态转向其内生形态，进而去理解战略性科技力量的形成机理。

第二，一流的科研机构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载体。一般人们认为，先进的科技产品和关键技术往往出自一流的科研机构，如国家实验室、工业实验室或大学的科研机构等。因此，一流的科研机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依托。如中国科学院课题组关于科技强国建设之路的研究表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载体是国家实验室和世界一流科研机构，包括依托国家实验室和世界一流科研机构建设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条件平台、综合科学中心和集中国家科研优势力量协同攻关的综合集成科研平台。

上述结论无凝是正确的，因为对一流科研机构的定义本身就包含“产出一流的科研成果”这一指标。如日本文部科学省（MEXT)学术审议会在界定“卓越研究中心”时，提出的第一个指标就是“在相关领域取得举世公认的世界一流研究成果”。事实上，一个科研机构被定义为世界一流的机构，特别是被视为具有战略性的科技力量，首先也是因为其在相关领域研究成果的先进性，以及研究成果在竞争过程中发挥的战略性、关键性作用。因此，当我们把一流的科研机构视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时，目光不能仅仅聚焦于是否产生一流科技成果这种外显的、表观的特征，更重要的是要探究是什么因素使得该机构能够产出如此优秀的成果，并发挥战略性的作用，这样才能够深入到战略性科技力量的内生形态。这种内生形态往往是直接看不到的，但却可能是决定性的。

第三，卓越的战略科学家和一流的科研人员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核心要素。日本文部科学省的学术审议会认为，一流的科研机构（卓越中心)除了在相关领域取得举世公认的世界一流研究成果外，还具备其他重要条件。如拥有相关领域内的世界一流科学家和研究人员，尤其是有能力培养人才的卓越学术带头人；拥有先进、精良和完备的研究设施设备；能够汇集和共享国内外最新信息，并在相关领域建立国家信息中心；开展频繁、活跃的学术交流，具有激励多元、高产的研究环境等。其中，拥有卓越的战略科学家及研究人员更被视为关键因素。

对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和美国贝尔实验室的研究表明，不论是大学科研机构，还是工业实验室，能够在激烈的科技竞争、产业竞争和国家竞争中扮演关键角色，最宝贵的资源是卓越的人才和研究团队。因此，这些一流的科研机构都高度重视科研机构领军人物的遴选。卡文迪许实验室主任的遴选条件包括：①科学成就卓著，有划时代的科学贡献；②在国内外有崇高的威望，对内有很大的凝聚力，对外有强烈的吸引力；③善于管理和组织，能够带领和指导所有研究人员获得开创性的成果；④在剑桥大学和英国的科学决策上能发挥作用，是有重要影响的人物；⑤具备人格力量。贝尔实验室总裁的遴选标准包括：①在该实验室研发领域卓有成就，过去的研发工作成果显著、能力超群；②理解公司和研发机构的宗旨、使命等，能从新的观点审视公司和研发机构存在的问题，提出体制改革的创新思路与方法，并组织实现；③有能洞悉所在领域世界前沿发展动态、空白点和生长点的战略眼光，发现突破或创新的路径，并始终能与科技和经济活动的要求相适应；④在公司内是研发机构的管理者，在公司外则能够成为公司科技研发方面的代表和代言人；⑤善于营造激发思维、活跃思想和交流学术的研究环境，形成自由且有组织的创新氛围；⑥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研发人员的创造性；⑦根据各时期实验室主要研发方向和发展要求，选择成就很大、水平最高和最富组织、管理能力的专家作为团队负责人。除了具有卓越的领军科学家外，一流的科研人员和科研团队也是一流机构必不可少的宝贵资源。如贝尔实验室在选择科研人员时，不但面向世界，从名牌大学招收最好的和合适的人才，而且要求科研人员要具有原创性和开拓性的素质和能力，对要从事的专业和课题有独到的理解和规划，对研发任务和所研究的问题有相当深度的理解及创见。同时要具备善于合作的作风和团队精神，有追求卓越、履行使命的积极主动性和强烈的事业心。

第四，先进的组织方式和科研模式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对一流科研机构领军人才的要求可以看出，其领导力的重要方面是如何以先进、合理的组织方式来更好地激发科研人员的创造力，更好地履行机构的战略使命。事实上，一流科研机构绝不是优秀人才的简单堆积，不是拥有一流的人才和一流的设备就一定能够成为一流的科研机构，还需要有能够使这些要素根据战略需求和发展目标相互结合的组织方式和先进的科研模式。2014年OECD发布的关于卓越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促进卓越研究：新的资助方法》(Promoting Research Excellence：New Approaches to Funding)认为：卓越中心是一种组织结构，在这一结构中，若干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杰出研究者或研究团队为共同商定的方案或项目作出共同的努力。与其他研究团队相比，卓越中心通常拥有长期的愿景，以及在项目负责人、咨询和执行委员会、管理者和青年研究学者之间合理分配任务的功能。对美国著名国家实验室以及国家实验室体系的研究也表明，尽管因发展历史、战略使命的差异，不同国家实验室在组织架构和管理机制上各有特点，但卓有成效的国家实验室往往都会结合战略使命、机构特点和资源状况不断进行组织结构上的审视和变革，也会通过制度创新不断探究更先进、更有竞争力的科研组织模式。这种对新型组织机制和科研模式的不断探究，也表现在更高的层面和更大的范围。如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致力于保持美国的技术领先地位，防止潜在对手意想不到的超越，探索面向未来的、高风险、高价值的科技，形成独特的科研组织模式，己成为难以模仿的战略性力量之源。DARPA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要想改变世界，就得有放眼未来的远大目标，更要在技术、组织和人才机制上不断探索和突破。

