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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中国人永远都想着毕其功于一役

江淳散文 2020-11-06



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1872年—1970年):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分析哲学的主要创始人,世界和平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罗素195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主要作品有《西方哲学史》、《哲学问题》、《心的分析》、《物的分析》等。(来源:Jack读历史/江淳编辑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刚爆发时,当时的公知领袖、才子班头,20世纪影响最大的哲学家伯特兰·罗素的反应既兴奋又期待。 


他不断向英国驻彼得格勒的大使打听俄国的近况,却因为隔得太远不得要领。 



1920年,罗素启程去了一趟俄国,与列宁等人长谈,亲自了解到俄国情况的罗素认为,俄国理论有两大谬误:一个是人性上的,一个是理论上的。 


人性上的谬误,是幻想通过宣扬仇恨,以斗争的形式促成美好结果,以天下大乱带来天下大治——却不去想,那些养成仇恨习惯的人,一旦得逞,就会马不停蹄寻找新的仇恨目标。 



理论上的谬误,则在于他们坚信,经济力量是唯一起支配作用的权力形式,如果国家成为唯一的资本家,就能马上消除剥削和压迫。但他们却没有意识到,这种做法只是造出了更加可怖的结果。 


后来罗素写了“布尔什维克的理论与实践”,对在俄国发生的一些事情进行了否定的判断。 


当年,罗素这种不与时俱进的反对态度惹恼了很多人,罗素成了当时舆论的靶子,左右两派都给他起了外号。


罗素还因为自己的观点,引发了不小的家庭内部矛盾,夫妻关系也搞得很狼狈。 



罗素《论布尔什维克的理论与实践》甫一出版,徐志摩就找来读了,他针对俄国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俄国人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实与那天堂中间隔着一座血海,人类得渡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于是,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 


胡适当时还没弄明白,也不遗余力地为苏联鼓掌,他认为苏联人是理想主义的政治家,正在做一个空前伟大的政治实验。



为此,徐志摩曾经专门与胡适展开讨论,胡适后来的转变和认识应该也与徐志摩的影响有关。 


鲁迅先生当时也很积极,写了好几篇热情洋溢的文章。 


离开俄国后,罗素应梁启超邀请来华讲学,对俄国模式提出批评,罗素对俄国的态度影响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罗素的态度。 



罗素来中国后,力挺俄国的鲁迅先生率先发难,写文章讽刺罗素。 


李大钊、陈独秀、李达、陈望道、邵力子、蔡和森等人火力全开,讥评四起。


据赵元任晚年回忆,梁启超主张讲学不分地域门户,而胡适曾经试图阻止他去应聘罗素的翻译。 



罗素在长沙演讲,赵元任用湖南方言进行翻译,并且给英式幽默中的双关语也找到中文的对应词。1920年10月31日,长沙《大公报》刊登了一篇《和罗素先生的谈话》。


罗素认为,古今中外的人们总在幻想“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毕其功于一役的社会革命”,这样的想法很不错,但只能是痴人说梦。因为事实恰恰证明,给人类带来了最多、最大灾难的,正是那些高尚的野蛮和狂热的信仰。 



罗素在华十个月,表面虽然热闹,内里却知音难遇。他也直言不讳地写出对中国知识分子身上一些习气的看法,比如:“中国人绝对有礼貌,喜欢阿谀奉承,但你仍会觉得他们很神秘,说话很含蓄。他们相互之间的对话经常让我们不知所云。” 


1921年春,罗素在保定演讲,礼堂没有生火,罗素坚持要脱掉外套演说,引发高烧,最后竟至病危,不得已请杜威为他拟好了遗嘱。日本报纸未经核实还发布了罗素的死讯。罗素后来说,中国人打算把他葬在西子湖畔,并且修一座祠堂来纪念。


幸运的是,洛克菲勒集团提供了血浆,帮罗素闯过了这一关。 



1921年7月10日,罗素离开了中国,这次中国之行以双方面的失望告终:罗素失望的,是没有为工业文明寻到解药;中国人更失望,因为罗素太难被纳入一个要么激进要么保守的简单模子里了。 


罗素回到英国后,出版了《中国问题》一书,他在书里指出:由于中国文化缺失科学这一面,让东西方人的知识观念显现出巨大差异。 


罗素渴望人类国家能够走向自由法治的环境,渴望世间永无苦难,人人安享太平。 


罗素说:我渴望任何一个国家、种族或主义,都屈服于每一个生命个体的自由、价值与尊严之下。但是那些卑微的生命和人性,却总让我满含绝望的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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