当前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数字化时代的来临，正在推动科研组织模式、科研范式的重大变革。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必须把探索和塑造新型科研组织和科研模式作为重要突破口。

第五，卓越的创新文化和创新生态是战略科技力量维系、生长的基因。从对一流科研机构发展历史的考察可以看出，有些科研机构从小到大不断发展，不断扩展研究领域，调整研究重点，但始终保持旺盛的创造力。如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从1931年建立发展至今，成为美国最杰出的国家实验室之一，研究领域也从早期的高能物理扩展到先进材料、生命科学等。也有些科研机构曾在资金、设备、人才等方面拥有较强实力，但却走向衰落。究其原因，在于是否能够形成并不断巩固一种优良的组织文化和创新氛围。从科研机构、企业乃至国家的竞争看，在技术、设备和资金的背后，是制度和文化的竞争，其中文化的因素发挥着更为深远、更为根本的作用。

文化的力量一方面塑造组织的价值观，为组织存在的意义及其合法性提供论证，这种论证支撑了科研组织及其机构成员在科研追求上的正当性，为其科研活动的合法地位及其应有的社会回报提供保障；另一方面激发了科研人员进行科研活动的内在动力，这种动力不同于利益的诱惑，或者外在目标的牵引，是一种不惧困难险阻追求事业成就的内在激励。文化的力量塑造了一种组织内的共识，有助于形成团结一致、协同攻关的合力。文化的因素及其影响渗透到每一个成员的血液之中，逐渐形成组织成员自觉的自律，如同塑造着一个组织不断自我复制、自我进化的基因，这是一个组织、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不断演进的社会和文化基础，是其内在力量的最高展现。文化基因及其影响的独特性，是最难以模仿、难以照搬的力量。但因其不易形成、难以移植，更不易在个人层面加以改变，这种文化基因不易被清晰表达，也不易被简单剥离，因而成为国家科技力量中最不易把握，却最具有深层次、持久性影响的重要因素。

同样以DAPA为例，秉持了“科技领未来”这一信念，DARPA的创新业绩令世人瞩目，互联网、半导体、个人计算机操作系统UNIX、激光器、全球定位系统(GPS)等许多重大科技成果都可以追溯到DARPA资助项目。到底是什么因素使得DARPA能够孕育出这些“颠覆性”的科技创新果实？当人们试图复制DARPA的经验时，却发现即便是如谷歌(Google)这种最活跃的创新企业也难以成功复制。由此可见，战略科技力量最深层次的文化基因内在的价值及其意义，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得以维系和生长的最为基础的“基因”，是科技力量的“灵魂”。广泛拥有这种创新文化和以之为核心的创新生态，才能够不断塑造出新的、强大的科技力量。

第六，把局部科技力量汇聚为整体科技力量的整合能力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保障，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最充分的表现方式。如前所述，具有战略意义的科技成果和关键技术往往不是单一学科、单个领域能够完成的，需要跨界的合作和协同创新，这决定了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一定要跨越机构、领域和部门的界限，一定要形成把局部的科技力量整合为整体科技力量的整合能力。这一方面表现在协同创新的社会动员能力，另一方面表现在协同创新的系统整合能力。可以说，社会动员能力越强，不同主体参与的动力越强，社会整合能力越强，整合不同资源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的效率越高，国家战略科技能力就越强。从这个意义上讲，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与塑造科技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有内在的关联和统一。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总体上看，是一种体系化的力量，是一个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集中体现。也正因为这样，我们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总是与“提高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相提并论。应该说，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会成为一个国家战略性科技力量最系统、最全面的展现方式，这也说明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本质上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塑。

4  结语

通过对国家、战略和科技力量这三个关键词的分析，以及对谁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科技如何应对国家战略需求的多样性、战略性科技力量体现在哪些方面三个重要问题的探讨，可以发现，要准确理解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丰富内涵，必须同时防止“泛化”和“固化”两种倾向。必须从广义的角度理解国家、战略和科技力量的概念，充分认识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形成的机制，以及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形成路径的多样性和开放性。

从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塑造国家整体发展优势出发，国家战略需求具有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科技在应对国家战略需求方面的重要性空前提高。科技要有效地应对多样化的国家战略需求，要全面增强科技工作的战略意识，把提升科技创新工作的战略性作为政府、学术界和产业界的共同任务。要根据不同类型国家战略需求的性质，以及科技工作对接国家战略需求的不同方式，系统整合和有序重构国家科技体系，同时要加强科技应对国家战略需求的社会动员能力和系统整合能力。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有多种表现方式，这些表现方式既具有一定的层次性，也具有内在的结构性特征。先进科技产品和核心技术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最直接的表现形式：一流的科研机构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载体；卓越的战略科学家和一流的科研人员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核心要素；先进的组织方式和科研模式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卓越的创新文化和创新生态是维系战略科技力量并使之不断生长的基因；把局部科技力量汇聚为整体科技力量的整合能力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保障。因此，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认识不能仅仅停留在知识、技术产品上，必须充分认识到卓越的人才、先进的组织方式、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文化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得以维系并不断生长的决定性因素。同时，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一种体系化的力量，是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集中体现，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本质上也是要不断重塑国家创新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